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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恩惠到權利? 讓學術審查面對司法審查的一場社運SOLO

陳竹上  /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A、2014/03/02傍晚的一通電話 「科學權力監督聯盟…?」沉穩中仍不免帶點狐疑的聲音,從電話那頭說出這八個字的,是自由時報的編輯。 「ㄟ…,是的…」我有點心虛地回答。 「可是我們上網搜尋,一直找不到這個組織…」 「嗯…,不好意思,我們還在籌備中…」,其實所謂「我們」,當下就只有我與同樣走上司法訴訟的許教授兩人;如果說「聯盟」的語意是至少要三人,那或許要趕快把我那還在唸博班的太太也拉近來湊數…。 「哦…?」依然是狐疑 「還是我可以用”科學權力監督聯盟籌備處”?」 「不好意思,陳先生,我們可能要請您以作者姓名發表…」 「喔…,我了解,那職稱呢?」 「這由您決定,也請您將投稿縮減到八百字,至於全文我們會照登在電子報。」 「好的,我要幾點前回傳?他們明天就要掛牌了…」通話當時已經是傍晚。 「愈快愈好,我們明天就讓它見報」   2014年3月3日,「科技部將成為民主法治國家的變形金剛?」一文,刊出於自由時報A15版的自由廣場,作者是「陳竹上,台灣社會研究學會理事」[1]。我不打算用大學副教授的職稱,主要是希望這篇短文不致於造成任職學校與單位的困擾,畢竟百億金主的垂愛,眾所期待,恭迎都來不及了,還批評?但除了大學副教授外,我還有什麼身分可用?兩個女兒的父親?這恐怕會讓編輯再來電,雖然我真心希望能為下一代做些什麼。在急迫的時限中,靈光一閃打給時任「台灣社會研究學會」理事長的夏曉鵑教授…   「曉鵑,我寫了一篇批判國科會的投書,作者身分可以用台灣社會研究學會理事嗎?」 「OK啊,如果用學會名義就要理事會通過,如果用理事個人,這是事實,你確實是」 「謝謝曉鵑~」頓時感受到每年繳一千元會費的好處。   往後,我仍陸續以「台灣社會研究學會理事」,而非所任職大學副教授的名義,發表了幾篇關於科技部及其所委任特定律師事務所(以下簡稱「L律師團」)的投書[2]。時隔近兩年,之所以在巷子口寫下這段,與各位一起回顧當時的忐忑,主要希望呈現的是:在台灣,學術界的言論自由正在被侵蝕–我因為想說真話、想批判政府而焦慮及糾結,從設法躲到自創的「科督盟」後面來個不為人知,到期望獲得有交保護費的「台社理事」庇蔭,最後還不忘在「科技部將成為民主法治國家的變形金剛」這標題後加上一個「?」,以免L律師團趁機出手來個「污辱公署罪」[3]。 沒錯,寒蟬效應正在蔓延,最嚴重的地方,正是最需要擔任社會良知的學術界。圈外人要問說:台灣不是早已解嚴?鄭南榕不是已經爭取100%的言論自由?但局內人則早已不言可喻、百轉千迴:沒有國科會計畫,我會不會構成「違反聘約情結重大」?七年內能升等嗎?每想到此,便趕緊拿聘約出來仔細端詳一下,或許有不少大學沒寫到「不得違反師生倫理」,但關於國科會計畫、研究績效則訂得清楚翔實。白話言之,一位大學教師或許能豪邁地說:我今年一定要好好過聖誕節、我不要每個月多一萬的主持費、我的巷子口社會學研究不需要花大錢所以不用補助、我習慣校長兼撞鐘不需要助理、我不想出國發表兼考察…;但他是否有勇氣說:我讀到博士但不怕中年失業、我不怕繳不出房貸後必須帶孩子搬家、我不在乎一輩子被冠上「不做研究」、「評鑑沒過,輔導期未改善」、「違反聘約情結重大」的污名? 讓我們失去言論自由的威權,已經不再是如戒嚴時代或香港銅鑼灣書局般的「被失蹤」,國家權力不再動刀動槍,也不用校園佈線,而是逐步建構與滋長出天羅地網般的制度、規範與風氣,一方面讓知識的產出方式從多元走向一元,也就是一種搭配文字霸權與期刊範定的生產規格,排除其他的投入或展現方式;另一方面,鞏固這套遊戲規則的配套措施,不論是「威脅類」或「利誘類」均日趨完備,足以輕易剝奪一位大學教師的工作權,從而在你我心中滋生「新警總」,不斷自我盤問。2011年一篇「美女教授為什麼會死」的投報,突顯這種「新型文字獄」的冰山一角[4]。而每年由國庫投入數百億補助的科技部,正是推動這部學術絞肉機的引擎之一[5]。令人納悶的是,如此龐大的資源與權力,在號稱民主法治的國度裡,究竟有何監督與制衡的機制存在?   B、「愈快愈好,我們明天就讓它見報」 「我們明天就讓它見報」,一句話,九個字,至今仍令我一再反芻咀嚼,因為這正是民主社會得以延續的生命力:「我們」,一邊是大眾媒體,一邊是大學教師,在人家掛牌慶賀的當天,我們一起針砭政府。如果沒有這兩股力量,扮演與擔負起第四權的角色,號稱「三權分立」的國家機器,真能運轉出彼此制衡的公理?2011年起一場企圖讓學術權力面對司法審查的社運SOLO,差一點就證明了「三權分立」的虛幻。 2011年底,我收到約半年前申請一個「國科會主動規劃推動案」的審查結果,「未獲通過」雖是家常便飯,但其中一份審查理由顯然有錯誤:它將我先前曾擔任協同研究員但已經結案的計劃,誤認為仍在執行,並以此作為否決申請案的理由之一。誠然,相較於過去多次令人難以認同的審查理由,再添一樁又何妨?但那數年來一再盤旋心頭的納悶依然是:「如此龐大的資源與權力,在號稱民主法治的國度裡,究竟有何監督與制衡的機制?」而且,這次審查意見與一般輕蔑或負面評語不一樣的是:「事實認定錯誤」,這是一項可以超越「專業判斷餘地」,有可能讓學術審查面對司法審查的事由[6]。 隔天我帶學生到旗山美濃戶外教學,內心仍被此事縈繞,走上客家文物館的二樓時,看到牆上掛著一個木頭雕刻的糕餅模子,腦海隨之浮現的畫面是:模子壓在一球球原本有彈性的麵團上,形塑出一塊塊一模一樣的糕餅。隔天我透過國科會承辦人員,轉寄應該是很客氣的詢問信,請這位匿名審查人說明為何如此認定,但一直沒有獲得回覆,由於國科會規定「主動規劃案」不可申覆,在事發將滿三十日的前一天,我向行政院提出訴願…。一直到2015年12月31日我收到科技部來文:「本部依台北地方法院更一審行政訴訟判決,就台端100年申請案進行重審,結果未獲通過。」這趟向司法扣門之旅,剛好度過四個寒暑。 國家機器猶如糕餅模子,壓製出它想要的學者。   在這四年中,訴願被駁回,行政訴訟在「台北高等行政法院」進行,國科會委任的 L律師團主攻「研究計畫申請案的補助對象是申請機構,不是提案教師,大學教師無權提起行政訴訟,必須由大學提出,否則便是當事人不適格」。陸續四次審理庭期間,雖然我極力舉證反駁,但仍可依稀感受到法官偏好此一主張:畢竟從程序上駁回,不用處理實體層面的學術審查爭議,應是最好寫判決的路徑。果不其然,2013年7月31日,「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行政法院認為本案應該由2011年我任職時送出申請案的大學來起訴。頓時體驗到:憲法第16條所保障給人民的訴訟權,竟是如此不堪一擊。 這正是所謂「三權分立」的實況與危機,一位司法圈內人曾跟我說:「法官如果輕易撤銷行政機關的處分,行政機關會反彈…」,特別在地狹人稠的台灣,XX律師團與XX法官常是前後期或曾經同事過。我也徵詢過某位立委的辦公室主任,他說:「國科會這種學術機關,就像中研院一樣,給人深奧難懂的印象,我們除非作足功課,否則要質詢不是那麼容易…」。此外,過去十來年,國科會始終是監察院糾正案的常客之一,也具體指出審查機制易衍生徇私舞弊,浪費公帑等積弊,並形成「近親繁殖」的畸型現象,但似乎也是說說而已[7]。   C、從恩惠到權利 2013年7月行政訴訟一審敗訴後,我必須於二十日內決定是否上訴,除了裁判費外,上訴最高行政法院必須委任律師。有誰會想接這種案子?幸虧我在大學時代的人緣沒有太差。2014年4月30日最高行政法院廢棄原判決,發回更審,理由大意是:「國科會補助計畫作業要點雖明定須由申請機構提出申請,但該要點亦使計畫主持人調任時,可申請將計畫由原任職機構移轉至新任職機構繼續執行,足見研究計畫具有難以脫離計畫主持人而執行之特性,所以縱使計畫申請人並非行政處分之相對人,也是法律上之利害關係人,可依法提起行政訴訟。」 在更一審時,L律師團換上一位一知半解卻又盛氣凌人的律師,但我也遇到一位願意深入了解學術審查機制與案情癥結的法官,2015年7月21日,一份45頁的判決,撤銷國科會2011年的行政處分,並要求科技部重行審查程序並作成決定。判決中也再次確認研究計畫申請人具有提起訴願、行政訴訟的權利,對於行政機關的學術審查,如果涉及違背法令、事實認定錯誤、逾越權限或濫用權力(專斷、將與事件無關之因素考慮在內)等情事,行政法院仍然有審查權,不能一概以「判斷餘地」為由拒絕司法監督。 「有權利必有救濟」,無法透過司法程序進行救濟的,不是權利,是恩惠,當施恩者說不給你、要給他時,不管是什麼理由,受惠者都無法吭聲、只能接受,這種恣意與悠遊歲月,總是令掌權者流連忘返,從而有「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的腐化」(Power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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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與社會介入:持續發生中的「棄物危機」

鄭怡雯/《棄物展》策展人 歲末年終將至,以寒冬送暖或愛心慈善為名的街友尾牙餐宴也將登場,而過去在尾牙宴,遊民們扛著大包小包家當到現場的景象,正是遊民無處放置家當處境冰山一角的寫照。這種遊民面對家當無處可放、不時被當成垃圾丟棄的「棄物危機」,即是當代漂泊協會於去年十月中在萬華剝皮寮舉辦《棄物展》的核心關懷。[1]   《棄物展》的緣起 我在2014年到當代漂泊協會,擔任遊民攝影班的講師。當代漂泊開設攝影班已行之有年,成立的初衷在於讓遊民拿起相機透過照片為自己發聲,以撕下老是將遊民和懶惰或是暴力畫上等號的社會標籤。此外也希望透過影像創作的方式,逐步重建他們內在的自信與社會的連結。換言之,遊民攝影班的進行,一方面是作為破除污名化的文化行動,另方面也是進行培力實踐的嘗識。 該攝影班的成立宗旨與操作,與近年在視覺社會學(visual sociology)領域中,越來越受到關注的影像發聲法(photovoice methodology)多少有著異曲同工之妙,雖然後者有更為明顯「辨識問題與尋求改變」的行動傾向。影像發聲法作為一種質性研究方法,最早是由華裔公衛學者Caroline Wang 和她的同事Mary Ann Burris,在1992年於中國雲南進行的一項有關婦女生殖健康的參與式行動研究中正式提出。受到Paulo Freire《被壓迫者教育學》(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的啟發,她們協助雲南農村婦女使用相機拍攝她們的生活場景,用照片去表達和反映她們是如何感知社區裡面臨的公共衛生問題,並透過照片的小組對話與討論,發展出她們希望如何改變這些問題的看法。[2]自從該研究方法被提出之後,影像發聲在不同的研究領域裡被廣泛運用,從公共衛生、社區組織工作、人類學與社會學研究中不一而足。這些研究通常以社會中的邊緣族群為主體,讓他們拿起相機記錄並呈現日常生活,並在團體中以照片為媒介來進行分享和討論。運用這種方法除了可了解參與者的需求之餘,也能再針對這些需求進一步設計介入方案,激發參與者對於未來的想像,甚至是發展出以影像為媒介去影響政策的制定過程,因此舉辦展覽也是影像發聲法,在實際操作中會納入的重要環節。 關於影像發聲法的具體操作已有不少討論,我在參與遊民攝影班之初,則是採取一種開放的方法來進行,即不預設任何特定的主題,而是和參與者討論他們常會去的幾個主要公共場所後,一起前往進行外拍,之後再於課堂中討論他們拍攝的照片。透過照片的討論,我開始逐漸了解他們生活世界中某些不廣為人所知、自發建立的「秩序」。以攝影班成員阿成拍攝的這張照片為例,這一排在火車站外排列的石頭、寶特瓶和泡麵空碗等等物品,其實是遊民們等待便當發放前,進行「預先」排隊以防止插隊的方式,而彼此之間則對那塊石頭或是物品代表著誰則存有默契。 圖說:遊民攝影班成員阿成在台北車照拍攝的照片 (2014) 然而在這個外拍的過程中,卻常遇到攝影班的參與成員,因為擔心家當無人看顧,必須提早離開,或是必須把他們沉甸甸的家當背在身上,才能安心來參加攝影班。那時我才清楚意識到,如何安置家當是遊民們每天睜開眼就必須面對的立即問題。再者,由當代漂泊協會提供給攝影班成員的二手相機,也讓他們可以攜帶在身上隨時進行拍攝。從成員天星伯拍攝的一系列「家當」照片裡,可以看他從白天到黑夜,在車站周圍不斷挪移放置家當的位置,以避開被站方驅趕的生活處境。   圖說:遊民攝影班成員天星伯拍攝的家當系列照片 (2014/2015) 從攝影班進行外拍的過程,到拍攝照片的觀看討論,可以清楚辨識出家當放置問題對露宿在台北車站的遊民來說,是日常生活中繞不開的煩惱:試想看看,若帶著一堆家當,如何能出去工作?若不帶著家當,還能放置在哪裡?當家當一離開視線就可能被當成垃圾丟棄,得守著家當的遊民,又該如何跳脫貧困的處境?這幾年民間團體陸續舉辦一些遊民生活體驗營,讓參與者能親身感受露宿街頭的辛苦,希望藉此讓社會大眾對遊民的生活處境有更多的同理心,但遊民三不五時即面臨家當被當成垃圾拋棄,對於參與者來說,這種不安全感,事實上很難被體驗。就在攝影班進行期間,還碰到台北車站陸續拆除了車站大廳裡已所剩不多的座椅,並加大力度清除遊民放置在車站附近的家當,這些做法其實和直接驅趕遊民離開已相去不遠。因此在日趨嚴峻的棄物危機下,遊民不時上演的家當保衛戰,正暴露著對於底層生存空間的擠壓,而《棄物展》的出現,既是面對這種發展態勢的回應,也是控訴。   圖說:左圖為北車去年年中加強取締的公告;右圖則為攝於2014年車站大廳的座椅已遭拆除。   《棄物展》的策劃 這個以「棄物」為名的展覽,是以反諷的方式,刺激觀者去思考為何遊民日常生活所需的各種家當,會被當成棄物,希冀透過展覽能發展更多的對話。因此在遊民攝影班既有運作的基礎上,由遊民朋友、當代漂泊協會,以及藝術工作者共同合作組成了《棄物展》策展團隊,在剝皮寮進行為期一個月(10月17日至11月15日)的展出。 如前所述,在影像發聲法的運用中,展出參與者的拍攝作品,透過作品展示向社會發聲,也往往被視為培力實踐的重要部分。當代漂泊協會過去曾多次舉辦攝影展,展出遊民攝影班成員所拍攝的作品[3],但這次《棄物展》在策劃上,則納入更多視覺呈現效果上的考量,因此展出照片除了部分來自攝影班遊民成員,我們也發展與遊民朋友合作的拍攝計畫。在攝影班進行的照片討論中觸及到家當這個主題後,我們到北車與更多非攝影班的遊民朋友,就家當問題進行訪談,了解他們在家當被當成棄物陰影壟罩下的因應與生存方式,之後再徵詢他們是否願意進入攝影棚,將他們的故事轉化成影像來表達。以下這張照片,即是根據遊民阿平的訪談,進行的棚拍照片。在棄物危機下,阿平和其他露宿在北車的遊民們,發展出互助方法,白天其他人外出工作,就由阿平幫他們看顧行李,讓他們可以安心去打工,晚上他們會再帶便當回來給阿平。因此這些大大小小的行李,並不是阿平一人所有。這是在家當不時會淪為棄物的困境下,遊民們分工合作的生存之道,但對阿平來說,這些行李其實形同一種行動上的羈絆,他得隨時盯著它們,寸步不離以確保不會被清除。同樣是在談「家當心情」,對遊民阿成來說,從在外流浪的那天起,所有的家當就成了他身體的延伸,必須用各種方法帶在身上,他才能夠感到安心。   圖說:《棄物展》現場展出的照片之一,表達看顧家當變成行動的一種羈絆 不同於過去展出自己的攝影作品,站在相機前,成了鏡頭下「被觀看」的主角,在長期被污名化的社會氛圍裡,需要有相當的勇氣,尤其這幾年不時就傳出毆打遊民、對他們潑屎潑尿的惡意行徑。儘管參與拍攝計畫的遊民朋友,事前都已充分了解並有心理準備,但隨著開展日的靠近,其中一位參與者阿丁面對公開「被看見」的心理壓力卻也與日俱增。因此在經過溝通之後,我們決定在展場中將他的照片戴上面具,一來希望緩解他的壓力,二來也是讓觀者能夠更了解,並且看見遊民在向社會發聲內心所面臨的矛盾與掙扎。 再者,除了照片外,棄物展也採取錄像和口述錄音等其他媒材,來呈現出露宿在北車的遊民們面對棄物危機的處境和心聲,並展出從遊民朋友那借來的家當物件,讓觀者可以親眼目睹這些家當,了解它們之於遊民日常生活的意義。 圖說:《棄物展》現場展出的遊民家當物件,左圖中間是出陣頭工作留下來的紀念T恤,以及用報紙和衛生紙自製的枕頭,右圖下角則是出外舉牌工作時,為防大風把牌子追走,自備綑綁用的繩索。 除了一樓的「棄物危機」,棄物展現場還有另個以「棄物重生」為名為的二樓展區,展出漂泊工站成員階段性的勞動成果。當代漂泊協會於去年成立漂泊工站,嘗試與遊民和中高齡失業者,共同打造友善的工作環境,一起進行回收舊物,將廢棄家具和食用回收油,製作成有創意巧思的生活用品和家事皂等產品。這種透過舊物改造,重新讓棄物重生,賦予物品再利用價值的勞動創作,也是工站試圖在對人一旦在市場上被視為沒有價值,就被當棄物丟掉的作法提出的反省與實踐。此外在這層樓也展出遊民朋友們的藝術創作作品,讓這些逆境中努力匍匐前進的軌跡,可以在這裡被認識。因此從「棄物危機」到「棄物重生」,整個棄物展的總體策畫都試圖在顛覆並挑戰社會對於所謂「棄物」的刻板想像。     展場如劇場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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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與天然獨世代:媒介真實VS.生活現實

廖珮如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生活在這個高度媒介化的社會裡,我們每天生活都與媒體科技、媒體訊息脫離不了關係。以近日引起新聞媒體高度關注的課綱微調爭議為例,許多人在7月23日或7月24日看到主流媒體報導抗議學生闖入教育部才意識到台灣社會存在「課綱微調」爭議,7月30日的新聞事件更讓輿論沸騰,從社群網站到公部門記者會到抗爭現場的新聞等等。這個從2014年年初便開始的課綱微調爭議,一直到這幾天才引起鋪天蓋地的討論。 【所謂的「課綱微調」,引起台灣鋪天蓋地的抗議】 資料來源:郭佩宜 自2014年太陽花運動之後,我們強烈感受到「媒體」(社群網站、部落格、手機即時通訊、電視新聞、報紙新聞、網路新聞等)在傳播公共議題及社會議題討論時扮演的重要角色。這次的課綱爭議當然也有許多人利用媒體來傳播自己的想法與意見,但是這篇文章不打算討論這些媒體訊息、使用者、或是媒體與社會運動的關聯。我打算聚焦在「教科書」身上,但我不採用文本分析的方式來解讀詮釋「教科書內容」或課綱爭議的內容,我打算從Dorothy Smith(1987, 1990, 2005)的「建制民族誌」概念來討論「教科書」於教育體制內的角色,及其建制的國族論述。 ◎體制內寫的文本,與現實生活之間的斷裂 身為女性主義社會學家的Smith認為,強調理性、客觀知識的當代社會所建構出來的制度忽略「人」的主體經驗,因此在制度與常民經驗間時常出現斷裂,也是許多制度可改善之處。由此理論出發,我在本文中將「教科書」視為一個教育體制內的「文本」,其物質存在與「真實」、「現實」之間的關連,以及「教科書」做為一種文本如何建構統治者偏好的意識型態。 教科書作為一種「文本」不只是「客觀知識」的來源,它更在某些歷史時期媒介統治者的意識型態,透過學校教育及考試系統將教科書內容建制為一套考試的「標準答案」。由於教科書內容直接等同於考試標準答案,這意味著教育體制在建制教科書這個「文本」的同時,也將其建制為理解社會、歷史、地理的標準方式,統治者得以藉由此文本來規範常民理解其生活經驗及生活「現實」的思維模式。於此同時,教育體制也則透過教科書媒介一種反映統治者意識形態的「真實」世界。 我們從這次課綱微調的爭議裡可以看到,許多已出社會的「大人」在社群網站上分享求學時背誦中國史地的經驗,這些親身經歷讓我們了解教科書建構的「客觀知識」不必然與學生的日常生活經驗接合,其所媒介的「真實」世界不必然等於學生每日生活的「現實」。以我為例(1984年生,末代高中聯考生,初代大學指考生,國中是國立編譯館版教科書最後一屆,高中是開放民間版本第一屆,國高中課本沒有台灣史地,學校也不是說母語的地方),在我之前的學長學姊們學習到的「中國」是透過文本媒介的「真實」,現實世界的中國早已不是國立編譯館版本教科書中的「真實」中國。我們沒在教科書上學習過「台灣」史地,儘管台灣是我們每天生活的「現實」,我們每日踩踏的這片土地、滋養我們成長的土地、在我們週遭生長的動植物卻不存在教科書的「真實」世界裡。我們的受教過程充滿建制與現實之間的斷裂,我們勤奮背誦教科書建構出來的「真實」,因為教育體制會正面回饋勤奮苦讀的學生,讓莘莘學子透過背誦「標準答案」來突破階級限制,另一方面這也有助於他們日後在社會上取得較多的權力資源成為統治者。 馴化學生服膺國家機器的過程正是一個學生自我疏離、異化的過程,學生越靠近教科書中的「真實」,他們就離自己生活的「現實」遠一點,學生的主體經驗便漸漸消融於教育制度中。過去教科書媒介的「真實」是一套將學生帶離生活世界的「客觀知識」,而其編纂的過程則反映出鞏固統治者利益的意識型態。 ◎過去台灣的教育過程,在教導我們忽視自己的身體經驗 我們在這次的課綱爭議中也看到課綱微調召集人王曉波教授認為,課綱須符合憲法,這讓我們可以更進一步將憲法也視為一種媒介「真實」的「文本」。 戒嚴時期,統治者透過三種文本來共同建構國族意象,文本A(憲法)建構出「真實」疆域,文本B(教科書)傳遞一套大中華文化的建制論述,再加上文本C(黨國媒體)傳遞(或掩藏)「真實」,全體人民生活在一套不同文本為媒介出來的「真實」中,這種媒介真實排除以台灣為主體的常民生活經驗,無法貼合常民生活的「現實世界」。於是,生活經驗與體制之間的斷裂迸發,解嚴後,我們在每次選舉、每個公共議題討論、每次世代衝突都看到這些「經驗斷裂」。有些人堅信憲法和教科書建構出的「真實」,且捍衛此一媒介真實建制化的所有法令機制。教育過程一再教導我們要相信「理性」與「知識」,忽視自己的身體經驗,因此即使這套建制排除自己的生活經驗,仍有許多在體制內取得利益的人願意起身捍衛這套體制。 【國民黨仍試圖以戒嚴方式來實施洗腦課綱】 資料來源:郭佩宜 哪裏有權力哪裡就有抵抗,也有些人發現自己的「經驗斷裂」,從而由自己的日常生活經驗出發,摸索和思考以自己為主體的體制應當是何模樣。更為具體的例子便是「台獨」一詞的歷史轉變,成長於戒嚴世代長大的台灣人接觸的媒介真實便是「台獨=民進黨=叛亂=破壞社會秩序」。「台獨」一詞的建構過程夾雜恐懼不安及國破家亡的意象,而課本媒介的真實是「國」=「中國」,這讓我們可以幫作業簿後面那行「做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加上這句,「當個畏首畏尾的台灣人」。過去文本媒介的真實世界中,以台灣為主體的意識型態是危險思想、會毀滅中國意象, 教科書、媒體及國家法律透過文本建構出的真實便是一個排斥台灣主體的國族意象。 但隨著報禁解除,黨國機器對媒體控制稍減(但未完全消失),部分媒體媒介的「真實」開始從台灣人的日常生活經驗出發。其後,教科書列入台灣史地,也開始轉變教科書媒介的「真實」國家意象。國立編譯館教科書不再獨大後,教科書媒介的「真實」逐步建制以台灣為主體的論述,試圖將客觀形式的知識連結到一般民眾的日常生活經驗,讓教科書中的真實能更貼近常民生活的現實。「天然獨」世代成長於黨國文本媒介的「真實」逐步瓦解的年代,他們意識到教科書媒介的某些「客觀知識」不符合現實生活經驗,他們生活的「媒介真實」裡「台獨」不再等於叛亂、不再等於恐懼、不再等於死亡。生活經驗裡的國族意象不再等於「中國」,「台獨」是一種生活現實,天然獨世代拿著與「中國」不同的護照、他們活在與「中國」不同的政體下,他們深知憲法媒介的真實不符合生活現實。 ◎操弄教科書的「真實」已經無法呼聾天然獨世代 經歷政黨輪替後的台灣人體會到,黨國建制的「中國」論述不再符合人民的生活經驗,隨著新媒體發展,互動式、即時、分散的媒體使用經驗顛覆過去「一對多」、「上對下」的媒體傳播方式。以台灣為主體的現實生活經驗正透過新媒體擴散至常民生活的每個角落,「台獨」作為一種媒介建構的真實已經從戒嚴時期的「叛亂罪行」轉變成為「以台灣為主體的生活現實」。以太陽花運動之後的新媒體為例,《台灣吧》製作淺顯易懂的台灣歷史動畫,透過Youtubeu平台及社群網路傳播歷史課本沒教的台灣史。或是,《故事》網站上一系列台灣歷史的文章都是過去在歷史課本中不會讀到的台灣史。過去黨國機器成功透過不同文本建制一套排除台灣主體的國族意象,到了新媒體世代,黨國建制的國族論述在眾多媒介文本競逐中漸漸失去影響力。所謂的「天然獨」是一個生活於不同媒介真實的世代,他們會擇取能貼近生活現實的「媒介真實」,不再如先前的世代那樣活在「客觀知識」與「身體經驗」斷裂的狀態中。課綱微調至今的種種爭議裡,我們不能再用「受教者無權選擇課綱」(引自國民黨籍立委丁守中)那套「上對下」的媒體傳播方式來呼聾學生。這個互動式媒介的世代,大人面對的最大挑戰便是學生悠遊於不同媒介文本中,他們嫻熟地則取符合自身現實經驗的媒介真實。任何將教科書建制為不符生活現實的意圖都會輕易地被他們識破,且他們會透過其他媒介文本來建制一套符合自身經驗的論述。 【當權者,還是打算用軍警暴力來對付公民嗎?】 資料來源:郭佩宜 從建制民族誌的概念出發,我試圖指出,教科書作為一種文本媒介的真實,是為統治者利益所服務。教科書、法律,乃至大眾媒體所媒介的真實未必符合常民的日常生活經驗,更有甚者,統治者透過這些文本宰制常民,使常民的生活經驗與客觀知識之間產生斷裂。儘管國家擁有權力建制教科書及教育制度,人民也有抵抗的力量。我在文章裡試圖帶入當代新媒體研究的觀點,隨著媒體科技多元發展,傳播模式轉變,過去教科書作為一種上對下的傳播模型不再有效。這意味著教科書作為國家建制國族論述的文本已面臨強大挑戰,人民已開始藉由互動式媒體及社群網路參與國族意象的建制,這也使得人民意識到教育體制與生活現實之間巨大的經驗斷裂。面對新媒體時代知識產製方式的轉變,人民力量的崛起,當權者又打算如何因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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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真的會改變我們的處境嗎?淺談人權社會學

官曉薇 /臺北大學法律學系 ◎人權與社會學有什麼關係? 人權向來被認為是法律學研究的領域,屬於對於應然面和規範面的探索,在社會學發展上,對於權利或是人權的研究,可說是相當晚近的現象(Frezzo 2011)。最早於當代嘗試建立人權社會學的Bryan Turner就指出,儘管從二十世紀以來人權的實踐和發展成為一個重要的社會現象,但因為社會學主流重視實證主義並認為社會現象具有文化相對性,這兩個核心學科價值恰恰和人權的性質相衝突,因此過去少有社會學家對於人權進行研究(Turner 2006:5-6)。也因此,過去社會學將諸如經濟不平等、和因階級、性別、性傾向所造成的不平等都傾向視為社會問題而不是人權的侵害,也針對這些現象提出社會政策或是大規模社會改革的解方。 【社會學傾向將諸不平等視為社會問題而非人權侵害】 資料來源: CC: Flickr/armydre2008 不過近年來越來越多社會學家認為人權在全球、國家和社區的確實落實,也可能是前述問題的另一種解方。越來越多社會學家投入對於人權的社會學觀察,他們研究的面向相當廣泛,但主要包含了: (1)權利的實踐(practices):社會學家認為權利是一種受到法律限制的社會關係,因此權利的實踐會受到法律的要求、禁止或是管制,但除了法律之外,社會學家也會觀察與國家權力相關的其他場域以及法律的執行機關;(2)權利的動員(mobilization):社學家也關心權利這種理想如何給予人們激勵,使其動員而為集體行動,也同時觀察權力政治如何影響法律的解釋和執行。因此社會學的人權研究一方面觀察權利如何在法律的限制之下被實踐,另一方面也認真看待社會運動中越來越被重視的權利主張(rights claims)(Frezzo 2011)。 本文主要想談一個在當代人權社會學中,被認為很重要的問題:人權真的能改變我們的處境嗎?人權的存在和實踐,真的如其所承諾的那麼具有改革性嗎?這個問題在於人權社會學的發展之初,是一個需要在理論層次上被首先碰觸的問題。在社會學傳統上,對於權利採取一種懷疑的態度(Morris 2009:21-54),因為權利所建立的基礎,是將社會視為一種個體式的、自利的和個人各自佔有領域的存在,這和社會學家所認知的社會根本上地不相同(Turner 1993)。對於人權最為批判的古典社會學家其實是馬克思,馬克思在「論猶太人問題」中強力批評自由權利,他指出自由權利的前提是錯誤的,因為自由權利理論將作為自由權利主體的人看做是自外於社會群體存在的獨立體;他更批判,權利的實踐同它的理論常常處於極大的矛盾中,我們一方面宣告個人享有權利,卻在此同時為了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又名正言順的限制它;他也指出此種唯心主義的權利理論是錯誤的,因為其忽略了權利的物質性,我們並沒有辦法在權利的假象之下得到真正的解放[1],權利的享有反而可能加深了人們的不平等。 人權真的能改變我們的處境嗎?在台灣的學界討論並不多,為了讓讀者能瞭解這個問題的輪廓,筆者就具體舉居住權的例子來說明。  ◎從一場關於憲法權利的草根論壇談起 太陽花運動後所凝聚的強大社會力量,一方面收聚成為政治上的所謂第三勢力,不但成立新政黨,並投入2016年的立委選戰,另一方面則有一群人相信全國的社會動能應當延續太陽花運動「召開公民憲政會議」的訴求,將這股高亢的民間力量投入公民參與的憲政改革。這股來自民間的修憲運動目前是由二十多個民間團體組成的「公民憲政推動聯盟」(以下稱憲動盟)來推動,除了監督立法院的修憲進程之外,該聯盟也在北中南東各地舉辦憲改草根論壇,希望藉由從下而上的討論,增加公民對於憲政議題的參與,並逐漸凝聚民間對於修憲實質內容的共識。  【公民憲政會議訴求人權清單的增補】 資料來源:www.new-tw.org/ 憲法人權清單(bill of rights)的增補,不但在立法院未被兩黨重視、也在民間被冷落。大體而言,新興民主國家通常在修憲歷程中,由於經歷過威權體制,會對於人權保障相當重視,許多國家會將二次戰後所發展的新興權利在修憲時明文放入憲法中。然而我國憲法自1991年第一次修憲以來雖然經歷了七次憲改,人民權利條款卻一次都沒有更動過,我們憲法上的人權清單是從制憲以來沿用至今。從1940年代以來人權概念已經有很大的轉變,我國憲法從第七條到第二十一條區區十五條的人權條款,事實上已經無法涵蓋許多基本權利內涵。  許多權利都值得在修憲過程當中討論要不要加入人權清單中,居住權就是很好的例子。憲法並沒有明文保障人民居住權,職司憲法解釋的大法官也從來沒有討論過居住權是否受到憲法所保障,儘管大家近年來已經逐漸認同「居住正義」這個概念,但這個權利是否在我國法律上被承認,其內涵是什麼,卻沒有被好好討論過。憲改的草根論壇也許是一個開始。  今年五月十二日,憲動盟和臺北大學翻牆社合作舉辦了其中一場憲改草根論壇–「這些都是『權利』嗎?從居住權和健康權談起」[2],主辦單位特別選擇居住權討論,是因為近年來全台各地反迫遷的運動風起雲湧,人們對於居住權保障的權利意識已經逐漸抬頭,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在緊鄰北大特區的「麥仔園」社區,也正發生政府的徵收迫遷,論壇正好能提供北大學生和社區民眾交流討論的機會。 麥仔園座落於三峽區龍埔里,緊鄰臺北大學特區、國家教育研究院和農業改良場,原本多為農田以及少數違建工廠,新北市為開發三鶯地區的「三環三線」,捷運路線規劃穿過麥仔園並有車站設立於此,而為了此站的設置,新北市政府以「為避免捷運設站後形成孤島及防止車站周邊非都市土地空間發展失序」為理由,為了單一捷運站,竟規劃徵收高達一百二十八公頃的土地,進行捷運週邊區域的住商開發[3]。這種「少部分公用、大部分為建商用」的開發案對於三峽地區的人民再熟悉也不過了,當初為了臺北大學遷址三峽,也規劃了北大特區,徵收了三峽及樹林區人民一百八十六公頃的土地,真正的大學用地只佔了十分之二,其他皆為遠雄、中悅等建商作為住宅用地加以開發。一九九七年為了北大特區的開發,有近四百戶居民被迫遷移,新北市承諾建設安置住宅,但將近二十年過去,安置住宅至今還沒完成,有些耆老還沒能等到入住安置住宅便離世了[4]。 【憲法的居住權完全被執政當局所漠視】 資料來源:www.facebook.com/LongpuAntiEviction/photos/a.435382813301729.1073741828.434633343376676/435382713301739/?type=1&theater 這場論壇的參與者有部分是麥仔園迫遷戶,包括主要領導抗爭的劉家古厝代表,他們向參與者分享了他們的故事[5],他們認為被迫遷的經驗讓他們覺得法律和憲法對於居於權力和資源弱小方的人民,並沒有意義。他們說: 「我國的憲法不是常常討論到公平正義,但其實很多時候都違憲欸。」 「最重要的還是人的問題,當權者都要等到出了人命才會被迫反省。」 「憲法的權利保障條文只是拿來參考用的。」 經過兩個小時的討論之後,雖然論壇的參與者有一半認為憲法應該要納入居住權,但是有八成認為憲法權利已經保障了財產權、是執政者違法違憲,而對於應該要怎麼樣對付執政者,只有三成的人認為替換執政黨可以達到目的,卻有高達八成的論壇參與者認為走體制外的抗爭路線才有效果。是不是跟馬克思的權利批判論很像呢? ◎被政府棄之如敝屣的經社文公約 筆者作為一個人權倡議和研究者,在該草根論壇中擔任專家導言人,對於論壇中瀰漫著人權無用論感到些許的惆悵。然而,筆者從這幾年觀察我國人權實踐的研究過程中,確實也時時萌生人權無用之感慨。再舉一個例子。  在我國實施「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簡稱經社文公約)之後,經社文公約中的權利應該已經成為我國應該保障的權利,而經社文公約第十一條確實也保障了居住權,但政府既是對權利無知、另一方面又明知故犯。這個條文要求施行經社文公約的政府應該提供人民適足的住屋(adequate housing),人人有權住在具安全、平安及尊嚴(security,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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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力滋養、遍地種菜:台大社會系2014年小畢典致詞

吳嘉苓 /台灣大學社會系 2014/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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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的人煙罕至之路:中山社會系2015小畢典致詞

王宏仁 /中山大學社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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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營造改變社區了嗎?國家與中介團體的角色

王明輝 /澎湖科技大學通識中心 近年來政府推動「社區總體營造」、「福利社區化」等政策,其目的是希望基層社區組織可以動員社區本身的資源,靠自己的力量經營社區,或照顧社區中的弱勢。這些政策實施至今,顯然已創造了一些成果,例如在各縣市都可以看到某些績優社區,他們不但辦理了相當多的社區福利專案,增進居民的福祉,也成功地動員社區民眾參與公共事務,強化了居民的社區意識。 【社區營造已經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一種社會改造運動 圖為澎湖科技大學參與社區的活動】 雖然這些績優社區在各縣市中仍然只占少數,但因有這些成功案例,使得政府部門或學界都抱以樂觀的態度,相信從這些成功的案例裡,可以提煉出各種模式,然後複製到其他的社區,如此慢慢地就可以讓大部份的社區也發展起來。或者,也可以透過聯合或合作的方式,把績優社區與鄰近社區關聯起來,擴大績優社區的成效,最後達成大部份的社區也成長起來的目標。 然而,實際的情況真的會如此樂觀嗎?社區發展的成效真的能夠由點到線到面,最後擴散到整體,使得整體社會的體質產生改變嗎?甚至公民社會因而誕生嗎? ◎績優社區的特點 事實上,大約這10年來,政府提出「台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以產業發展、社福醫療、社區治安、人文教育、環境景觀、環保生態等六大面向作為社區發展的目標,稱之為「六星」。並以2002-2004年實施之「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為基礎,擴大其面向與範圍,各縣市也造就了不少績優社區。 綜觀這些所謂的「績優社區」大致可以發現幾點重要特點: 1、這些社區之所以表現績優,大都可以發現他們有一位或幾個突出的領導人物。這些領導人通常都相當積極地投入社區事務,並且也能規劃社區發展的事務,更重要的是他們能夠提供或者募集社區活動所需的資源。 2、這些社區都能夠透過民間社團組織,作為中介的運作機制,執行社區營造的工作。此一民間社團組織大都是在地的組織,其中又以社區發展協會為最多。此一社團組織在前述領導人物的積極運作下,即可召募一批當地志工,共同策劃及執行社區營造的工作。 3、這些社區之所以稱得上績優,主要是因為他們都能夠得到政府的經費補助及獎勵。事實上,很多經營社區所需的資源,主要就是來自於政府。能夠取得政府的補助,雖然都是小額的,但卻已足夠讓社區進行某種程度的營運,而更重要的是,取得政府的經費補助也代表一種績優社區的象徵。因此爭取政府補助,不論多寡,都是社區所必須極力爭取的資源,因為它除了實質的資源外,也是一種重要的無形資源。 4、就是這些績優社區能夠動員群眾,使群眾積極參與公共事務。這一部份的表現往往是學者所樂道的,因為高的居民參與率,使整體社區表現得非常有效率,也代表居民的社區意識已高度發展,並認為基層的公民社會已逐漸形成。 ◎社區改造政府用力甚深 然而,上述這些「績優社區」是如何產生的?它是民間自發形成的?抑或政府扶持下而生的?顯然地,從「社區營造」這個概念,就可略知其答案。因為這個概念本身就有一種改造的意涵,大概是認為原本的社區是有問題的,然後才需要透過某種外力的加入,使其改變。因此,現階段所見之「績優社區」,確實大部分是社區受到外力的介入,產生正向積極作用的結果居多。 【社區營造經常脫離不了政府的影子】 資料來源:publish.tpc.gov.tw/yankau/publish/image/1009304835.jpg 若回顧過去台灣推動社區營造相關政策的歷史過程,即可發現政府對於社區營造,用力甚深且遠。好比早在1960年代,台灣農村地區就有所謂「基層民生建設」工作的推動。此應可視為台灣最原初的社區營造,因為「社區發展」一詞的出現,就是取代當時「基層民生建設」之概念而來的。自此之後直到90年代,政府推動的社區營造其實正是一種社區發展工作,其著眼點在於解決農村地區的貧窮、設施不足,與環境與生活品質不佳等問題,並擬透過社區發展的作為,改善農家經濟條件、完善社區基礎設施,以及提升社區環境與生活品質。 顯然這段時期政府對社區的改造重點,主要以農村為對象,以環境的改善,公共硬體建設的提升為目標。推動的方式則是一種「由上而下」的指導模式,因此地方的社會特質並沒有產生太大的變化。直到1994年,政府正式提出「社區總體營造」的概念,整體政策推動的意義及作用才出現了新的轉變。 此一「社區總體營造」政策的目的,主要擬藉由文化藝術的方案推動,以凝聚社區意識,改善社區的生活環境,並建立社區的文化特色。其最終的目標,則是希望透過社區營造運動,建立台灣這塊土地成為一個現代的「公民社會」。很明顯地,這時期社區營造的重點偏重於文化藝術的面向,推動的手法也仍延續過去「由上而下」的模式,但其理念上已有實踐公民社會的想法。 接下來政府對社區改造工作的力道更強,面向也更廣。或許此時政府已發現,由中央直接補助基層社區的方式,一方面經費比較不會被地方政府挪用,另一方面中央也可藉此方式拉攏基層社區,搏取基層社區對中央的好感。因此,中央各部會如內政部推行「社會福利社區化」、經濟部商業司推動「形象商圈」與「商店街」計畫、環保署起動「生活環境總體改造」工作、經建會施行「改造城鄉新風貌」計畫、教育部推行「學習型方案」等等措施,玲瑯滿目,相繼陸續推出。 此後政府更懂得如何將中央資源加以系統化包裝後,透過「台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統整社區之產業發展、社福醫療、社區治安、人文教育、環境景觀、環保生態等六大面向作為社區發展的重點,標舉三項大目標: 1.推動全面性的社區改造運動,透過產業發展、社福醫療、社區治安、人文教育、環保生態、環境景觀等六大面向的全面提升,打造一個安居樂業的「健康社區」。 2.建立自主運作且永續經營之社區營造模式,強調貼近社區居民生活、在地人提供在地服務、創造在地就業機會、促進地方經濟發展。 3.強化民眾主動參與公共事務之意識,建立由下而上提案機制,厚植族群互信基礎,擴大草根參與層面,營造一個「永續成長、成果共享、責任分擔」的社會環境,讓社區健康發展,台灣安定成長。 顯然地,六星計畫其實是前一階段社造工作的延續,內容只是將舊有作法統整後再推出的計畫。其主要的目的是要讓社區居民及地方組織有更多的參與空間,甚至主導推動執行的可能。並且期待社區居民從而培養出公民素養,讓公民社會的理想能一步步地深化與落實。 從以上台灣社區營造的歷程看來,可發現政府對於社區改造工作用力之深,這代表政府深知要改變社會,就必須從社區著手;社區的體質改變,社會自然就會起變化。然而,由於政府用力甚深,提供相當多的資源當誘因,故社區運作的模式還具有相當濃厚的由上而下的操作模式。很多社區營造得以推動,主要是因為政府的資源進來了,一旦政府的資源終止後,社區營造的運作也停擺了。由此可見,社區營造的過程還有一些欠缺的要素,這些要素中最重要的就是民間中介團體是否積極介入的問題。 ◎寄望社區中介團體的運作 社區裡的中介團體是民間組織,他們大部份是社區自組的,通常以社區發展協會的名義出現,也有少數是一般的社會團體或基金會。他們之所以在這一波社區營造中扮演重要角色,有底下幾層意義: 第一、近期政府推動社區發展工作,主要是透過地方民間團體來完成。事實上,近來政府推動政策的模式,已從過去全面主導與執行的方式,改變成透過市場化、民營化,委託企業或民間機構來加以完成。這種現象在政府社會福利推動的面向上,表現得更為普遍。如此作法的好處是,政府只要提供經費,設定完成的目標,做好監督的工作即可。這樣可以減輕政府的負擔及人力成本,並且執行上更有效率。另一方面,把原先政府推動的工作釋放給民間經營,可以找到更具專業的團隊來執行,同時又可以促進民間企業或團體的發展,厚實民間力量,可謂一舉多得的模式,故為各國政府推動政策的共同趨勢。台灣社區發展工作基本上也是循此一模式在運作,前述所提到的「六星計畫」,實際上正是政府將推動社區發展或社區福利事務,由原先政府直接辦理,改成委託地方民間團體來執行的模式。 【政府的社區營造常需要地方的中介團體 圖為澎湖地方團體深耕文化工作坊】 第二、民間團體從事地方事務的推動,被視為是公民社會實踐的重要指標。很多人將社區營造成果與公民社會加以關聯論述,主要是因為這社區可以發展出「由下而上」的社區營造模式。這樣的社區營造,對於居民的社區意識有顯著的提升與凝聚作用。然而,社區居民的自主行動並非是凌散的一群,而是受到某些團體的組織動員使然,這些團體正是介於政府與居民之間的中介團體。因此,促成社區發展成公民社會者,非社區民眾本身,而是這些民間團體。民間團體是否蓬勃發展,正代表公民社會發展程度的重要指標。 第三、民間團體的運作是一新興的力量,可檢視地方社會是否變遷中。在民間團體興起之前,地方社會本就存在某種的運作方式。民間團體在社區中出現,並形成一種重要的動員力量,正代表這個社區的運作模式出現了變化。而變化的程度有多大,則是衡量此一社區社會變遷幅度的指標。若此一民間團體成為社區最有影響力的動員機制時,則將可說此一社區已發生了巨大的,且是與公民社會發展有關的社會變遷。 最後,將民間團體放在更大的社會環境中,可以探知其與傳統勢力之間的關聯,並挖掘地方社會複雜的社會內涵。如前所述,社區本來就有其自行運作的機制,這些機制有時也是相當錯綜複雜,不易簡單釐清。如今,若又加上民間團體這股力量,理當使原本社區運作模式的複雜度加高。然而,社區發展本就有其複雜的一面,本就不能簡單化約看待這種社區豐富的動態過程。因此,如果將社區原有傳統勢力與新興民間團體的作用進行全盤考量,則不僅可探知社區的動態發展,同時也可揭開社區轉型的豐富內涵與複雜性,並可評估公民社會發展的程度。 ◎社區中介團體改變社區的可能性有多高? 就以上的論述看來,社區中介團體確實有可能是改變社區的主力,現階段也已看到部份社區成功的案例。然而,社區的體質是否真的改變,還必須看長期的發展。若這些社區中介團體真能永續經營,並能持續作為主導社區運作的主角,及代表社區已經出現質變了。而這種質變是否有導向公民社會的可能性,或許已無需太計較,因為良性的社區發展,最後開展出具台灣社會特色的社區型態,也算是一種正向的社會變遷。 【大學能夠成為社區營造的中介團體嗎? 圖為中山大學社會系同學參與旗津的廟宇繞境活動】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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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比較與因果:從遮打革命與太陽花運動的比較談起

湯志傑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隨著香港佔中爭真普選的運動演變為西方媒體所稱的遮打革命,不少國內外的觀察家紛紛將這與人們記憶猶新的,台灣的318運動相較,評論其異同。在為數眾多的意見中,潘建志先生的比較及其引發的一些回應,特別引起我的興趣,故趁此機會藉題發揮一下,討論現時分析的見與不見。我的用意在強調「歷史地思考」的重要,順便向大家推銷一下歷史社會學的觀點,藉此實例顯示,如果我們分析時把時間也考慮在內的話,可以多看到些什麼原本沒看到的東西。 【香港遮打運動,如何跟台灣的太陽花學運做比較?】 為尊重智慧財產財及避免曲解作者的原意,請容我先全文照引。9月30日時,擔任柯文哲競選總部發言人的潘醫師說︰「我在地圖上研究香港占中,相比318學運,發現有幾點很有意思:1.不只占領中環,群眾聚集地有六七處。 2.他們不死守,放催淚瓦斯驅離就先跑,等等再回來。3.不進設施,主要占馬路,難以封鎖。4.不需要帶頭者,黃之鋒周永康被抓走時群眾沒有退。5.不搭臺子,不舉旗,沒宣傳車,消耗資源少。這種去中心化的,會復發的,黏膠式的非暴力抗爭,執政當局很難對付。真能撐下去的話,香港人民還是有贏的機會。」 坦白說,就作為對運動策略的檢討與思考來說,我認為這是很有意思、頗富洞見的觀察。我猜也是因為這樣,寥寥數語卻能在網路上引發眾多回響,進而為主流媒體所引用。由於我既非研究社會運動的專家,亦非活躍的社運組織者,而是如多數人一樣不過是個旁觀者,所以我不想,也沒有能力品評兩個運動在組織與策略上孰優孰劣,而只是想指出,即便像如此深刻的觀察,始終還是立基於一個它自己看不到,卻讓它變得有觀察能力的盲點。在此,我特別想討論的,是關於現時分析的盲點,也就是因為忽略時間而來的問題。 潘醫師短短的幾點敘述,其實預設了許多未在文中明言的前提,最起碼也最簡單的,就是台、港兩地相繼發生的社會運動的進程,同時更預設了讀者對此有一定程度的了解。雖然潘醫師的立論實際上係立基於對兩個運動歷史的理解,是個有時間縱深的觀察,但他的敘述在字面上所呈現的,卻近乎一種橫剖面的靜態觀察,像是停格分析一般。當作為理解與判斷基礎的歷史理解並未一併書面化,進到前台時,沒有相關背景的讀者在接收這種去脈絡化的敘述時,很自然會以最直接的字面方式,同時卻也是某種斷章取義的方式來讀。換句話說,讀者(或甚至作者潘醫師本人)可能根本就沒想過要問「運動為什麼能形成或興起」的問題,而直接就他們當下看到的現象做論斷。結果,由於他們把運動得以形成的歷史剔除在視野之外,很容易便會得出與從頭觀察整個運動發展的觀察家不同的判斷。因為,站在不同的立足點上,觀察的時間縱深不同,看到的東西就是不一樣,判斷自然也就有所不同。 這種現時的判斷與分析當然很有意義,也能讓我們看到、學到許多重要的東西,但它也可能常隱涵了一些有問題的理解與推論。以下,便是我根據所看到的一些網路反應而來的發揮,毫無究責於潘醫師的意思,因為光靠上述的文字證據,我無從判斷潘醫師的立場為何。 ◎「去中心化」不等同於「去組織化」 一種我覺得頗有疑義的理解是,過度詮釋「不需要帶頭者」的意義,把「去中心化」幾等同於「去組織化」。就我們透過媒體所能理解到的,香港的運動從學生罷課、佔中一路發展到遍地開花的遮打革命的那幾天來說,這種短期的即時觀察好像也說得通。這也是香港群眾的自發性值得我們敬佩、學習之處。 儘管如此,這樣的發展並非憑空而來,仍有其之所以成為可能的條件。我們不妨做個簡單的反事實的思想實驗︰如果沒有學民思潮、學聯及佔中組織等先前的努力與經營,香港會有這樣一場運動嗎?甚至,如果沒有自回歸中國前後以來各式各樣的社會運動,可能一夕之間就有這麼多的香港公民自發地走上街頭,抗議港府不當鎮壓,以及向北京政府要求真正的普選嗎?只因為時間點對了,任由誰來組織爭真普選的運動,就都可以搞成現在這樣的規模與局面嗎? 退一步來說,在黃之鋒、周永康被抓走後,運動就真的完全沒有組織與領導了嗎?還是不斷能有後繼者如岑敖暉等,以及更多檯面下媒體不會報導的組織者在穩住局面?群眾的堅持當然很重要,就像黃之鋒被釋後坦承的,後來的局面已不是原來的發起者所能指揮、掌控,運動能有此重大突破需感謝公民群眾的自主性。在這裡,我看到一位年輕社運組織者十足成熟的一面。但同時,這番誠實告白不正反映出當他們發起運動時,並未預料到能有後來那般的聲勢嗎?同樣地,學聯會發布若港警真以武力清場,籲請群眾先撤離保留實力的訊息 – 雖然這中間不乏有心者造謠的痕跡 – ,不也顯示他們估計多數群眾傾向撤退嗎?所以,群眾的重要性是無庸置疑的,他們會影響,甚或督促發起者與組織者不能懈怠與輕易妥協。但反過來說,如果群眾的抗爭意識不夠堅定,數量又有限的話,領導者就算有再好的策略,敢用再激進的方式達成突破,也只會枉然。運動的發展與走向毋寧是組織者、群眾以及被抗議的香港與中國統治當局三方互動的結果,不能因為群眾的優異表現便否定組織的重要,率而推斷「不需要帶頭者」。沒有任何帶頭或組織者而終能獲得成功的群眾運動,歷史上恐怕並不多見。 【社會運動的發展,受到多方角力的影響】  我們不妨把時序再往前推一些,當學生無預警佔領後,佔中三子隨即宣布佔中正式啟動,從而引發有無劫持、收割學生運動成果的爭議,如果不是各方組織者夠成熟大度,願在共同目標下一致合作,還可能有後來西方媒體藉雨傘的意象所稱的遮打革命嗎?如果佔中沒馬上跟進,如果學生與推動佔中的社運組織起了內鬨,整個運動的發展與局面勢必有所不同,而這都跟運動的組織與領導的問題有關,同時也都涉及何者在先,何者在後的前因後果的問題。 與此類似,如果我們把時間點往後跳,如果不是港警動用催淚彈、橡膠子彈,進行不必要的驅離及鎮壓,香港街頭會突然冒出這麼多自覺有責任站出來保護學生的示威抗議者嗎?這時,或許值得對比一下台灣318運動的進程,如果不是有最初充滿爭議的324佔領行政院的行動,引發國民黨統治當局的殘暴鎮壓,令台灣一下倒退回戒嚴時代,330可能有50萬的黑潮上街嗎?我不確定這個相似性是否跟台灣與香港基本上同屬華人社會的特殊文化脈絡有關,還是有更大、更普遍的適用範圍。我比較有把握的是,在號召及動員群眾參與上,抽象的理想與理念,效果通常應不如藉影象傳達的,對生活方式遭到威脅甚或退倒的直接感知。 ◎放在特定社會歷史脈絡中來理解社會運動 這個異中的同,帶出我想進一步討論的比較的問題。嚴格來說,所有的東西幾乎都是不可比較的,因為天底下沒有那兩件事或那兩個東西是近似完全相同,從而得以在近乎受控制的狀況下,僅比較某單一變數,而不致受到其他變數與更為複雜的交互作用影響或干擾。但原則上,任何東西又都是可比較的︰只要觀察者能找到一個比較的基準點,說清楚比較的基礎為何,了解其適用的脈絡為何,我們始終可以透過比較學到東西。因為,一方面,透過比較,我們往往才能找到、學到超越個案的,適用範圍更大,更為有效的觀察與知識。另一方面,藉由比較,我們也才能更清楚地掌握到討論的個案的特殊性,以及了解到它所鑲嵌的脈絡起的作用。 依此,香港的遮打革命與台灣的太陽花運動當然也是可比較的,它們不但時序上相近,更都表現了抗拒中國的面向。就像潘醫師的文章一樣,我們當然也可就兩者社會運動的策略來做比較。不過,這種抽離脈絡的比較會出現類似拿掉歷史所造成的問題。對日後的社運組織者及社運研究者來說,這種超乎脈絡之外的知識模式是有參考、學習及研究價值的。但是對理解及評價所欲了解的個案來說,這種脫離脈絡的觀察卻可能導致原本可以看到,卻因為採取了特定的觀察角度以致看不到的盲點。 例如,潘醫師在比較兩地運動後,似乎主張「不進設施」、「不死守」是較為合宜、有效的策略,這樣的論斷對一般的佔領運動或許成立,至少對日後的各種佔領運動是有啟發性的,可是如果把這個論斷(如果不是批評的話)放回到318運動當時的脈絡來理解的話,就未必這麼適當。如果對318運動的歷史背景有些了解,便會知道早在今年318之前,便有許多的個人與社運團體持續關心與中國簽定服貿協議的議題。如果不是這些行動者的堅持、努力、監督與施壓,服貿協議可能早在反對黨棄守下通過了。而且,在318之前,這股力量早嘗試過諸多的可能性,但卻一直無法喚醒社會大眾的關心。當318半分忠違法偷渡成功後,這些學生與社運工作者的心情恐怕是交織著強烈的義憤與絕望,毋寧是在認清當前的代議體制無法真正保護一般人民的利益,試圖盡盡最後人事的心態促使下,才會有318衝進立法院的舉動。若非他們湊巧成功攻佔國會議事殿堂,這個前所未有的激進行動成功吸引到媒體的目光,並透過網路媒介即時傳送自己的聲音,根本就不會有後來所謂的太陽花運動。所以,擺回到運動興起的脈絡來看,「不進設施」根本就沒這場運動。甚至,如果佔領的不是國會而是其他任何地方,他們都很可能會變成朝野兩黨共同的箭靶而迅速遭到鎮壓,自然也不會發展出什麼「太陽花學運」。 ◎結構與歷史因果分析同樣重要 歷史的進程總是這樣一環扣一環,而其中常充滿不可預料的偶然與意外,儘管我們從事後回顧的角度來看,往往能找到有別於此的因果解釋,提出另外一種非常具有說服力的分析,例如,如果我們把太陽花運動與野百合運動相較,我們可以分析得到,兩個運動的形成,都獲益於統治集團內部分裂所造成的政治機會。不過,就我個人的了解,在衝進立法院的當下,大概沒有一個行動者曾把馬、王的政治鬥爭計算在內。一如潘醫師的比較,這種事後諸葛亮的智慧是相當有用及有益的。只是,這種結構分析所發現的原因,跟行動者在事件歷程中感受到及創造出的「前因後果」,是兩回事或兩個不同的面向。過去,社會學往往偏好結構分析,而忽略了前因後果的重要性,以致在現實的掌握上不夠充分。 【社會學也應該分析行動者在運動中的角色】  一如香港回歸後的情形,馬政府上台後諸多的不當作為,以及日益惡化的貧富差距等結構因素,固然製造、累積了許多的抗議潛能,使得抗議行動似乎隨時可能發生,但事實上,沒有人能正確預測何時才會大爆發。因為儘管從結構面來看,憾動結構的抗議的發生機率似乎很高,但它也可能一直沒爆發 ― 就像今日中共治下的中國。何況,如果不是事先有各種人為的努力與經營,就算出現了鬆動結構的機會,行動者也未必把握的住。太陽花的難能可貴之處,我覺得在於行動者透過自身的能動性成功打開了一個新局面 ― 如果我們先不以結果來論斷其成敗的話。 因為行動者雖然有能動性,也還是得面對結構限制、可能性條件與歷史等問題。318的運動會發展成有明顯領導核心與決策階序的模式,除了跟攻佔國會這個相對封閉的空間、同時也是大家注意力的焦點有關外,也跟發起的學生核心成員多數曾參與過野草莓學運,經歷過去中心化的組織模式,並在事後認為這是需反省、檢討的失敗經驗有關(有興趣的人請參見林傳凱〈二○一四年「反服貿」抗爭中的權力、民主、與異質實踐〉)。這麼說沒有為任何人辯解的意思,而只是要指出,就理解一場社會運動為何是這樣而非那樣發展來說,了解其前因後果始終是個必要的面向。很可能這些積極份子依然抱持直接民主的理想,但過往的經驗與當前的情境要求卻讓他們「自然地」選擇了有違自己信念的組織、決策模式。 ◎太陽花在要求民主鞏固,遮打在對抗威權政治 與香港的情形相較的話,有人或許會認為說,這是因為台灣群眾的自主性較低的緣故。對於這樣的判斷,我比較傾向保留。因為事實上,在立法院的周邊,不但可看到群眾各式各樣的自發創意發揮,更可聽到許多不同的聲音。這同時就又回頭觸及台灣與香港的兩個運動究竟可不可以比較,應當如何比較的問題。如果不把各自的脈絡考慮進來,儘管看似有道理,卻有可能是過於簡化而不恰當的比較。 一個清楚鮮明到不需要再說,卻必須在此提醒的差異是,香港尚未確立基本的民主體制,特首可謂是中共官派的,不同於台灣有自己的民選總統與國會。這個重要背景大家都知道,可是在討論與分析時卻常會忘掉,或把它抽離掉。像群眾自主性的高低這個看似不相干的問題,我覺得便深受此體制與脈絡因素影響。社會學的許多研究告訴我們,在威權體制下,形形色色的不滿多半傾向歸咎於威權統治,從而很容易便可匯聚到以威權統治者為統一的抗議對象。以香港的情形來說,這次爭的是特首的真正民主普選,反對中共控制、篩選提名人選的假民主方案,所以整個抗爭的軸線是民主相對於威權或假民主。在這樣的架構下,訴求變得單一而明確。那些先後站出來的人,不管有怎樣的動機或理由,像是支持民主的普選,還是不滿生活品質變差,又或是單純討厭梁振英,或者就是不喜歡大陸人的惡形惡狀,還是想保護學生,或是對鎮壓反彈,抑或希望繼續保有自由的生活方式,全都可被統一詮釋為支持佔中,支持爭取真正的特首普選。同樣地,不管參與的群眾有何自發表現,基本上皆可納入爭民主的大架構下,因此很容易就被確認為有自主性。 【香港遮打運動跟台灣的太陽花學運,面對著完全不一樣的政治結構】 反過來,在形式民主的體制基本上已確立的台灣,卻是個多元的社會,比較難再出現那種普天同慶或普世皆惡的情況。遺憾的是,這幾年來我們竟要透過示威抗議的方式來再次確認我們認為早已穩固的共識。在50萬的黑潮裡,我想幾乎毋庸置疑的是,人人皆反黑箱,希望捍衛民主的價值與機制。我的判斷是,正因為執政的馬、江政府違背了台灣社會所有的這個基本民主共識,才會有318運動的形成。同時,我覺得是324的戲劇轉折才惹出如斯壯觀的黑潮,所以我傾向認為,50萬人中的大多數視暴力鎮壓為倒退,並為了捍衛自由民主體制而走出來。 可是,對於多數人是否也支持反服貿,我就不是那麼有信心。我想,這也是為什麼反黑箱可以喊得震天響,但在提到反服貿時,就無法同樣地理直氣壯,因為服貿背後牽涉到複雜的利益分配問題,有的產業、階級、地區、人口獲利,有的受害。妥善地解決這個問題需要非常複雜細膩的制度設制,而很難用社會運動場上簡潔有力的二分口號來處理。教過政治學的江宜樺院長當然懂得這個道理,所以他在回應立委質詢比較台港兩個運動時,很聰明地批評太陽花沒有核心訴求,完全不提整合分歧的社會利益本是掌握一切資源的執政者的責任,而非社會運動者的義務,我們怎可隨之起舞? 儘管多元、分歧已是台灣社會的常態,因此同時也是台灣的社會運動的常態,但我們不能因此便認定太陽花運動時的群眾欠缺自主性。相反地,我認為多元、分歧正構成群眾自主性的基礎。依我自己觀察所得,許多人並非被動等待領導與指揮,而是以自己的方式主動配合運動的推展,反應的毋寧是台灣公民社會整體的成熟。若是因為某些主張與訴求逸出主軸之外,與運動或有扞挌,便認為群眾自主性低,顯然是射錯了箭靶。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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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理非非」與香港佔中:談非暴力抗爭

黃厚銘 /政治大學社會系 這年頭還有人敢寫文章談和平理性(外加非暴力),八成是腦袋有問題吧(啊,我是在說我自己啦)。 前幾天間接在一位朋友的臉書上看到一篇香港網友轉貼的文章。內容是一位香港警官從他的角度談此次香港爭直選過程。他肯定大多數群眾都是和平理性的。但也有發生一些諸如「衝擊」或向警察投擲礦泉水瓶的行為。並說明他們往往是在這種情形下被迫使用催淚彈。並且,在這樣的過程中,也不太可能只針對沒有使用和平手段的示威者,而不連帶影響到手段平和的其他人。更重要的是,針對警察經常在現場遭受民眾辱罵或指責。 【警察擁有公權力就可以為所欲為嗎?】 http://matchbin-assets.s3.amazonaws.com/public/sites/358/assets/14042779179072201407020100363_36599.jpg 他提出了幾個問題希望大家想想。簡單說,就是他們身為警察,也有他們的職責,盡責便是他們專業性的表現。因此,他們也不可能聽從群眾的呼籲,而罷工、辭職、或是藉故請病假。最後,作者一連串的「請不要」來提出他的呼籲,例如,「請不要對我說,你們的角色有思想,我們的角色沒有思想。請不要對我說,你們有良心,我們埋沒良心。請不要說你的角色是人,我的角色是狗。」等等(請參閱文末所附的連結)。 我認為這篇文章是值得認真對待的。原因是我相信(或預設)這篇文章的作者是真有其人、所說的內容也是真的。但即使不是,這篇文章會被大量轉貼,就代表著裡面的敘述,對許多人而言,是有說服力的。因而,不管是贊成這篇文章、或反對這篇文章,都需要藉此好好想想。 ◎警察的公權力是有限制的 在社會運動高張力的衝突過程中,只要是人,都有可能失控。在這幾天網路上流傳的香港爭直選佔中影片裡,我們看到警察近身向民眾噴辣椒水,我個人也看到一段影片,如同這篇文章所敘述的,確實有民眾向警察投擲礦泉水瓶。也就是雙方都可能因為一時激憤,而做出一些程度不一的失控行為。 就警方而言,維持秩序是他們的工作,在他們取得警察的身分之前是受過訓練的,乃至於因為他們代表公權力的身分,不僅納稅人所繳交稅金有一部分成為了他們的薪資,同時也還有一部分成為他們身上的裝備。這當然包括了他們的頭盔、盾牌、警棍與辣椒水。進一步來說,他們之所以能夠光明正大地攜帶這些裝備上街執勤,是因為政府壟斷了暴力的權力。也就是說,只有公權力才有權,在一些條件限制下,正當地對人民施暴。而人民是沒有權利對任何其他人施暴的。也因為這相對於一般人民的優勢,警察作為公權力的化身,更有義務在執勤時遵守法令的規定與限制。換言之,執法過當絕對是大錯特錯的。 此外,正如我另一篇文章裡所指出的,對於個別警察執法過當的行為,基層員警不應該基於同袍之情而相互包庇,因為這是幫派的江湖道義,不是法治。同理,也不應該因為上級長官的包庇力挺,而將這感激之情轉化為無條件的服從命令,因為這是人治。不依法行事都是有損警察的公信力與專業性的。 再來是敏感的「和理非非」的問題。就民眾這一方而言,我不是要藉口民眾的自發性與缺乏訓練來為他們的失控行為脫罪。而且,這些行為會不會被追訴,當然也不是我或是民眾可以自己決定的。警察顯然會有充足的設備來記錄下這些行為,一旦踰越了某個界線,我相信警方一定會追訴這些民眾的罪責的。相較於此,以台灣323、324所發生的警察執法過當行為來看,反而民眾是難以追訴這些人的責任的。原因就在於前段我所提到的,同僚與上下級的相互包庇。 ◎對於「和平理性非暴力」抗爭的一些誤解 對於聽到「和平理性非暴力」就起反感的人,這篇文章確實凸顯出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也就是說,失控的行為確實增加了警察施暴的理由(我不會說是正當性)。最最起碼,也是削弱了抗爭行為的正當性。換言之,非暴力(不傷害他人)應該是有一定道理的。不過,我也必須強調,非暴力不等於不違法。這我隨後會加以說明。 事實上,「和平理性非暴力」這幾個詞之所以會引起不少社運參與者或支持者的反感,一來當然跟「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手段是否有效,相應的也與政府是否有所回應抗爭民眾的要求、以及警察是否有執法過當等等有關。白話一點說,對「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反感,就表現在「沒用啦!」、「只是坐在那裡被打得頭破血流而已」這幾句話裡。 【非暴力抗爭不是要你坐在那裏被打】 http://pic.dwnews.com/2014/03/24/3e0ca302fd97551593c6efb1f656c4e0.jpg 我不會阿Q地信仰「和平理性非暴力」就會成功。但我相信,在民眾沒有能力與正當性武裝自己的情形下,要跟壟斷暴力的國家比武力,是沒有勝算的。再者,一旦採取暴力的手段,還可能給政府施暴的藉口、或是像這篇被轉貼的文章一樣,會削弱抗爭的正當性與民意支持。也正如網路上一些朋友的文章所指出的,這些非暴力抗爭所首先要訴求的,並不是政府,而是還在觀望、還沒站出來的一般人。從這個角度來看,一旦運動的手段失控,就創造了一些論述空間,讓一般人卻步。 然而,在另一方面,我認為對「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反感,其實還可能是來自於誤解。首先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神聖性」或「道德高超性」。正如我前面所透露出來的,堅持非暴力,只是一種策略思考的結論。亦即,其前提在於人民沒有能力與正當性武裝自己。因此,主張「非暴力」是現實的考量,而不是道德上的姿態。循此,我個人就不認為,當有敵人來犯時,我們還應該堅持非暴力。反而應該設法武裝自己、街頭巷戰、游擊戰也再所不惜。 其次,非暴力抗爭雖不等同於公民抗命(不服從),但其中一個很大的選項就是公民抗命(請參考農陣818拆政府所印製的《非暴力抗爭小手冊》裡羅列的選項)。由此可見,違法絕對是非暴力抗爭的選項之一。但為什麼要違法?用甘地的話來說,就是統治者統治的有效性與正當性是來自人民的順服,因此,當人民不再服從,也就是在撤回其所賦予統治者的正當性,也是在削弱其統治的有效性、甚至是拖垮整個系統。我之所以要強調這點,是要指出,非暴力絕對不是不違法,雖然非暴力不一定就要違法(例如,汽車駕駛人集體以最低速限慢行)。因此,以為非暴力就是守法、守秩序,乖乖上街遊行、開晚會,回家洗洗睡,這其實是誤解。也因此,在台灣的社運脈絡下,我越來越少用「和平」這兩個字來談非暴力。因為非暴力中的公民抗命,當然會違法、挑戰既有的社會秩序、甚至是妨礙政府與社會的正常運作。所以,請不要再以為非暴力就是和平不抗爭了。 頂多,我會說,經常與非暴力相連的「和平」一詞。所著重的是手段的「和平」,也就是不傷害他人,絕對不是指不起衝突、不違法。一輩子主張非暴力的甘地,最有名的一役不就是違反食鹽稅的法律嗎?隨後,他還威脅要佔領某個機構呢。 至於「理性」一詞也一樣,在這個過度崇尚「理性」與「科學」的程度已經到了非常迷信與不理性的時代,我個人從不覺得「理性」是個什麼具有正面價值的讚美之詞。但如果說「理性」一詞,意味著是經過思考、甚至是有計畫的,那非暴力抗爭當然是很理性的,舉例來說,甘地決定以反抗食鹽稅為不合作運動的起點、到海邊取海水煮鹽之前橫越印度的行軍、乃至於他有心理準備會因而入獄等等,這些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顯然,深思熟慮所蘊含的理性盤算與計畫,絕對不等於被簡化的和平,也就是不違法、不起衝突。 【甘地的非暴力抗爭,也要付出代價】 http://www.yinduabc.com/res_base/jeecms_com_www/upload/article/image/2010_3/9_21/ku28geca77n9.jpg 但甘地最後確實入獄了,而在他入獄那段時間,於印度所引發風起雲湧的不服從、街頭抗爭,確實也有不少民眾被打得頭破血流、甚至也有不少民眾也跟著入獄。因此,非暴力是否就是「坐在那裡等著被打得頭破血流呢?」以我個人對非暴力抗爭的有限經驗與知識來說,我的答案是,是,也不是。 簡單說,非暴力抗爭的「技巧」當然有不少是在幫助執行非暴力抗爭的人保護自己的,其中在被抬離時全身放鬆,或是在以不讓自己受傷為前提下施力抵抗等等都是。然而,以當年美國南方有色人種反抗種族隔離政策的策略來說,他們確實是先經過一些訓練,讓自己能夠平靜承受身體與心理上的暴力對待以後,再走進那些不服務有色人種的商店或餐廳面對這些暴力對待以凸顯問題。 由此可見,非暴力抗爭雖然也希望執行者能夠不受傷,但其執行者應該要有受傷的心理準備。因為非暴力抗爭並不等同於其抗爭對象也會是「和理非非」的,這在323佔領行政院那晚可以看得很清楚。進而,從歷史上幾次成功達成目的的非暴力抗爭來看,非暴力抗爭之所以能夠帶動更多人的參與、甚至是讓基層的執法人員到高階政府官員手軟、震懾,經常是因為有一波又一波無所畏懼的人們,即便可能被打得頭破血流、可能入獄,都還勇敢地走上前去。顯然,主張非暴力,當然也不等同於懦弱。試想,要有多大的勇氣才會讓人明知會被羞辱、被打、被關還勇往直前呢? ◎擁有國家暴力的警察如何面對公民不服從? 再回到這篇文章向大家提出的問題。我認為民眾的「衝擊」是抗命,因此,跟佔領一樣,是非暴力的正當選項。至於向警察投擲礦泉水瓶,是不是該受到法律制裁,這絕對是警察的權限,這倒不用問大家。反之,警察是否可以因為民眾的違法抗命、甚至是投擲水瓶就執法過當,這問題的答案也應該是很清楚的。進而,這位警員問大家,如果我們身為一個執法人員,在面對以公民抗命的方式來進行的非暴力抗爭時,他也可以問問自己,這些香港市民所要求的過分嗎?持平一點說,當這位警察認為自己是無從選擇時,或許他也可以想想香港市民的抗爭是否也是無從選擇的結果?或許這有助於讓代表政府壟斷暴力的警察有所克制。 【警察也必須思考如何面對公民不服從】  https://farm8.staticflickr.com/7065/13367739514_9dffe3f167_b.jpg 非暴力抗爭、尤其是公民抗命的另一位重要思想家梭羅也指出,公民不服從背後所預設的是,道德良知高於法律命令的地位。亦即,人之所以為人的關鍵在於其道德良知,因此面對不符正義公理的法律命令,就應該訴諸自己的良心,而不是只考慮自已的職業上的職責、任務,甚至是飯碗。 這當然也很困難,並且也可能需要付出重大的代價。但這是讓自己根據人的原則活著,還是以某個職業身分討生活的抉擇問題。儘管不容易,卻並不是毫無選擇的。選擇抗命的人,就是拒絕服從不符正義的法律命令,而勇於承擔可能的後果。同理,執法人員也一樣,不應認為「惡法亦法」而覺得自己只能服從上級長官的命令。以戰後有關納粹德國軍警官員的一些案例來看,提出「服從上級命令」的答辯,實際上並不能免除這些公務人員所需要面對的法律追訴。進而,其實非暴力抗爭所訴求的,也不只是一般民眾,也包括了撐起政府運作的各級公務人員。乃至於公務人員的不服從、怠惰,也是非暴力抗爭的選項之一。 ◎非暴力抗爭在減緩激進的步調 再以台灣過去社會運動的發展過程來看,儘管幾十年前有不少更為激進的手段,但之所以在手段逐漸平和了好一段時間以後,會再度演變為佔領運動,這與政府的強硬姿態或不回應是有關的。請想想苗栗大埔迫遷的發展,從記者會、到少數人翻越行政院圍牆、到818拆政府佔領內政部大門,一直到318佔領立法院、324佔領行政院。這發展不正是因為政府的不理不睬造成的嗎?也無怪乎,會有越來越多人覺得非暴力抗爭是沒有用的。 香港市民會由平和上街遊行、集會,轉而變成佔中、甚至是遍地開花的佔領香港,也是如此。從這個角度來看,非暴力抗爭既不是禮貌運動,也不是在煽惑人心、製造問題,而是在減緩激進化的步調。但這不是為了執政者,而是在非常具有現實感的考量下,希望以一個代價(也就是社會成本)相對比較少的方式達成運動的訴求。進而,我認為非暴力抗爭精神與知識(而不只是技巧)的推廣,絕對有助於提昇公民社會的動能。讓台灣有更充分的準備面對未來可能的變局。 【從刺客到非暴力抗爭的黃文雄先生】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thumb/a/a7/Peter_Huang.jpg/300px-Peter_Huang.jpg 我一直記得一位我由衷佩服的長者跟我說的:陳雲林來台時,要是那麼多民眾就這樣平靜地坐下來、不走了。那會是多麼震懾人心的景象。非暴力抗爭正是這位長者從當年的刺客身分,以一輩子的代價與自由所找到的路。要不是那個事件,他還極可能是台灣第一個留美歸國的社會學博士。Peter,生日快樂。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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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來「學運」?太陽花學運靜坐參與者的基本人口圖象

陳婉琪 /台北大學社會系 今年春天,由318佔領立法院行動所引爆的太陽花學運,延續超過三週。初期,連學生運動領袖自己也沒有想到會演變成如此聲勢浩大的公民運動。這段時間,全台無數青年心靈飽受衝擊激盪,社群網路爆發出大量的精彩對話與反思,抗爭行動同時也激起各式各樣、偶有對立的意見態度。 公民言論當中,有部分文章涉及運動參與者人口組成的觀察與揣測。譬如,有文章強調:「抗爭學生英文好到可以直接出國,為何要在這裡幫你維護權益?」。又如,由於學運期間全台數個社會學系確實帶給外界強烈的社運色彩,使得有人提出「以後不要我的孩子念社會系」這樣的說法,難免製造出「社會系只會社會抗爭」或「社運參與者都是社會系」的刻板印象,對社會系的專業造成不小的傷害。直到最近,也有文章基於類似的邏輯,主張學運參與者就是「憤青」,很「難搞」,且通常不是自然領域的學生。 【318學運的參與者,都是些什麼人?】 然而,以上說法,每一項都符合事實嗎?這波學運的參與者究竟都是些什麼人?有多少學生?多少社會人士?就讀些什麼學校科系領域?來自哪些行業?花多少時間來?停留多久?獲得資訊的主要管道為何?動員管道又是如何?等等以上這些問題,或許有不少人想知道答案。 所幸,學運期間,本系師生同心合力做了一件事……… ◎突發的調查研究計畫 太陽花學運期間,約在佔領行動一週之後,本系(台北大學社會學系)於3月25日至29日之間(主要集中於26、27兩日)在立法院四周進行了一個問卷調查計畫。此調查起源於本系黃樹仁老師的提議及初步構想,由於事發突然,整個執行過程完全倚賴系上的志願參與師生(也包括熱心的系友),不僅問卷設計倉促,調查進行時,深夜時段的支援人力也較為短缺。 本調查之抽樣方式採系統抽樣。每天從清晨六點開始,區分六個時段,一個時段四個小時。立法院內外區分四個區塊:濟南路、青島東路大門東側、青島東路大門西側及立院圍牆內(顧及研究倫理及可行性等問題,於26日十時起放棄院內此區塊,並於27日新增林森南路8巷及鎮江街兩個小區域)。每個區塊於每個時段派出訪員二至三人,每16人抽取一人(註:16此數字乃事先以預計得到一千份樣本來推估),對抽出樣本進行一對一面訪,邀請對方填寫簡短問卷。進行至3月29日深夜,結束為期四天的抽樣調查,共抽出樣本1005人,16人拒訪,實際完成份數為989份,完訪率98.4%。1.6%的低拒訪率在調查研究中實屬難得!不過,如前所述,由於立院圍牆內樣本不多,樣本代表性僅能推論至「立法院圍牆外的靜坐參與者」,不宜將核心行動者包括在內。 【台北大學社會系持續在三鶯地區做社會調查】   ◎學運參與者的基本人口圖象  1. 學生身份、性別與年齡 全部樣本當中,56%是學生(554人),其餘不具學生身分之社會人士有44%。訪問時段與學生比例有關。半夜的學生比例較高 (71%),白天會有較高的社會人士比例(從早上十點至晚上十點,學生比例逐時段而減少,下班後時間為社會人士參與之高峰,學生比例只有45%)。由於深夜至凌晨(2-6點)此時段之人力調度或邀請受訪者填答的困難度皆較高,本調查短少一個深夜時段。因此,56%此數值應是輕微低估了學生比例。 性別的分佈還算平均。整體來說,女性占全部樣本的51.8%。深夜時段的女性比例會稍微低一些(48%)。年齡方面,全部樣本當中,年齡最高的是83歲,最小的是10歲。平均年齡28歲,學生樣本的平均年齡為22歲,社會人士則為35歲。每十歲分成一組的話,「20-29歲」這一組所占比例最高,有66.8%。每五歲分成一組的話, 「20-24歲」這組占44.5%,為數最眾;「25-29歲」占22.3%,次高。  2. 教育層級、學校、年級 554位學生樣本當中,93%為專科以上學生。其中,專科占學生樣本的2.2%,大學占73%,碩士班占17.2%,博士班占0.7%。403位大學生樣本當中,年級越高,參與比例越高。大四占30.2%,大三27.0%,大二22.4%,大一15.9%。至於社會人士參與者,平均教育程度亦頗高——76%有大學學位或更高的學歷(見圖一)。 學生樣本當中,扣掉高中以下及少數國外學校的學生,大約510位有學校資訊可搭配高等教育統計做比較。這510位當中,56.7%來自公立大專院校。與總體統計相比(教育部統計資料顯示,全台灣大專院校學生裡,公立大學學生占32.4%)可得知,公立大學學生的學運參與率遠高於私立大學。(不過,學校的公私立不見得是最重要因素,也可能是因為技職性大學的學生參與度較低,且此類大學大多為私立。) 這群學生樣本當中,比例最高的是台大學生(占9.4%),其次為政大及輔大學生(各都是5.1%)。由於全台灣學生數最多的大專院校為台大(占總學生數的2.4%),表一將樣本中超過2.4%的學校依序列出,共九所大學。但需留意的是,這種排行榜列法會讓人以為抗議學生集中於某些學校,但事實上,五百多位學生來自96所不同的大專院校,分布的廣泛程度相當驚人。 此外,社會人士當中,台大校友所占比例亦奪冠——在專科以上學歷的社會人士當中,台大校友占9.4%以上;其次為文化大學(4.2%)及東吳大學(3.9%)。另有5%為國外高等教育學歷。 3. 科系領域分布 學生當中,有508位為國內專科以上且有詳細科系資料。以教育部所採用的23種學門來分類,其領域分佈如圖二所示——來自人文學門的學生占15.6%,來自工程學門的占15.2%,商管學門11.2%,藝術學門9.3%,社會及行為科學學門7.3%,醫藥衛生學門6.9%,法律學門5.7%(其餘省略)。   從以上數據看起來,這波學運的參與者來自各種學科領域,且人文、工程、商管等領域的人數頗眾。不過,如果某學門屬於「大」領域,出現該學門學生的機率當然就高。因此,若要比較誰有更高的參與機率,必須對照全台灣高等教育之學門比例。 在計算本學年度的教育部學生人數統計之後,表二列出參與者與全台學生的比較結果:藝術、人文、社會及行為科學、傳播、法律等是樣本學門比例顯著高於實際學門比例的領域 (p< .05);商管、電算機、工程、民生等是樣本學門比例顯著低於實際學門比例的領域;而其餘有相當多的學門(包括教育、設計、生命科學、自然科學、數學及統計、建築與都市規劃、農業科學、獸醫、社會服務、運輸服務、環境保護),在樣本中的比例與實際學門比例並沒有顯著差異。 以上比較結果,用白話文來說是什麼意思呢?我挑出幾點來做詮釋: 1、前述某些文章作者的猜測並不符合事實——「農業科學學門」的學生雖沒有「更可能」出現在立法院四周,但也並非都走入山林療癒去了,他/她們的參與機率與整體學生差不多。 2、初步來看,參與率較低的領域(商管、電算機、工程)似乎都是較實用取向的學科。這有幾個可能性:可能這群學生真的沒興趣參與,可能這些科系功課較重,但也非常可能是因為這幾個領域有相當高的技職大學(或私立大學)比例,而技職體系的學生參與程度較低。 3、以醫藥衛生學門為例,可以說明以上第二點猜測。此學門的整體參與率顯著較低,但若進入更細的領域分類(158個學類)來看,會發現:樣本當中,醫學學類比例遠高於期望值(樣本當中有16個醫學院學生),但技職居多的護理學類比例則顯著較低。 4. 社會人士的職業分布 不具學生身分的社會人士當中,扣掉家管、正在服役、職業缺失或少數答案過於含糊的樣本後,共有356人有職業資訊。從職業分佈來看,參與者來自製造業的比例(16.3%)比整體勞動力中的製造業來得低,絕大多數來自服務業,這樣的分佈似乎反應出這波社會運動的起因——這是與服務業貿易協定有關的爭議。(但也有可能是製造業離台北市較遠,時間彈性較小。) 屬於服務業的參與者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音樂藝術創作者、出版業及文字工作者的人數相當多(39人,11%);而許多人宣稱將從服貿協議中得利的金融服務業,也占有相當比例(金融服務業15人,保險業5人,房仲業2人),來自金融領域的參與者,分別有襄理、副理、經理、交易員、私部門金融研究員,及投資公司負責人等職位。此外,來自公部門的參與者(軍警、公務員、各層級之教師、公立醫院或媒體)也不在少數,約占13%。 ◎靜坐支持者之參與狀況、原因及訊息管道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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