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Archives: 性別

女性主義實踐為何漏接了房思琪?「自我」的生存之道與逃逸路線

王曉丹 /政治大學法律系 林奕含的自殺,與其所留下的《房思琪的初戀樂園》(2017),震驚了臺灣社會。面對誘姦/強暴的社會真實,各界開展了反誘姦/強暴的實踐,包括打破結構上的強暴迷思、改變體制上不合理的相關法律、填補家庭與國家性教育的空白等。這些是人權的實踐,也是女性主義的實踐。但我認為,這些人權或女性主義的實踐,如果沒有觸及誘姦/強暴的核心,都可能是軟弱無力的。 【林奕含所留下的遺產,不同於以往從社會結構面看性侵害】 林奕含所留下的遺產,不同於以往從社會結構面看性侵害,而是從個人情感、思維、行動、追求、情緒、尊嚴等面向,談誘姦/強暴被害人的身、心、靈。什麼是誘姦/強暴的核心?林奕含鏗鏘有力地陳述,誘姦/強暴撼動人心的,包含兩個面向:被漏接的「自我」,以及「自我」的生存之道。 讓我害怕的是,很『聰明、進步、政治正確』的人,這些人是有理想抱負的,他們在談結構時,一個一個的房思琪,是不是就從大網子漏下去了?所以為什麼我要寫思琪的事,甚至細到有點噁心、情色變態。我要用非常細的工筆,去刻畫他們之間很噁心色情很不倫的。大家都看到統計數字,所以我不想談結構,大家都忘了,那是一個一個人。——林奕含 就像思琪從未能夠進入結構,她寧願可以進入結構,寧願當一個無知到進入結構的人。她寧願沒有讀過書,沒有讀過《第二性》、《性別打結》,她寧願『讓男人養她』、『買名牌包包』,她寧願做這樣的人。但不是,她讀過,她了解一切,她還是只能從另一個角度『讓男人養著她』。她的『快樂』是帶有引號的快樂,她知道那不是快樂,可是若她不把那當作快樂的話,她一定會活不下去,這也是我覺得很慘痛的一件事。——林奕含 房思琪的慘痛,在於被結構的大網子漏接,然後獨自承擔文化裡責難自我的重量,獨自抵禦文化中潛藏在知識與權力面具之後的欲望,獨自面對在自我被摧毀之後文化所豢養的控制與暴力。她是那麼孤單,房思琪的慘痛在於孤軍奮戰,在於看重他人眼光但實際上自己又不被看到。這對於臺灣女性主義運動來說,是一記當頭棒喝。 本文將房思琪的慘痛稱為「『自我』的生存之道」,這不只是房思琪們,也是文化中你我的共同狀況。個人要以一己之力改變,難之又難,但若以更多人的努力逃逸出此種「自我」,或許還有機會。 為何臺灣女性主義運動,無法接住房思琪呢?本文首先將從臺灣女性主義運動「婦權政治」與「性權政治」的結構漏接開始談起,接著從暴力、權力以及脆弱無助等角度,說明房思琪追求他人眼中的「自我」是如何孤軍奮戰,之後分析藉由語言、修辭、譬喻、言說等成就的「愛」,如何作為房思琪「自我」的生存之道,最後討論再建構女性主義實踐,鋪設出「自我」的逃逸路線。 ◎結構之網的漏接:「婦權政治」與「性權政治」的失誤 眾所皆知,臺灣女性主義運動有所謂的路線之爭。雖然有人主張此種路線之爭,應該解讀為從基進女性主義到左翼酷兒的「光譜」(參考吳馨恩,2016),但是在誘姦/強暴的議題上,確實可以看見明顯的不同。我認為,兩者的立場雖然有所不同,而且於2000年之後就幾乎沒有對話,但是其論述核心,都有類似「權利」的概念,因此本文將二者分別稱為「婦權政治」與「性權政治」,來表達各自的異(婦vs 性)同(權利)。 此種路線之爭,在1994年師大案等個案促發的反性騷擾大遊行,以及1996年為抗議彭婉如女士遭姦殺的「女權火、照夜路」大遊行中,可以看出明顯的對立。這兩次大遊行所累積的能量,促成了1990年代後期許多相關法案的通過,包括性侵害犯罪防治法(1997)、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1999)等修訂。「婦權政治」提倡婦女權利,從1990年代後半開始,推動法案制定或修訂,以及重建政策與體制的工作[1],進而在2000年代中期開始,於體制內提倡性別主流化,試圖滲透官僚組織,產生女性主義官僚(femocrats),以改造國家而促進性別平等[2]。 【彭婉如遇害,加速促成女性團體開始推動許多相關的性別立法、修法】 資料來源:https://goo.gl/UWejr7 然而,在這個看似成果豐碩的結構下,為何林奕含被「婦權政治」二十年努力所建置的結構之網漏接了? 林奕含或房思琪事件,與二十年前師大案有諸多雷同之處。同樣是女學生仰慕男老師卻被他誘姦/強暴,轉而成為老師短暫的地下「戀」人,女學生身心受創,無法說出所受到的暴力與痛苦,也很難尋求正義。 二十年前的師大案女學生欠缺家庭資源支持,而二十年後的林奕含/房思琪,不論家世、容貌、智力都在社會階層之頂,也有相關的法律、官僚、專家支持,但這些卻都成為結構之網目,漏接了一個個的個人。林奕含/房思琪沒有集體力量的奧援,僅能以自己之力,獨自對抗誘姦/強暴之暴力與權力,最後以自殺尋求解脫。她的自殺高度類似於清代存在的「強姦未成,或但經調戲,本婦羞忿自盡」[3],也類似1951年的「王石安案」、1958年的「北上夜行快車中的艷屍案」,這二案都是被誘姦/強暴的被害人,以自殺並留下遺書或日記等文字書寫的方式進行死諫[4]。二十年過去了,「婦權政治」到底改變了什麼,哪些部分仍然屹立不搖? 那麼「性權政治」為何也漏接了房思琪?當年反性騷擾大遊行中,主張性解放的何春蕤力求論述上的突破,在遊行途中帶領群眾高喊「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騷擾」,在「女權火、照夜路」大遊行中高呼同性戀人權的口號[5]。跟「婦權政治」對立的路線,林芳玫與顧燕翎等人將之稱為「性慾政治」,而何春蕤與卡維波等人將之稱為「婦權派」與「性權派」。 近年來,「性權政治」重砲批判「婦權政治」所建置的「性」相關立法與執法,指出這些女性主義的實踐,是在管制或監控「性」,藉由製造受害想像與保護弱者的情感公民,全面性創造了性別治理的「新道德主義」[6]。令人遺憾,在現實面,「性權政治」並未提出任何可以承接房思琪們的方案,「性權政治」除了攻擊「婦權政治」之外,僅在討論性騷擾時,指出性壓抑的貧瘠情慾文化為性騷擾的社會基礎[7]。至於師生之間的案件,「性權政治」甚至公開反對師生倫理界線的立法,並且提倡尊重師生「戀」與解放師生「戀」[8]。房思琪們的痛苦與慘烈,在「性權政治」下,恐怕會被歸類為政治不正確,房思琪們會不會在強暴與強暴迷思的羞辱之外,遭受更進一步的羞辱呢? 【在紀念彭婉如夜間大遊行中,支持性權政治的遊行者舉著另類標語】 資料來源:sex.ncu.edu.tw/activities/1996/1221/index.html 可以確定的是,「性權政治」壓抑與解放的二元對立,根本對立不起來[9]。於是,「性權政治」也漏接了,房思琪們必然會從其情慾解放的結構網目中——或許大旗子更貼切——漏下去,直落谷底。 不只是他要,我也可以要。如果我先把自己丟棄了,那他就不能再丟棄一次。反正我們原來就說要愛老師,妳愛的人要對妳做什麼都可以,不是嗎?(《房思琪的初戀樂園》頁66) 「婦權政治」與「性權政治」到底哪裡失誤了呢?我在「性暴力法制的歷史交織」[10]這篇文章中,主張「婦權政治」的成果——法律及其執行——充滿了「自由論」與「保護論」的思維,假設被害人是自由的個體,可以自由決定、自由思考、自由行動,法律塑造了脆弱、無助、可憐、尋求保護的主體。「婦權政治」所建構的法律體制,漏接了女人的情慾、女人的追求、女人的自我鞭策、女人的努力向上。在同一篇文章我也指出,「性權政治」提出的解放師生「戀」,雖然看見了女人性慾的被壓抑,但其論述更多是針對同樣是女性主義實踐的自己人的批判,而其性解放權利的主張(獨立個體的性高潮、性裝扮、性實驗),忽略了性的權力位階與污名結構,描繪了過於虛幻、極其渺茫的外太空世界,其中女人只是一個真空的主體。「性權政治」高估了女人在社會中的能動性,漏接了女人深刻的情感、思維與行動的真實「自我」。 「婦權政治」與「性權政治」所共同撒下的結構之網,忽略了被害人「自我」的複雜度,造成了女性主義實踐的漏接。以下我將說明,誘姦/強暴被害人的孤軍奮戰,最後發展出「自我」的生存之道,為了追求他人眼中的「自我」,只能藉由聯想、象徵、隱喻、言說等建構出一個虛假世界,進而建構出「愛」上加害人的被害人。 (續下一篇) ====== [1] 楊婉瑩(2006)台灣性別法案推法歷程的比較分析,政治科學論叢29:49-82。 [2] 彭渰雯(2008)當官僚遇上婦運:台灣推動性別主流化的經驗初探,東吳政治學報26(4):1-59。 [3] 陳惠馨(2006),傳統個人、家庭、婚姻與國家—中國法治史的研究與方法,五南,頁165。 [4] 王曉丹(2014)性暴力法制的歷史交織:一個性別批判的觀點,台灣婦女處境白皮書:2014,陳瑤華主編,巨流,頁275-308。 [5] 林芳玫(1998)當代台灣婦運的認同政治:以公娼存廢爭議為例,中外文學27(1):56-87。 [6] … Continue reading

Posted in paper, 性別 | Tagged , , , , | 16 Comments

同婚之後會怎樣?國際統計分析 張宜君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2012年12月尤美女委員在司法法制委員會召開了第一場同性婚姻公聽會,自此之後,台灣各地、加上今年的兩場公聽會,總計開了至少十場同性婚姻公聽會,但正、反方的意見仍舊分歧、難有交集。贊成方從基本人權、法治觀點等角度回應,始終無法有效說服反對方;而反對方的論述則基於宗教或傳統文化的家庭倫理堅守反對立場,認為一旦同性婚姻通過會影響社會倫理、性別教育、愛滋病傳播等社會問題。本文試著檢視反同性婚姻陣營的論述觀點,包含生育率下降、違反自然律的災難懲罰以及愛滋病蔓延的疑慮,並透過實證資料檢驗其觀點的合理性,提供社會大眾「同性婚姻合法化之後,社會會變成甚麼樣子?」的圖像,來化解雙方的歧見。  越南籍的Anh與Cung在加拿大舉行婚禮 圖片來源: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4%B7%E5%90%8C%E6%80%A7%E6%88%80%E8%80%85,取自臺灣創用CC網頁。 同婚合法化的社會共識 王大維1等人(2016)整理分析了2014年尤美女委員所主持的公聽會反方立場之論述,包括病理化同性戀、認為同性婚姻將造成社會問題與道德淪喪、誇大缺乏社會共識、認為同性婚姻無助於公共利益、誇大同性與異性伴侶的差異、否認性與性別是一種主觀經驗、常態化與合理化異性戀偏見等。目前已有許多證據反對部分上述反同論述,包括同性戀已在1987年出版的精神醫學臨床診斷手冊去精神病化。 Cheng, Wu and Adamczyk (2016)2的研究說明了台灣社會對於同志的接納度自1995年到2012年大幅增加,主要效果來自於世代替代效果、教育程度提升、宗教影響力下降等;再者,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2012年、2015年調查結果顯示有超過五成的台灣民眾對於同性戀者應擁有合法婚姻關係持正向看法,且同意人數在兩次之間的調查是遞增的。具體的研究與數據顯示社會對於同性婚姻合法化及對同志的認同,絕非反對者口中的「缺乏社會共識」、「社會的偏態與不正常」。 同婚合法化並非先進國家的專利 本次公聽會有反同婚學者指出世界領頭羊國家通過同性婚姻合法化,認為同性婚姻法制化會帶來社會動盪,提出採用專法取代修改民法。實際上,反對者忽略了從同性伴侶擁有伴侶權或民事締結權利到同性婚姻合法化,代表開放同性伴侶擁有民事締結的權利仍無法解決同性伴侶在法律上的不平等,最終仍需要承認同性婚姻權才能解決問題。從世界各國的經驗來看,僅有南非、阿根廷、美國三國直接通過同性婚姻合法化,但同婚合法化並沒有因而造成該國社會動盪及生育率降低等危機(見表1)。 表1 南非、阿根廷及美國同婚通過後國家總生育率 反對同婚者循著全球發展程度的角度,指出通過同性婚姻的國家都是高度發展的國家,當國家發展至一定程度之後,人民才能夠「接受」同性婚姻合法化。但從表1來看,通過同性婚姻法案的國家並非都是反對方口中的「高度開發」國家,包括2006年接連通過同性伴侶擁有伴侶權及婚姻權的南非、2010年通過同性婚姻權的阿根廷、2013年通過法案的巴西和巴拉圭、2016年通過的哥倫比亞等國家,都稱不上是高度發展的國家,該年度的人均GDP甚至都遠低於台灣目前的人均GDP。因此,通過同性婚姻法案與國家發展程度並無對應關係,這些國家共同的特性為都是「民主」國家,尊重、並保障人民有不同婚姻選擇的機會,是一個民主政體的共同目標。 表2 通過同性伴侶擁有婚姻權或伴侶權之國家及其通過時間3 從跨國數據了解同婚之後會怎樣? 用跨國資料庫的實證資料可以檢視同志合法共組家庭權利之國家的發展,以回應對於同性婚姻合法將造成社會問題、影響性別態度甚至是疾病傳播等疑慮。本文分析的跨國長期資料庫橫跨五大洲、137國,時期則從1980至2013年。以隨機效果模型4,探討各國在通過同性共組家庭(包括民事締結或婚姻合法化)法案之後5,對其國家發展的影響,包括通過後隔一年的自然災害發生率及後果、死亡率、人民的平均餘命、HIV盛行率及代表性別態度的兩性權力分布平等化指標。  生育率不會下降、人類不會滅絕 首先,反同陣線對於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第一個疑慮便是同性之間可以結婚將會降低生育率、使少子化現象惡化,進而導致人類滅絕。2014年馬政府執政時期,法務部報告內容指出,「同性婚姻恐衝擊現有婚姻制度,並擔心同性婚姻會造成少子化,衝擊我國人口存續。」6 ;守護家庭聯盟7及婦女同心會8都宣稱「同性婚姻不具自然生育的可能性,不利於台灣的家庭延續與人口發展」。以上反同立場從同性之間缺乏「自然」生育能力,進而推論少子女化的台灣社會在通過同性婚姻合法化之後會降低該國生育率。為回應此疑慮,我們從全世界那些給予同性共組家庭合法地位的國家經驗來看,當同性擁有共組家庭的權利之後,該國的生育率及國民的生命表徵是否受到衝擊?從與生命延續相關的三個變數切入:生育率、死亡率及平均餘命來看,表2第一欄的分析結果顯示,反同團體憂慮的生育率下降之衝擊實際上並不存在,即讓不能「自然」生育的同志伴侶擁有相同的婚姻權並不會降低生育率,危及人類的存續。與其擔憂同性婚姻合法化對生育率造成的威脅,我們更應該關注不友善的職場環境及不平等的家庭性別分工等更有可能是降低異性戀家庭生育率的主因。   上帝並不會懲罰同婚的國度 第二,有些極端的宗教人士宣稱同性戀是罪,若讓同性婚姻合法將導致天譴,甚至將某些天然災害歸因於同性婚姻合法化。2016年一位義大利神父指稱義大利北方發生的地震是上帝對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懲罰9;美國的某位基督教領袖也公開宣稱,上帝會降下天災以懲罰同性婚姻及墮胎合法化。但實際上,表2第二欄的分析結果顯示,自然災害的發生及自然災害帶來的死亡與該國是否通過同性婚姻合法與否無關。雖然我們知道天災常以人禍的形式對人們的生命、財產產生威脅,但這是透過社會中既有的不平等分布、政治經濟等因素,造成人們不均等的受災風險及差異性的災後復原能力,因此,若社會的資源分布不因性別、性傾向而異,在此脈絡下反而有機會減少災難的不平等分布。 愛滋不會因此蔓延 第三,反同者最常用以反對同志,特別是男同志的觀點就是同性戀帶來愛滋病的傳播。守護家庭聯盟就直指男、男之間的性行為是感染愛滋病的大宗,因此,同性婚姻合法化將會鼓勵同性之間的性行為,進而造成愛滋病的擴散。然而,同性婚姻合法化與愛滋病感染率之間並不存在顯著關係,無論是男性或女性的愛滋病感染率都不因同性婚姻合法化與否而改變。因為,性行為與愛滋病之間的連結在於「不安全的性行為」而非「不同性別組成的性行為」。因此,在目前具有「性忠貞」要求的婚姻制度中,讓同性有機會進入婚姻來維繫穩定的關係,說不定反而有助於降低不安全性行為發生的可能性。 打造更友善的性別空間 最後,反對同婚合法者認為相較於異性戀婚姻具有生育下一代的社會功能,而同性婚姻不具有公共利益,可能造成性別教育的敗壞(雖然這種說法是一種滑坡謬誤)。實際上,跨國數據分析結果顯示給予同性擁有共組家庭的權利不僅不會影響社會的性別教育,反而可能有機會提升兩性/性別之間權力分布更平等。如果我們認為,性別教育的目的在於追求性別平等與相互尊重,也就是人們不會因為性別而受到不平等的對待或不同的生命機會,那麼同性婚姻合法化將有助於提升人們的性別意識,減少權力分布的性別差異。 因此,從各國的經驗來看,同性婚姻合法化不會為社會帶來不良的影響:不會減少生育率、不會造成人類滅絕、上帝不會降天譴、疾病不會因此大爆發;反而透過法令的執行,提倡尊重不同的性少數、性傾向的價值,提升人民對於不同性別、甚至是不同個體的尊重,減少了因為性別而異的差別待遇。所以,同性婚姻合法化更有可能成為帶動性別平等的新契機,政府應該領頭,帶著人民走向性別更平等的台灣社會。 表3  同性共組家庭對社會的衝擊 n.s表示無顯著影響   + 表示顯著的正向影響,- 表示顯著的負向影響 … Continue reading

Link | Posted on by | Tagged | 11 Comments

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性別平等教育?

戴伯芬/輔仁大學社會系 最近一連串的校園性別事件,引發大眾對於校園性別事件的關注,也讓性別平等教育法(以下簡稱性平法)的修法議題再次浮上檯面。大多數的父母擔心孩子在學校受到性騷擾或性霸凌,期待透過更嚴格的性平法來保護他們;學校的男性基層教師則在性平法的約束下「談性色變」;在性平會組織女性過半的要求下,學校的女性行政人員與基層教師被大量的性平事件壓到喘不過氣來。教育部每年投入不少教育資源來促成性平教育,學校每學期耗費不少經費來進行性平事件調查。到底我們的學生、教師與校方從性平教育中學到了什麼? 某位小學校長提到他所面對的難題:小學一年級男同學們在嘻鬧之間拉下女同學的褲子,校長需不需要通報?如果不通報,小一女同學回家向父母告知此事,校長可能違反性平法第21條24小時內通報原則,行政主管逾時通報的處分與「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他人所犯校園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證據」同罪,可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性平法第36條)。一旦通報,這些還沒有性徵的小朋友就可能因為「違反性平法」的性騷擾而必須接受調查,加諸於身的標籤對於小朋友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原來只是老師要求學生不要玩得過火的日常教導,一旦通報進入性平調查程序之後,造成他們的標籤;通報之後,有時因違反申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的意願,造成學校日後輔導的困擾,行為人也被迫轉班、轉校,形成一場校園的性別風暴。 圖片來源:苦勞網,https://goo.gl/bIJFIj。 一、從保護式父權到校園性別糾察隊 性平法自2004年6月23日立法公布實施以來,已經走過12年,性平法開宗明義點明該法係為了「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消除性別歧視,維護人格尊嚴,厚植並建立性別平等之教育資源與環境而設立」。分為1.總則、2.學習環境與資源、3.課程、教材與教學、4.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之防治、5.申請調查及救濟、6.罰則以及附則等七章,在38條總條文中,有關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之防治,就佔了18條(連同罰則在內),幾近二分之一。性平法在校園中建立一套通報、調查小組組成、調查、行政救濟、以及懲罰程序的「準司法體系」,目的站在保護學生、對付「狼師」。相對而言,有關學習環境與資源、課程、教材與教學等,則被視為次要目的。 性平法第21條規定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訂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者,應於24小時內向學校及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報,各縣市政府亦個別制訂了處理違反性別平等教育法事件處理程序及裁罰基準。自2011年修法之後,校園性別案件數量隨之高升,原因在於為了避免違法而一律通報,造成校方教師以及行政人員沉重的負擔。如果「被害人」不願意提出調查申請時,而學校行政人員以及教師又具通報義務,經常造成未成年情侶的困擾,雙方家長的介入,甚至造成學生為此輕生之悲劇。通報規定的目的原先是為了保護申請人/被害人之權益,基於「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但通報可能違反其意願,為此,教育部特別提出行政解釋[1],說明被害人或其代理人無意提出申請調查時,除師生間的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等涉及重大公益而應由學校循檢舉程序啟動調查外,性平會可就案件做成記錄,請其於顧慮解除後才提出調查申請。 性平會的強制通報原則立意良善,為了保護學生,但是在實務方面卻造成不良結果。國中教師楊嘉宏一針見血地指出:「學校的性騷擾/性侵害事件處理過程,就很明確地展現當前道德結合法律威權的作用下,呈現出表面看似正義,內在卻鞏固傳統性別二分與排除不好的性的效應」(2014,頁26)。1999年修訂的「兩小無猜」條款,即為了來減少對於年輕學子兩情相悅的自發性行為罰則,避免妨害青少年的性自主權,但是仍然無法解決青春期學生之間不符合規範的性互動問題。   二、性平會調查小組的「準司法」權力 在性平會的組成方面,性平法第9條明訂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置委員五人至二十一人,採任期制,以校長為主任委員,其中女性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並得聘具性別平等意識之教師代表、職工代表、家長代表、學生代表及性別平等教育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為委員。這樣的組織原則在中、小學還可以運作,在大學面臨的實際困難是行政職委員的低度參與。中、小學的性別事件,校長往往是主導調查小組者;大多數的大學校長由於公務繁忙,極少親自參加會議,而其他的一級主管也經常缺席,多數委員只能依調查小組片面的調查報告來決斷。不論如何,調查小組的權力過大且缺乏監督機制。 在執行實務面,性別平等教育第30條訂定調查小組的組成,除了女性委員人數二分之一以上之外,規定成員中「具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調查專業素養之專家學者人數比例應佔成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而所謂具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調查專業素養之專家學者,卻只有接受過性別調查講習課程的教師或性別研究相關學者,並非真正法律專業人員,卻成為具有「準司法權」的調查小組成員。 在調查過程中調查小組透過約談申請人、行為人及關係人問訊,來瞭解性別事件的「真相」。作者參與的調查過程中,目賭小組內的法律專家以法官之姿,對於行為人與申請人的直白審問,甚至要求另外一位女性調查委員示範行為人對於申請人侵犯行為。如果性平會管的大多是生對生的案件,對於犯錯學生刑堂式的糾問模式,恐怕已造成兩造的心理恐懼,甚至創傷。 調查小組內的法律專家若以法官之姿進行直白審問,甚至是刑堂式的糾問模式,恐怕易造成形為人及申請人的心理恐懼。 圖片來源:法操,https://goo.gl/gpJKi2。 三、性平法與學生受教權 性平法的另外一個問題在於對從幼稚園到大學不同學生的適法性。依民法12、13條的規定,滿二十歲為成年;未滿七歲之未成年人,無行為能力,滿七歲以上之未成年人,有限制行為能力。另外,刑法第18條對未滿十四歲人之行為不罰,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人之行為得減輕其刑,對於年滿18歲以上者即負完全責任能力。依年齡對於不同行為能力的認定是最重要的法律基準,但是性平法卻是以職業身份——學生,作為一體適用的對象。未區分不同年齡而適用同一套法律,出現許多問題。 從校園性別事件中當事人關係可以看到國中階段「生對生」是性別事件發生最多的時期。就性侵害事件來看,2014年總數有705件(含未成年的合意性交),其中老師對學生的案件有32件,佔總事件4.54%,而學生之間的性侵害則有663件,高達94.04%,而國中生對生達374件,佔 53.0%,而高中生對生也有195件,佔27.7%,而國小生對生也有49件,佔7.0%,總計未成年學生之間的性侵害事件合計佔87.7%,近九成(表1);就性騷擾事件來看,在查證屬實的1,365件案例中,也以生對生最多,有1182件,佔86.6%,而師對生有109件,佔8%,其中國中時期「生對生」案件最多,高達642件,佔 47.0%,其次是高中職案件,佔14.5 %,國小案件佔13.7%,大專佔9.5%(表2);至於性霸凌有39件,也以學生之間為主,國中佔58.3%,國小與高中各佔20.5%(表3)。 整體來看,性平法處理最多的成案案件其實是國中生之間不成熟的男女互動關係,尤其是未成年學生之間的性行為以及性騷擾,這些都是成長必經的學習階段,需要性教育來引導以及抒發學生萌芽中的性意識以及性需求。但是國中基層教師卻指出在性平法的壓力下,為了降低學校基層行政負擔,校園中出現將「性妖魔化」以及讓青少年「去性化」的教育,來控制青少年對性的探索(楊嘉宏,2014,頁27)。   表1  校園性騷侵害件調查屬實統計(合未成年合意)-按當事人關係統計,2014年 資料來源:行政院統計處,性別統計指標彙總性資料,教育環境,https://goo.gl/5Dmk5H。   表2  校園性騷擾事件調查屬實統計-按當事人關係統計,2014年 資料來源:行政院統計處,性別統計指標彙總性資料,教育環境,https://goo.gl/PW17Ty。   表3  校園性霸凌事件調查屬實統計-按當事人關係統計,2014年 資料來源:行政院統計處,性別統計指標彙總性資料,教育環境,https://goo.gl/X7Ard1。   至於已成年的生對生關係,性平會如果介入處理,反而形成對於女同學保護式的父權主義,違反性別教育的精神,也有違前述教育部所為函文意旨。校園中學生之間也出現因感情糾紛而提申訴,一方控告他方行為騷擾,甚至性侵,提出雙方復合才會撤告的要求。作者的實務案例中也碰到過男女學生之間曖昧階段的情愫,由於雙方套用不同的性別腳本演出,最終進入性平會程序,雙方都受到創傷。雖然性平法第30條明文規定性平會調查小組「不受該事件司法程序進行之影響」,是依據「受害者」之後的感受,來認定行為人的犯意與犯行,但單以訪談結果論斷,實不足以就情境或具體事證而給予適當的判定。 此外,雖然性平法第22條明文規定保密原則,但是作者在實務經驗中,就出現一位疑似性騷擾的大一新生因為受不了同儕壓力,在尚未完成調查之前,就已主動休學。至於國中生更易因為性平會調查而被貼上標籤,製造同儕之間互動的問題,也有不少被控性騷擾的學生陷入孤立,被迫轉班、轉學。性平法所製造出來的調查程序原為保護權力弱勢學生而設立,但援用於處理生對生的個案時,反而造成損及學生受教權的非預期結果。   四、性平法與教師勞動權 當前性平法在處理校園中的性侵害以及性騷擾事件,師對生的案件是基於傳統師生倫理規範,適用於十八歲以下的未成年人,當無疑義,但是對於十八歲以上的大學生是否仍適用?在2013年修法時,曾經有性平法專家主張加入禁止「師生戀」條款,引發群眾嘩然,質疑禁止十八歲以上成年人的師生戀,是否違反基本人權? … Continue reading

Posted in 性別, 教育 | Tagged , , | 2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