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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城惡魔:誰是白色力量城市中的惡魔? - 現代性城市的發展與都市公共性的建立

董建宏/中興大學景觀與遊憩碩士學位學程   (2013/8/3 凱道萬人送仲丘-廢除軍檢還原真相活動 引自youtube) 2013年8月,超過25萬多數彼此不相識的身著白衫的群眾,走上台北凱道,最後形成「白色聖十字」,為一位遭受到國家軍事體制不當凌虐,而不幸身故的義務役下士洪仲丘,聲討保守反動的軍事體系與國家機器。最終,不但迫使政府道歉,也敲下了國民黨與馬英九政權的第一聲喪鐘。一年後,號稱「白色力量」所支持的「白色巨塔」中的異類醫師,成為十六年來,首位「天龍國」非國民黨籍的市長。這樣一股建立於社會與城市集體公共利益的人民力量,被視為是台灣這幾年邁向民主深化的進步城市象徵。 但是,與這股進步的白色力量同時共存的,卻是一連串的隨機無差別殺人殺童事件引發的集體恐慌,自2014年台北捷運發生鄭捷無差別殺人事件之後,(2015龔重安北投文化國小女童割喉血案、以及最近不幸慘遭王景玉隨機殺害的女童事件)。這些隨機無差別殺人事件,其實早自2009年的黃富康隨機殺人案之後,就不斷成為城市生活中的不定時炸彈。於是,一個幽靈 ─ 恐懼「惡魔」的幽靈 ─ 在這個號稱白色進步力量的城市遊盪。所有看似不同的進步與反動的力量,因為恐懼「惡魔」而團結起來了!眾人們開始進行獵巫的行動,希望可以讓這個籠罩著白色城市的惡靈,消失在這個號稱進步的城市!而2016年5月10日,只剩不到十天就要卸任的法務部長,簽署了最後一份的死刑執行令,將人人皆曰可殺的鄭捷,快速執行死刑判決,更讓這個白城惡魔,以及他所召喚的各種恐懼的幽靈,迅速的籠罩著這個看似進步的白色力量城市。   如何看待惡魔引起的恐慌? 那麼,從社會學的角度來思考,我們要如何看待這樣一個進步城市發展下,無差別殺人「惡魔」的出現?以及,這樣的「惡魔」,為何掀起城市集體的恐慌? (The Devil in The White City  引自http://goo.gl/ZVO58D) 2003年,Erik Larson,美國著名作家,發表了一本有趣的歷史小說:The Devil in the White City(台灣翻譯為:白城魔鬼)。在這本小說中,Larson以1893年前後那場改變芝加哥城市命運的「芝加哥世界博覽會」為背景,描述了1871年芝加哥大火之後,在資本主義的狂野發展下,快速成長且意圖浴火重生的當代美國城市的發展史。故事背景的城市芝加哥,是當時美國中西部最重要的城市,因為水利之便,與中西部的農業發展,這個城市主導了美國中西部的發展,當地的製造業與商業活動在19世紀成為美國中西部主宰的經濟力量。在日後因為農產品榖物等的交易繁榮,而成為美國、乃至後來世界主要期貨的交易中心。1871年的那一場大火,非但沒有打擊芝加哥城市發展的企圖,反而在資本主義與國族主義的交互激勵下,決定爭取哥倫布紀念博覽會(World’s Columbian Exposition),來證明芝加哥的榮耀與進步。之後由Daniel H. Burnham與Frederick Law Olmsted等建築師,以景觀環境設計與主體建物合一,將自然環境元素與人工科技術的巧奪天工之建築整合,創造優美的生活環境,作為規劃設計的準則。他們認為,博覽會的目的,不僅僅在展現當代科技技術的進步,更重要的是展現一個現代性的城市的風貌,同時洗刷芝加哥在19世紀時惡名昭彰的都市環境。因此,他們將博覽會會場的主要建物統一漆成白色,而讓芝加哥由原本漆黑的工業城市,轉型成為城市美化的白色城市(White City)。這場藉著博覽會這個結合國族主義與工業資本主義而興起的城市美化運動(City Beautiful Movement),讓芝加哥的城市風貌得以煥然一新,並以此進步的空間象徵,進入現代城市之林。 但是,與這個進步的現代性白色城市興起的同時,當舉城的人瘋狂的參與並慶祝著博覽會的開幕舉辦之際,一位名為賀姆斯(H. H. Holmes)的連續殺人犯,正透過他過人的商業頭腦與殘酷的手法,在博覽會場的附近興建了一棟如城堡般的旅館,讓許多懷抱著夢想、希望一睹芝加哥博覽會風光的女性入住。在誘惑她們入住之後,賀姆斯再以殘酷的手法殺害她們。而這個凶殘的連續殺人兇手,在外貌看起來,卻是一個與芝加哥博覽會主辦者,建築師Daniel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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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學術科普部落格的公共性意涵

王宏仁 /中山大學社會系 我們應該都很熟悉馬克思講的這句話:「哲學家只是用不同方式在解釋這個世界,但重要的是,改變它!」前任國際社會學會理事長Burawoy則說:「面對一個不平等的世界,我們除了詮釋、解釋它之外,我們也必須進擊,換言之,我們必須認知到,我們是這個世界的一部分,也必須對世界負起部份的責任!」顯然,社會學知識除了客觀分析我們的世界之外,本身就具有相當強烈的社會實踐意涵。從這個角度來看,學術的公共書寫,傳播的不僅是該學科的知識,也是一種熱望,一種基於社會責任、推動改變社會的一股熱望! 【哲學家只是用不同方式在解釋這個世界,但重要的是,改變它!】 臺灣第一個人文社會學術科普部落格「芭樂人類學」,成立於2009年11月,一開始只是在人類學者之間默默耕耘,不過到了2012年時,該部落格逐漸引起社會大眾以及其他學科學者注目。2012年底,社會學界開始籌備屬於自己的共筆部落格「巷仔口社會學」,並且於2013年2月底開張,在極短時間內吸引了眾多人目光。2014年的三月太陽花學運後,又誕生了一波新的學術部落格,包含歷史學柑仔店、菜市場政治學、故事、地理眼、到最近的經濟學「白鯨記」、STS多重奏。值此巷仔口社會學已經刊登200篇的文章之際,此文希望探討一下這波學術科普部落格風潮的意涵。 ◎沒有人讀的學術論文 有時候我們會懷念1980年代末與1990年代初,許多風起雲湧的新雜誌出現,例如人間、當代、南方、文星、島嶼邊緣,或者大量的西方書籍翻譯,成為媒介、傳播知識的重要平臺。但是過了二、三十年,整個社會的政經條件完全不一樣,特別是網路的普及,使得知識的傳播媒介有了非常不同的方式,這也給了學界參與公共書寫一個新機會。 低成本的網路資訊傳播,使得我們要對抗國家或市場資訊傳播的可能性提高不少。政治力介入媒體傳播,早已經是人儘皆知的事情,例如旺中的中資媒體對於黃國昌的抹黑、以及2015年「天下@獨立評論」將黃丞儀批評馬英九跟習近平見面的撤稿事件。不過,問題並非只有政治力的干涉,目前的媒體評論市場非常弱智,多數的電視媒體仍無法做到深度評論,這也是當前資訊傳播的問題。 網路的出現,多少克服了傳播成本高昂,無法抵抗龐大傳播資本的困境。就先不談跟平面報章媒體結合的網路評論文章,目前有一些「純」評論網站,以臉書「按讚」的人數來看,目前最多的應該是想想論壇,接著是「天下@獨立評論」,端傳媒、接著是巷仔口社會學、歷史學柑仔店、芭樂人類學、法律白話文運動。當然,不能單純就按讚的粉絲人數來看該網站的影響力,例如「地圖會說話」,點閱次數都是百萬計的。不過至少就傳播的角度來看,粉絲人數越多,發文能夠接觸到的人就越多,「廣告」效力也就越高。 可以看到,網路的出現,讓比較沒有資本的一般大眾,也可以透過低成本的網路,開始發佈、傳播自己的想法。我稍微整理了一下自發組成的學術科普網站跟有資本支持的評論網站(以天下評論為代表),不同的經營模式跟成果(參考表1)。臺灣的共筆學術科普網站,都是從社會中自己長出來的,沒有任何「經濟資本」支持,有的只是學界的「文化資本」而已。而從以下的統計數字來看,只要有特色的小眾獨立評論媒體,是可以在目前的網路競爭環境之中存活下來的。 表1  各學術科普與商業評論網站比較(至2015.01.25統計)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目前也有一些個別學者經營自己的學術科普部落格,不過根據經驗,這並非一件容易的事情,除了有強大的動力來書寫之外,也必須考慮時間限制、學界要求的專業型書寫。在臺灣,廣受歡迎的個人學術科普部落格,包括地圖會說話、哲學雞蛋糕,但在個人受到條件限制的情況下,透過集體力量來經營科普部落格是克服單兵公共書寫困境的方法之一。 歐美國家也有社會學的科普網站,有的是個人部落格,有的則跟巷仔口社會學類似,是集體共筆。比較接近巷仔口社會學的網站包括:日常生活社會學,該網站的動能很強大,文章也都短短的。文章會舉社會學的簡單概念來說明日常生活背後的社會邏輯,例如角色衝突、去個人化,或者提問一些有趣的說法,例如用「指頭尺寸就可以顯露你的性傾向?」來說明統計的一些陷阱;另外一個有趣的部落格則是「社會影像」,主要透過影像來看社會現象。例如同一個人,圖片如果是穿上藍色工作服,對比穿上西裝,那麼他被認為「白人」的機會,是否會不一樣。這些部落格的文章都有社會學的最新研究做為論述基礎。 國外的大學社會系也有自己經營的部落格,例如英國的倫敦政經學院LSE,該部落格主要寫手是研究生,幾乎每隔幾天就有一篇文章,動力很強,隨時都在寫他們最新的研究成果報告。牛津大學的Oxford Sociology則看起來像積滿灰塵的地方,沒有甚麼人氣,令人吃驚。 科普學術部落格真的可以吸引到眾多讀者,例如巷仔口部落格的點閱次數已經超過三百萬了。那麼,學者的學術論文,有誰在讀呢?根據統計,在學術期刊發表的文章,平均一篇只有10個人閱讀,更令人氣餒的是,在人文學科發表的文章,82%從沒有被引用過!學者花費了龐大的社會資源,包括國家給的研究經費、補貼大學的教育經費,還有自身花費許多力氣去調查、閱讀、研究、書寫、投稿刊登的漫長(痛苦或折磨)過程,但所做出來的研究若只有少數學界內的同儕閱讀,這不是非常可惜嗎? 【過勞的教授、沒人讀的學術論文】 此外,資訊流通越來越快,從學者開始一個新研究主題設定,到調查、分析、書寫、發表,大概也都要三、五年的時間,如何快速傳播這些新研究,是值得注意的事情。或許先將相關的想法發表在有公信力的地方,是一個可能的平衡,例如有的學術期刊在正式刊登前,將接受的草稿放在網站上面,供讀者閱讀與評論,以利作者可以繼續修改。如此做法,跟目前的學術部落格文章,有點類似,也就是作者將自己的一些研究丟出來討論,接著有些讀者會給許多意見,成為將來撰寫學術文章的參考。這種雙向的互動,是過去單純用期刊寫作發表時代的人,無法想像的。這種方式,已經比較接近於民主化的公共書寫了,不僅是圈內人閱讀、建議,還可以讓廣大讀者來評論、給意見。巷仔口社會學的一些文章,也開始有這樣子的特色了,例如陳美華寫的「你嘛用心洗:美髮沙龍裏的身體工作」,整理了初步田野資料,透過發表,有一些讀者給了回饋,例如展示洗頭洗到雙手傷痕累累的照片,讓她的此項研究有更加豐富的材料。 ◎學術研究、社會介入與公共書寫 早起國民黨統治時期的學者書寫,許多人都希望成為「國師」,也就是獲得層峰關愛的眼神,進而可以「學而優則仕」,進入到政府或黨的單位任職,這是學官權力不平等關係的展現。進入到陳水扁擔任總統的期間,如何處理國家不斷吸納走社會運動能量,成為吳介民說的「克勞塞維茲的魔咒」,也在在考驗著社會學的社會實踐性格。 即使不是學官兩棲問題,還有另外的「學術與政治」問題,也考驗著學術與社會介入的關係。去年318太陽花學運時,蔡錦昌教授寫了一封信給學會,立場是反對學會對於學運的支持聲明,他認為學者如果參與任何政治聲明,就是「大學講壇上的政客」。對於他的論點,顧忠華澄清說,我們採取的並非「價值中立」,而是「價值自由」(Wertfreiheit)的立場,如同P. Bourdieu對巴黎郊區發生騷動的阿拉伯後裔年輕人說的:「我並非反對你們去火燒車,而是你們必須清楚知道為何要去燒車。」(見黃敏原「對社會學的無知,正反映台灣社會對不公義的無感」)。 不過社會學者實際介入社會運動的情況比較少,反而公共書寫才是臺灣社會學者介入社會最常見的方式。我認為,公共書寫,是一種介於韋伯說的「政治人物激情演說」與「冷靜思考的學者」之間的政治行動。學者根據自己長期的研究,針對某些議題來發言,除了是冷靜思考的言詞表述外,其實也希望傳播我們的信念,這一點,跟政治人物吸引群眾支持他的理念,是沒有什麼不同的。 但是跟政治人物不同的是,為了獲得最多的選票,政治人物會講群眾喜歡聽的話語,或者要找到他的同溫層聽眾,並且吸引距離其政治立場不太遠的選民,因此可能往眾數靠攏;但是學者寫的公共文章,卻剛好相反,並不是要吸引已經站在其同一思考的聽眾,反而經常是撕裂讀者的慣性思考,要把原來的讀者轉化成為另外一種思考方式的讀者。所以我認為,會引起廣泛討論的公共書寫文章,就俱有相當重大的意義,不管我們贊成或反對其論點,因為它不是重複閱聽人早已熟知的觀點,而是透過「幾近挑釁」的方式,面對那些從來不曾如此思考、甚至從不覺得某些事物是有問題的人,來刺激他們嘗試從新的角度去思考社會現象。我們社會學不就是每天在吐槽人們的常識嗎? 在巷仔口部落格的文章,有許多是這一類的「挑釁」文章,例如楊佳羚的〈性/別化的種族歧視:後殖民女性主義的觀點〉、藍佩嘉的〈蕃仔、外勞與阿兜仔:種族主義的社會學〉、林宗弘的〈兩岸服貿協議真的「利大於弊」?統計的科學檢證〉、趙恩潔的〈看不見的恐怖攻擊〉。 要讓一般大眾可以接受非主流的觀點,並非那麼容易,這就跟廢死議題討論一樣,每次臺灣發生街頭隨機殺人事件,社會大眾跟許多政治人物就開始批評廢死立場的人跟團體,在臺灣,只有敢公開表態支持死刑、嚴刑重罰的政治人物,但很少敢公開表明自己廢死立場的人。學界在討論廢死議題上,則經常面對常民不同的正義觀,也因此經常被批評為不食人間煙火、空談理論,如何轉譯學術語言而且可以說服持不同意見的人,並非一件容易的工作(參考容邵武寫的「死刑存廢戰爭能否走出死巷?」 )。   【人文社會學術界多支持廢死,但如何跟多數支持死刑的大眾之間溝通?】 這樣「挑釁」的公共書寫,本身就具有改造社會意識的企圖,更精確的說,任何的寫作,都是一種政治行動、一種社會介入,面對社會的各種問題,社會學家透過不同方式的社會參與,都在彰顯社會學的身份認同,社會中的每個人都佔據了特定的社會位置,作為大學教授的我們,佔據了相當優勢的社會位置,對於正在發生的諸多事務,社會學者沒有置身事外的權利。 ◎學術知識科普化的貢獻:問責、民主 將我們的學術研究成果,改寫成為通俗易懂的文章,是一個很重要的過程,過去可能以教科書的方式呈現,例如王振寰、瞿海源主編的《社會學與臺灣社會》,或者張晉芬撰寫的《勞動社會學》;最成功的科普社會學,應該是藍佩嘉的《跨國灰姑娘》,還有林宗弘等人撰寫的《崩世代》;也有以出版論文集方式呈現,例如王文基、王秀雲、郭文華主編的《意外多重奏──STS如何重組真相》,或者人類學者跟社會學者合作的《田野的技藝》(郭佩宜、王宏仁),都是一種公共書寫,試著將學術研究科普化。 除此之外,科普社會學知識,也是一種認真問責的態度。畢竟我們的研究經費多半從政府機構過來,也就是從納稅人過來,我們的研究除了在學界、學生之間流傳外,如果可以讓更多人知道我們的研究成果,這就是對社會負責,而社會大眾也不至於對社會學茫茫無知,甚至有定見或偏見。日本社會學的發展已經超過百年,社會大眾、商業機構也理解「社會學大有用」,社會系畢業生很容易在市場找到工作,這自然就會有助於大學社會系的招生,社會也可因社會學培訓出來的學生而受益。但是韓國社會學的發展跟臺灣類似,很晚才開始受到專業的認可,也面臨被誤解為社會運動的大本營(雖然這個說法部份正確),但社會學大有用的部份卻被忽略,這樣子的誤解,造成在當前少子化的年代,人文社會學科的招生困境,甚至發生韓國的培材大學(Pai Chai University)在幾年前裁撤了社會系的情況。 【社會學其實大有用,只是多數人不知道怎麼用】 此外,部落格的書寫,是奠基於學者過去個人長期研究累積的成果,將這些新觀點傳播出去,不僅影響了非學界的人,即使學界的人,也可以互相知道同儕正在研究哪些議題,以及他們的觀點是什麼,這個對於臺灣在地知識的累積與流通,非常有幫助。目前的全球學術分工,仍多少承襲著核心-邊陲的架構,Heilbron調查了英國與美國的社會科學翻譯在全球的流向,結果發現,基本上都是從該兩國流向邊陲國家,而只有2至3%的翻譯是反向流動;拉美學者Zincke發現,該地區的社會學家在「核心地區」進行學術發表時,只有7%的參考書目引用拉美學者的研究;不過智利社會學者如果是在地發表的話,則高達55%的參考書目會引用智利跟拉美學者的研究。 如果我們要避免複製核心-邊陲的學術關係,發展出臺灣的南方在地觀點,那麼中文的書寫就很重要。此外,如果大家可以將自己的專業書寫轉化成為科普文章,那麼就比較可以不用花費很多時間跟力氣去閱讀、理解不同專業之間的專業學術發表(例如閱讀政治學、歷史學、人類學的專業文章),學者之間也可以更快相互吸收知識,在地研究的知識流通也會成倍數成長,這樣子可以多少避免上述核心-邊陲不平等的知識生產狀況。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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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顏色的供應鏈:透過社會價值來創造產業升級

潘美玲 /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 ◎對紅色的恐懼 「紅色供應鏈」最近成為臺灣社會一個熱門的議題,這個用詞透過電視媒體和財經雜誌的傳播,也成為街談巷議日常聊天會提到的話題,一個月內我竟然在幾個不同的場合被問到「到底什麼是紅色供應鏈?」,甚至家庭聚會和久違的大學同學聚餐時,都有人在問這個問題,不只這是一個被高度關切的名詞,問這個問題的人,都還帶著一股不解的恐懼。 「紅色供應鏈」最早來自於2013年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的報導,指出中國在全球電子資訊產業的位置,已逐漸脫離只是提供勞力密集的末端組裝工作,美國的蘋果公司開始使用中國廠商提供iPhone的零組件,構成其全球供應鏈的正式成員,並可能威脅到原先在此供應鏈上臺灣、日本、韓國等廠商的地位。其實,中國已經是世界工廠,中國製造早已經不是新聞,但過去是台商接單,台商在中國的工廠生產的部分,現在則是中國廠商開始有能力可以自行接單、生產,有機會取代過去台商的角色。 【除了紅色警戒,我們是否考慮過其他顏色的警戒呢?】 資料來源:farm9.staticflickr.com/8213/8435717056_02ceac96f4_o.jpg 臺灣電子資訊產業在全球分工所佔有的不可或缺的角色,曾經被譽為「矽屏障─臺灣最堅實的國防」。若從產業競爭的層次來看,廠商投注研發,以成本和效率爭取訂單,本就是自由市場的遊戲規則,也是必然的結果。但問題是中國以國家級的戰略行動,扶植電子零件供應鏈,例如,制訂智慧型手持裝置品牌業者必須至少有三成是向中國當地業者採購的政策,並透過國家的支援扶植中國特定廠商,提昇技術與生產規模,目的就在取代臺灣廠商在國際品牌全球供應鏈的地位,這並不是一場完全自由競爭的賽局,經濟只是手段,政治才是最終的目的,紅色恐懼的是「以商逼政」。我們在和日、韓、或甚至東南亞國家在競爭的時候,即使這些國家分別都被標示一種顏色,頂多就是一種競爭對手的識別,是不會產生同樣的反應。 面對紅色供應鏈的威脅,產業界或政府相關部門的討論,從產業競爭的經濟優勢的角度出發,基本上往發展品牌或產業技術升級的方向,並強調政府應該介入並大力扶持。但當大家只期待政府發動「積極作為」之時,強調的是經濟理性或政府的角色,但我們應該將社會的思維也帶進來。原因有兩個:第一、因為商品的供應鏈就是生產與銷售的過程,牽涉到環境資源、物料生產與勞動力,這些並非發生在真空狀態,而是在社會制度或權力的脈絡下運作的。第二、研發創新必須經濟發展兼顧社會永續,不能侷限於單面向的思考。 ◎「全球商品鏈」概念的啟發 供應鏈在企業管理或工業工程的領域,著重物流與製程管理,重視的是成本和效率。但經濟的運作不能抽離社會脈絡或忽略社會基礎,我們在思考因應紅色供應鏈策略的同時,應先認識供應鏈運作的社會機制,並開發多元創新的可能性。 全球商品鏈(Global Commodity Chain, GCC)是由美國杜克大學社會系的Gary Gereffi教授在1990年代針對商品生產製造的全球化所提出的分析概念,之後則是使用Global Value Chain(GVC)。所謂的「商品鏈」是指「一個商業成品的勞動網絡和生產過程」,形式上和企業管理或工業工程所指涉的供應鏈類似,但商品鏈強調全球生產網絡當中的權威統御結構(governance structure)是決定供應鏈的機制。在一條商品鏈當中,決定金融、物料和人力資源如何配置和流通的流程,純粹由價格決定的買賣交易,也就是純粹的市場關係,只是廠商之間關係型態的其中一種。供應鏈的廠商之間合作與生意往來,有不同程度的權力關係型態,它受到主導廠商控制協力廠商的程度、以及協力廠商的能力等因素的影響。Gereffi指出,當商品鏈的領導廠商在商品鏈上面具有越高的統御權力的時候,這個品牌廠商就能夠設定標準規格與指導原則,甚至可以做到比法定標準更嚴格的地步。從產業升級的角度來看,後進國家廠商可以進到這類廠商主導的商品鏈,就有機會學習更先進的技術或管理策略,達到產業升級的效果。 本人當年拜師Gereffi門下,學習的正是後進國家產業升級的招數,這也是商品鏈理論在臺灣較為人知的路數。其實商品鏈的統御架構分析,也提供了從主力廠商下手,促進社會進步的可能性,這部分在面對臺灣當前的挑戰,更有啟發作用。以買者主導的商品鏈為例,具有控制行銷管道的大零售商如Wal-Mart, GAP, Tesco或Nike等品牌,掌握強大的購買力,因此對於旗下訂單的供應商,就具有讓他們要求符合標準的權力。紡織與成衣生產是買者主導全球商品鏈的典型案例,這些品牌廠商沒有自己的工廠,透過離岸外包的方式,獲取低工資的勞動力,並以此獲取利潤。不過壓低成本的話,就會出現價格「向下沈淪的競賽」(race to the bottom) ,從零售商往下到貿易商,再往下擠壓到成衣製造商,迫使再往工資更低廉的地方設廠,也造成在該產業的全球供應鏈上勞工的生產條件日趨惡劣。 【現在幫西方品牌大廠代工的台商,也都必須遵守永續的人權、環境準則】 Photo by 王宏仁 臺灣曾經在1990年代,因為擁有成衣配額而在全球成衣商品鏈具有相當的地位,為這些品牌的零售商接單生產,也在這些廠商的要求下,到中國、東南亞等地區設廠,當配額的出口優惠取消之後,臺灣的地位就被取代了,我和Gereffi 之前的論文就預示了這種後果。但現況的發展卻不悲觀,有兩個現象是我們當年沒有預料到的。第一,是臺灣的廠商開發了環保機能性布料,供應了目前世界市場的七成。傳統的成衣生產雖然被取代,但並沒有因此而「脫鏈」,反而靠著新的環保材質的布料,建立在全球成衣商品鏈當中的重要角色,2014年的世界足球賽球員身上所穿的球衣,一半以上就是臺灣代工製作的。 第二則是從消費者和非營利組織等民間力量的監督。例如起源於美國大學校園的反血汗工廠運動,提供了來自供應鏈之外的社會力作用。美國的大學之間的運動競賽,不只是大學校園的盛事,也吸引廣大運動球迷的關注,因此印有大學名稱或標誌的服飾,在全美的成衣銷售上佔有一定的比例。然而,隨著媒體披露許多美國品牌廠商的外包工廠工人支領低薪、在惡劣的勞動環境下生產,1998年杜克大學學生率先展開校園靜坐的反血汗工廠運動,要求校方不得授權給那些壓榨勞工的品牌廠商。這個訴求不但得到校方的支持,積極制訂採購原則,也引發了其他大學校園的仿效,而有更廣泛性的影響。促成美國政府設立「公平勞動協會」(the Fair Labor Association),要求美國品牌的代工廠必須提供足以維持生活的基本薪資,尊重工人組織工會的權利,符合安全與健康的環境,以防止該產業無下限的沈淪。 【蘋果供應商造成的環境破壞,引起眾怒】 在電子資訊產業興起的「紅色供應鏈」,也必需面對來自於民間環保組織的挑戰。中國民間環保組織在2011年調查了資訊科技產業對環境造成的危害,發佈「蘋果的另一面」調查報告與影片,指出蘋果違反自己的供應商行為準則,放任供應商污染環境與毒害工人。這些指控,迫使蘋果必須開放其供應商的名單,接受檢驗,若有任何污染環境的情況發生,就必須改善。 ◎透過社會價值而創造的產業升級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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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恩惠到權利? 讓學術審查面對司法審查的一場社運SOLO

陳竹上  /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A、2014/03/02傍晚的一通電話 「科學權力監督聯盟…?」沉穩中仍不免帶點狐疑的聲音,從電話那頭說出這八個字的,是自由時報的編輯。 「ㄟ…,是的…」我有點心虛地回答。 「可是我們上網搜尋,一直找不到這個組織…」 「嗯…,不好意思,我們還在籌備中…」,其實所謂「我們」,當下就只有我與同樣走上司法訴訟的許教授兩人;如果說「聯盟」的語意是至少要三人,那或許要趕快把我那還在唸博班的太太也拉近來湊數…。 「哦…?」依然是狐疑 「還是我可以用”科學權力監督聯盟籌備處”?」 「不好意思,陳先生,我們可能要請您以作者姓名發表…」 「喔…,我了解,那職稱呢?」 「這由您決定,也請您將投稿縮減到八百字,至於全文我們會照登在電子報。」 「好的,我要幾點前回傳?他們明天就要掛牌了…」通話當時已經是傍晚。 「愈快愈好,我們明天就讓它見報」   2014年3月3日,「科技部將成為民主法治國家的變形金剛?」一文,刊出於自由時報A15版的自由廣場,作者是「陳竹上,台灣社會研究學會理事」[1]。我不打算用大學副教授的職稱,主要是希望這篇短文不致於造成任職學校與單位的困擾,畢竟百億金主的垂愛,眾所期待,恭迎都來不及了,還批評?但除了大學副教授外,我還有什麼身分可用?兩個女兒的父親?這恐怕會讓編輯再來電,雖然我真心希望能為下一代做些什麼。在急迫的時限中,靈光一閃打給時任「台灣社會研究學會」理事長的夏曉鵑教授…   「曉鵑,我寫了一篇批判國科會的投書,作者身分可以用台灣社會研究學會理事嗎?」 「OK啊,如果用學會名義就要理事會通過,如果用理事個人,這是事實,你確實是」 「謝謝曉鵑~」頓時感受到每年繳一千元會費的好處。   往後,我仍陸續以「台灣社會研究學會理事」,而非所任職大學副教授的名義,發表了幾篇關於科技部及其所委任特定律師事務所(以下簡稱「L律師團」)的投書[2]。時隔近兩年,之所以在巷子口寫下這段,與各位一起回顧當時的忐忑,主要希望呈現的是:在台灣,學術界的言論自由正在被侵蝕–我因為想說真話、想批判政府而焦慮及糾結,從設法躲到自創的「科督盟」後面來個不為人知,到期望獲得有交保護費的「台社理事」庇蔭,最後還不忘在「科技部將成為民主法治國家的變形金剛」這標題後加上一個「?」,以免L律師團趁機出手來個「污辱公署罪」[3]。 沒錯,寒蟬效應正在蔓延,最嚴重的地方,正是最需要擔任社會良知的學術界。圈外人要問說:台灣不是早已解嚴?鄭南榕不是已經爭取100%的言論自由?但局內人則早已不言可喻、百轉千迴:沒有國科會計畫,我會不會構成「違反聘約情結重大」?七年內能升等嗎?每想到此,便趕緊拿聘約出來仔細端詳一下,或許有不少大學沒寫到「不得違反師生倫理」,但關於國科會計畫、研究績效則訂得清楚翔實。白話言之,一位大學教師或許能豪邁地說:我今年一定要好好過聖誕節、我不要每個月多一萬的主持費、我的巷子口社會學研究不需要花大錢所以不用補助、我習慣校長兼撞鐘不需要助理、我不想出國發表兼考察…;但他是否有勇氣說:我讀到博士但不怕中年失業、我不怕繳不出房貸後必須帶孩子搬家、我不在乎一輩子被冠上「不做研究」、「評鑑沒過,輔導期未改善」、「違反聘約情結重大」的污名? 讓我們失去言論自由的威權,已經不再是如戒嚴時代或香港銅鑼灣書局般的「被失蹤」,國家權力不再動刀動槍,也不用校園佈線,而是逐步建構與滋長出天羅地網般的制度、規範與風氣,一方面讓知識的產出方式從多元走向一元,也就是一種搭配文字霸權與期刊範定的生產規格,排除其他的投入或展現方式;另一方面,鞏固這套遊戲規則的配套措施,不論是「威脅類」或「利誘類」均日趨完備,足以輕易剝奪一位大學教師的工作權,從而在你我心中滋生「新警總」,不斷自我盤問。2011年一篇「美女教授為什麼會死」的投報,突顯這種「新型文字獄」的冰山一角[4]。而每年由國庫投入數百億補助的科技部,正是推動這部學術絞肉機的引擎之一[5]。令人納悶的是,如此龐大的資源與權力,在號稱民主法治的國度裡,究竟有何監督與制衡的機制存在?   B、「愈快愈好,我們明天就讓它見報」 「我們明天就讓它見報」,一句話,九個字,至今仍令我一再反芻咀嚼,因為這正是民主社會得以延續的生命力:「我們」,一邊是大眾媒體,一邊是大學教師,在人家掛牌慶賀的當天,我們一起針砭政府。如果沒有這兩股力量,扮演與擔負起第四權的角色,號稱「三權分立」的國家機器,真能運轉出彼此制衡的公理?2011年起一場企圖讓學術權力面對司法審查的社運SOLO,差一點就證明了「三權分立」的虛幻。 2011年底,我收到約半年前申請一個「國科會主動規劃推動案」的審查結果,「未獲通過」雖是家常便飯,但其中一份審查理由顯然有錯誤:它將我先前曾擔任協同研究員但已經結案的計劃,誤認為仍在執行,並以此作為否決申請案的理由之一。誠然,相較於過去多次令人難以認同的審查理由,再添一樁又何妨?但那數年來一再盤旋心頭的納悶依然是:「如此龐大的資源與權力,在號稱民主法治的國度裡,究竟有何監督與制衡的機制?」而且,這次審查意見與一般輕蔑或負面評語不一樣的是:「事實認定錯誤」,這是一項可以超越「專業判斷餘地」,有可能讓學術審查面對司法審查的事由[6]。 隔天我帶學生到旗山美濃戶外教學,內心仍被此事縈繞,走上客家文物館的二樓時,看到牆上掛著一個木頭雕刻的糕餅模子,腦海隨之浮現的畫面是:模子壓在一球球原本有彈性的麵團上,形塑出一塊塊一模一樣的糕餅。隔天我透過國科會承辦人員,轉寄應該是很客氣的詢問信,請這位匿名審查人說明為何如此認定,但一直沒有獲得回覆,由於國科會規定「主動規劃案」不可申覆,在事發將滿三十日的前一天,我向行政院提出訴願…。一直到2015年12月31日我收到科技部來文:「本部依台北地方法院更一審行政訴訟判決,就台端100年申請案進行重審,結果未獲通過。」這趟向司法扣門之旅,剛好度過四個寒暑。 國家機器猶如糕餅模子,壓製出它想要的學者。   在這四年中,訴願被駁回,行政訴訟在「台北高等行政法院」進行,國科會委任的 L律師團主攻「研究計畫申請案的補助對象是申請機構,不是提案教師,大學教師無權提起行政訴訟,必須由大學提出,否則便是當事人不適格」。陸續四次審理庭期間,雖然我極力舉證反駁,但仍可依稀感受到法官偏好此一主張:畢竟從程序上駁回,不用處理實體層面的學術審查爭議,應是最好寫判決的路徑。果不其然,2013年7月31日,「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行政法院認為本案應該由2011年我任職時送出申請案的大學來起訴。頓時體驗到:憲法第16條所保障給人民的訴訟權,竟是如此不堪一擊。 這正是所謂「三權分立」的實況與危機,一位司法圈內人曾跟我說:「法官如果輕易撤銷行政機關的處分,行政機關會反彈…」,特別在地狹人稠的台灣,XX律師團與XX法官常是前後期或曾經同事過。我也徵詢過某位立委的辦公室主任,他說:「國科會這種學術機關,就像中研院一樣,給人深奧難懂的印象,我們除非作足功課,否則要質詢不是那麼容易…」。此外,過去十來年,國科會始終是監察院糾正案的常客之一,也具體指出審查機制易衍生徇私舞弊,浪費公帑等積弊,並形成「近親繁殖」的畸型現象,但似乎也是說說而已[7]。   C、從恩惠到權利 2013年7月行政訴訟一審敗訴後,我必須於二十日內決定是否上訴,除了裁判費外,上訴最高行政法院必須委任律師。有誰會想接這種案子?幸虧我在大學時代的人緣沒有太差。2014年4月30日最高行政法院廢棄原判決,發回更審,理由大意是:「國科會補助計畫作業要點雖明定須由申請機構提出申請,但該要點亦使計畫主持人調任時,可申請將計畫由原任職機構移轉至新任職機構繼續執行,足見研究計畫具有難以脫離計畫主持人而執行之特性,所以縱使計畫申請人並非行政處分之相對人,也是法律上之利害關係人,可依法提起行政訴訟。」 在更一審時,L律師團換上一位一知半解卻又盛氣凌人的律師,但我也遇到一位願意深入了解學術審查機制與案情癥結的法官,2015年7月21日,一份45頁的判決,撤銷國科會2011年的行政處分,並要求科技部重行審查程序並作成決定。判決中也再次確認研究計畫申請人具有提起訴願、行政訴訟的權利,對於行政機關的學術審查,如果涉及違背法令、事實認定錯誤、逾越權限或濫用權力(專斷、將與事件無關之因素考慮在內)等情事,行政法院仍然有審查權,不能一概以「判斷餘地」為由拒絕司法監督。 「有權利必有救濟」,無法透過司法程序進行救濟的,不是權利,是恩惠,當施恩者說不給你、要給他時,不管是什麼理由,受惠者都無法吭聲、只能接受,這種恣意與悠遊歲月,總是令掌權者流連忘返,從而有「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的腐化」(Power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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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與社會介入:持續發生中的「棄物危機」

鄭怡雯/《棄物展》策展人 歲末年終將至,以寒冬送暖或愛心慈善為名的街友尾牙餐宴也將登場,而過去在尾牙宴,遊民們扛著大包小包家當到現場的景象,正是遊民無處放置家當處境冰山一角的寫照。這種遊民面對家當無處可放、不時被當成垃圾丟棄的「棄物危機」,即是當代漂泊協會於去年十月中在萬華剝皮寮舉辦《棄物展》的核心關懷。[1]   《棄物展》的緣起 我在2014年到當代漂泊協會,擔任遊民攝影班的講師。當代漂泊開設攝影班已行之有年,成立的初衷在於讓遊民拿起相機透過照片為自己發聲,以撕下老是將遊民和懶惰或是暴力畫上等號的社會標籤。此外也希望透過影像創作的方式,逐步重建他們內在的自信與社會的連結。換言之,遊民攝影班的進行,一方面是作為破除污名化的文化行動,另方面也是進行培力實踐的嘗識。 該攝影班的成立宗旨與操作,與近年在視覺社會學(visual sociology)領域中,越來越受到關注的影像發聲法(photovoice methodology)多少有著異曲同工之妙,雖然後者有更為明顯「辨識問題與尋求改變」的行動傾向。影像發聲法作為一種質性研究方法,最早是由華裔公衛學者Caroline Wang 和她的同事Mary Ann Burris,在1992年於中國雲南進行的一項有關婦女生殖健康的參與式行動研究中正式提出。受到Paulo Freire《被壓迫者教育學》(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的啟發,她們協助雲南農村婦女使用相機拍攝她們的生活場景,用照片去表達和反映她們是如何感知社區裡面臨的公共衛生問題,並透過照片的小組對話與討論,發展出她們希望如何改變這些問題的看法。[2]自從該研究方法被提出之後,影像發聲在不同的研究領域裡被廣泛運用,從公共衛生、社區組織工作、人類學與社會學研究中不一而足。這些研究通常以社會中的邊緣族群為主體,讓他們拿起相機記錄並呈現日常生活,並在團體中以照片為媒介來進行分享和討論。運用這種方法除了可了解參與者的需求之餘,也能再針對這些需求進一步設計介入方案,激發參與者對於未來的想像,甚至是發展出以影像為媒介去影響政策的制定過程,因此舉辦展覽也是影像發聲法,在實際操作中會納入的重要環節。 關於影像發聲法的具體操作已有不少討論,我在參與遊民攝影班之初,則是採取一種開放的方法來進行,即不預設任何特定的主題,而是和參與者討論他們常會去的幾個主要公共場所後,一起前往進行外拍,之後再於課堂中討論他們拍攝的照片。透過照片的討論,我開始逐漸了解他們生活世界中某些不廣為人所知、自發建立的「秩序」。以攝影班成員阿成拍攝的這張照片為例,這一排在火車站外排列的石頭、寶特瓶和泡麵空碗等等物品,其實是遊民們等待便當發放前,進行「預先」排隊以防止插隊的方式,而彼此之間則對那塊石頭或是物品代表著誰則存有默契。 圖說:遊民攝影班成員阿成在台北車照拍攝的照片 (2014) 然而在這個外拍的過程中,卻常遇到攝影班的參與成員,因為擔心家當無人看顧,必須提早離開,或是必須把他們沉甸甸的家當背在身上,才能安心來參加攝影班。那時我才清楚意識到,如何安置家當是遊民們每天睜開眼就必須面對的立即問題。再者,由當代漂泊協會提供給攝影班成員的二手相機,也讓他們可以攜帶在身上隨時進行拍攝。從成員天星伯拍攝的一系列「家當」照片裡,可以看他從白天到黑夜,在車站周圍不斷挪移放置家當的位置,以避開被站方驅趕的生活處境。   圖說:遊民攝影班成員天星伯拍攝的家當系列照片 (2014/2015) 從攝影班進行外拍的過程,到拍攝照片的觀看討論,可以清楚辨識出家當放置問題對露宿在台北車站的遊民來說,是日常生活中繞不開的煩惱:試想看看,若帶著一堆家當,如何能出去工作?若不帶著家當,還能放置在哪裡?當家當一離開視線就可能被當成垃圾丟棄,得守著家當的遊民,又該如何跳脫貧困的處境?這幾年民間團體陸續舉辦一些遊民生活體驗營,讓參與者能親身感受露宿街頭的辛苦,希望藉此讓社會大眾對遊民的生活處境有更多的同理心,但遊民三不五時即面臨家當被當成垃圾拋棄,對於參與者來說,這種不安全感,事實上很難被體驗。就在攝影班進行期間,還碰到台北車站陸續拆除了車站大廳裡已所剩不多的座椅,並加大力度清除遊民放置在車站附近的家當,這些做法其實和直接驅趕遊民離開已相去不遠。因此在日趨嚴峻的棄物危機下,遊民不時上演的家當保衛戰,正暴露著對於底層生存空間的擠壓,而《棄物展》的出現,既是面對這種發展態勢的回應,也是控訴。   圖說:左圖為北車去年年中加強取締的公告;右圖則為攝於2014年車站大廳的座椅已遭拆除。   《棄物展》的策劃 這個以「棄物」為名的展覽,是以反諷的方式,刺激觀者去思考為何遊民日常生活所需的各種家當,會被當成棄物,希冀透過展覽能發展更多的對話。因此在遊民攝影班既有運作的基礎上,由遊民朋友、當代漂泊協會,以及藝術工作者共同合作組成了《棄物展》策展團隊,在剝皮寮進行為期一個月(10月17日至11月15日)的展出。 如前所述,在影像發聲法的運用中,展出參與者的拍攝作品,透過作品展示向社會發聲,也往往被視為培力實踐的重要部分。當代漂泊協會過去曾多次舉辦攝影展,展出遊民攝影班成員所拍攝的作品[3],但這次《棄物展》在策劃上,則納入更多視覺呈現效果上的考量,因此展出照片除了部分來自攝影班遊民成員,我們也發展與遊民朋友合作的拍攝計畫。在攝影班進行的照片討論中觸及到家當這個主題後,我們到北車與更多非攝影班的遊民朋友,就家當問題進行訪談,了解他們在家當被當成棄物陰影壟罩下的因應與生存方式,之後再徵詢他們是否願意進入攝影棚,將他們的故事轉化成影像來表達。以下這張照片,即是根據遊民阿平的訪談,進行的棚拍照片。在棄物危機下,阿平和其他露宿在北車的遊民們,發展出互助方法,白天其他人外出工作,就由阿平幫他們看顧行李,讓他們可以安心去打工,晚上他們會再帶便當回來給阿平。因此這些大大小小的行李,並不是阿平一人所有。這是在家當不時會淪為棄物的困境下,遊民們分工合作的生存之道,但對阿平來說,這些行李其實形同一種行動上的羈絆,他得隨時盯著它們,寸步不離以確保不會被清除。同樣是在談「家當心情」,對遊民阿成來說,從在外流浪的那天起,所有的家當就成了他身體的延伸,必須用各種方法帶在身上,他才能夠感到安心。   圖說:《棄物展》現場展出的照片之一,表達看顧家當變成行動的一種羈絆 不同於過去展出自己的攝影作品,站在相機前,成了鏡頭下「被觀看」的主角,在長期被污名化的社會氛圍裡,需要有相當的勇氣,尤其這幾年不時就傳出毆打遊民、對他們潑屎潑尿的惡意行徑。儘管參與拍攝計畫的遊民朋友,事前都已充分了解並有心理準備,但隨著開展日的靠近,其中一位參與者阿丁面對公開「被看見」的心理壓力卻也與日俱增。因此在經過溝通之後,我們決定在展場中將他的照片戴上面具,一來希望緩解他的壓力,二來也是讓觀者能夠更了解,並且看見遊民在向社會發聲內心所面臨的矛盾與掙扎。 再者,除了照片外,棄物展也採取錄像和口述錄音等其他媒材,來呈現出露宿在北車的遊民們面對棄物危機的處境和心聲,並展出從遊民朋友那借來的家當物件,讓觀者可以親眼目睹這些家當,了解它們之於遊民日常生活的意義。 圖說:《棄物展》現場展出的遊民家當物件,左圖中間是出陣頭工作留下來的紀念T恤,以及用報紙和衛生紙自製的枕頭,右圖下角則是出外舉牌工作時,為防大風把牌子追走,自備綑綁用的繩索。 除了一樓的「棄物危機」,棄物展現場還有另個以「棄物重生」為名為的二樓展區,展出漂泊工站成員階段性的勞動成果。當代漂泊協會於去年成立漂泊工站,嘗試與遊民和中高齡失業者,共同打造友善的工作環境,一起進行回收舊物,將廢棄家具和食用回收油,製作成有創意巧思的生活用品和家事皂等產品。這種透過舊物改造,重新讓棄物重生,賦予物品再利用價值的勞動創作,也是工站試圖在對人一旦在市場上被視為沒有價值,就被當棄物丟掉的作法提出的反省與實踐。此外在這層樓也展出遊民朋友們的藝術創作作品,讓這些逆境中努力匍匐前進的軌跡,可以在這裡被認識。因此從「棄物危機」到「棄物重生」,整個棄物展的總體策畫都試圖在顛覆並挑戰社會對於所謂「棄物」的刻板想像。     展場如劇場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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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與天然獨世代:媒介真實VS.生活現實

廖珮如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生活在這個高度媒介化的社會裡,我們每天生活都與媒體科技、媒體訊息脫離不了關係。以近日引起新聞媒體高度關注的課綱微調爭議為例,許多人在7月23日或7月24日看到主流媒體報導抗議學生闖入教育部才意識到台灣社會存在「課綱微調」爭議,7月30日的新聞事件更讓輿論沸騰,從社群網站到公部門記者會到抗爭現場的新聞等等。這個從2014年年初便開始的課綱微調爭議,一直到這幾天才引起鋪天蓋地的討論。 【所謂的「課綱微調」,引起台灣鋪天蓋地的抗議】 資料來源:郭佩宜 自2014年太陽花運動之後,我們強烈感受到「媒體」(社群網站、部落格、手機即時通訊、電視新聞、報紙新聞、網路新聞等)在傳播公共議題及社會議題討論時扮演的重要角色。這次的課綱爭議當然也有許多人利用媒體來傳播自己的想法與意見,但是這篇文章不打算討論這些媒體訊息、使用者、或是媒體與社會運動的關聯。我打算聚焦在「教科書」身上,但我不採用文本分析的方式來解讀詮釋「教科書內容」或課綱爭議的內容,我打算從Dorothy Smith(1987, 1990, 2005)的「建制民族誌」概念來討論「教科書」於教育體制內的角色,及其建制的國族論述。 ◎體制內寫的文本,與現實生活之間的斷裂 身為女性主義社會學家的Smith認為,強調理性、客觀知識的當代社會所建構出來的制度忽略「人」的主體經驗,因此在制度與常民經驗間時常出現斷裂,也是許多制度可改善之處。由此理論出發,我在本文中將「教科書」視為一個教育體制內的「文本」,其物質存在與「真實」、「現實」之間的關連,以及「教科書」做為一種文本如何建構統治者偏好的意識型態。 教科書作為一種「文本」不只是「客觀知識」的來源,它更在某些歷史時期媒介統治者的意識型態,透過學校教育及考試系統將教科書內容建制為一套考試的「標準答案」。由於教科書內容直接等同於考試標準答案,這意味著教育體制在建制教科書這個「文本」的同時,也將其建制為理解社會、歷史、地理的標準方式,統治者得以藉由此文本來規範常民理解其生活經驗及生活「現實」的思維模式。於此同時,教育體制也則透過教科書媒介一種反映統治者意識形態的「真實」世界。 我們從這次課綱微調的爭議裡可以看到,許多已出社會的「大人」在社群網站上分享求學時背誦中國史地的經驗,這些親身經歷讓我們了解教科書建構的「客觀知識」不必然與學生的日常生活經驗接合,其所媒介的「真實」世界不必然等於學生每日生活的「現實」。以我為例(1984年生,末代高中聯考生,初代大學指考生,國中是國立編譯館版教科書最後一屆,高中是開放民間版本第一屆,國高中課本沒有台灣史地,學校也不是說母語的地方),在我之前的學長學姊們學習到的「中國」是透過文本媒介的「真實」,現實世界的中國早已不是國立編譯館版本教科書中的「真實」中國。我們沒在教科書上學習過「台灣」史地,儘管台灣是我們每天生活的「現實」,我們每日踩踏的這片土地、滋養我們成長的土地、在我們週遭生長的動植物卻不存在教科書的「真實」世界裡。我們的受教過程充滿建制與現實之間的斷裂,我們勤奮背誦教科書建構出來的「真實」,因為教育體制會正面回饋勤奮苦讀的學生,讓莘莘學子透過背誦「標準答案」來突破階級限制,另一方面這也有助於他們日後在社會上取得較多的權力資源成為統治者。 馴化學生服膺國家機器的過程正是一個學生自我疏離、異化的過程,學生越靠近教科書中的「真實」,他們就離自己生活的「現實」遠一點,學生的主體經驗便漸漸消融於教育制度中。過去教科書媒介的「真實」是一套將學生帶離生活世界的「客觀知識」,而其編纂的過程則反映出鞏固統治者利益的意識型態。 ◎過去台灣的教育過程,在教導我們忽視自己的身體經驗 我們在這次的課綱爭議中也看到課綱微調召集人王曉波教授認為,課綱須符合憲法,這讓我們可以更進一步將憲法也視為一種媒介「真實」的「文本」。 戒嚴時期,統治者透過三種文本來共同建構國族意象,文本A(憲法)建構出「真實」疆域,文本B(教科書)傳遞一套大中華文化的建制論述,再加上文本C(黨國媒體)傳遞(或掩藏)「真實」,全體人民生活在一套不同文本為媒介出來的「真實」中,這種媒介真實排除以台灣為主體的常民生活經驗,無法貼合常民生活的「現實世界」。於是,生活經驗與體制之間的斷裂迸發,解嚴後,我們在每次選舉、每個公共議題討論、每次世代衝突都看到這些「經驗斷裂」。有些人堅信憲法和教科書建構出的「真實」,且捍衛此一媒介真實建制化的所有法令機制。教育過程一再教導我們要相信「理性」與「知識」,忽視自己的身體經驗,因此即使這套建制排除自己的生活經驗,仍有許多在體制內取得利益的人願意起身捍衛這套體制。 【國民黨仍試圖以戒嚴方式來實施洗腦課綱】 資料來源:郭佩宜 哪裏有權力哪裡就有抵抗,也有些人發現自己的「經驗斷裂」,從而由自己的日常生活經驗出發,摸索和思考以自己為主體的體制應當是何模樣。更為具體的例子便是「台獨」一詞的歷史轉變,成長於戒嚴世代長大的台灣人接觸的媒介真實便是「台獨=民進黨=叛亂=破壞社會秩序」。「台獨」一詞的建構過程夾雜恐懼不安及國破家亡的意象,而課本媒介的真實是「國」=「中國」,這讓我們可以幫作業簿後面那行「做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加上這句,「當個畏首畏尾的台灣人」。過去文本媒介的真實世界中,以台灣為主體的意識型態是危險思想、會毀滅中國意象, 教科書、媒體及國家法律透過文本建構出的真實便是一個排斥台灣主體的國族意象。 但隨著報禁解除,黨國機器對媒體控制稍減(但未完全消失),部分媒體媒介的「真實」開始從台灣人的日常生活經驗出發。其後,教科書列入台灣史地,也開始轉變教科書媒介的「真實」國家意象。國立編譯館教科書不再獨大後,教科書媒介的「真實」逐步建制以台灣為主體的論述,試圖將客觀形式的知識連結到一般民眾的日常生活經驗,讓教科書中的真實能更貼近常民生活的現實。「天然獨」世代成長於黨國文本媒介的「真實」逐步瓦解的年代,他們意識到教科書媒介的某些「客觀知識」不符合現實生活經驗,他們生活的「媒介真實」裡「台獨」不再等於叛亂、不再等於恐懼、不再等於死亡。生活經驗裡的國族意象不再等於「中國」,「台獨」是一種生活現實,天然獨世代拿著與「中國」不同的護照、他們活在與「中國」不同的政體下,他們深知憲法媒介的真實不符合生活現實。 ◎操弄教科書的「真實」已經無法呼聾天然獨世代 經歷政黨輪替後的台灣人體會到,黨國建制的「中國」論述不再符合人民的生活經驗,隨著新媒體發展,互動式、即時、分散的媒體使用經驗顛覆過去「一對多」、「上對下」的媒體傳播方式。以台灣為主體的現實生活經驗正透過新媒體擴散至常民生活的每個角落,「台獨」作為一種媒介建構的真實已經從戒嚴時期的「叛亂罪行」轉變成為「以台灣為主體的生活現實」。以太陽花運動之後的新媒體為例,《台灣吧》製作淺顯易懂的台灣歷史動畫,透過Youtubeu平台及社群網路傳播歷史課本沒教的台灣史。或是,《故事》網站上一系列台灣歷史的文章都是過去在歷史課本中不會讀到的台灣史。過去黨國機器成功透過不同文本建制一套排除台灣主體的國族意象,到了新媒體世代,黨國建制的國族論述在眾多媒介文本競逐中漸漸失去影響力。所謂的「天然獨」是一個生活於不同媒介真實的世代,他們會擇取能貼近生活現實的「媒介真實」,不再如先前的世代那樣活在「客觀知識」與「身體經驗」斷裂的狀態中。課綱微調至今的種種爭議裡,我們不能再用「受教者無權選擇課綱」(引自國民黨籍立委丁守中)那套「上對下」的媒體傳播方式來呼聾學生。這個互動式媒介的世代,大人面對的最大挑戰便是學生悠遊於不同媒介文本中,他們嫻熟地則取符合自身現實經驗的媒介真實。任何將教科書建制為不符生活現實的意圖都會輕易地被他們識破,且他們會透過其他媒介文本來建制一套符合自身經驗的論述。 【當權者,還是打算用軍警暴力來對付公民嗎?】 資料來源:郭佩宜 從建制民族誌的概念出發,我試圖指出,教科書作為一種文本媒介的真實,是為統治者利益所服務。教科書、法律,乃至大眾媒體所媒介的真實未必符合常民的日常生活經驗,更有甚者,統治者透過這些文本宰制常民,使常民的生活經驗與客觀知識之間產生斷裂。儘管國家擁有權力建制教科書及教育制度,人民也有抵抗的力量。我在文章裡試圖帶入當代新媒體研究的觀點,隨著媒體科技多元發展,傳播模式轉變,過去教科書作為一種上對下的傳播模型不再有效。這意味著教科書作為國家建制國族論述的文本已面臨強大挑戰,人民已開始藉由互動式媒體及社群網路參與國族意象的建制,這也使得人民意識到教育體制與生活現實之間巨大的經驗斷裂。面對新媒體時代知識產製方式的轉變,人民力量的崛起,當權者又打算如何因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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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真的會改變我們的處境嗎?淺談人權社會學

官曉薇 /臺北大學法律學系 ◎人權與社會學有什麼關係? 人權向來被認為是法律學研究的領域,屬於對於應然面和規範面的探索,在社會學發展上,對於權利或是人權的研究,可說是相當晚近的現象(Frezzo 2011)。最早於當代嘗試建立人權社會學的Bryan Turner就指出,儘管從二十世紀以來人權的實踐和發展成為一個重要的社會現象,但因為社會學主流重視實證主義並認為社會現象具有文化相對性,這兩個核心學科價值恰恰和人權的性質相衝突,因此過去少有社會學家對於人權進行研究(Turner 2006:5-6)。也因此,過去社會學將諸如經濟不平等、和因階級、性別、性傾向所造成的不平等都傾向視為社會問題而不是人權的侵害,也針對這些現象提出社會政策或是大規模社會改革的解方。 【社會學傾向將諸不平等視為社會問題而非人權侵害】 資料來源: CC: Flickr/armydre2008 不過近年來越來越多社會學家認為人權在全球、國家和社區的確實落實,也可能是前述問題的另一種解方。越來越多社會學家投入對於人權的社會學觀察,他們研究的面向相當廣泛,但主要包含了: (1)權利的實踐(practices):社會學家認為權利是一種受到法律限制的社會關係,因此權利的實踐會受到法律的要求、禁止或是管制,但除了法律之外,社會學家也會觀察與國家權力相關的其他場域以及法律的執行機關;(2)權利的動員(mobilization):社學家也關心權利這種理想如何給予人們激勵,使其動員而為集體行動,也同時觀察權力政治如何影響法律的解釋和執行。因此社會學的人權研究一方面觀察權利如何在法律的限制之下被實踐,另一方面也認真看待社會運動中越來越被重視的權利主張(rights claims)(Frezzo 2011)。 本文主要想談一個在當代人權社會學中,被認為很重要的問題:人權真的能改變我們的處境嗎?人權的存在和實踐,真的如其所承諾的那麼具有改革性嗎?這個問題在於人權社會學的發展之初,是一個需要在理論層次上被首先碰觸的問題。在社會學傳統上,對於權利採取一種懷疑的態度(Morris 2009:21-54),因為權利所建立的基礎,是將社會視為一種個體式的、自利的和個人各自佔有領域的存在,這和社會學家所認知的社會根本上地不相同(Turner 1993)。對於人權最為批判的古典社會學家其實是馬克思,馬克思在「論猶太人問題」中強力批評自由權利,他指出自由權利的前提是錯誤的,因為自由權利理論將作為自由權利主體的人看做是自外於社會群體存在的獨立體;他更批判,權利的實踐同它的理論常常處於極大的矛盾中,我們一方面宣告個人享有權利,卻在此同時為了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又名正言順的限制它;他也指出此種唯心主義的權利理論是錯誤的,因為其忽略了權利的物質性,我們並沒有辦法在權利的假象之下得到真正的解放[1],權利的享有反而可能加深了人們的不平等。 人權真的能改變我們的處境嗎?在台灣的學界討論並不多,為了讓讀者能瞭解這個問題的輪廓,筆者就具體舉居住權的例子來說明。  ◎從一場關於憲法權利的草根論壇談起 太陽花運動後所凝聚的強大社會力量,一方面收聚成為政治上的所謂第三勢力,不但成立新政黨,並投入2016年的立委選戰,另一方面則有一群人相信全國的社會動能應當延續太陽花運動「召開公民憲政會議」的訴求,將這股高亢的民間力量投入公民參與的憲政改革。這股來自民間的修憲運動目前是由二十多個民間團體組成的「公民憲政推動聯盟」(以下稱憲動盟)來推動,除了監督立法院的修憲進程之外,該聯盟也在北中南東各地舉辦憲改草根論壇,希望藉由從下而上的討論,增加公民對於憲政議題的參與,並逐漸凝聚民間對於修憲實質內容的共識。  【公民憲政會議訴求人權清單的增補】 資料來源:www.new-tw.org/ 憲法人權清單(bill of rights)的增補,不但在立法院未被兩黨重視、也在民間被冷落。大體而言,新興民主國家通常在修憲歷程中,由於經歷過威權體制,會對於人權保障相當重視,許多國家會將二次戰後所發展的新興權利在修憲時明文放入憲法中。然而我國憲法自1991年第一次修憲以來雖然經歷了七次憲改,人民權利條款卻一次都沒有更動過,我們憲法上的人權清單是從制憲以來沿用至今。從1940年代以來人權概念已經有很大的轉變,我國憲法從第七條到第二十一條區區十五條的人權條款,事實上已經無法涵蓋許多基本權利內涵。  許多權利都值得在修憲過程當中討論要不要加入人權清單中,居住權就是很好的例子。憲法並沒有明文保障人民居住權,職司憲法解釋的大法官也從來沒有討論過居住權是否受到憲法所保障,儘管大家近年來已經逐漸認同「居住正義」這個概念,但這個權利是否在我國法律上被承認,其內涵是什麼,卻沒有被好好討論過。憲改的草根論壇也許是一個開始。  今年五月十二日,憲動盟和臺北大學翻牆社合作舉辦了其中一場憲改草根論壇–「這些都是『權利』嗎?從居住權和健康權談起」[2],主辦單位特別選擇居住權討論,是因為近年來全台各地反迫遷的運動風起雲湧,人們對於居住權保障的權利意識已經逐漸抬頭,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在緊鄰北大特區的「麥仔園」社區,也正發生政府的徵收迫遷,論壇正好能提供北大學生和社區民眾交流討論的機會。 麥仔園座落於三峽區龍埔里,緊鄰臺北大學特區、國家教育研究院和農業改良場,原本多為農田以及少數違建工廠,新北市為開發三鶯地區的「三環三線」,捷運路線規劃穿過麥仔園並有車站設立於此,而為了此站的設置,新北市政府以「為避免捷運設站後形成孤島及防止車站周邊非都市土地空間發展失序」為理由,為了單一捷運站,竟規劃徵收高達一百二十八公頃的土地,進行捷運週邊區域的住商開發[3]。這種「少部分公用、大部分為建商用」的開發案對於三峽地區的人民再熟悉也不過了,當初為了臺北大學遷址三峽,也規劃了北大特區,徵收了三峽及樹林區人民一百八十六公頃的土地,真正的大學用地只佔了十分之二,其他皆為遠雄、中悅等建商作為住宅用地加以開發。一九九七年為了北大特區的開發,有近四百戶居民被迫遷移,新北市承諾建設安置住宅,但將近二十年過去,安置住宅至今還沒完成,有些耆老還沒能等到入住安置住宅便離世了[4]。 【憲法的居住權完全被執政當局所漠視】 資料來源:www.facebook.com/LongpuAntiEviction/photos/a.435382813301729.1073741828.434633343376676/435382713301739/?type=1&theater 這場論壇的參與者有部分是麥仔園迫遷戶,包括主要領導抗爭的劉家古厝代表,他們向參與者分享了他們的故事[5],他們認為被迫遷的經驗讓他們覺得法律和憲法對於居於權力和資源弱小方的人民,並沒有意義。他們說: 「我國的憲法不是常常討論到公平正義,但其實很多時候都違憲欸。」 「最重要的還是人的問題,當權者都要等到出了人命才會被迫反省。」 「憲法的權利保障條文只是拿來參考用的。」 經過兩個小時的討論之後,雖然論壇的參與者有一半認為憲法應該要納入居住權,但是有八成認為憲法權利已經保障了財產權、是執政者違法違憲,而對於應該要怎麼樣對付執政者,只有三成的人認為替換執政黨可以達到目的,卻有高達八成的論壇參與者認為走體制外的抗爭路線才有效果。是不是跟馬克思的權利批判論很像呢? ◎被政府棄之如敝屣的經社文公約 筆者作為一個人權倡議和研究者,在該草根論壇中擔任專家導言人,對於論壇中瀰漫著人權無用論感到些許的惆悵。然而,筆者從這幾年觀察我國人權實踐的研究過程中,確實也時時萌生人權無用之感慨。再舉一個例子。  在我國實施「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簡稱經社文公約)之後,經社文公約中的權利應該已經成為我國應該保障的權利,而經社文公約第十一條確實也保障了居住權,但政府既是對權利無知、另一方面又明知故犯。這個條文要求施行經社文公約的政府應該提供人民適足的住屋(adequate housing),人人有權住在具安全、平安及尊嚴(security,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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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力滋養、遍地種菜:台大社會系2014年小畢典致詞

吳嘉苓 /台灣大學社會系 2014/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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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的人煙罕至之路:中山社會系2015小畢典致詞

王宏仁 /中山大學社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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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營造改變社區了嗎?國家與中介團體的角色

王明輝 /澎湖科技大學通識中心 近年來政府推動「社區總體營造」、「福利社區化」等政策,其目的是希望基層社區組織可以動員社區本身的資源,靠自己的力量經營社區,或照顧社區中的弱勢。這些政策實施至今,顯然已創造了一些成果,例如在各縣市都可以看到某些績優社區,他們不但辦理了相當多的社區福利專案,增進居民的福祉,也成功地動員社區民眾參與公共事務,強化了居民的社區意識。 【社區營造已經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一種社會改造運動 圖為澎湖科技大學參與社區的活動】 雖然這些績優社區在各縣市中仍然只占少數,但因有這些成功案例,使得政府部門或學界都抱以樂觀的態度,相信從這些成功的案例裡,可以提煉出各種模式,然後複製到其他的社區,如此慢慢地就可以讓大部份的社區也發展起來。或者,也可以透過聯合或合作的方式,把績優社區與鄰近社區關聯起來,擴大績優社區的成效,最後達成大部份的社區也成長起來的目標。 然而,實際的情況真的會如此樂觀嗎?社區發展的成效真的能夠由點到線到面,最後擴散到整體,使得整體社會的體質產生改變嗎?甚至公民社會因而誕生嗎? ◎績優社區的特點 事實上,大約這10年來,政府提出「台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以產業發展、社福醫療、社區治安、人文教育、環境景觀、環保生態等六大面向作為社區發展的目標,稱之為「六星」。並以2002-2004年實施之「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為基礎,擴大其面向與範圍,各縣市也造就了不少績優社區。 綜觀這些所謂的「績優社區」大致可以發現幾點重要特點: 1、這些社區之所以表現績優,大都可以發現他們有一位或幾個突出的領導人物。這些領導人通常都相當積極地投入社區事務,並且也能規劃社區發展的事務,更重要的是他們能夠提供或者募集社區活動所需的資源。 2、這些社區都能夠透過民間社團組織,作為中介的運作機制,執行社區營造的工作。此一民間社團組織大都是在地的組織,其中又以社區發展協會為最多。此一社團組織在前述領導人物的積極運作下,即可召募一批當地志工,共同策劃及執行社區營造的工作。 3、這些社區之所以稱得上績優,主要是因為他們都能夠得到政府的經費補助及獎勵。事實上,很多經營社區所需的資源,主要就是來自於政府。能夠取得政府的補助,雖然都是小額的,但卻已足夠讓社區進行某種程度的營運,而更重要的是,取得政府的經費補助也代表一種績優社區的象徵。因此爭取政府補助,不論多寡,都是社區所必須極力爭取的資源,因為它除了實質的資源外,也是一種重要的無形資源。 4、就是這些績優社區能夠動員群眾,使群眾積極參與公共事務。這一部份的表現往往是學者所樂道的,因為高的居民參與率,使整體社區表現得非常有效率,也代表居民的社區意識已高度發展,並認為基層的公民社會已逐漸形成。 ◎社區改造政府用力甚深 然而,上述這些「績優社區」是如何產生的?它是民間自發形成的?抑或政府扶持下而生的?顯然地,從「社區營造」這個概念,就可略知其答案。因為這個概念本身就有一種改造的意涵,大概是認為原本的社區是有問題的,然後才需要透過某種外力的加入,使其改變。因此,現階段所見之「績優社區」,確實大部分是社區受到外力的介入,產生正向積極作用的結果居多。 【社區營造經常脫離不了政府的影子】 資料來源:publish.tpc.gov.tw/yankau/publish/image/1009304835.jpg 若回顧過去台灣推動社區營造相關政策的歷史過程,即可發現政府對於社區營造,用力甚深且遠。好比早在1960年代,台灣農村地區就有所謂「基層民生建設」工作的推動。此應可視為台灣最原初的社區營造,因為「社區發展」一詞的出現,就是取代當時「基層民生建設」之概念而來的。自此之後直到90年代,政府推動的社區營造其實正是一種社區發展工作,其著眼點在於解決農村地區的貧窮、設施不足,與環境與生活品質不佳等問題,並擬透過社區發展的作為,改善農家經濟條件、完善社區基礎設施,以及提升社區環境與生活品質。 顯然這段時期政府對社區的改造重點,主要以農村為對象,以環境的改善,公共硬體建設的提升為目標。推動的方式則是一種「由上而下」的指導模式,因此地方的社會特質並沒有產生太大的變化。直到1994年,政府正式提出「社區總體營造」的概念,整體政策推動的意義及作用才出現了新的轉變。 此一「社區總體營造」政策的目的,主要擬藉由文化藝術的方案推動,以凝聚社區意識,改善社區的生活環境,並建立社區的文化特色。其最終的目標,則是希望透過社區營造運動,建立台灣這塊土地成為一個現代的「公民社會」。很明顯地,這時期社區營造的重點偏重於文化藝術的面向,推動的手法也仍延續過去「由上而下」的模式,但其理念上已有實踐公民社會的想法。 接下來政府對社區改造工作的力道更強,面向也更廣。或許此時政府已發現,由中央直接補助基層社區的方式,一方面經費比較不會被地方政府挪用,另一方面中央也可藉此方式拉攏基層社區,搏取基層社區對中央的好感。因此,中央各部會如內政部推行「社會福利社區化」、經濟部商業司推動「形象商圈」與「商店街」計畫、環保署起動「生活環境總體改造」工作、經建會施行「改造城鄉新風貌」計畫、教育部推行「學習型方案」等等措施,玲瑯滿目,相繼陸續推出。 此後政府更懂得如何將中央資源加以系統化包裝後,透過「台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統整社區之產業發展、社福醫療、社區治安、人文教育、環境景觀、環保生態等六大面向作為社區發展的重點,標舉三項大目標: 1.推動全面性的社區改造運動,透過產業發展、社福醫療、社區治安、人文教育、環保生態、環境景觀等六大面向的全面提升,打造一個安居樂業的「健康社區」。 2.建立自主運作且永續經營之社區營造模式,強調貼近社區居民生活、在地人提供在地服務、創造在地就業機會、促進地方經濟發展。 3.強化民眾主動參與公共事務之意識,建立由下而上提案機制,厚植族群互信基礎,擴大草根參與層面,營造一個「永續成長、成果共享、責任分擔」的社會環境,讓社區健康發展,台灣安定成長。 顯然地,六星計畫其實是前一階段社造工作的延續,內容只是將舊有作法統整後再推出的計畫。其主要的目的是要讓社區居民及地方組織有更多的參與空間,甚至主導推動執行的可能。並且期待社區居民從而培養出公民素養,讓公民社會的理想能一步步地深化與落實。 從以上台灣社區營造的歷程看來,可發現政府對於社區改造工作用力之深,這代表政府深知要改變社會,就必須從社區著手;社區的體質改變,社會自然就會起變化。然而,由於政府用力甚深,提供相當多的資源當誘因,故社區運作的模式還具有相當濃厚的由上而下的操作模式。很多社區營造得以推動,主要是因為政府的資源進來了,一旦政府的資源終止後,社區營造的運作也停擺了。由此可見,社區營造的過程還有一些欠缺的要素,這些要素中最重要的就是民間中介團體是否積極介入的問題。 ◎寄望社區中介團體的運作 社區裡的中介團體是民間組織,他們大部份是社區自組的,通常以社區發展協會的名義出現,也有少數是一般的社會團體或基金會。他們之所以在這一波社區營造中扮演重要角色,有底下幾層意義: 第一、近期政府推動社區發展工作,主要是透過地方民間團體來完成。事實上,近來政府推動政策的模式,已從過去全面主導與執行的方式,改變成透過市場化、民營化,委託企業或民間機構來加以完成。這種現象在政府社會福利推動的面向上,表現得更為普遍。如此作法的好處是,政府只要提供經費,設定完成的目標,做好監督的工作即可。這樣可以減輕政府的負擔及人力成本,並且執行上更有效率。另一方面,把原先政府推動的工作釋放給民間經營,可以找到更具專業的團隊來執行,同時又可以促進民間企業或團體的發展,厚實民間力量,可謂一舉多得的模式,故為各國政府推動政策的共同趨勢。台灣社區發展工作基本上也是循此一模式在運作,前述所提到的「六星計畫」,實際上正是政府將推動社區發展或社區福利事務,由原先政府直接辦理,改成委託地方民間團體來執行的模式。 【政府的社區營造常需要地方的中介團體 圖為澎湖地方團體深耕文化工作坊】 第二、民間團體從事地方事務的推動,被視為是公民社會實踐的重要指標。很多人將社區營造成果與公民社會加以關聯論述,主要是因為這社區可以發展出「由下而上」的社區營造模式。這樣的社區營造,對於居民的社區意識有顯著的提升與凝聚作用。然而,社區居民的自主行動並非是凌散的一群,而是受到某些團體的組織動員使然,這些團體正是介於政府與居民之間的中介團體。因此,促成社區發展成公民社會者,非社區民眾本身,而是這些民間團體。民間團體是否蓬勃發展,正代表公民社會發展程度的重要指標。 第三、民間團體的運作是一新興的力量,可檢視地方社會是否變遷中。在民間團體興起之前,地方社會本就存在某種的運作方式。民間團體在社區中出現,並形成一種重要的動員力量,正代表這個社區的運作模式出現了變化。而變化的程度有多大,則是衡量此一社區社會變遷幅度的指標。若此一民間團體成為社區最有影響力的動員機制時,則將可說此一社區已發生了巨大的,且是與公民社會發展有關的社會變遷。 最後,將民間團體放在更大的社會環境中,可以探知其與傳統勢力之間的關聯,並挖掘地方社會複雜的社會內涵。如前所述,社區本來就有其自行運作的機制,這些機制有時也是相當錯綜複雜,不易簡單釐清。如今,若又加上民間團體這股力量,理當使原本社區運作模式的複雜度加高。然而,社區發展本就有其複雜的一面,本就不能簡單化約看待這種社區豐富的動態過程。因此,如果將社區原有傳統勢力與新興民間團體的作用進行全盤考量,則不僅可探知社區的動態發展,同時也可揭開社區轉型的豐富內涵與複雜性,並可評估公民社會發展的程度。 ◎社區中介團體改變社區的可能性有多高? 就以上的論述看來,社區中介團體確實有可能是改變社區的主力,現階段也已看到部份社區成功的案例。然而,社區的體質是否真的改變,還必須看長期的發展。若這些社區中介團體真能永續經營,並能持續作為主導社區運作的主角,及代表社區已經出現質變了。而這種質變是否有導向公民社會的可能性,或許已無需太計較,因為良性的社區發展,最後開展出具台灣社會特色的社區型態,也算是一種正向的社會變遷。 【大學能夠成為社區營造的中介團體嗎? 圖為中山大學社會系同學參與旗津的廟宇繞境活動】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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