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入學考試期,許多朋友的小孩剛參加完好幾所學校的面試,一如往常,在陸續放榜後,呈現幾家歡樂幾家愁。而在同時,知名的雜誌再次討論「聯考公平性」的問題。 那麼,什麼是「比較公平(或者沒有比較公平)」呢?這裡的「公平」對於社會學而言指的是教育機會在不同「階層」之間的平等性。
色情現象與問題的社會建構:以台北市為例
近年來,色情活動及問題有增無減,並沒有因為政府的強力取締和禁止而銷聲匿跡。實際上,色情產業發展呈現更加多元化、全球化及去性別化的態勢。自從1997年台北市廢除公娼事件發生,由於娼妓身體浮出檯面,可見相關行動者權力運作糾葛,除了官方和娼妓之外,社運團體、民意代表、學者專家及社區居民皆牽涉其中(林芳玫1997,台北市公娼自救會、女工團結生產線、粉領聯盟等1998,何春蕤 1998,顧燕翎 1999,劉仲冬 2001)。因此,色情活動既是一種社會現象,也是一項社會問題,受到社會各界重視(張家銘 2010)。
導航為何會導到迷航?技術哲學教我們這樣看
車用導航裝置大約在1998年左右進入台灣社會。到今天,隨著智慧型手機與行動上網的普及,人們即便沒有購置車用導航裝置,都能夠透過手機與導航APP或Google地圖的搭配,到達任何想去的地方。
然而,不同於導航裝置剛進入台灣社會的前幾年,新聞普遍報導這種新科技的強大威力與便利之處,晚近我們越來越常看到本應「導航」的裝置卻帶人迷路的新聞。跟著導航卻走進死巷已經稀鬆平常,掉進水溝、衝進田裡這類重大事故也時有所聞。雖然導航裝置帶來的「災難」越來越被當成笑話看待,甚至人們會以「三寶」行為,來形容這些被帶到迷航的苦主,但這種歸咎於個人的解釋,除了表達出偏見之外,恐怕對理解這一現象毫無助益
臺灣年金制度改革之內涵與思考
自2012年10月份公佈勞工保險基金之精算報告後,即開啟一連串勞工、軍公教、私立學校教職員等職業身份退休給付制度的討論、倡議與改革。雖然該次年金改革的運作過程中曾成立「年金改革專案辦公室」、舉辦中央層級的橫向跨部會會議,以整合各個職業類別社會保險制度之給付內涵與水準。隨後在全台各地舉辦百餘場的年金改革說明會,說明與宣導政府欲改革之面向與內涵。針對勞工保險條例所提之甲、乙兩個改革案雖未能在立法院與公共輿論形成共識與決議;[1]公教人員與公立學校教職員所屬之制度雖有一定的成果,年金改革的幅度與成果相對有限社會政策於資源分配過程中所牽涉的利益糾葛甚鉅。
他(她)愛我?他(她)不愛我? 一個認知社會學取徑的分析
現代社會中,愛情在人們的情感符號系統中扮演著關鍵的角色。本文主張愛情作為意指(signified),是透過互為主體性(intersubjective)的象徵符號再現(represented)愛情的特殊性來自過度的滲透性(penetrability)和冗餘(redundancy)。許多象徵符號被選用或創造以傳遞愛的訊息,戀人們於是汲汲營營地利用這些愛情符碼來證明所謂的「真愛」。愛情作為一項意指,便因為它那貪得無厭(insatiability)的特性而惡名昭彰,解釋了為什麼戀人們總是需要反覆地透過許多愛情符號來確保愛的訊息能夠被對方聽到。
草帽的歷史社會學──從「真田紐」談起
日本NHK電視台於2016年製播的大河劇《真田丸》,今年三月間在台灣緯來日本台播出,不久前才下檔。該劇由堺雅人、草刈正雄、大泉洋、長澤雅美等人主演,內容講述日本戰國時代後期的著名武將真田幸村(信繁)(1567-1615)與父兄的故事。劇中第39回「歲月」中提及真田幸村發明了「真田紐」(緯來日本台翻譯成真田繩),我想從這個特別的物件來說一個關於其後三百年「大甲帽」及各種草帽站上全球時尚舞台的歷史。從真田紐到大甲帽,這個打啞謎般的聯想,多多少少仿效了卜正民(Timothy Brook)觀看維梅爾畫作的方式,他在畫中看到許多小地方和小事物,它們雖然只是幽微地透露某種間接的關連,然而,用卜正民的話來說,其中卻「隱藏了遙指更雄渾歷史力量的線索」。[1] 串起這些小地方和小事物的,我相信,就是一種社會學的歷史想像。
「地方創生」政策作為日本地方治理新模式
近來,日本安倍內閣所推行的「地方創生」政策,開始在台灣引起注目。從九O年代的社區總體營造開始,台灣經常都受到日本社會發展方向的影響與啟發,因而這次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大動作地投入人力與資源,推動地方發展,自然也容易受到矚目。不過,如果只是認定日本政府長期以來一貫重視鄉村與農業發展,而「地方創生」正是這個傳統的又一次優質表現,恐怕就有點低估了日本地方政治的複雜度與「地域」政策的歷史脈絡。
長照2.0外一章: 我要在社區自主生活的選擇是什麼?一天只能換兩次尿片?別人每天都可以洗澡,我不行?
有別於過去對於障礙者的歧視,將障礙者隔離起來安排住進機構式的教養院(institution)已經落伍,隨著 1960年代人權運動的開展,倡議身心障礙者與一般人一樣平等權利在社區居住與自立生活。截至目前,許多先進國家已經紛紛關掉機構/教養院,停止制式、去個人化的服務。
以「相對主義」思考「公共性」的四個謬誤
以文化權益(cultural rights)的案例來看,將被研究者他者化的呈現,間接造成了缺乏在公共場域中為自己發聲的現況。所謂文化權益,從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參與的〈Fribourg宣言〉來看,至少包含了「身份與文化遺產」、「對文化社群的參照能力」、「參與以及取得文化生活的能力」、「教育與訓練」、「資訊與傳播」以及「文化合作」等幾個大項(註一)。這些項目看來正是在少數群體環境中最迫切觸及的身份與認同問題,但更包括文化行動中物質基礎的取得機會以及傳遞。在當前台灣的討論環境下,許多關於傳統文化行動與遺產(不論有形無形)的討論,多半停留在「相對主義」式的理解。台灣的公共論述傾向以「相對主義」做為討論的立場,近來幾個爭議的案例都直接反應了相對主義深深地鑲嵌在公共性討論中:公告傳統領域是否應該涵納私有地?狩獵權的操作是否可以在傳統祭儀時間之外並使用改造槍枝進行?最後,原住民是否能夠透過參與傳統來取得更適合未來的生存方式?這幾個案例,可以讓我們思考一下這方面的議題:如何從相對主義的思考來看討論公共性常見的四種謬誤?
所有婚姻制度都是歷史偶然:解構反同婚神話
反對同志婚姻的團體,最喜歡講保衛傳統家庭價值了,例如最近副總統陳建仁在接見反同團體後,接受訪問時說:「我們必須在台灣文化和對家庭、婚姻價值的理念脈絡下去考量同性婚姻。」大法官釋字第 554 號「婚姻具有維護人倫秩序、男女平等、養育子女等社會性功能」。但是,什麼是台灣文化的家庭、婚姻價值呢?什麼是「人倫秩序」呢?難道是反同婚團體說:「一男一女的婚姻具有自然生育與教養子女的功能,使得社會一代又一代地延續下去」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