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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物品與我發生了什麼關係:社會學的想像

鄭依萍/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被各種東西所圍繞,我們與物品互動的頻率常常多過於與其他人的溝通互動(例如手機)。然而,我們與我們身邊的物質物品的關聯究竟為何? 物品(objects or things)從哲學脈絡討論下的精神/物質二分,或者是心物二元概念,物質物品一直作為個人精神投射的『客體』。而近期社會學如何看待物質物品呢?它開始強調人與非人、物質與非物質之間的動態連結網絡。物質物品不再只是消極、被動的客體,而是成為共同建構、(缺其無法)完成行動的一部分。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充滿各式各樣的物質物品,諸多社會活動與社會關係都經由與物品互動而達成。 舉例來說,椅子作為一個物質物品,它會以多種面貌(摺疊椅/椅墊/和室椅)來融入個人日常生活實踐中,而個人也會以學習到的方式使用椅子(坐/盤腿/跪坐等等)。亦即是說,物質物品與行動者之間不應該只是單向的關聯,而應該被理解為是一種雙向、彼此互相影響、共同建構的社會關係。 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充滿各式各樣的物質物品,諸多社會活動與社會關係都經由這些物品中介、橋接、轉譯、挪用或合作而達成。以下筆者簡要羅列三項田野研究中有趣案例(保溫杯、食物跟收藏品),以介紹物質物品如何與個人相互建構、定義、參與其日常生活實踐。 椅子作為一個物質物品,會以多種面貌(摺疊椅/椅墊/和室椅)來融入個人日常生活實踐中。圖片來源:https://goo.gl/nuStCH。   隨處可見的保溫杯:物質物品與非物質的社會關係 阿傑自己一個人住,常受到很多親戚、長輩們的照顧:『我之前根本不用保溫杯喝水……天氣這麼熱,到底為什麼要喝熱的?而且還要保溫?……用的原因只是因為是我表姊送我的……不用她可能會傷心?』 以可重覆使用的容器喝水,背後所隱含的非物質意涵非常多,可能是因為環保,想減少一次性的塑膠使用,亦或是因為生活週遭有完備的飲用水供水系統建置。在台灣,一個常見的情況是大家習慣使用不鏽鋼保溫杯,希望將飲用水保持在特定的溫度區間。當詢問行動者為什麼使用此樣物品時,一般都能夠得到:「飲用溫開水,對身體比較好」的健康、養生相關論述。這顯示著,特定物質物品的使用,必定有其相關的非物質論述相呼應。在保溫杯的例子中,凸顯了台灣特定的醫療/飲食文化脈絡下,任何季節都飲用溫水是一種健康、養生的態度,其反應在物質文化上,就變成了隨身攜帶/使用保溫杯是一種健康、養生的實踐活動。在阿傑的經驗裡,物質使用與非物質意涵間的社會關係連結是游移與動態的,阿傑即便知道「溫水……對身體比較好」,但影響他攜帶/使用保溫杯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它」是一個禮物。在原本非物質意涵之上,疊加/賦予物質物品社交意義的情形,也時常出現在行動者與物質物品互動、互相社會性建構的過程中。 當然,如前面所言,日常生活飲用水、保溫杯與行動者之間的物質與非物質關係有更多的層次可以討論。台灣家戶慣常需要煮沸飲用水來做為「淨化」的手段,透露著對於日常生活飲用水品質的焦慮。挪用多種「淨化」科技技術(濾水器、活性碳、逆滲透等等)與家戶容器(熱水瓶、飲水機)來「準備」飲用水,讓水在家戶中的物質流動軌跡符合家戶成員的需求(乾淨、溫水)。保溫杯的使用也是在這個物質流動軌跡中的一個容器,呈裝溫水之外,亦呈裝了家戶中認為什麼是「健康、適當」的飲用水概念。在喬阿姨的例子裡,她特別強調:『她們在家中也是一人一個保溫杯 [用來喝水]。』 喬阿姨解釋為什麼她們家中的保溫杯排排站。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食物:物質物品與時間/空間的社會關係 新文是個會煮飯,連家裡廚餘亦由他處理的爸爸。他提及食物與家戶生活時間以及儲存空間之間的關係非常傳神。 『主要是因為它(饅頭),有時候就早上蒸了,然後忘了吃,就匆匆忙忙出門忘了。回到家就已經一整天了,到下午一整天了 ……就覺得說,因為饅頭本來也不是太容易壞掉的東西,但你就覺得說,它已經放一整天了,那你要再蒸,口感也不好……,饅頭,就是說,吃不完 。…………它其實也不是吃不完,……就是說,有時候我們早上早餐都弄好了,小孩一忙就出門,那個東西就忘記了……第二天才 [發現](攤手)……有一個問題是在於說,它也沒腐敗啊,那你也不知道它,它,怎麼樣(笑) 。…..就錯過預計要吃的時間,……這就是實例』(新文)  新文的廚餘日記記錄。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新文提及的廚餘照片。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食物是特殊的日常物品,家戶中的食物在洗滌、處理、烹煮、食用的過程中,經歷日常生活時間與儲存空間的置換,一次又一次的篩選出什麼是社會、文化需要的食物,其餘的則是剩餘、廚餘、垃圾。由新文的訪談內容可以得知,在日常生活的時間節奏脈絡下,如果食物沒有在該吃的時候吃它,它就容易變成廚餘。 家戶中常遇到的另一種狀況是,食物進入家戶的速度與頻率不可預期(例如禮物),並且伴隨著日常生活時間的緊湊,因此便不斷的考驗家戶成員處理食物的能力。在筆者的研究訪談中,一般最常使用的策略是使用冰箱、冷凍櫃或真空收納盒等等空間科技,來延長家戶食物的保存時間。舉例來說,小慧除了準備一家大小的三餐,也幫忙準備先生工廠裡員工的伙食,因為常常處理大量的食物,她對於食物與剩餘有特別的堅持,認為經過好的存放與再烹煮,可以達成食物零浪費。 『怎麼放喔,冰在冰箱啊……啊我就……保鮮膜冰起來,不可能第三餐了啦,有,肉的時候超過三餐……一般青菜都不會啦……第二頓,你第一次炒這麼多,吃也吃剩下一點點嘛,再來你稍微把它加熱,一餐就吃掉了,就沒幾口,剩沒幾口啊。』(小慧) 家戶中的食物轉變為廚餘並不是一個簡單、單向的必然丟棄過程。食物的「新鮮、可食」與廚餘的「垃圾、不可食用」定義互相轉化、互相建構而形成家戶中的食物實踐歷程,其中更涉及了家中多樣物品和諸多相關家電科技的社會關係,這些社會關係網絡都可能影響廚餘的產生與處理(例如:碎泥器與冰箱/冷凍櫃),進而延長或縮短食物的保存時間。亦即,在人與非人/物質與非物質的實踐活動裡,只要其中一個物質物品出問題,就可能讓整個系統無法達成預期的目的。在新文的例子中:『……我們現在冷凍櫃也有一個問題啦,我們家那邊不知道為甚麼,颱風天,……去年那個颱風停了大概有一整天,對,一整天,我們家冷凍櫃的所有東西都 ……整個都壞掉了 。』   收藏品:物質物品之間的社會關係 收藏品作為一種日常物質物品,也會與其他物品間存在著多重的社會關係。那麼收藏品是如何與其他的物品進行互動並且建立社會關係呢?以下我先講兩個田野故事。  小安阿姨的杯子收藏 小安阿姨自己一個人住,喜歡旅遊,當問到個人的收藏品時,她提到:『收藏品的話,這些[杯盤組]就算我的收藏品吧,我沒有特意收集這些,有一些是人家送的,有一些是我出國的紀念品,這兩個[杯子]是我自己做的……這個藍色都讓我想到愛琴海的浪漫藍色海洋……』 而我在透明櫥櫃對面的廚房抽屜櫃中,發現她收了許多的(空)盒子,小安阿姨解釋:『……這些是剛剛那些杯子的盒子,我都會留起來,搬家的時候很有用阿……』 因為小安阿姨家中受白蟻侵害,才剛重新整修過,對於家中物品的陳述多與打包、搬動有關,以「方便搬家」、「方便歸類」為理由,也一併收納了「收藏品」的包裝盒。小安阿姨的例子對家戶中的收藏品提供了一條動態的流動軌跡:因為搬家、整理櫥櫃等等理由,收藏品從一個容器(包裝盒)循環流動到另一個容器(展示櫃)中。收藏品的物質軌跡,因為家中生活事件,而循環流動於透明玻璃的展示櫃與空的包裝盒(不透明的櫥櫃)之間。 小安阿姨的杯子收藏。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廚房抽屜櫃裡的杯子(空)外包裝。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達為的模型收藏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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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幸福路上」來到社會與社會學

謝國雄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動畫電影「幸福路上」上映以來,勾起觀眾許多回憶,也激起非常多反響,作為社會學家的我亦不例外。以下我將從四方面來分享「幸福路上」與社會學家的邂逅:「幸福路上」觸動社會學家之處、社會學家由此而來的反思、電影與社會學二者攜手前行的可能,以及社會與社會學和動畫電影的關係。 【幸福路上,引起眾多的討論,社會學家也來參一腳了】    ◎從「幸福路上」來到社會學 「幸福路上」透過一個出生在1970年代的台灣女生小琪,來探索自我、親情與社會變遷。小琪的自我追尋,是以家與親情(父母、外婆、表哥等)為核心,涵蓋了教育經驗(學校中禁說台語、補習、升學主義等)、經濟經驗(在報社中的工作)、政治經驗(白色恐怖、地方選舉、街頭抗議與社會運動)、性別經驗(守靈親戚們對小琪充滿性別期待的關心)、族群經驗(阿美族外婆被嘲笑只有「番啊」才嚼檳榔)、台美經驗(期待小琪到美國賺美金、駐台美軍與台灣女孩的子女)、宗教經驗(阿美族儀式)等。 第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本片的田野資料十分細膩。小學生涯中,沒有補習的學生在教室外罰站、媽媽到台北剪高級布料送老師、希望能彌補小琪沒有補習帶來的劣勢;小琪開始工作後,媽媽一直跟她討錢,看起來好像很愛錢,但在小琪出國時,卻將存起來的錢一次交給她。透過這些日常生活的細節,勾勒與烘托出人與人的關係質地,這是所有優秀電影的特徵,像是日片<橫山家之味>。 然而不同於<橫山家之味>,本片將台灣社會的重要事件(學校中禁說台語、白色恐怖、蔣介石去世、地方選舉、街頭抗爭、家庭代工、原漢關係等)帶入了主角小琪的自我追尋之路。由於這些重要事件構成了台灣社會戰後的集體記憶,這個連結讓1950年代之後出生的觀眾倍感親切,讓觀眾與主角、觀眾與這些重要事件,以及觀眾之間的「共感」、「連帶」,得以浮現。 「自我追尋」是文學與藝術亙古的主題,但社會學卻甚少直接面對。「自我追尋」攸關「存在感」(ontological touch),涉及支撐生存的軸心意義,如家與工作。本片小琪的自我追尋,鮮明地展現了存在感,是社會學值得學習之處。 ◎社會學如是說:社會學想像、存在感與另類可能 從社會學角度來看,本片連結了個人(傳記)、社會與歷史,展現了美國社會學家C. W. Mills所謂的「社會學想像」(sociological imagination):「這個社會孕育出了什麼樣的男與女?」「這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與時代?」,以及「在人類歷史上,這個社會處於什麼樣的位置?」 社會學想像的具體操作,是嘗試連結個人困境與公共議題,一般人很少將個人的困境與制度的安排與變遷連結在一起,但社會學的任務之一,就是連結這二者。本片將台灣社會變遷帶入主角小琪的生命史,即是社會學想像的實踐,從而讓本片有令人激賞的社會學質地。 【把小琪個人生命跟台灣社會變遷結合一起, 就是社會學家Mills說的「社會學的想像」】  連結個人困境與公共議題的一個途徑,是透過「結構」這個概念。以本片來說,可以偵測到的結構有家、國家、與資本主義(小琪的父親受僱於冰淇淋工廠後因受傷失業、小琪受僱於報社、家庭代工做外銷的聖誕燈飾等)。社會學對於這三個結構力量的實質內容研究,已經累積不少成果。在家庭生活上,我們歷經了家庭結構、夫妻關係、代間奉養、青少年成長、生育率大幅下降等大幅變遷;在政治生活上,我們歷經了威權體制與民主化,並且在省籍、族群與民族主義的利益與情感衝突中掙扎;在經濟生活上,我們是一個透過薪資勞動、市場與企業來維繫生計的社會,並且在1960年代之後有著相當程度的階層流動。對於各種結構力量的歷史發展,台灣社會學界的研究,也都有初步成果,這些都可以提供電影創作者參考。 其次,在「結構」如何連結個人困境與公共議題上,社會學的研究也提供一些洞見。台灣的社會運動研究指出,集體行動會如何觸動結構力量(如國家的暴力、家的壓力等),以及社會運動對於參與者帶來的啟蒙等。以高中生上街頭抗議來說,社會學會進一步探究街頭抗議的經驗,如何影響了小琪對於「國家」、「家」、「社會改變的可能」,以及「行動的可能與效應」的看法,細膩地分析其過程與效應,這說不定可以讓一系列感人的「人生體悟」呈現出史詩般的氣勢。 社會學所擅長分析的,是對「結構力量」的性質、呈現與效應,提出系統的、概念性的陳述,如:結構力量既促成也限制了個人的生命史,可以用來解釋「孰以致之」,同時也點出是否有改變的空間與其他的另類可能;結構力量如何被經驗為堅硬不變或者鬆動可變等;結構力量是否呈現、如何呈現(變形或者掩飾)、不同的呈現樣態帶來的效應等。這些知識庫藏,或可為電影創作者運用。 小琪的自我追尋體現了「存在感」。社會學晚近才開始探究「存在感」,也有一些初步發現。首先,存在感是一個綜攝的概念,融合了一個人各個面向的經驗與感受,並且以整體的角度來審視。其次,存在感與前面所提及的「結構」同位、但不同於「結構」,這是因為存在感涉及的不僅僅是理性的分析,也涉及了情感、情緒、價值關懷等另一個層次的、屬於生命基調的實在。第三、存在感既是體現在日常生活之中,也是推動人往前走的力量。最後,它在日常生活中體現,並且在意外事件發生時最容易浮上檯面,但卻只有在回顧與再現(如電影或者社會學研究)中才能浮現。 上述的論點,可以讓觀眾更有條理地來感受本片主角的尋尋覓覓(例行性的工作帶來的厭倦、夫妻對是否生育小孩的態度不一致帶來的難題、要不要回返台,但「我什麼都不會」等)、最後定位在原生家庭的「存在感」。本片細膩地呈現了主角在生活實作中打造出來的存在感,上述社會學的論點可以讓傑出電影的優點,可以更系統、清晰地呈現,成為電影創作的學術資源。 最後,從社會學的研究來看,自我追尋也有其他的可能,如參與公共議題與社區活動的自我實現(如從1980年代以來的社會運動與1990年代社區營造運動的參與者),或者追求超越此世的心靈修養(如當代的各種新宗教運動)。換言之,社會學可以開拓另類可能的自我追尋,提供電影創作者參照。 ◎「幸福路上」攜手社會學:「我們是誰?」「我們在追求什麼?」 「幸福路上」的主角小琪,是1975年出生的台灣女生,她的生命經驗既有前一個世代的遺產,也不同於晚於她出生的世代。以與她的父母親年齡相仿的四年級世代來說,透過自身的努力打拼,經歷台灣出口導向工業化、經濟持續成長、平均所得增加,生活水平逐漸提高;另一方面,在威權政治體制下的各種箝制,也限制了公共生活的健全發展。1980年代末期,台灣社會經歷政治民主化與蓬勃的社會運動,讓公共空間在台灣浮現,而這正是本片主角可以上街抗議的背景。 【社會抗議的風起雲湧,讓社會中的個體小琪有了個人參與社運的空間】  相對於本片小琪的自我追尋最後定錨在家庭與親情,她的父母輩在追求的則是安穩的生計,比她的父母輩年輕、但比小琪年長的世代,則推動了台灣社會的巨變,她們在追求一個民主、自由、平等的公共空間。比小琪年輕的世代,面對台灣經濟發展的遲滯、中國大陸的威脅、科技的急速變遷,他們又在追求什麼呢?我們是否在追求台灣的主體性,不論是展現在國際地位的確認,或是在社會生活與文化上的自信? 不同的世代有不同的追求,但世代之間必然會相互影響。社會學與電影各自以特有的觀點與技法來回應「我們是誰?」與「我們在追求什麼?」這兩個涉及台灣社會「集體身世」的大哉問。分進合擊,共成大業。 一個能問與敢問「我們是誰」與「我們在追求什麼」的社會,已經具備了寫出這個社會史詩的基本條件:史詩般的社會學與史詩般的電影。 ◎社會、社會學與動畫電影:再現與做工 社會學與動畫電影的滋養來源都是社會。那麼是不是「有什麼樣的社會,就有什麼樣的社會學?」「有什麼樣的社會,就有什麼樣的動畫電影?」強調務實、生存與對等交換的台灣社會已經醞釀出傑出的小品式、散文式的社會學與動畫電影,是否有其他的可能,如史詩? 不論社會學或是動畫電影,都是對社會的再現。但是再現不僅僅只是前述的「反映」而已,它還有「打造」的意涵:透過反映社會,社會學與動畫電影也對社會作用與做工。 【跟昆德拉的問題類似:什麼才是電影唯一能夠發現的事呢?】  資料來源: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1100191756&width=289&height=386 捷克小說家昆德拉(Milan Kundera)在<小說的藝術>中,問了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唯有小說才能發現的事是什麼?他的回答:是「存在」種種的不同面向(如冒險、內在發生的事情、無人知曉的日常生活、介入人類決定的非理性、時光、神話等)。社會學長於分析人類實際存在的狀態(特別是與社會中與各種結構力量的搏鬥),動畫電影則善於探索人類實際存在的其他可能。結合二者(如以小說的形式來呈現社會學研究成果,或者在電影中融入社會學研究),那麼社會學與動畫電影都將邁向對社會做工之路,成為台灣社會的史詩。 ===== 延伸閱讀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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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樹仁到樹人:反思如何「教」與「學」社會學

陳柏甫/美國康乃迪克大學社會學系 張儀君/美國瑪卡萊斯特學院 (Macalester College) 地理學系   「為什麼要學社會學?」在台灣,讀社會學或其他社會科學科系的價值長期以來經常受到質疑。除了對特定科系的忽視外,這個問題背後也涉及台灣社會普遍對「文科」或「文組」的輕視。這種輕視一部分起因於與文組科系的就業機會似乎少於理組科系、大學畢業後一般起薪較低有關;但另一個普遍的誤解是認為「文科」科系只會要求學生強記各種零碎的知識,理解力不足,邏輯思辨能力不佳,與社會的需求連結薄弱。 「巷子口社會學」和其他公共媒介這些年來一直致力於幫助社會科學走出象牙塔,導正大眾對社會學或其他社會科學的偏見。然而,在重新定位社會學研究與台灣社會間的關係的同時,關於社會科學教學理念與實務的闡述卻仍舊少見。儘管這些年《見樹不見林》或《社會學想像》等譯作處理了導論階段教學與學習的許多問題,謝國雄老師關於田野研究的討論對研究方法和實務上也提供了豐富見解,「巷子口社會學」的文章中也有不少對於社會學教育與公民參與相當精彩的討論(如顧忠華,2014;張峰碩,2015;林宗弘,2016;黃厚銘,2016)。但是如何重新梳理課程、制定學習大綱,並從課程設計為起步再次想像「教」與「學」社會學的意義,台灣社會學界於這些議題的討論卻尚為不足。 美國社會學界有Teaching Sociology的期刊,專注於討論與分享社會學的教學理念和實務議題。受到該期刊相關討論的啟發,同時緬懷過去受教於台北大學社會系黃樹仁老師的經驗,我們想藉由此文分享我們這些年對「教」與「學」社會科學的理解,更希望能拋磚引玉,讓台灣近年積極參與教學實務與改革的先進們也能加入相關的討論。 整體而言,我們認為台灣社會科學教育可以借鏡美國的文理教育理念(或稱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重新定位社會科學在台灣社會中的角色。文理教育並不把訓練專才作為己任,反而更強調培養廣泛的基礎能力、訓練批判思考和促進公民社群的積極參與,並相信社會科學訓練是達成這個教育理念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在美國,文理教育一直扮演培育菁英及社會中堅分子的重要角色。即使在由技術主導的資訊業裡,文理教育畢業生處理社會與科技議題的能力也被高度重視,近來逐漸成為高科技理工就業市場中的主流(eg. Hartley, 2017)。儘管台灣的高教環境和美國文理學院的小而美相去甚遠,但社會科學科系在達成文理教育的理念上確實有其獨特的優勢。社會科學原本就是為理解人類社會而存在,為此發展了豐富的知識和方法論,以及深厚的研究和思辨傳統。這些基礎讓學社會科學的學生得以發展觀察、論證和參與社會議題的核心能力。然而我們的教與學要如何才能達成文理教育的理念?讓我們從教材,教法,指導等方面來檢視。   如何選擇教材? 「當老師最重要的功能,是要慎選教材,以防學生讀到不好的書,導致永久的腦部傷害。」 —黃樹仁 在新自由主義和高教市場化的影響下,這幾年社會科學教學似乎朝著效率化和指標化的趨勢。如同許多其他的學科,社會科學的教學中逐漸強調套裝知識和特定的技能培訓,綜合教科書開始被廣泛地使用,特別是在理論、調查或是研究方法等相關課程。儘管效率化與指標化的教學有助快速散布知識,廣泛地學習調查或研究方法等專業似乎也增加了畢業生知識的廣度,因此提高受雇的可能。但若缺乏適當的平衡,這些趨勢可能會犧牲社會科學教育下培養基礎觀察、批判論證和社會實踐的獨特優勢。 樹仁老師在其著作裡已闡述過他如何看待社會科學研究與教學(如黃樹仁,2002; 2007)。他特別重視社會科學研究如何促進對重要現象的理解,尤其是當研究能提供具原創性和啟發性的觀點。樹仁老師在教學上也持相同看法。他注重對優良社會科學作品的理解和欣賞,進而讓學生培養觀察、思辨和論證社會現象的基礎能力。 對優秀作品的重視首先反映在教材選擇。樹仁老師多次主張老師最重要任務是精選好的閱讀材料;他認為未經篩選的閱讀輕則浪費學生的學習時間,重則導致學生錯誤的理解。他的教材選擇範疇不限學科分野,而著重於提供啟發性觀點和豐富脈絡的一手著作。在如此觀點下,「社會變遷」的課程常選讀地理學者Jared Diamond的《槍炮、病菌、鋼鐵》和經濟史學家Paul Bairoch的Citi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全書。在跨學科的「台灣社會研究」課程裡,樹仁老師也選擇與每週主題相關的關鍵研究,範圍橫跨社會學、歷史學、地理學、政治學、人類學甚至是宗教研究。 我們認為教育學生閱讀跨領域的高水準一手作品是社會科學教與學的核心任務。首先,閱讀寫作優良的原創作品有助開拓學生的眼界,體會高水準社會科學研究提供的創新觀點和精闢解釋。再輔以老師適當的導讀,學生更能學習社會科學研究怎麼發展研究問題,如何進行邏輯推導和經驗佐證來建構論述。更進一步說,教導學生閱讀與理解第一手著作有利於體現知識生產和典範演變的真實過程。跨領域閱讀更能增進學生對於社會現象理解的全面性。相較之下,單一學科或科目教科書良好的摘要整理雖然能更有效率地傳達套裝知識,但這樣的便利性卻經常建立在過度簡化問題意識及論證過程的代價之上。在教材取得和閱讀不易的過去,選用二手詮譯或許有其道理,但在高品質和可讀性佳的社會科學作品普及的現今,讓學生直接從各領域的原創作品學習,應當是較有利的教學途徑。 事實上,這樣的教材選擇取徑也是美國文理教育重要的主張。為開拓學生的眼界與培養學生理解知識生產與典範轉移的過程,在筆者接觸的文理學院課程設計中,甚至是大一基礎導論課程,都相當重視跨領域閱讀與欣賞原典的能力。這些課程對於學生學習的期待不在求快、求廣,而在求精確與深刻的理解。閱讀與欣賞原典的能力也有助於學生學會當第一手的知識消費者,不需仰賴已經過他人消化過的二手材料,這樣的訓練非常有助於提升未來自學與探索新知的能力。   為什麼學理論? 「我以前在Madison的時候,做理論的分成兩種人,一種是把問題想得很清楚的優秀社會學家,可以理解理論在社會脈絡裡的意義;但另一種只會每天滿口理論名詞,邏輯不通地胡說八道。」—黃樹仁 儘管社會學理論是樹仁老師的專業,他不認為理論可以獨立於經驗研究之外;他生前甚至曾經主張社會學理論不必列入必修課程(林宗弘,2016)。樹仁老師認為,若老師把社會理論當作哲學辯論教授,這對培養學生的社會理解其實不利,更有可能讓學生不明理論的意義,最後誤認賣弄名詞概念就可以當大師,就是酷炫的社會學研究。在教授理論課程時,樹仁老師多次強調經典理論的貢獻並非是亙古不變的社會法則,而是優秀學者們對其當時重要社會現象經驗研究的成果。因此,學習這些社會科學理論不該像學習物理或化學定律,窮盡精力追求一個「真理」,反而應當要深入理解學者當時的社會脈絡和思想背景,進而探討和批判這些作品裡的研究問題、方法、論述的建構和經驗證據,以及理論對現象的解釋力。 樹仁老師的碩士班社會學理論課的閱讀書單。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這樣的觀點相應的是一個深入的教學方式。無論在大學部或碩士班,樹仁老師的理論課程不求廣泛介紹多家理論,只專注於少數經典原著。多年來,每周的閱讀量少則三十頁,多則近百頁;老師在上課時分析和批判指定的閱讀材料,並解答學生們的疑問。在樹仁老師一般性的理論課程裡(不同於他專門的理論seminar),一學期的教材通常就是從所謂三大家(馬克思、韋伯和涂爾幹)的著作各選擇兩、三份作品。這不僅略過其他學者,即使在三大家的理論中,也只做選擇性介紹。這一方面是因為學生英文閱讀能力有限(在教學後期,樹仁老師開始選擇性使用原著的中文翻譯),另一方面是因為老師對深入閱讀的重視。不少人質疑這種教法會導致學生理論學習的廣度不足,無法接觸足夠的社會學知識。在他的理論課程的大綱裡,他對這樣的教材選擇做如此解釋: 「學習的最好對象……應是最有啟發價值的著作。學習範圍未必要無所不包,而應是選擇關鍵領域,嘗試重點突破。一旦在某個領域達成理解上的突破,則自然具備藉由自修與閱讀而擴大知識領域的能力。」(黃樹仁,碩士班社會學理論,2006 秋季課程大綱) 樹仁老師的理論教學方式呼應了他對教材選擇的觀點。筆者們從過去十多年當學生學習、到當老師教授社會科學理論的經驗看來,這樣的教學的確有優於其他模式之處。當前許多理論思想課程會選取相當數量的學說,將理解記憶其論點當作首要教學目標。此類教學設計或許只是依循慣例、行禮如儀,又或是認定知道一定的理論是學生必備的基本知識。在實務上,這樣的教學常只能選用短篇的原著或二手的摘要;很多認真的教師也會進一步整理重點,致力於講授其精鍊消化過的材料,方便學生快速學習。但如此蜻蜓點水式地接觸多方理論的效果卻不見得理想。對那些沒有學術傾向的學生,套裝理論知識在考試評分後就所剩無幾。而對於有志學術的少數學生,這樣的教學有相當的機會誤導學生,使其相信累積理論知識、事事皆套用理論觀點,才是學理論的重點。這樣的誤導,很可能使學生擁抱博物館學或考古學式的理論學習取徑,從而相信要窮盡所有的理論,專注艱澀、少見、或新潮的學說,才是學習理論的最終目標。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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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門舞集與國家交響樂團:台灣社會學國際化的兩條途徑

謝國雄/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社會學家如何欣賞舞蹈與音樂?顯然一定帶有職業上的定見,底下是一個社會學家從雲門舞集與國家交響樂團的發展與表現中得到的啟發。   雲門舞集與台灣社會學 林懷民受過西方芭蕾的嚴格訓練,1973年回到台灣採用在地的題材編舞,如「薪傳」的「唐山過台灣」,接著將台灣社會的現實入舞,如「我的鄉愁我的歌」中工人家庭中的夫妻互動。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組合:身體語言是西方的,但是舞蹈的「故事」卻是在地的。 1994年林懷民接受荷蘭公共電視台訪問的時候,指出:用西方的舞蹈語言來跳舞,會撕裂身體。雲門舞集的舞者轉而開始學習太極導引,以「氣」來駕馭身體。舞蹈語言(或「身體哲學」)改變了,但他仍選擇用西方題材來編舞,如「流浪者之歌」,就是取材自Hermann Hesse的《漂泊的心靈》。一直到「狂草」,他才嘗試結合中國的身體哲學與中國的題材:舞蹈語言是在地的,題材也是在地的。結合在地的舞蹈語言與在地的題材,是西方舞蹈語言與題材之外的第二途徑,是具有普遍性的另類可能,猶如西方舞蹈一樣。 林懷民與雲門舞集,先是在舞蹈語言上受到西方嚴格的訓練,接著以此為基礎,帶入在地的題材,隨後轉向在地的身體哲學,但仍以西方的題材來編舞,最後則是做到舞蹈語言與題材上都是在地的。 林懷民與雲門舞集對台灣社會學有何啟發?台灣社會學可以先在技法、基本議題、認識論與終極關懷上,接受西方的傳承,接著逐一在技法、基本議題、認識與終極關懷上在地化,最後則可以結合四者的在地化,其成果既是在地的,也是普遍的,是西方社會學之外的另類途徑,具有普遍化的可能。 雲門舞集,狂草 (Wild Cursive)片段。圖片來源:雲門舞集,https://goo.gl/DG262Y。   國家交響樂團(NSO)與台灣社會學 2015年12月17日,「公視藝文大道」訪問國家交響樂團音樂總監呂紹嘉。他認為西方管絃樂團屬於全人類,是普遍的,但是各個民族可以自己的方式來演奏與表達,從而展現出其獨特性。他帶領台灣NSO赴歐洲演出,來培養團員的自信。作為NSO的音樂總監,他追求的是NSO(或者台灣古典音樂表演)的主體性,也就是在演奏西方管弦樂作品的過程中,展現出台灣的特殊性。換言之,主體性是透過「普遍」與「在地」的辯證而呈現。 呂紹嘉另一個有趣的觀點是,德、奧、法國、義大利各有自己悠久的音樂傳統,因此,要他們演奏其他傳統的作品,就有困難。台灣與這幾個傳統都很遙遠,然而同樣的遠,也就是同樣的近,從而有獨特的優勢。相對於各個西方傳統,台灣都是「他者」;也因為如此,所以台灣有空間可以進出於這幾個不同的西方傳統,從而有自己獨特的展現。再一次,主體性是透過「我」與「他」的辯證而開展:先肯認西方古典音樂的普遍性,然後追求台灣在演出(與作曲)上的獨特性,進而表現出台灣音樂的主體性。 公視藝文大道,第172集「聽見NSO 令台灣驕傲的聲音」之片段。 圖片來源:公視,https://goo.gl/4UbEKY。   呂紹嘉的論點對台灣社會學的啟發是:西方社會學是普遍的,但台灣社會學是以在地的、特有的方式來進行社會學研究,從而讓普遍的西方社會學有在地的特色。此外,由於台灣與西方各種社會學等距,從而有「他者」之利,可以悠遊其間,博採眾議,另創新局。 台灣社會各個領域都在摸索在地化與國際化,雲門舞集與國家交響樂團走出了兩條不一樣的路,一是在身體哲學與表現的題材上,由西方而在地,進而展現出普遍性,一是從西方展現的普遍性與台灣自身兼容並蓄的潛力建構出主體性。不論那一條路,都是台灣社會學很好的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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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的社會學

陳宗文/政治大學社會學系   法國學者拉圖(Bruno Latour)曾於五月間造訪台灣,引發「相關學界」一陣風潮,有把這風潮用「拉圖繞境」的說法來比喻。所以稱「相關學界」,是因不易將拉圖的領域框限在某一學科。他來台談策展、談人類世,都不是尋常的議題:他用神學的方法、人類學的工具、地質學的田野、視覺的途徑來與社會學對話,令人驚豔、引發一些爭議,而更多的也許是不解與懷疑。可以說他繞的不僅是臺北新竹的地理之境,還跨過不同學科的領域之境。兩、三個月過去,風潮平息,隨著記憶的模糊,拉圖效應也漸淡去。這時候來再回頭來談拉圖、談他與社會學的關係,或者可以比較平心靜氣一些。 拉圖最為人稱道的學術貢獻,在於他參與共同提出的「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原本大家期待在他抵台的時候,可以談更多這方面的議題,但他似乎沒有太大的興致。事實上,拉圖仍然秉持行動者網絡理論的核心精神,持續與主流的結構性世界觀對話。拉圖提供的,其實是一個檢視主流社會學很好的視角。對於熟悉在巷子口談社會學的人們,也可以反過身來看看自己所站的位置。   雙層立場和單層立場 學過或教過社會學的人,應該都熟悉入門的社會學教材中設定的框架,就是談論「個人」與「社會」的區別。從這個出發點開始,會經過「團體」、「組織」、「制度」、「結構」、「不平等」等重要的次領域,使受過社會學訓練的人,很快可以在現象中看出個體所受到的待遇,在個體與社會之間看出力量的不對等關係。「衝突論」關注的是個體在其中受到的壓迫。「功能論」在確認個體在其中的意義和價值。「互動論」則從個體和個體之間的異同來確認社會存在的效果。 這種主流的社會學認識方式,稱為「雙層立場」(two-level standpoint),就是要去區辨出「個體」,以及在個體之外的群體,也就是「社會」。所以就會有「巨觀」(macro-)和「微觀」(micro-)的社會學認識途徑,是因為所見之層級不同所致。而且要弄清楚現象和解釋的層級,否則就會落入到區位謬誤(ecological fallacy)的解釋陷阱之中。 拉圖所秉持的是單層立場(one-level standpoint)原則,就是要打破這種主流社會學的雙重立場觀點,不容有個體之外的社會。這對習慣社會學思考的人而言易,非常「不自然」,非常「不直覺」。而且,過往許多社會學家也都努力在跨越雙層立場帶來的問題,包括紀登司(Anthony Giddens)的結構化理論、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場域概念、乃至於格拉諾維特(Mark Granovetter)主張的鑲嵌性等。難道這些偉大學者的貢獻都是枉然嗎?   當拉圖遇到塔德 早年拉圖在談論單層立場時,很難與社會學家對話,原因之一在於語言不同。不是法語vs.英語,而是拉圖沒辦法用基於社會學雙層立場的語言來說明他的理念。如果我們是基於雙層立場,就會對紀登司、布迪厄或格拉諾維特的貢獻極為讚賞。這是因為他們承繼主流的社會學傳統,在涂爾幹、韋伯或馬克思所建立起來的語言系統中,開出嶄新的道路。這是拉圖不想做,或許也是做不到的。 但拉圖在1990年代遇到了塔德(Gabriel Tarde),使得他與社會學之間的對話有了可能。塔德是現今主流社會學界裡的一個陌生名字。但在涂爾幹的時代,塔德卻是社會學大師,比涂爾幹的地位還崇高:涂爾幹只是個教授,塔德卻是院士。拉圖發現塔德那裡有行動者網絡理論的元素,而且是「社會學的」。因此,有「Tarde inside」的行動者網絡理論成為1990年代末期以後,拉圖在許多場合為其研究辯駁、甚至是擴張其概念範疇的主要依據。據說當初拉圖從巴黎礦冶工程學院跳槽到巴黎政治學院的原因之一,就在於塔德重要的手稿都藏在政治學院,當然,更大的原因是政治學院可以提供更多的資源。塔德不僅協助拉圖完成理論的尋根,也讓他更有機會去擴展研究領域。  塔德(Gabriel Tarde)。圖片來源:https://goo.gl/mNfzSD   數量的研究 塔德關於社會學的著作非常豐富,從1890年的「模仿律」(Les lois de l’imitation)開始,一直到1902年生前最後一本著作「經濟心理學」(Psychologie économique)為止,超過十本以上的專論。但他的社會學沒有成為主流,反而被涂爾幹取代,其中一個原因在於理論的證據不足。以涂爾幹的「自殺論」(1897年出版)為例來比較,涂爾幹在書中利用簡單的統計模型來確立所提出的自殺理論,並予以一般化,據此來駁斥塔德所稱的模仿效果,可以說是一石兩鳥。反觀塔德提出來的社會學理念,雖然不用涂爾幹的統計技巧,卻更仰賴大規模的動態數據資料來證明,惟當時並沒有適合的研究工具,而淪為純概念的闡述。 就數量累積現象的觀察,塔德的社會學觀點其實是更為「直覺」、更為「自然」的。我們可以拿他在「模仿律」中提出的信念或欲望的擴散模型為例,他認為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分別是「緩慢地進展」、「快速進展並持續加速」、以及「進展速度減慢直到停止」。或者用比較具有畫面的描述,三階段是「一個緩坡、一個相當陡峻的山坡、以及一個坡度的修正直到一個高原」(想像德勒茲看到這段描述時,會如何發展出他的「千高原」)。這陳述中有相當高度的視覺效果,如果有巨量的調查資料,就可以透過視覺化,將數量隨時間消長的曲線表現出來。可惜在當時並沒有這樣的技術。 今日風行的巨量資料研究,或許給了塔德一個可能的機會。但是關鍵仍然在於他的世界觀,是與「雙層立場」不相容的。擴散造成的高原,是「個體」數量積累的效果,而不是另一種不同於「個體」、外在於個體的新概念。塔德的社會模型,是討論個體如何累積形成社會,而不是社會如何作用於個體。   一個概念擴散的例子 拉圖看到了塔德的概念優勢和工具侷限,於是協同其團隊成員,以社會網絡分析的技術來重新詮釋塔德。他們在2012年發表了一篇刊登在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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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在韓國:變遷與挑戰

韓國社會學會會長——趙成南 翻譯——何撒娜     我要謝謝戴伯芬會長、何撒娜老師、以及台灣社會學會的成員們,邀請我來到美麗的花蓮國立東華大學校園,參加這個特別的盛會。非常感謝給我及我韓國社會學會的同事們這個機會,來參加台灣社會學會年會,能有機會與台灣的學界朋友們見面。 今天,我要簡短地介紹目前社會學在韓國的情況,以及我們所面對的挑戰。接著,我想與大家分享關於我們該如何面對這些挑戰的一些個人想法。 一般認為社會學最早是在日治時期的1906年,由一本月刊介紹進入韓國社會;而第一個社會學課程,是在1927年在京城帝國大學由一位日本學者所教授[1]。在1930年代,有更多大學開始間斷地提供社會學課程,不過當時社會學還未被承認為一門獨立的學科。1946年,也就是從被殖民解放一年之後,首爾國立大學正式成立韓國的第一個社會學系,慶北國立大學於1954年也隨後成立了社會學系。大型的私立大學也加入了這個行列,陸續成立了社會學系:梨花女子大學於1958年,高麗大學於1960年,延世大學於1972年。當時的韓國社會學家主要是在美國與日本接受訓練,著重於理論、鄉村社會學、方法論以及研究法等。 1946年,也就是從被殖民解放一年之後,首爾國立大學正式成立韓國的第一個社會學系。 圖片來源:遠見雜誌,張智傑攝,https://goo.gl/D4VCno。   韓國社會學會(KSA)成立於1957年,是韓國最大的學術組織之一。KSA是非營利的專業組織,致力於以科學的立場來推廣社會學,為其會員以及公眾的利益來服務,鼓勵學界與實務工作者在不同領域中進行交流。 KSA約有1,300名會員,其中多數具有博、碩士學位,在這些會員的積極支持之下,KSA發展了許多不同的活動,包括出版專業刊物、舉行一年兩次的年會、由相關分支單位組織特別的研討會或工作坊、以及與國內外其他學術、專業組織進行合作等。就像許多會員在海外接受學術訓練一樣,KSA也是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以及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ociology等國際組織的會員。 KSA並未限定哪些領域才算是社會學,正如任何現代與全球性的學科不會為自己設限一樣。目前KSA的會員活躍於許多不同的領域,像是以大學為中心的學術單位、公私立研究機構、諮詢與民調公司、大企業等等。目前大約有40所大學有大學部與研究所程度的社會學主修。畢業生進入韓國國內外不同的領域就業,許多人進入公職、法律部門、新聞廣播界、娛樂工業、資訊與溝通科技部門等,更不用提學界以及主要的大企業。 KSA也是韓國社會科學協議會(KSSRC)[2]的會員組織,這個協議會包含了所有的社會科學領域,像是經濟學、政治學、教育、公共行政、國際關係、管理學、心理學、文化研究等等。身為社會學者,我們不只在這個協議會裡與其他社會科學領域學者們密切合作,更在研究與社會實踐等方面扮演了領頭者的角色。 關於韓國社會學者們的研究領域,從主題、興趣到方法論各方面都有很大差異,涵蓋了當代的政治、經濟、以及許多新興的社會議題。KSA每年舉辦二次年會,分別在六月及十二月。以今年六月的年會為例,約有150篇論文發表於約50個不同的場次中,包含了不同的主題,像是高齡化社會、老年照護、多文化家庭、環境、首爾社會學等等。 我得知今年台灣社會學會的年會主題也與KSA相類似,這給我們一些往後彼此之間進行比較研究的可能性與想法。我們兩個國家都同樣地面臨了當代全球化世界所帶來的相似社會議題與挑戰。我們也都面臨了相似的社會問題,像是高齡化、環境、就業、勞動、移民等。這表示我們可以藉由比較研究與合作來分享我們的知識與智慧,共同來解決這些社會問題。 我們也可以合力發展新的概念與理論,來分析我們的社會與各自的發展途徑,以達到更好的發展。這些概念與理論可以是新的理論典範,與我們亞洲國家與社會相關,有我們獨特的政治、經濟、社會歷史脈絡、與文化價值。雖然我們使用的是相同的學術語言,我堅決地相信能用來解釋我們亞洲國家社會議題的概念與理論,必須與那些我們多數人所接受的社會學訓練、也就是來自西方中心的理論架構有所差異。 我要強調作為亞洲的社會學者,我們必須要協力發展出新的概念與典範,來與我們自己社會獨特的歷史與文化脈絡相呼應。我想這是我們亞洲的社會學者所面對的主要挑戰。在面對這些挑戰的努力之中,我想,韓國社會學會、台灣社會學會、以及日本社會學會都不孤單。我們可以攜手並進,分享我們的想法與智慧。 在這個意義上,這次能有機會參加台灣社會學會年會與各位相遇,對於我和我的KSA同仁們來說,可以說是朝著這個方向跨出了一大步。我非常高興能參與這次的盛會,我也確信這對於我們來自台灣、韓國、以及日本的所有人來說,都是一個珍貴的經驗。當然,從今天開始,我們可以多增加彼此見面的機會。 我要再一次向各位致謝,也盼望各位與會者都能珍惜本次的會議,得到豐富收穫。 謝謝各位!!   【本文同步登載於臺灣社會學刊86期,2017年6月,頁69-70  http://tsa.sinica.edu.tw/publish_02-2_con.php?ComID=132】   註解 [1]譯者按:第一篇介紹社會學的短文刊登於《少年韓半島》第五期。韓國的第一個社會學課程,是在1927年於京城帝國大學(位於現今的首爾)由日本學者秋葉隆所開授,當時社會學科附屬於倫理學科之下。 [2] 譯者按:英語名稱為Korea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韓語名稱為한국사회과학협의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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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社會學:問題以及挑戰

日本社會學會理事長——盛山和夫 翻譯——戴伯芬     一、日本社會學發展歷史 1878年日本政府聘用的知名日本藝術史學者E. F. Fenollosa, 開始在東京大學教授社會學。當時的史賓塞學派對於日本年輕學者很大的影響。1924年建立日本社會學會,是在美國、德國之外,全世界第三個開始建立社會學會的國家。 日本社會學在二次大戰前後主要的關注焦點在現代化的普遍性對日本社會與歷史文化的特殊性。「日本與西方國家的發展路徑雷同嗎?」或者「日本的現代化之特殊性何在?」、「為何日本以及其他非西方國家在現代性上落後於西方國家?」 日本社會學在二次大戰前後的主要成就,包含高田保馬(1883-1972)的《社會學理論》、《社會學原理》(1919),運用個人式、功利主義以及史賓塞學派,發展出不同的原創概念,如同質結合・異質結合 (homogeneous association and heterogeneous association)、直接結合・間接結合(direct association and indirect association),以及基礎社會・派生社會(fundamental society and derivative society),也提出不同的「律則」,如結合定量法則(the law of fixed quantity of association)、中間社會欠乏法則(the law of loss of intermediate societies)。 在家庭以及鄉村社會學方面,戸田貞三的《家族結構》(1937,Family Structure),以1920年的人口普查資料分析(1%的抽樣水準),發現核心家庭比例已超過50%,小家庭已經成為普遍趨勢,從而否定了家庭演化理論。有賀喜左衛門《日本家族與小農制度》(1943,Japanese Family System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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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漆社會學分析

戴伯芬/輔仁大學社會學系   大學入門做為一種「廢課」 自從去年接了「大學入門」以來,終於嚐到教「廢課」的滋味。在新生進入大學之後,學長姊在介紹學校課程時,早就灌輸了專業課程/通識課程二分的概念,只要顧好專業課程就好。所謂的「廢課」,顧名思義,就是指沒用的課,部份指的是不去上課、光靠常識也可以過關的課;部份指的是老師上課純聊天、不知所云的課;部份指的是老師上課只照課本或PPT念的,這些沒有營養、無法引起學生興趣的課統稱之為廢課,而大學入門、人生哲學、專業倫理可以說是大學生眼中「廢課中的廢課」。 第一學期,我自認花了不少時間備課,包含在既有校訂單元之外,設計大學生打工問卷、訪談大綱,讓同學調查輔大週邊的學生打工樣態,並引介勞動基準法的法規,讓同學瞭解先身的勞動權益;也設計了輔大週邊社區—泰山參訪的鄉土問題,帶學生走訪泰山巖、明志書院等地方歷史景點。但是在介紹完既有的課程單元,包含學校發展歷史、系所簡界、教會、圖書館以及職涯測驗(CVHS)……之後,學生真的已經認定這是可有可無的廢課,不管我花多大力氣,還是難以起死回生。   挑戰「果園」社會設計 這學期是第二次挑戰大學入門的課,既然社會系同學連自身勞動條件不在乎,對於學生打工勞動條件調查沒興趣;對於輔大週邊的泰山巌、明志書院、陳誠墓園也沒感覺,到底要如何引發他們的學習本能? 馬克思在資本論開宗明義地指出「勞動作為人類社會存在的基本方式,在人類社會發展的任何時期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礎性作用。」勞動不僅是獲得食物的物質手段,也具磨練心靈、人格鍛鍊的精神意義。這些一路在升學主義、手機文化中養成的新世代最缺的是什麼呢?想了又想,對這些「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新世代,或許集體勞動是找回人的本性之作法。就讓他們來場社會設計,動手改造本系的果園空間,這是他們之後四年可以使用、分享的公共空間。 果園教室位於輔大樹德樓4樓,面積36.5坪,為社會系少有的大坪數公共空間,可做為學生展演使用。唯該教室年久失修,天花板變形、塑膠地板有陷落情形,已經不堪使用,再加上缺乏空間分隔以及適當的設備,學生使用率大減,再考慮安全及管理的問題,不僅使用率低,且位於頂樓加蓋,安全堪虞,已經淪為半閒置空間。 一開始,我和共同開課的王驥懋老師讓他們進行空間基本測量,開始小組空間設計。果然有些同學很有興趣,去逛IKEA找靈感,看沙發、桌椅、窗簾,準備佈置他們的新空間,對他們而言,公共空間設計是一場消費採買的行程,用各種購入的家具即可以改變空間的色調、空間屬性,而且很快地編出20餘萬的預算,打算大量採購。   圖1、果園空間改造前概況   我開始引入使用者需求調查,要每個小組討論他們認為這個空間最重要的功能,除了一組同學提到一次看書之外,五組同學討論的結果,不外乎桌遊、跳舞、吃飯、看電影、睡覺等娛樂活動,把果園視為課堂之外的休閒空間,還有一組提到唱歌(卡拉OK),最好有鏡子可以供排舞使用,還要有音響,可以滿足他們音樂的需要。大家都不認為有念書、討論功課的需求,有一組同學振振有詞地說,學校有圖書館、教室,不缺讀書討論空間,但是很缺娛樂空間。 我丟給他們亞歷山大的《模式語言》,希望他們可以想像這個空間的多元可能性,這是一本空間設計的入門書,有利於初學者依環境以及社會活動或互動的需求,去尋找想要設計的空間模式;也讓同學討論他們認為最重要的空間議題有那些,要如何解決;同時也放了一些屋頂花園的設計案例,讓他們體會屋頂的綠色設計可以長成什麼樣子。雖然有些同學有興趣,有小部份同學仍是無動於衷,在果園上課時繼續滑手機、找到機會就聊天。 圖2、同學花時間做小組討論,思考如何解決問題,仍是動腦不動手   從思考到動手 在經歷一連串設計理念的靜態課程之後,我們決定讓他們開始動手兩項基礎工程改造:拆除塑膠地板以及粉刷牆壁。拆除塑膠地板是一種破壞行為,對於學生而言很有趣,就像塗鴉一樣,有種失秩的快感,在王老師的帶領之下,同學拆得很起勁,有什麼事比破壞更能宣洩年輕人過剩及壓抑的精力。不過,到了拆除廢材搬運時,少數同學開始找各種藉口躲避責任,這類勞力工作被視為「男性工作」,大多數女同學自動迴避了,而男同學也主動承擔,在王老師身先士卒的帶領下,同學只好跟著搬運,但是其中仍有少數同學虛應故事,表面上協助,實則沒出半點力。 再來則是油漆工程。我請他們清理牆面,拆除被某屆學生貼的紅藍相間書面紙,並貼上遮蔽膠帶。有趣的是部份同學拿到棉工作手套、抹布、油漆刷、滾筒,有些同學呆在那裏,真的要做嗎?我相信有些學生從小只要念書就好,不需要做任何家事。不過,他們看到我打開油漆桶,倒出油漆,拿水示範如何調漆,知道我們是玩真的。有位同學迫不及待,把油漆刷丟入油漆桶內,不理我對刷子、滾筒先浸濕的要求,我把步驟重覆一遍,並示範一次,請其他同學將牆面分三大區,先以滾筒粉刷大面積,再用刷子收邊,注意不要漆出界。 同學開始覺得好玩,大多數仍是男同學掌握油漆權,當一位女同學拿到刷子躍躍欲試時,其他男同學開始嘲弄她,讓她知難而退,很快讓出刷子,加入牆面的除膠工作。於是自然出現了有趣的性別分工,男同學油漆,女同學站一排除膠。其實除膠才是真正費力的工作,由於之前的雙面膠帶黏太緊,所以沒辦法刮除,有位女同學很有概念,主動跑來說要先上除膠劑,可以去學校附近買。當然,還是有少數同學在一旁摸魚,有同學索性不來上課。於是,只好祭出點名,讓上課沒來的同學利用另外的時間來補勞動。有些男同學們刷出興趣來,覺得油漆流到手臂上的圖案很酷,有一位索性脫掉上衣,比較不怕髒,尤其是要刷天花板時,只有高個子同學有特權,不過天花板難度較高,沒多久就棄械投降,但是總算也把落漆處補好。這個過程就有不少男子氣概展演的場景,十分有趣。 圖3、男同學是油漆主力;高個子同學可頂天立地油漆。   雖然交待每次油漆之後都要清理刷子、滾筒,不過,還是有同學不喜歡「髒」的工作,於是我和王老師像個工頭一樣,在現場不斷指揮,只要看到有躲在角落滑手機者,就要他去除膠、清理落漆或者整理家俱,總之要與他們一起勞動,才能形成一種「不做不行」的集體氛圍,讓想在團體中匿名、搭便車者無所遁逃。而隨著勞動時間的拉長,大家逐漸累了,原來以男同學主導的油漆工程也逐漸有女同學加入;相反地,艱難的除膠工程也有男同學跟著做,逐漸打破原來的性別分工。在現場不斷指揮生效,讓沒有動過手、在一旁躲避勞動的同學動手去做。 另外,有位同學對於補土特別有興趣,自行拿著材料,主動尋找牆壁裂縫補土。本來我想用同學買的白色瓦楞紙,把一面木板牆面封起來當作佈告欄,竟遭到同學抗議,他覺得這樣顏色太醜。他也質疑為何牆面要用象牙白?而不用其他顏色?只好說明目前尚未規劃完成,先上完底色之後再說。 圖4、除膠從女性勞動成為跨性別的勞動。 圖5、女同學終於也掌握油漆權。 在集體勞動中,就可以看出家庭教育的影響,願意主動去做的,多半在家中父母會要求參與家務,知道如何與其他人共同分工、一起分擔責任、義務;反之,父母沒有要求的媽寶型學生,則是呆立現場,不知如何參與,有的躲在一旁低頭滑手機,有的躲避老師的視線,裝裝樣子假裝在勞動,當然也有些就不來上課。不過,那些不來上課者由於缺席而被要求在其他時段補勞動,反而陷入了小團體的勞動分工,在小團體內更無法不參與集體勞動。   勞動成果 在連續3~4週的勞動之後,最後的勞動成果是令人滿意的,沒想到大家竟然真的完成了油漆工程。雖然有些該漆的地方沒有漆到,如天花板;而某些不該漆的地方卻上漆了,如插座以及桌面,但總之在大家的通力合作下,仍然把牆面油漆工程完成了。對照勞動前後,真的完全不一樣了。這是大家集體努力的成果。 圖6、勞動完成之後的果園教室   在集體勞動之後,不免出現各種汪達爾行為。像是在地面、桌面等不該漆的地方漆了,洗水槽、鋁梯一團糟沒打理,最後有的油漆刷與滾筒沒有清理乾淨,但是總算是讓一群烏合之眾完成了一項集體任務。當然,我和王老師也跟著做了一個多月的工程,他損失了兩條牛仔褲,我則是一條褲子、一雙鞋,但卻是教學以來很獨特的經驗。 圖7、不該漆的地面亂漆,好玩?或者想要留下什麼記錄?   在期末評圖中,每一組同學都用手繪、powerpoint,甚至是手機3D模擬未來果園的樣子,我不得不佩服新世代使用媒體的能力。經過集體勞動,同學對於果園空間已經有了不同的想像,甚至是情感,未來不可以隨便被決定使用方式。但還是有同學想不出來油漆與社會學究竟有什麼關係?於是我分享了以上的集體勞動中的團體動力以及性別分工的看法,讓同學理解社會學以及如何應用於社會設計。 做為一門廢課,我們的「大學入門」究竟要教給學生什麼呢?從這門課,我自己真切體悟到勞動才是社會實踐之本,先學會做「人」,才能當「專業人」。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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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學到作:金大社工系與金門生命線的誕生

葉肅科/金門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在目前的趨勢下,學社會學的人未必能成為專業社工,但任何人隨時隨地都可成為快樂志工。當一位稱職的快樂志工,即是在實踐所謂的「行者常至,為者常成」,進而創建一種生命中的美學。   小時候,我們的村莊下埔下住了32戶人家。大多數的人都是去山上(田園)做事的農人兼下海拿石蚵的生活困苦村民,少部分是生活較優渥的軍公教人員。其中,又以老師的職業最受到羨慕與尊重。因此,父母總是鼓勵孩子要好好讀書,將來才有出息。猶記得金寧國中畢業16歲那一年,我從金門到台中參加高中聯考,最後錄取位於南投中興新村的省立中興高中。高三那年寒假,在大哥台中精誠15街的家中。偶然的,我身穿中興高中藍色體育服,上衣印有「中興」兩個字樣。有一位幫我大哥室內裝潢設計的師傅看到我穿中興高中藍色體育服就說:「你讀中興喔!」「是哪個科系?」我說:「我讀高中社會組」,對方卻直說:「中興大學社會系不錯喔!」其實,高三的我只知道有個大學叫中興大學,根本搞不清楚什麼是社會系?1981年,參加大學聯考時,我哥哥嫂嫂認為我的數學不靈光,還是把人文社會科系填在選填志願前面較保險。結果,我就這樣進入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就讀。   社會學的學與作 1973年,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創系主任楊懋春教授的題字系訓是:「我們要了解社會,更要服務社會!」當時,台灣的社會學系普遍分成兩組:理論組強調學理探究的「了解社會」,工作組則側重實務工作的「服務社會」。1981-1987年,我在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取得學士與碩士學位;在當時的氛圍下,男生多半選擇理論組,女生則選讀工作組;但對於我來說,理論組的課程與工作組的課程同樣都吸引我的選讀。 1987-1989年,服預官役時,我在高雄左營海軍陸戰隊1年2個月擔任基層連隊排長,後來的10個月,則在海軍陸戰隊司令部擔任張老師的工作。退伍後,在當時青輔會介紹的彰化社教館編審與成功大學逸仙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的研究助理工作中,我選擇了後者,因為當時有意繼續深造往學術圈發展;1989-1991年,我在成大逸仙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擔任研究助理工作2年。當時,成大正在籌組政治經濟學研究所,中心主任李士崇教授鼓勵我與內人周海娟出國讀書:「趁年輕,趕快出去,趕快回來。」 於是,1992年7月7日,我與內人遠赴澳洲塔斯馬尼亞大學攻取博士學位。1997年年初,我與內人從澳洲塔斯馬尼亞大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取得兩個博士學位、生了一個女兒之後回到台灣。回國之後,台灣學術生態丕變,應徵教職屢戰屢敗;社會工作學系認為我是「社會學」背景,社會學系要看我的「社會資本」雄厚度而定,其他相關科系則以「大材小用」的理由拒絕我。所幸,在求職1年4個月的過渡期裡,大學同學古允文教授幫我介紹了巨流出版社的《福利》一書之翻譯工作;東吳大學法律系學長傅績欽社長邀請我與內人到他的出版社擔任中小學生鄉土教材之撰寫的總編輯工作,薪水比照當時的助理教授薪資6萬5千元,直到我找到教職為止。 1998年8月,我終於在母校東吳大學社會學系找到了專任教職。1998年8月至2014年1月,在東吳大學社會學系任教了15年半。在此期間,除了在東吳大學社會學系任教外,也在三個學程:人權教育學程、綠色科技與永續發展學程,以及非營利組織管理學程擔任相關課程與實習課程老師。當時,我的主要授課科目包括:性別社會學、環境社會學、社會福利服務、比較社會政策與醫療社會學等實務課程,而有機會到全國各地演講的主題則為:性別教育、人權教育、志願服務與志工管理。   金大社工系的特色與難題 2013年10月初,金門大學透過政治大學的兩位老師到台灣學術界網羅適任金門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服務的老師。第二天,我打電話給曾經在成大共事過的李金振校長,他說:「17年前,創立金門技術學院時,你與海娟都沒能回來幫忙。現在,金大社會工作學系成立了,而他們又找到你,你就應該回來幫忙了,趕快將應徵教職的履歷表與相關資料寄來!」2014年2月起,我從東吳大學社會學系轉至家鄉金門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服務。很偶然的,在台北任教15年半後,我像鮭魚般的洄游到自己的家鄉金門來。據此想來,人生就像一個圓(緣),人的生命在冥冥中自有安排。 2013年8月1,金門大學健康護理學院奉教育部的批准正式成立,並設有護理學系、長期照護學系與社會工作學系三個系級單位。基於「衛生暨福利」的結合與金門「衛生福利島嶼」營造的考量,本學院的創立宗旨有三: (一)落實培育護理、長期照護及社會工作之專業人才,以積極提升金門地區醫療照護水準; (二)積極徵聘優秀師資並加強與兩岸和國際接軌,推動跨域醫療衛生保健之學術與實務合作; (三)積極與金門地區醫療、長期照護及社福機構合作,發展具金門特色之醫療照護產業。 本系設立的三個宗旨是:培育社會工作領域專業人力,以滿足社會工作人才日益殷切的高度需求;兼顧離島與地方特色,配合本縣福利政策與照顧產業之發展;以及培養學生具備社會工作倫理、考照、就業與升學之能力。基於本系的創系宗旨,本系將朝四個方向發展特色: (一)扎根離島偏鄉社會特性:規劃與金門在地社區協力,推動社區化福利服務,並讓學生從實作中培養實務經驗,累積福利資源匱乏地區社會工作推動經驗。 (二)整合衛生福利專業服務:以綜融性社會工作取向在離島區域推展專業服務,累積衛生福利知識與專業社群共享,並培養學生福利機構經營管理能力,以增進其職場競爭力。 (三)落實實務導向課程規劃:預計與本院各系密切合作,開發實務導向課程,並使學生習得社會工作基本學能,以因應少子女化與高齡化社會變遷的專業服務需求。 (四)促進兩岸社會工作交流:基於金門地緣之特性,與大陸地區交通便利之優勢,並期使培養學生社會工作國際觀與累積社會工作專業知識,本系將促進台灣與兩岸社會工作經驗的交流和互動。 本系創系至今才三年半,當前遭遇的問題與困難主要包括: (一)偏鄉離島地區較不易獲取各項社會資源; (二)增聘優秀師資至本系任教相對較為困難; (三)尚無畢業系友可作學習模範,較難爭取社工界的知名度; (四)屬於新增設學系,學生相對較陌生; (五)偶有交通意外事故發生,造成學生與家長選擇本校之壓力。 圖片來源:國立金門大學官網,https://goo.gl/cORtYd 圖片來源:國立金門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粉絲專頁,https://goo.gl/zKg4jL 生命中的偶然就是一種緣 對我來說,金門縣生命線協會的籌組是生命中的一種偶然,卻也是快樂志工與鄉親工作夥伴因緣際會的一種圓(緣)。2014年8月底,金門縣生命線協會在台灣生命線協會總會的支持與鼓勵下召開發起人暨第一次籌備會,我也偶然成為籌備會主任委員。2014年11月1日,金門縣生命線協會正式成立,力邀當時卸任的李金振校長接任第一屆理事長,他也慨然允諾擔負起這份責任。於是,金門縣生命線協會乃繼澎湖縣生命線協會之後,變成一個全國生命線家族第24個成員、24小時服務的生命線協會。 過去,我因他人之助而成長。而今,我用雙手來成長他人。這份感人與助人的情意,確實讓人難忘。常言道:「擦身而過,也是前世緣。」只有把握生命中的偶然,才能讓自己與他人的人生朝正向改變。金門縣生命線協會的成立宗旨在於:發揮愛心、表現關懷、彼此互助、守護生命、服務社會與造福人群。因為「愛心」、「關懷」與「互助」是一種自然行為,並非單方面的施捨。今後,只有致力發揚生命線理念、實踐生命線使命,方能促使生命線的會務日益茁壯與成長。當生命線的工作夥伴與志工能展現「歡喜做,甘願受」的胸襟,抱持「欣賞差異,歡喜結緣」的願景時,即可期待接下來的另一個偶然。   如何成為幸福的志工? 哈佛大學的幸福課—正向心理學告訴我們,幸福有兩個關鍵:其一,幸福應該是快樂與意義之結合;其二,正面情緒多於負面情緒。真正快樂的人會在自己覺得有意義的生活方式中,享受它的點點滴滴。一個幸福的人必須有明確的、可帶來快樂與意義的目標,並且努力的追求。因此,看重自己與關懷他人不僅並行不悖,而且互為依存。當我們立志成為有品味的快樂志工時,即是在追求並作為一位具高附加價值的現代人。 其實,加入生命線的夥伴即是一位有品味的快樂志工。而當我們以快樂志工的形態出現時,它又體現了某些人生哲理:「做他人之事,學自己的功夫」;「施比受更有福,從服務中學習」;「藉由回饋社會,讓人間滿溫情」;「把握當下,即知即行」;「給他魚吃,不如教他釣魚」;「教化人心,可以改變命運」。 金門線生命線協會的演講,旨為珍愛生命宣導。 圖片來源:金門線生命線協會粉絲專頁,https://goo.gl/rS13JN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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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流行」的社會動力學考察

李威霆/聯合大學文化創意與數位行銷學系   一、前言 對於流行的考察是整個社會,但服裝是其中重要的成份。用羅蘭巴特(Roland de Barthes)的話來說,流行(la mode)最終的所指就是「世事」(le monde),兩者具有同構關係(isologie)。對於流行的考察無法停留在形式分析,必須指向它的本源進行動力學分析。畢竟,社會學一旦失去對社會動力的探究能力,將變得索然無味。一百多年前,G. Simmel(1904)在國際季刊(International Quarterly)上討論流行時裝的文章中已指出,流行時裝為當代社會的分化和整合提供了最有力的動力基礎,流行不只「為個人提供了跳脫出金錢流動所造成的緊張局勢的渠道,同時,它也有助於個人間實現的平等化和差異化要求」(轉引自高宣揚,2002:147)。而流行時尚無止盡的重複與更新,其「動力學原則的奧秘,恰巧就在於:它是靠其自身內部諸因素間的緊張關係及其更新作為動力基礎的。在這個意義上說,時裝流行的動力學基本原則就是它的自我發動、自我推動和自我更新的原則」(ibid.)。 關於流行的動力學考察,重點不在於服裝本身,而在於它的修辭與動力法則。因為在流行的世界裡,「服裝彷彿自說自話(se dire)、指稱自我,從而陷入了一種同義反覆的境地」,但對於語意主體而言,「重要的是建構一個足夠飽和的、關於服裝記號的一切可能差異的語境。倒過來說,這些差異是否重複則無關緊要。因為造就意義的不是重複本身,而是差異」(Barthes, 1967:21)。就在流行自我推進又朝向自我消解的過程中,其「意指過程,最終將成為現代社會的思維模式」(la signification devient le mode de penser du monde moderne)(Gaillard, 2001)。   二、流行速度與山寨文化 這是一個追求速度與刺激、風格瞬息萬變的時代。在這樣的時代,快流行(fast fasion)席捲全球是再合理不過的現象。快流行現象引發兩極評價,但它其實只有兩個秘密:其一,速度決勝。其二,異質混搭創造新時尚。雖然只有兩個祕密,但由此衍生的社會效應以及其中的社會動力邏輯,頗值得社會學者細細思考。 快流行當道,翻轉了全球化跨國產業鏈分工的趨勢。當首爾的東大門成為亞洲的快時尚矽谷,財團與跨國企業的市場控制力量相對被弱化了。在速度的王國裡,這些力量雖未被消解,但遠遠被拋卻在後。人們很難想像,在這個方圓不到3平方公里的首爾小城區,竟湧入一萬名服裝設計師、每天創造12億台幣的銷售額、養活60萬員工[1]。沒有企業財閥插旗,但東大門的快流行創發能力,卻令位居龍頭的衣戀、LG和SK集團都難以招架[2]。快流行當道,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新品問世。過去的服飾週期可能是以「季」為單位,但如今就連月都已是悠長的時間尺度。戰後引領全球時尚的那些歐洲名牌,如今對流行脈動的掌握力明顯鈍化了。當Gucci、Chanel、Prada的設計師還在陶醉在高級時尚圈的迷思裡,日本的UNIQLO早已風靡歐洲,而歐美品牌,如瑞典的H&M、美國的Forever 21、英國的ASOS和Debenhams早已悄悄轉換軌道鯨吞亞洲市場。當馳名國際的設計師們還活在「緩加速」(sluggish acceleration)的流行節奏裡,快流行早已進入「自體加速」(autoacceleration)狀態,展現「凝膠效應」[3]。 快流行當道,第一個明顯的效應是山寨品大行其道。當「抄襲到讓全世界無奈」的ZARA和H&M以廉價山寨品征服全球年輕人的衣櫥,Zara卻沒有因此變成pirate的代名詞,反而成功為山寨文化樹立新典範。山寨熱潮似乎已凌駕仿冒紅線,在速度決勝的新時尚規則下,快流行不在乎抄襲,只在乎能否率先推出新品(novelty)。快流行甚至不需要傳統旗艦店。例如Target和ASOS早已透過平價成衣連鎖店(如美國的JCPenney)每週定期更新熱銷商品。然而,想要像Zara這樣在每週推出上百件新品,這意味著旗下必須擁有成千上萬的設計師提供源源不絕的創意。顯然,全球任何服飾集團都沒有這樣的能力。於是,快流行要繼續存活,唯一的手段就是抄襲。我們很難爭論,究竟是人們的需求加速了才導致快流行現象、抑或是快流行炒熱了流行的速度,可以確定的是,在「需求速度>創作速度」的前提下,山寨文化必然持續增溫。從現實面來看,快流行從原先含蓄地剽竊獨立設計師的創意,到如今已是明目張膽地抄襲國際知名品牌的當季新品。其中最惡名昭彰的快時尚領頭羊非Zara和ASOS莫屬。 透過以下圖組,可看出這些快流行品牌從服飾到配件的明顯抄襲痕跡。其中,圖1、圖2是ASOS分別抄襲Proenza Schouler皮包和Gucci洋裝的案例;圖3、圖4分別是Zara抄襲Chloé和Balenciaga的皮包(圖組擷取自鄭家嬋,2015)。除了ASOS和ZARA,圍繞H&M和Forever 21的仿冒爭議也同樣曾出不窮。例如今年稍早引爆爭議的Forever 21,就被Complex團隊的設計師Emily Oberg控訴抄襲她為「Sporty & Rich」品牌所設計的一件全白連身帽夾(胸口還有刺繡字樣)。透過圖5可清楚看出「兩者相似度高達95%」(取自Essential, 2016)。 圖1.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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