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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窮世襲」與「霸凌」何干?原來都是「有關翻身」的困局

吳齊殷/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貧窮世襲和霸凌是報章雜誌最常報導的兩個「獨立」的社會現象。尤其是當這些社會現象展現在青少年的生活經驗上時,更讓整個社會「觸目驚心」,好像台灣社會已經到了令人驚恐的窮途末路一般。青少年是國家未來的棟梁,毋庸置疑,這些展現在台灣青少年身上令人「束手無策」的現象,吾人確實應該關心,在社會找不到真正有解的出路而感到驚恐前,吾人有必要潛心檢視「貧窮世襲」和「霸凌」這兩個惱人的困境,試著找尋出路。    台灣青少年轉大人的重重危機——「翻身」的困局 近年以來,貧富差距持續擴大的問題,全世界皆然,且似乎有越發嚴重之趨勢,台灣社會亦無法倖免。中央通訊社(2017)報導指出,財政資訊中心發布104年度綜所稅申報資料:所得在前5%的家庭,平均年所得為新台幣471.5萬元,而最後5%的家庭,平均年所得僅4.7萬元,其間差距高達百倍,為歷年次高。這個數據反映出:台灣社會似乎無力解決當前貧富差距擴大的社會問題,富者持續掌握著社會上大部分的資產。這個趨勢,除了導致台灣社會貧富差距拉大的問題之外,「貧窮世襲」的現象也逐漸進入了社會學家關切視野之內。 另一個衛福部(2017)公布的統計數字,反映出:「兒童貧窮化」問題已成為當前台灣社會亟需要面對的社會發展困境。2016年第一季,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若按年齡別計算,未滿12歲的貧窮兒童人數達十一萬七千多人,約占貧窮總人數的兩成。若是擴大計算到未滿18歲的貧窮青少年與孩童,則青少年更佔貧窮總人數約末四成左右。長期關心台灣青少年及兒童狀況的家扶基金會資料(2017)顯示,台灣目前有近26萬貧戶,貧窮率為3.04% (包含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若僅計算政府列冊低收入戶比例則是1.68%。但目前扶助家庭中有6.35%戶數上一代也是政府列冊低收入戶,比全國平均值高出3.78倍,顯示出貧窮世襲的困窘現象。   教育證實是階級再製的機制,教育對弱勢無能為力 過去,大家總是習以為常或一廂情願的認為:依靠「接受教育」這個國家社會精心安排的學習機制,出身貧寒的弱勢學童能掙脫貧窮的枷鎖,翻身進入較出身家庭社會位階為高的階層;亦即,藉由不斷累積個人人力資本,達成向上的社會流動。最鮮明的例證,如陳水扁前總統,三級貧戶之子也能夠爬到國家首座的登極之位。只是,這種鹹魚翻身的成功案例,終究是絕無僅有的案例,常人信以為真、身體力行的結果,將發現僅僅只是黃粱一夢而已。尤其在高等教育已全面普及化的當代社會情境裡,想藉由不斷累積個人之人力資本,達成向上之社會流動的開放機會,恐怕已是稀薄到無法察覺其存在的空氣。台灣社會,無疑的,是唯文憑加學歷馬首是瞻的階級社會。 理論上,學歷及文憑是想在台灣社會的階級系統,循序晉升的有用墊腳石;然而,教育從來不是幫助弱勢掙脫貧困枷鎖的工具,而是幫助既得利益階級鞏固既得利益的完美機制,甚至在國內外各社會科學領域,目前以實證研究得出的所有研究發現,都直指:教育制度乃是階級複製的首要幫兇。收入越高的家庭,越能大幅提高子女教育支出的預算,進入更好的一流理想大學,而家庭經濟狀況不好的學生,甚至必須犧牲課後時間幫忙家務或是兼職打工,也只能勉強維持生存之所需,遑論知識的獲取或個人人力資本的累積。長期關注兒童貧窮問題的美國學者Tough指出:在美國,富學生與窮學生之間的大學入學率差距不斷拉大,導致窮學生的社會與經濟資源的獲取行動受限,成年後更難脫貧(Tough, 2016)。 以「台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的追蹤研究發現為例,該研究計畫長期追蹤一名在宜蘭農村成長的貧窮青少女,她原先天真地相信:若能堅持在學校體制內認真學習,即便成績不甚理想,進入高職就讀而能夠在學得一技之長後,就可以掌握翻轉自已貧困命運之鑰。但該名女孩成年後,研究發現她已全然失去當初對未來美好生活的期待,認為自己還是認命地待在農村討生活就好,經由教育所習得的技能,在現實社會生活的重重難關下,並不足以提供階級翻身的足夠動能。進一步探其原因:女孩確實習得了一技之長,也能藉由努力工作賺錢,卻必須以其勞動所得,填補原先家庭的多方因貧窮所累積的債務。類似這樣窮二代翻身無門的悲傷故事,在台灣社會的弱勢家庭裡不斷的巡迴上演,他們一開始便注定輸在起跑線上,無處翻身。 最近以研究中國農村兒童發展而廣為新聞媒體注目報導的經濟學家Scott Rozelle教授,其團隊研究最具啟發性的發現是:最重要的關鍵就是幼兒0到3歲的教養方式,Rozelle教授指出:中國農村裡身陷貧窮困境的父母,常為了經濟因素而必須離開幼年子女到城市「賺吃」,其教養 「留守(left-behind)兒童」的責任往往就落到祖父母身上。但這些祖父母沒有足夠的教育知識、精力或時間陪這些小孩閱讀或遊戲。早期學習經驗的剝奪,使得部分農村孩子認知與語言能力發展遲緩,進而限制了他們在未來生活中成功的潛力(Shi, Bai, Shen, Kaleigh & Rozelle, ,2016)。 以上這些例證,說明了:貧窮的後座力超乎想像地大;欲藉由教育累積其人力資本,對弱勢貧窮家庭子女翻身助一臂之力的「顯性功能」未能奏效。 「貧窮世襲」和「霸凌」看似兩個獨立的社會現象,其實皆與社會位階的翻身有關。 圖片來源:《To This Day》反霸凌公益短片截圖,https://goo.gl/f52WHf。 社會位階的競爭,不單單只是大人社會的現象 暫且按下貧窮不表,讓我們探頭看青少年的霸凌問題。也許很難想像,在教育現教育場中令人頭痛的青少年「霸凌」問題,其實也是一種「社會位階」的競爭。筆者長期研究青少年的交友行為,發現青少年錯綜複雜的友誼網絡特性與霸凌行為息息相關。青少年們可能因不同的成長背景、不同的能力或是不同的價值觀等等,最後逐漸自成群體或被群體排斥而落單,而彼此為了在彷彿縮小版社會的班級中,競爭較高的「社會位階」,往往需「合縱連橫」,霸凌可說是合縱連橫的有效手段之一。而一旦「競爭失利」,便極易落到友誼網絡中不利或是邊緣的位置。 社會中的大人總以為青少年的交友,無論是成群結伴,或是獨來獨往,都只是一種按照自己的喜好,可有可無的暫時性安排;往往忽略了在青少年的成長歷程中,「友誼網絡發展」及「社會位階競爭」乃是兩個相輔相成的關鍵社會行為。青少年不單純只是「我喜歡他,所以我跟他是好朋友」,對於大人世界中的交際往來,他們也略知一二,身體力行地實際應用於班級中的人際關係。而霸凌行為只是他們在模仿大人踩著別人往上爬的社會化行為。 筆者主持的一項研究計畫,與數所台灣北中南及東部的國高中合作,透過問卷、訪談、視訊紀錄等方式,持續觀察49個不同的班級,共1,077位國高中生,追蹤他們在求學的三年級間內的友誼網絡動態變化。研究發現,在一個班級中,平均會有2名同學不喜歡你(如不想同組、不想一起用餐),但平均也會有3名同學喜歡你;而班上較受歡迎的同學,平均會受到1名同學討厭,自己討厭的人,平均會被另外9名同學討厭(吳齊殷,2016),這樣的研究發現,意謂著甚麼呢?   霸凌是青少年進行社會位階競爭的一種有效手段 上述的研究反應出一個現象:和班上普受歡迎的同學當朋友,儘管可能會有一、兩個同學討厭他,卻不會威脅到自己在班級友誼網絡中的核心地位。而如果你不和班上同學站在同一陣線,一起討厭不受歡迎的同學,你將有可能得與另外9名同學為敵,當需要鞏固或是逆轉在班上的「社會位階」時,聰明的你,你會要怎麼做呢? 讓我們用下面的圖來理解青少年班級的友誼網絡狀態。圖中每個編號代表一名青少年,藍色箭頭表示認為對方是朋友,紅色箭頭表示不喜歡對方,圖中的1號、6號、12號及21號同學可以視為班級網絡中的關鍵人物: 1號同學受到大部分人喜歡(雖然還是有一兩位同學不喜歡他),而6號同學班上大部分的人都不喜歡他,就容易成為霸凌對象,因為就算被欺負也找不到朋友可以支持他;而1號同學及6號同學兩個集團看似沒有交集,卻因為12號同學而串起了網絡,而21號同學就是班上的弱勢,沒有人要跟他往來,是另一種形式的霸凌(吳齊殷,2016)。   霸凌受害者欲脫離被霸凌處境(翻身),需靠友誼網絡的建立 筆者的研究進一步發現:在班級中有越多朋友,被霸凌的機率就越低。換言之,若被一個團體排斥,上上之策就是去尋找另一個可以接納自己的團體,才能降低在班上被排斥或霸凌的可能性。通常被霸凌的同學有兩種情形:「老鼠屎」(6號)或「邊緣人」(21號),若是想要爭取班上更有利的位置,你會想要跟這兩個同學當朋友嗎?抑或是你會選擇跟著討厭他們或無視他們而加入班上受歡迎的集團?這種「社會位階」的叢林競爭,某個程度,提供了霸凌行為的「正當性」。簡言之,霸凌受害者若想翻身,亦即,擺脫屢遭霸凌的困境,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將自己連結到以友誼網絡為基底的團體。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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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計畫的隱藏性矛盾

周平/南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   本文試圖用各種社會學觀點來進行街談巷議,議論的對象就是教育部日前所推出的「玉山計畫」。何謂玉山計畫?教育部的說帖是這麼說的: 「為強化我國高教競爭力,並帶動教學與研究品質,教育部規劃於107年度推動玉山計畫。本計畫內容將包含玉山學者、高教深耕計畫彈性薪資、教授學術研究加給提高10%三大方案,以彈性薪資作為我國大專校院教學與研究人員之獎勵,預計將每年度投入最高56億元於高教預算,受益教師達19,000人次。」[1] 此外,為了強化提此計畫的正當性和合法性,教育部還以鄰近國家對我國挖角的危急處境和行政院院會指示作為依據,來喚起社會的危機意識和計畫正當性: 「有鑑於亞洲鄰近國家競相爭取學術及科技人才,提昇該國家學術研究及教學的表現,並帶動產業發展及升級,以致國內部分優秀學者有逐漸被其他國家延攬情形。如新加坡政府啟動延攬人才計畫,引進國際高薪專業人才;依行政院長林全於106年7月6日行政院院會第3556次會議提示:請教育部就大學教師彈性薪給制度通盤研議,儘速提出可行方案,務必留住我國高等教育優秀教研人才。」[2] 首先,「玉山計畫」是個名詞,其所指涉的就是延攬和留住人才獎勵方案。但社會學觀點可以幫助我們轉譯這種名詞所隱藏的動詞狀態。也就是,「玉山計畫」的實際狀態是個動態的過程(dynamic process)。過程社會學(process sociology)學者Norbert Elias就曾以“the wind is blowing”[3]為例說明,用名詞的「風」作為主詞,再用「正在吹」的動詞來描述其動態,預設了風本身可以是固定不變的實體。而社會學者應該拒斥名詞所預設的實體論,揭露名詞背後所指涉的社會現象中那充滿動態的過程。同樣的道理,當我們用名詞來看「玉山學者計畫」計畫時,也有可能會天真地認為它不過就是個教育部的既定政策,而忽略它在具體社會實踐場域中,是個權力、利益和正反論述交錯衝撞的動態過程。本文就是希望揭露「玉山計畫」在特定社會脈絡中的權力、利益和正反論述交錯衝撞的動態過程。 教育部延攬和留住人才獎勵方案,而推出「玉山計畫」,然而真能達到目的嗎? 圖片來源:教育部,https://goo.gl/sELwFj。   以資本論來解析玉山計畫 社會學者除了用前因後果來追溯事物和社會現象在時間軌跡中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中的來龍去脈外,也會以結構性的觀點來關注一個社會現象產生的社會條件,特別是「未被指認的社會條件」(unacknowledged social conditions),和「非預期的社會後果」(unintended social consequences)。換言之,「玉山計畫」除了是個動態的過程外,它更是個在某些可知或不可知的社會條件下,且即將產生可知或不可知的社會後果之動態社會過程。 有了這樣的初步認知之後,我們可以再進一步地帶入馬克思的方法論來關照「玉山計畫」。在「資本論」一書中,馬克思曾提到「資本不是個東西,而是人與人(資本家和雇傭勞動者)之間的社會關係,藉由物的工具性而建立」(capital “is not a thing, but a social relation between persons [the capitalist and the wage-worker], established by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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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問題不患寡,是患不均:論教育部的「玉山計劃」

戴伯芬/輔仁大學社會系   教育部、科技部目前提出要幫「高級教授」加薪的想法,是教育經費錯置的做法,他們完全沒看到目前高教問題最嚴重的是「流浪博士、師生比不合理」,這一筆經費如果可以用來解決上述問題,而非針對已經是山頭的教授加薪,那才會對整體高教有所裨益。 行政院七月底才宣布明年軍公教不調薪,這是連續第七年軍公教不加薪,但緊接著不到一週,教育部馬上端出玉山計畫,以三年2000萬的薪資延聘國內外尖端人才,同時給予全國教授每月增加5,409元的學術研究費,又再給予教授加薪無上限的彈性薪資,目的是要「延聘高級人才,減少人才外流」。 教育部甫推出「玉山計畫」,目的是要「延聘高級人才,減少人才外流」。 圖片來源:教育部,https://goo.gl/4cx2Gt。   每次軍公教人員加薪失敗時,教育部總是有辦法以人才外流為由,要求各校實施彈性薪資,巧立名目為公立大學教授加薪。民國100年審計部發現各大學彈性支付的薪資並非實際用以延攬海內外優秀研究人才,兩年合計僅聘入25位外國人才,不得不跳出來批評各校不用彈性薪資方案增聘人才,反而是為現職教師變相加薪,有大學教師自肥之嫌,尤其是成功大學99學年度實施彈性薪資教師人數竟高達661人,交通、中央兩所大學也不遑多讓,三校優秀人才都比臺大還多,成大被外界批評之後,100年度的優秀教師人數遽降至233人,顯示「不夠優秀」教師混充問題嚴重(表1)。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100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頁乙156。   幫教授加薪的謬誤說法:教授會因為低薪而出走 林全院長在106年7月6日行政院院會第3556次會議提示:「請教育部就大學教師彈性薪給制度通盤研議,儘速提出可行方案,務必留住我國高等教育優秀教研人才。」在院長指示下,這次的玉山計畫直接全面調整公立大學教授學術研究費,同時增設1000位玉山學者,以更高薪資延攬高級人才。然而,教授出走真的只是「貪財嗎?」 官員經常恣意選取比較對象(通常是香港、新加坡的全球特例),說明臺灣的教授薪水很低。香港或新加坡兩地教授的名目薪資確實是臺灣2~3倍,但是如果考量物價水平及退休年金制(所得替代率要在十年之後才降到六成),再加上主管加給以及各式的研究計畫主持費,臺灣的教授即使沒有全球頂尖大學的學術表現,薪水卻輸人不輸陣、悄悄地追上全球的水準了。 [1] 依據2012年的公立大學教授薪資調查,臺灣助理教授的起薪確實偏低,換算成月薪大約2,586美元,一般教授月薪4,033美金,略低於日本,在29個國家的公立大學薪資排名大概18(圖一);但一旦計算臺灣最高薪的終身特聘教授制,月薪可達1.8萬美元,即使不考慮年金及物價水準,臺灣「高級教授」薪資其實可以傲視全球了。如果只考慮一般助理教授/正教授的薪資距,大約為1.6倍,未來一旦加入玉山學者,玉山學者與助理教授之間的薪資可達7倍之多,臺灣將超過中國,成為以下29個國家中公立大學教授薪資差距最大者;更不用提公、私立大學之間長期存在的年金差距,每月繳納同樣的退休保費,退休之後的月退所得差距竟達4倍以上。因此臺灣教授薪資並非低薪問題,而是資深與年輕、公立與私立大學之間長期存在的所得分配不均問題。 圖1  各國教授薪資排名,2012。 資料來源:Scott Jaschik , March 22, 2012, Faculty Pay, Around the World, Inside Higher Education,https://goo.gl/MCEiuW。 官員立基於「教授低薪」的錯誤觀點,接著就引導出「台灣人才會外流」的說法。但是學院中的人都知道,臺灣公立大學的教授通常不會流動,因為在同一個位子蹲久了就會成為資深教授,在講求輩份排行的學術秩序中,資深自然就優秀。學界向來各自攻佔山頭,畫地為王,為爭取國家有限教研資源而相互排擠,除非退休,不然資深教師很難移動,也不會流動,因為建置的學術工廠已然成形,有各式的研究資源、獎勵,以及一群可供差遣的子弟。這種終身僱用、年功序薪的方式,再加上金字塔式的升等以及評鑑方式,讓許多本來有潛力、獲得正式教職的年輕學者,被壓進學術工廠的底層,為資深教授做牛做馬,賣命生產論文。 臺灣名教授(如果不算海外的院士)確實經常穿梭於中國以及國際之間,但不是被挖角,而是退休之後赴中尋找第二春,或者是暑假集中講學,多賺外快,到中國講學的價碼經常每場以萬計算(注意是人民幣),因為有了臺灣教授的地位,到中國講學才能有這種傲人的價碼,除非退休,否則臺灣教授不可能平白離開臺灣學術圈,也就沒有人才外流的問題。至於那些在國際學界流動的院士們,他們本來就在國際間流動,也沒有人才外流問題。   抓錯藥方的高教政策 真正外流的人才其實是大量找不到正職工作的博士、流浪教師。從表2可以看到,中國好的公立學校教師薪資都低於臺灣薪資水準,為什麼仍有許多臺灣年輕博士絡繹不絕地前往中國任教,原因不外乎在臺灣的學校找不到正職工作,學界留給年輕學者的職缺是為資深教授做嫁的博士後,或者用後即丟的專案教師,再不然就是每月兼10堂課,平均月薪只比最低工資高1千元的兼任教師。因此,中國學校的薪水固然低,甚至還要忍受統戰的思想教育,但流浪博士也只能離鄉背景,求個溫飽。 表2 臺灣與中國教授年薪比較 生員短少問題在研究所更加嚴重,博士賣雞排的效應已經預告了博士過剩、無法就業的難題,招生不足從後段私校一直延燒到國立大學,連臺灣大學都面臨招生困境,106學年度博士班甄試招生名額178人,報名人數卻僅有201人,有12個系所無人報考,[2]年輕而有潛力的人才不敢再投身高教,形成人力斷層。 善待下一代的新進學者才是高教危機處方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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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念的真的是一所好大學嗎?——公立大學健康檢查報告

戴伯芬/輔仁大學社會系   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特刊》剛公布2016~2017年全球最佳大學排名,指標性的臺灣大學不但沒有進入全球百大,甚至在QS亞洲最佳大學排名大舉跌落,從第15名降到第24名。每次大學世界排名滑落,總會出現大學經費不足的聲音,高教擴張的結果造成僧多粥少,臺灣公立大學普遍陷入資金不足的窘態。不過,過去五年五百億「唯錢是問」的高教急就章模式,也引發大眾的質疑,究竟什麼樣的大學才是一所好的公立大學?而你選的真的是一所好大學嗎? 隨著少子女化浪潮高漲,對於大學退場的呼聲不斷。民進黨十年黨綱提出「逐步調整公立及私立院校的學生比例,長期達成公立院校學生數過半的目標」,此意味著既有公立大學不論辦學績效如何,皆可無條件續存。在此教育目標下,可以預期的是私立大學在生源短缺、學費凍漲下必須面對激烈的生存競爭才能生存[1];相對地,公立大學在國家經費支持下,沒有倒閉的風險,卻有接受公共課責的義務,必須回應大眾辦好一所大學的期待。本文以公立大學為對象進行分析,主因是公立大學主要由國家教育經費支持,說穿了也就是從納稅人口袋拿錢,大眾更應有機會瞭解大學辦學概況,藉由客觀數字檢視公立大學的辦學績效,打破大學傳統聲望的迷思,瞭解大學教學品質、學習成效以及大學治理,做為學生選擇學校之參考。 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特刊》公布2016~2017年全球最佳大學排名。 圖片來源:https://goo.gl/tA7F2T   測量方式 相較於過去學界勞師動眾、所費不貲的高教評鑑制度,透過資訊公開可以更客觀且簡單地表現出一所大學的好壞。2015年,隨著教育部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平台(https://udb.moe.edu.tw/)的建制,在學務、教務以及財務三大面向上,更多校務資訊被揭露,可以做為大學辦學績效以及學生選校之參考。相較於國際的各種大學排名,如泰晤士或QS,一般是以研究與學術聲望為主,%5B2%5D本文利用學務、教務以及財務的三項核心指標——新生註冊率、生師比以及負債資產做為比較基準,每一個指標,依各學校可獲得的資料平均數計算之後,再轉換成整體公立大學中排名的百分比,即依據大學的相對指標(而非絕對指標)分別換算成積分,滿分為1,再藉三項指標平均數依高到低來進行排序。 新生註冊率呈現學生願意進入該校就讀的意願,依105學年度大學部學生資料由高到低排名而換算成在總體排名的百分比,學測成績排名高的學校指標不一定高,此可反映學校是否可以收到預期要收到的學生,排名高的學校可能要與國外的頂尖大學競爭,不一定可以收到預期要收的學生;相對地,排名低的學校即使採取寧濫勿缺的策略,也有可能因生員短少而收不到學生。不過,目前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平台僅有一年的時間資料,可能需要持續觀察才比較客觀。 專任教師的生師比以101到105年的學士生基準之平均值,呈現出學校為穩定教學品質願意投入的固定人力資本。此指標有雙重意涵,一是直接反映每位學生可以分到的教育資源,但由於碩士以及博士班學生並未加權計算,此算法可能高估研究生比例高的綜合大學之生師比品質;另外,則是反映學校願意投入的教學人力資本,學校越以低成本的專案與兼任老師做為教學主力,顯示教學人力越不穩定,越無培養人才的永續經營理念,本指標進行由低到高的排名,並轉換成百分比排序,但由於專案教師仍被認定為專任教師,此指標可能高估了師資的穩定性,但仍優於以學期聘任的短期兼任教師。 財務概況則以101~104年負債佔資產比率的平均值,負債占資產比率=(負債總額-應付代管資產)/(資產總額-代管資產淨額),負債總額在資產總額中的比重是測度學校總資產中由債權人提供資金比率的大小,比率愈高,學校的財務結構愈不安全,進行由低到高的排序。而規模越大的學校負債比率高的負債值會比規校小的放大效應偏高,可能低估規模大的學校之負債問題。   公立學校健康檢查結果分析 從105學年度的學士新生註冊率來看,出現兩個特性,第一,排名前8名都是專科或者科技大學,顯示公立技職學校比公立大學受到學生青睞;如果以綜合大學來看,排名第9的是臺北市立大學、第10則為政治大學、第15為臺灣師範大學,而過去一般大眾認為最好的國立大學,並不見得出現比較好的註冊率,如臺灣大學排名第16、交通大學排名第19名、清華大學第30名、成功大學排名第36,這些綜合性大學在爭取最優秀的學生上競爭激烈,而陽明大學甚至落到45名,此可能與招收公費醫學生有關;第二,而排名較後段的學校沒有意外地都落於東部或離島學校,如屏東大學、金門大學臺東大學、澎湖科技大學、臺東商專(例外的是臺中科技大學),主因在於當地學生不見得都想要留鄉念大學,到了高等教育階段,非都會區的年輕人希望接受新的都會環境刺激,而都會區的學生卻不見得願意離開都市,選擇非都市的地區就讀,此反映出高等教育不同於初級與中級學校,具有非社區化、非地域化的特性。 從專任教師生師比來看,一般而言,大學普遍優於技職學校,排名最好的是陽明大學(第1名)、臺灣大學(第3名)、師範大學(第4名)、成功大學(第5名)、中央大學(第9名)以及中興大學(第10名),但是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國立臺灣戲曲學院、國立臺北藝術大學以及國立臺東專科學校也躋身在10名之內,這可歸因於藝術大學的學門特性,需要較多元的師資。而比較令人意外的是交通大學、清華大學、政治大學的排名分別為14、16、23名,生師比顯得落後於其他非頂尖大學,顯示五年五百億計畫在這些學校並未落實於改善師資水平;而落於最後的則是中、南部的技職學校,展現出教師資源在普通大學與技職學校、北部與中南部之間確實出現分配不均的現象。 負債佔資產比顯示出公立大學財務狀況的好壞,但仍以技職學校的表現較為穩健,除了第5名的宜蘭大學(也為技職合併)、第10名的高雄大學之外,排名前10名的多為技職學校。而屬於五年五百億的頂尖大學反而都處在債臺高築的狀態,倒數十名的學校中有8間為頂尖大學,包含中興、政治、陽明、臺大、中央、成功、中山,負債資產比甚至達20%以上,顯示頂大計畫造成學校財務擴張問題,公立大學也有負債難償之虞。 使用新生註冊率、專任教師生師比以及資訊負債比率這三項精簡的指標來為臺灣的公立大學進行健檢,可以得到大學健康與否的成績單,呈現出完全不同於國際大學競爭排名的新景象(如表4)。在國家的經費支持下公立大學雖沒有倒閉的危機,但是結果看出健康狀況良好的前十大學校多數為公立技職學校,而一般大學排名較佳的是臺灣師範大學、臺北市立大學、國立臺北大學、國立宜蘭大學,位居龍頭的臺灣大學排名第14名、清華大學26名、交通大學29名、成功大學排名第36名,而獲得學生平均補助額最高的陽明大學甚至落到第40名,此可能與其大量投資於醫院建設有關。   結論:褪色的大學光環 從以上的分析結果,可以發現所有獲得國家大量資源挹注的頂尖大學雖然具有研究與聲望的優勢,但並未呈現出大學教學的卓越,反而不如公立的技職學校,何以致此?作者推論主要的理由有三點。第一,學生在選擇學校就讀時已經不再迷信大學排行榜,轉而以就業、實用取向為考慮,這可能是技職學校註冊率較一般大學好的主因;相對地,雖然綜合大學近年來積極發展創新能力、降低學用落差,但是在大學原來的學術體制下翻轉不易,也有違原來大學的目標,如果學用落差是當前教育部最重要的指標,那麼既有的頂大絕對無法與科大競爭,大學也會持續朝向技職化發展的路徑。如果要維持頂尖競爭力,最重要的即是招生縮編以及增聘教師,找到對的學生以及好的老師,而非一昧地擴張。 第二,公立學校的教師員額是由教育部進行總量控管,因此普通大學優於技專學校,但是部份頂尖大學並未將經費用於充實師資,反而是廣設分校或轉投資醫院,這也是為什麼五年五百億難以發揮效果主因(戴伯芬,2015)。 最後,資產負債比顯示了公立大學財務治理缺失監督的缺失,財務狀況比較穩健的多半為科技大學,在爭取升格之後得到更多資源來改善學校,而拿取最多教育資源的頂尖大學負債最高,陷入以債養債的困境。 每一種大學排名都反映出不同的價值,也會出現不同的結果,學校有沒有人念、師資夠不夠以及財務是否健全,應該值得做為學生與家長參考。在本文三項指標的評比上,頂尖大學會輸給技職學校是一大警訊,說明頂尖大學竟會面臨優秀生員不足、師資短缺以及負債累累的困境。在以人力投報率考量的年代,臺成清交排名是基於教師研究表現的過去式思維,具有教學特色且能與就業市場接軌的技職學校反而成為王道,此說明單靠砸錢可能無法創造出一所好的大學,值得大家重新思考一所好大學的定義。     註釋 [1] 私立大學由於主要仰賴學費生存,由於財務揭露方式不同,無法直接評比,這也是本文未列入私校的原因。 [2] 2009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Times Higher Education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評量方式,採取經濟活動與創新、國際化程度、研究指標、學術論文影響,其中最重要的是學術影響力,佔32.5%;Quacquarelli Symonds(簡稱:QS)則參考學術互評、師生比、教職員論文引用量、僱主評價、國際生比例以及國際教職員比例,其中最重要的是學術互評,佔40%。   參考書目 戴伯芬,2014,〈一臺兩治:自由貿易示範區對高等教育的衝擊〉,《巷仔口社會學》2014年4月8日,https://twstreetcorner.org/?s=%E8%87%AA%E7%B6%93%E5%8D%80。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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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義實踐為何漏接了房思琪?「自我」的生存之道與逃逸路線

王曉丹 /政治大學法律系 林奕含的自殺,與其所留下的《房思琪的初戀樂園》(2017),震驚了臺灣社會。面對誘姦/強暴的社會真實,各界開展了反誘姦/強暴的實踐,包括打破結構上的強暴迷思、改變體制上不合理的相關法律、填補家庭與國家性教育的空白等。這些是人權的實踐,也是女性主義的實踐。但我認為,這些人權或女性主義的實踐,如果沒有觸及誘姦/強暴的核心,都可能是軟弱無力的。 【林奕含所留下的遺產,不同於以往從社會結構面看性侵害】 林奕含所留下的遺產,不同於以往從社會結構面看性侵害,而是從個人情感、思維、行動、追求、情緒、尊嚴等面向,談誘姦/強暴被害人的身、心、靈。什麼是誘姦/強暴的核心?林奕含鏗鏘有力地陳述,誘姦/強暴撼動人心的,包含兩個面向:被漏接的「自我」,以及「自我」的生存之道。 讓我害怕的是,很『聰明、進步、政治正確』的人,這些人是有理想抱負的,他們在談結構時,一個一個的房思琪,是不是就從大網子漏下去了?所以為什麼我要寫思琪的事,甚至細到有點噁心、情色變態。我要用非常細的工筆,去刻畫他們之間很噁心色情很不倫的。大家都看到統計數字,所以我不想談結構,大家都忘了,那是一個一個人。——林奕含 就像思琪從未能夠進入結構,她寧願可以進入結構,寧願當一個無知到進入結構的人。她寧願沒有讀過書,沒有讀過《第二性》、《性別打結》,她寧願『讓男人養她』、『買名牌包包』,她寧願做這樣的人。但不是,她讀過,她了解一切,她還是只能從另一個角度『讓男人養著她』。她的『快樂』是帶有引號的快樂,她知道那不是快樂,可是若她不把那當作快樂的話,她一定會活不下去,這也是我覺得很慘痛的一件事。——林奕含 房思琪的慘痛,在於被結構的大網子漏接,然後獨自承擔文化裡責難自我的重量,獨自抵禦文化中潛藏在知識與權力面具之後的欲望,獨自面對在自我被摧毀之後文化所豢養的控制與暴力。她是那麼孤單,房思琪的慘痛在於孤軍奮戰,在於看重他人眼光但實際上自己又不被看到。這對於臺灣女性主義運動來說,是一記當頭棒喝。 本文將房思琪的慘痛稱為「『自我』的生存之道」,這不只是房思琪們,也是文化中你我的共同狀況。個人要以一己之力改變,難之又難,但若以更多人的努力逃逸出此種「自我」,或許還有機會。 為何臺灣女性主義運動,無法接住房思琪呢?本文首先將從臺灣女性主義運動「婦權政治」與「性權政治」的結構漏接開始談起,接著從暴力、權力以及脆弱無助等角度,說明房思琪追求他人眼中的「自我」是如何孤軍奮戰,之後分析藉由語言、修辭、譬喻、言說等成就的「愛」,如何作為房思琪「自我」的生存之道,最後討論再建構女性主義實踐,鋪設出「自我」的逃逸路線。 ◎結構之網的漏接:「婦權政治」與「性權政治」的失誤 眾所皆知,臺灣女性主義運動有所謂的路線之爭。雖然有人主張此種路線之爭,應該解讀為從基進女性主義到左翼酷兒的「光譜」(參考吳馨恩,2016),但是在誘姦/強暴的議題上,確實可以看見明顯的不同。我認為,兩者的立場雖然有所不同,而且於2000年之後就幾乎沒有對話,但是其論述核心,都有類似「權利」的概念,因此本文將二者分別稱為「婦權政治」與「性權政治」,來表達各自的異(婦vs 性)同(權利)。 此種路線之爭,在1994年師大案等個案促發的反性騷擾大遊行,以及1996年為抗議彭婉如女士遭姦殺的「女權火、照夜路」大遊行中,可以看出明顯的對立。這兩次大遊行所累積的能量,促成了1990年代後期許多相關法案的通過,包括性侵害犯罪防治法(1997)、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1999)等修訂。「婦權政治」提倡婦女權利,從1990年代後半開始,推動法案制定或修訂,以及重建政策與體制的工作[1],進而在2000年代中期開始,於體制內提倡性別主流化,試圖滲透官僚組織,產生女性主義官僚(femocrats),以改造國家而促進性別平等[2]。 【彭婉如遇害,加速促成女性團體開始推動許多相關的性別立法、修法】 資料來源:https://goo.gl/UWejr7 然而,在這個看似成果豐碩的結構下,為何林奕含被「婦權政治」二十年努力所建置的結構之網漏接了? 林奕含或房思琪事件,與二十年前師大案有諸多雷同之處。同樣是女學生仰慕男老師卻被他誘姦/強暴,轉而成為老師短暫的地下「戀」人,女學生身心受創,無法說出所受到的暴力與痛苦,也很難尋求正義。 二十年前的師大案女學生欠缺家庭資源支持,而二十年後的林奕含/房思琪,不論家世、容貌、智力都在社會階層之頂,也有相關的法律、官僚、專家支持,但這些卻都成為結構之網目,漏接了一個個的個人。林奕含/房思琪沒有集體力量的奧援,僅能以自己之力,獨自對抗誘姦/強暴之暴力與權力,最後以自殺尋求解脫。她的自殺高度類似於清代存在的「強姦未成,或但經調戲,本婦羞忿自盡」[3],也類似1951年的「王石安案」、1958年的「北上夜行快車中的艷屍案」,這二案都是被誘姦/強暴的被害人,以自殺並留下遺書或日記等文字書寫的方式進行死諫[4]。二十年過去了,「婦權政治」到底改變了什麼,哪些部分仍然屹立不搖? 那麼「性權政治」為何也漏接了房思琪?當年反性騷擾大遊行中,主張性解放的何春蕤力求論述上的突破,在遊行途中帶領群眾高喊「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騷擾」,在「女權火、照夜路」大遊行中高呼同性戀人權的口號[5]。跟「婦權政治」對立的路線,林芳玫與顧燕翎等人將之稱為「性慾政治」,而何春蕤與卡維波等人將之稱為「婦權派」與「性權派」。 近年來,「性權政治」重砲批判「婦權政治」所建置的「性」相關立法與執法,指出這些女性主義的實踐,是在管制或監控「性」,藉由製造受害想像與保護弱者的情感公民,全面性創造了性別治理的「新道德主義」[6]。令人遺憾,在現實面,「性權政治」並未提出任何可以承接房思琪們的方案,「性權政治」除了攻擊「婦權政治」之外,僅在討論性騷擾時,指出性壓抑的貧瘠情慾文化為性騷擾的社會基礎[7]。至於師生之間的案件,「性權政治」甚至公開反對師生倫理界線的立法,並且提倡尊重師生「戀」與解放師生「戀」[8]。房思琪們的痛苦與慘烈,在「性權政治」下,恐怕會被歸類為政治不正確,房思琪們會不會在強暴與強暴迷思的羞辱之外,遭受更進一步的羞辱呢? 【在紀念彭婉如夜間大遊行中,支持性權政治的遊行者舉著另類標語】 資料來源:sex.ncu.edu.tw/activities/1996/1221/index.html 可以確定的是,「性權政治」壓抑與解放的二元對立,根本對立不起來[9]。於是,「性權政治」也漏接了,房思琪們必然會從其情慾解放的結構網目中——或許大旗子更貼切——漏下去,直落谷底。 不只是他要,我也可以要。如果我先把自己丟棄了,那他就不能再丟棄一次。反正我們原來就說要愛老師,妳愛的人要對妳做什麼都可以,不是嗎?(《房思琪的初戀樂園》頁66) 「婦權政治」與「性權政治」到底哪裡失誤了呢?我在「性暴力法制的歷史交織」[10]這篇文章中,主張「婦權政治」的成果——法律及其執行——充滿了「自由論」與「保護論」的思維,假設被害人是自由的個體,可以自由決定、自由思考、自由行動,法律塑造了脆弱、無助、可憐、尋求保護的主體。「婦權政治」所建構的法律體制,漏接了女人的情慾、女人的追求、女人的自我鞭策、女人的努力向上。在同一篇文章我也指出,「性權政治」提出的解放師生「戀」,雖然看見了女人性慾的被壓抑,但其論述更多是針對同樣是女性主義實踐的自己人的批判,而其性解放權利的主張(獨立個體的性高潮、性裝扮、性實驗),忽略了性的權力位階與污名結構,描繪了過於虛幻、極其渺茫的外太空世界,其中女人只是一個真空的主體。「性權政治」高估了女人在社會中的能動性,漏接了女人深刻的情感、思維與行動的真實「自我」。 「婦權政治」與「性權政治」所共同撒下的結構之網,忽略了被害人「自我」的複雜度,造成了女性主義實踐的漏接。以下我將說明,誘姦/強暴被害人的孤軍奮戰,最後發展出「自我」的生存之道,為了追求他人眼中的「自我」,只能藉由聯想、象徵、隱喻、言說等建構出一個虛假世界,進而建構出「愛」上加害人的被害人。 (續下一篇) ====== [1] 楊婉瑩(2006)台灣性別法案推法歷程的比較分析,政治科學論叢29:49-82。 [2] 彭渰雯(2008)當官僚遇上婦運:台灣推動性別主流化的經驗初探,東吳政治學報26(4):1-59。 [3] 陳惠馨(2006),傳統個人、家庭、婚姻與國家—中國法治史的研究與方法,五南,頁165。 [4] 王曉丹(2014)性暴力法制的歷史交織:一個性別批判的觀點,台灣婦女處境白皮書:2014,陳瑤華主編,巨流,頁275-308。 [5] 林芳玫(1998)當代台灣婦運的認同政治:以公娼存廢爭議為例,中外文學27(1):56-87。 [6]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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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制度與教育機會的平等性

陳建州/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     從「聯考比較公平!?」談起 又到了入學考試期,許多朋友的小孩剛參加完好幾所學校的面試,一如往常,在陸續放榜後,呈現幾家歡樂幾家愁。而在同時,知名的雜誌再次討論「聯考公平性」的問題。[1] 那麼,什麼是「比較公平(或者沒有比較公平)」呢?這裡的「公平」對於社會學而言指的是教育機會在不同「階層」之間的平等性。[2] 長期以來,我們使用不同的篩選的方式決定誰可以升學,以及進入什麼學校。以前的篩選方式是聯考,包括國中升上高中/高職/五專的入學考試;高中/高職升上一般大學/技術學院/二專/三專的考試,以及二專/三專升上二技等。這些考試從每年七月初開始,猶如挑選水果一般,最大的水果會在第一道關卡被挑出來;次級大小的則是在第二道關卡被留下來,幾道篩選後,不符合標準的水果就被淘汰,看是要製成果醬或者當作堆肥。 和現在所使用的入學方式相比,聯考制度的篩選方式相對簡單許多——只有筆試,以分數高低決勝負。記得以前參加北區公立高中聯招,這些學校的排序(以男生為例)依次是建中、師大附中、成功、中正、板中、復興、泰山。沒有錄取理想學校的考生,看看是要參加隨後的私立高中聯招、高職聯招、五專聯招,或者重考,或者放棄升學。 多年的聯考制度實施下來,不斷遭到指責,包括「考試引導教學」、「一試定終生」、「學生壓力大」、「只重視智育」等等,於是教育部推出了「多元入學方案」,在「聯考」這個軌道之外,增加其他的入學方式,以回應社會的要求。然而,實施新的篩選方式之後,卻被罵得更慘,這回指責的理由除了「學生壓力還是很大」之外,讓很多人發火的是「多元入學=多『錢』入學」,亦即,很多人認為多元入學其實是為有錢人開方便之門。為什麼呢?因為多元入學要學生準備許多「備審資料」參加甄試,這些資料如果展現出考生各方面的智慧或才能,就有比較好的升學機會。大家想想,什麼人能夠多才多藝呢?當然是家庭經濟比較好的人囉!於是很多人開始懷念以前只有聯考的歲月,認為在聯考的時代,貧寒人家或工農子弟能藉由公平的筆試獲得升學機會,取得向上流動的機會,進而改變命運,聯考被歌頌為古代的科舉制度,是讓窮人與富人可以公平競爭的競技場。 家長團體於2015年抗議「多元入學」變「多錢入學」。 圖片來源:蘋果日報,胡瑞麒攝。https://goo.gl/f5lVA9。 不管什麼篩選方式,升學結果都存在階層不公平 然而,事實真是如此嗎?能從科舉制度當中脫穎而出者,機率比較高的其實還是官二代或富二代,至於我們從歌仔戲得知的「寒窗苦讀➜進京考試➜衣錦還鄉」的人物,因為相當稀少,或者基於統治的需求而被傳唱,讓大家以為科舉制度很公平。有人提出反駁,認為陳水扁總統能從三級貧戶子弟向上流動成為律師、立委、市長、總統,就是因為聯考讓他得以公平地與別人競爭。但是他仍屬於特例,因為研究的結果顯示,整體而言,在看起來公平的聯考制度下,能就讀好高中或大學的,社經階層背景較高的人的機率仍是比較高的! 那麼,為什麼多元入學會被指責是有利於中上階層子弟的不公平競爭呢?我們以2000年實施的高中多元入學方案作例子來說明。當時的升學管道以及實施的時程如圖1。     從實施的時間來看,除了直升入學比較特殊(大多適用於私立中學)之外,推薦甄試、申請入學的時間是最早的,其次是聯考和登記分發。而參加推薦甄試或申請入學沒有成功的人,可以再戰聯考。而就各種管道的目的地而言,推薦甄試的目標大多是被認為不錯的公立高中;而申請入學和登記分發的目標主要是高職。在這樣的設計下,國中這一端的校方和教師也參與了篩選,他們會「指導」某些學生參加推薦甄試;或「指示」某些學生參加申請入學。教育現場發生了許多的事,包括:學校集合部分學生做課後特訓(菁英班),以便在推薦甄試中勝出;教師告訴某些學生去登記分發就好,不必聯考,甚至有的學生不知道當年其實還有聯考。 那麼,多元入學方案怎麼會被說成是有利於有錢人的制度呢?第一個原因是多元入學方案將篩選過程變得複雜,讓人覺得競賽的過程與結果有「被偏心」的可能。大家想想,在過去聯考制度下,學校老師沒有權力命令那些學生可以/不可以參加聯考;招生學校除了依據分數錄取學生之外,沒有其他理由接受/拒絕考生。而在多元入學方案之下,原就讀學校和招生學校都明顯地擁有篩選權(裁判多了好幾位),標準也顯得更彈性(多元),這種由簡轉繁的程序,「被不相信會客觀」的程度就提高了。那麼,會「被偏心」的對象是誰呢?當然是有辦法的人,想當然爾就是那些教育程度、職業、收入很不錯的人啊! 第二個原因是,多元入學的篩選制度「把隱藏的秘密攤在陽光下」。許多研究都指出:學生的學業成績和家庭社經階層有高度關係。[3] 家長的教育程度越高,通常是職業較佳、收入較高,孩子的成績越好,只是大眾不必然知道這樣的事實,大多認為學生成績不好是因為不用功、貪玩,甚至智商比較低。所以先前對於聯考的指責,焦點並不在於「教育機會不均等」;而在新制之下,由於推薦甄試的時間比較早,並且目標大多是不錯的公立高中,所以在校成績比較好的學生,就有比較高的機會因「被推薦甄試」而先獲選進入公立高中,而推薦甄試通常需要準備精彩、多樣、厚厚的備審資料,當中記載著擁有什麼才藝、得過什麼獎、擔任過什麼幹部、參與過什麼社會服務……,這些項目的多寡往往又與家長社經地位有關。這下子就不得了了!大家在這個過程中清楚地看到了社經背景比較好的學生有比較高的機會被推薦甄試而提早升上較好的學校,所以人們火冒三丈,大聲疾呼「不公平!」然而,不論是昔日的聯考或是後來的多元入學,家庭背景比較好的學生進入排名比較前面的學校的機率都比較高,多元入學之所以被罵,僅是因為它把這個「階層間教育機會不平等」的事實赤裸裸地呈現出來而已!聯考之所以被誤當作公平,只是用了一種形式平等的一次性筆試,把這個隱而不顯的祕密掩飾起來。 聯考其實只是形式上的平等,實質上學生的學業成績和家庭社經階層仍有高度關係。 圖片來源:中央社,https://goo.gl/DFYl73。 說到這裡,讓我們補充解決一個問題:為什麼家庭社經地位會影響孩子的教育成就呢?首先,「文憑」是勞動市場篩選人力的重要依據,不管它表示的是真正的生產力或只是信號,而只要是文憑如同入場券或績優股,可以為人們帶來長久的利益,那麼,教育成就就是大家競爭的標的,學校猶如競技場,學生為了得到好成績而競爭;升學管道也是競技場,考生在此爭奪稀有並珍貴的文憑。而為了贏得競賽,人們會拿出可以利用的資本來增加勝算,資本比較豐厚的,就容易獲得較佳的培養,得到較佳成績。就好像先進國家的運動員擁有龐大經費做後盾,可以聘請高級教練、專業醫療團隊,也可以吃最好的營養品、在很棒的場地受訓,最後在運動場上拿一大堆的獎牌。而較低度開發國家的運動選手的資源少、沒有專業團隊幫忙,平日還要下田工作,得牌的機率自然很低。不過這些欠栽培的運動員參加比賽是有重要貢獻的:讓運動賽事看起來很浩大,也因為他們的「陪賽」(陪先進國家選手比賽),讓先進國家的贏家顯得是「萬中選一」。當然,欠栽培的選手也有少數奪牌者,但多屬於天賦特優或毅力過人的奇葩。 升學競爭的勝負如同運動競技,其實反應考生長時間以來的學習成果。那麼,誰擁有比較豐厚的可用資本來培育「升學」選手呢?研究指出,教育程度比較高的人比較有能力指導孩子的課業;家庭經濟比較寬裕的人比較有能力讓孩子去補習,這些人也有比較高的機率與學校建立社會網絡、與老師聯繫,他們的孩子比較容易獲得重視,於是經年累月下來,不同社經階層背景的學生「受栽培」的程度就不一樣,成績便出現了差距,而後在升學考試的那一刻反應了這個事實,而這個事實並不會因為升學制度的不同而有改變。[4][5] 不過,現今多元化的入學篩選方式倒是給予某些學生家長自我感覺良好的機會,例如,孩子如果在大學甄選入學這一階段就錄取了不錯的學校,家長就可以開心地告訴別人:「他(她)在面試的時候好穩!」、「回答口試老師的時候答得很好!」、「不知道為什麼,他(她)一直都給人家很好的印象……」儘管這些可能只是家長自己以為的「勝出原因」,但是這種機會在唯一筆試的聯考時代可沒有喔! 升學管道猶如臺灣體育界資源分配的問題,導致基層運動員面臨諸多困難。謝淑薇退賽、葉耀文無竿可跳,前天奪下金牌的臺灣羽球國手戴資穎,也表示球衣過大造成干擾。圖片來源:https://goo.gl/rx7BNP。   教育階層化的事實 一、不同家庭背景者在教育等級上的差異 學校教育有不同的層級,從初等教育的國小到高等教育的研究所。許多研究指出,家庭背景比較好的人,能夠取得較高階段教育的機率比較高,[6] 原因除了在學期間的成績差別之外,還包括家庭經濟是否能支持孩子繼續升學。受教育要付出蠻高的成本,不僅要繳學費、買文具,還包括就學期間沒有勞動收入所損失的金錢。因此,就「錢」的部分而言,家庭背景較佳的孩子,比較有本錢讀很久。例如,如果國中畢業後繼續升學,那麼,在高職/五專的選擇上,家庭背景較佳的孩子,比較可能就讀五專,因為讀五專的成本遠高於高職。「不同階層者取得的教育程度有差異」的情況一直存在著,即使大家以為現在的大學數量足以招收所有的18歲左右學生,但是進入大學就讀的學生,他們的家庭社經地位平均而言仍高於沒有讀大學的同年齡孩子。而即使是進入大學就讀,當經濟不景氣時,家庭經濟比較不佳者就可能休學。[7]   二、不同家庭背景者在教育分流上的差異 臺灣學生的就學經驗中幾乎都經歷過「能力分班」,將成績相近的學生編在同一班。為什麼要這樣做呢?學校告訴大家「這樣的學習效果比較好」。儘管這樣的說法存在爭議,教育部後來也明令禁止,但是仍有許多學校會這樣做。[8] 如果校方依據教育部的指示採用常態編班,我們就會聽到「學生家長抗議,要求能力分班」的新聞報導,[9] 甚至採取激烈方式給學校壓力。[10] 可是能力分班的好處尚未獲得完全確認,它的負效果卻是公認的,因為被編排「低能力班」的人,就被貼上「壞學生」的標籤。讓人傷心的是,在過去,我們很少看到這些「壞學生」的家長向學校抗議這種分班方式,直到近年權利意識抬頭,逐漸有家長檢舉、抗議學校能力分班。[11] 不過,山不轉路轉,既然公立學校不能能力分班,經濟狀況較佳者,就把孩子送進學費昂貴的私立學校。 上述這種現象就是各方在「教育分流」上的競爭。大家總想安排自己的孩子在較佳的軌道上前進,尤其是中上階級,他們會想方設法在群體中找到區隔,讓自己的孩子獲得較優的教育資源。 教育分流還包括同一階段不同種類的學校,例如:高中/高職、學術大學/技職大學。儘管15~18歲孩子接受的高中階段教育已經達普及程度,但是高中和高職這兩類學校學生的家庭背景仍有明顯不同,平均而言,高中學生的家庭背景高於高職學生。而在大學方面,如果我們蒐集大學學生的家長教育年數,則可以發現各校學生家長教育年數平均數與大學的排名(台清交成…)有著高度的相關性:排名較前的大學,學生家長教育年數平均數較高。也就是說,教育文憑的競爭,除了比「有沒有」文憑,還要比「有哪種」文憑,教育種類的競賽結果仍是:家庭社經背景較高者比較可能是贏家,這種結果也不因為入學方式的變革而改變。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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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沒人說「老祖父」的秘方?談女性與另類醫療

范代希/臺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 你(妳)身邊也有這樣的一群女性嗎?她們可能平時就有固定練瑜珈的習慣,上班疲累的時候她們會找人按摩疏通經絡;經期不順的時候會選擇找中醫調養;幾滴精油是她們泡澡時最佳的夥伴;她們隨時攜帶急救花精,當孩子受到驚嚇時馬上滴幾滴。當孩子生病時,不急著看西醫,先依照孩子症狀給幾粒小糖球。 也有一群更年長的女性,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是練氣功,各種維他命與保健食品不離手;老伴筋骨痠痛時會幫忙刮痧拔罐;小孫子怎麼也睡不過夜時,立刻想到帶去廟裡收收驚;家裡的抽屜裡更有各種萬金油、活絡油等家庭常備良藥。 現實生活中,女性使用另類醫療的種類與樣貌遠比上述多元,這篇文章只能就筆者所經驗與觀察到的作初步的分享。 只有女性使用另類醫療嗎?當然不是,在新時代運動(New Age Movement)與全人風潮(Holistic Approach)的席捲下,另類醫療的使用早已經成為跨國界、跨族群、跨性別、跨年齡層、跨階級的「世界級」運動。只是,相對於男性,女性通常都是另類醫療最大宗與最主要的使用者(與診療者)。台灣相對缺乏針對性別與另類醫療的大型研究。但一項2006年的全國抽樣調查亦指出,女性、高教育與高收入者使用另類醫療比率較高(林寬佳等 2006)。到底女性[1]與另類醫療之間到底有什麼特別的連結? 老祖母的生活與食療祕方 圖片來源: http://www.amazon.com 男人用左腦,女性用雙腦 一位法國另類醫療的醫生,曾經給我這個答案:「男人習慣用左腦(理性與邏輯性)思考,不知如何用右腦(情緒情感),女人可以使用雙腦。男病患對於機制沒那麼清楚的療法會有所質疑,他們需要知道因果邏輯,他們需要知道所有的事,才會相信。」 這個答案非常有趣,也剛好連結到另類療法的定義。另類療法真正的學名叫做輔助與替代療法(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CAM)。顧名思義,「輔助」與「替代」正統的療法。其實,無法使用主流生物醫學的方法去分析其機制並且驗證其療效的療法與醫療論述就常常被歸類為CAM。因此,當今除了西醫以外的療法都可能被歸類為CAM的範疇。 可是這個「主流」與「另類」的分類是絕對的嗎?無法以生物醫學的方法來分析與理解的療癒方式就是非正統而不值得採信的嗎?當然不是。首先,我們知道這個所謂的主流與另類/補充的分類是流動而且是相對性的。以近年非常流行的正念減壓(Mindfulness)為例,這是一套結合東方禪修與西方科學的療法。禪修與生物醫學在理念與方法上大相逕庭,但東方的禪修卻在與科學研究結合之後成功打入歐美社會並且進入主流醫學體系。所以我們應該把它歸類成主流還是另類? 此外,以中醫來說,它的歷史與淵源遠長於西醫,在華人社會也有也有非常穩固的文化權威,在台灣形成與西醫鼎立的局面。一個具備專業性,文化權威,且深受民眾信賴擁戴的療癒體系,是否應該被歸類為CAM呢? 雖然CAM的定義以及主流/另類的分野及其背後隱含的意涵還有很大的討論空間。但可以肯定的是,CAM在未來的健康照護與醫療體系中會扮演愈來愈重要的角色。對CAM的愛用者而言,他們的觀點可能早已從「沒有科學實證的療癒方式是否可信」過渡到「現在的科學或許還沒有發達到可以完全理解這種療癒方式。」 回到法國醫生的觀點:男性只重理性,女性情理並重,因此比較不容易被另類療法的機制效用不明所困?這個說法呈現了性別刻板化的圖像,這種「性別是否天生」的論述仍然有很多的爭議,我們也無從證實這類的說法。但依照社會學的觀點,我們傾向認為後天社會化的因素比先天佔了更重要的影響力。以下我將從幾個觀點來討論女性與CAM的關係: 一、非關健康,生命歷程與文化形塑求醫行為 首先,我們先從男性與女性的求醫行為來看,女性不論中西醫的門診次數、CAM的使用與自行服藥的比率都普遍高於男性。難道女性求醫次數多純粹是因為健康狀況較差? 其實,女性的門診次數本來就會因為懷孕生產等生理現象而增加。同時,女性因為壽命較長,受到慢性病與退化性疾病影響的機率更高(劉仲冬 1998),因此需要更多醫療上的關注。性別社會化的因素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在許多文化當中,女性相對較被「容許」去感受甚至去表達自己的脆弱與需求,因此在身體微恙時也比較願意求助;而男性從小卻常常被教導「寧可流血不流淚」,久而久之他們對自己的情緒與身體感受的敏感度下降,也更吝於求助。 男性雖然「自覺」健康狀況較佳,但並不代表他們的身體健康較佳。研究指出,男性平均門診次數低,但急診次數,住院比率、住院花費和平均門診費用卻很高(黃惠如 2010)。所以男性不是不生病,而是往往「等到事情大條之後才看病」。因此,我們可以初步推論,女性似乎對自己的健康狀況更警覺也更重視保養,而男性或許基於陽剛特質的文化潛規則,他們傾向於忽視自己的身體警訊或延遲就醫。所以,從求醫行為來看,男性可能亦較不熱衷尋求CAM,並不是一個令人意外的結果。 但是研究也發現,女性並不是盲目地尋求另類醫療,CAM的使用從某種程度來說表達了女性對生物醫學父權體系傾向的挑戰。 對男性陽剛特質的過度推崇對男性健康可能是一種危害 圖片來源:Jonathan McIntosh(CC) 二、女性對醫病關係與醫療的需求反映在CAM的使用上 有一篇西方的研究談到CAM與生物醫學的差別時提到,CAM常被定位成較為柔性的,甚至是在經驗的層次上較為女性化(feminized)的療癒方式;生物醫學則常被定義成比較硬的(hard),科學與父權(patriarchal)取向的(Keshet et al. 2014)。 這個比喻對大多數人來說可能是抽象而難以理解的,軟的硬的和CAM的使用有什麼關係?我的解讀是,CAM提供女性一些至關重要,但在主流醫學中時常被忽略或難以獲得的東西。比如說,一位女性因為這裡痛,那裡酸,睡眠品質不佳而求醫(女性因為荷爾蒙與生理結構的關係,可能有比較多承受疼痛的機會)。西醫器質性的檢查結果可能沒有異常,因此被認為是心理或壓力問題。過去這樣的女性甚至可能直接被貼上一個「歇斯底里」的標籤。醫生的確盡了他的責任,即便如此那位女病人的不適對她而言依然是真實而無法被處理的。 也許她會再去找下一個西醫,抑或帶著她的問題去求助CAM(也許是順勢醫生、凱羅《chiropractic》治療師、或者是一位顱薦椎治療師等)。和西醫不同,CAM的診間一般比較沒有時間的壓力,也沒有虎視眈眈等在旁邊的下一號病人,醫生或治療師可以花很長的時間去詢問而且爬梳她最近的身心狀況與生活型態。光是這個分享與溝通的過程,很多時候就足以滿足人(尤其是女性)被聆聽、被支持與被理解的需求。接下來,有些療程會有身體上的撫觸(如脊療、顱薦椎與按摩),觸碰也能夠釋放身體的部分壓力。有些療法最後還會開一些溫和的處方,由於CAM的處方大多強調是天然草本效用溫和,因此比較不會有副作用的焦慮。 我們不能確定那位女病人的疼痛是否真能夠透過CAM的療程而消失。但我能想像的是,CAM對女性的吸引力來自於它的論述是相對生活化或玄妙的(而非艱澀的醫學理論),強調經驗性的(可以立即體驗),治療師與病人有更多互動(建立在人的關係而非冰冷的儀器或數據),病人與家屬能參與較多的醫療決策(而不是醫生說了算)。因此,每個女性獨特的需求與觀點,有更多的機會被聆聽與支持。最重要的是,CAM總是給人希望,讓人相信(吃了保健食品)永遠都有回春的可能,再困難的病都有可能透過某種方式而有痊癒的希望。這些「人性化」以及「以人為本」的特質對於重視人我關係的質地,期待被同理的女性而言應該是更有吸引力的。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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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得了「不專心」的病?注意力缺失症(ADD/ADHD)的社會學觀察

陳逸淳 /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學齡兒童的家長應該都有過類似的經驗:起床時間到了,孩子遲遲不肯起床,連哄帶騙總算把孩子弄下床,接著刷牙洗臉、吃早餐、換衣服、上學……。儘管每一個步驟都再三催促,孩子卻還是慢條斯理、東摸西摸,毫不在乎,好像臣子恭請皇帝上朝一樣,皇帝不急卻急死了自己,怕孩子遲到害得自己上班遲到……。其中,有些孩子在學校上課老是不專心,無法乖乖坐好專心聽講,因而經常遭到老師警告;若狀況持續不斷,老師即可能會暗示、甚至明示家長「該帶小孩去看醫生了」。根據今天的醫學標準,這樣的孩子可能被診斷為「注意力缺失」(ADD)或「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 注意力缺失的其實不只是孩子而已。我國衛福部根據《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DSM-V)標準所編寫的《注意力不足過動症:衛生福利部心理衛生專輯(03)》一書中提到,我國的ADHD的盛行率約為5-7%,且60%個案的病情會持續到成人。DSM-V明確地將成人納入注意力缺失的範疇當中;不論是否成年,只要有以下「症狀」五項(青少年和成人)或六項(兒童)、持續六個月以上,就可以能被診斷為「注意力缺失症」: 一、經常無法仔細注意細節或者在做學校功課、工作或其他活動時粗心犯錯(例如:看漏或漏掉細節、工作不精確)。 二、工作或遊戲時常有維持持續注意力的困難(例如:在上課、會談或長時間閱讀時有困難維持專注)。 三、直接對話時,常好像沒在聽(例如:心好像在別處,即使無任何的分心事物)。四、經常無法遵循指示而無法完成學校功課、家事或工作場所的責任(例如:開始工作後很快失焦且容易分心)。 五、經常在組織工作與活動上有困難(例如:難以處理接續性的工作;難以維持有序的擺放物品及所有物;亂七八糟、缺乏有組織性的工作;時間管理不良;無法準時交件)。 六、經常逃避、討厭或不願從事需要持久心力的工作(例如:學校功課或家庭作業;在青少年和成人的準備報告、完成表格填寫、看長篇文件)。 七、經常遺失工作或活動所需的東西(例如:學校課業材料、筆、書、工具、錢包、鑰匙、書寫作業、眼鏡、手機)。 八、經常容易受外在刺激而分心(在青少年和成人可包括想無關的內容)。 九、在日常生活中常忘東忘西(例如:做家事、跑腿;在青少年和成人則有回電話、付帳單、記得邀約)。 礙於篇幅,完整的診斷標準請參見下列網址:https://goo.gl/OPzvp4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注意力不足過動症:衛生福利部心理衛生專輯(03)》,2015年6月,44-46頁。 看完上述列表,有沒有覺得好幾項目似曾相似,好像自己也常常如此?事實上也正是如此。《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四版的主持人Allen Frances在他的著作《救救正常人:失控的精神醫學》一書中反省道:「這個疾病以前只侷限於小比例的兒童身上(…)。但沒多久,各式各樣干擾上課的行為就都成了醫療問題。人們開始濫用注意力缺失症,十成的孩子都符合患病標準了。現在每個班上至少都會有一、兩位孩子正在服藥。注意力缺失症也成了標準答案,用來解釋成人舉止行為上的各種問題。」「關於這一切,一般人總是認為,注意力與過動的問題確實在蔓延,而且情況越來越嚴重。這一點其實大有問題,我們沒有任何理由認為現代孩子哪裡不一樣。其實,變的只是標籤罷了。過去我們會把注意力與行為問題當成人生的一部分,是正常的個體差異,但現在卻診斷成精神疾病。」(Frances, 2015:195-196)   「過去我們會把注意力與行為問題當成人生的一部分,是正常的個體差異,但現在卻診斷成精神疾病。」——Frances 圖片來源:https://goo.gl/DFYlPX 注意力缺失症的弔詭一:歸咎於個體的集體問題 以台灣本土的狀況為例,ADHD 的發生率從1997到2007年間增加了17 倍,認為這「的確是一項驚人的現象」(宋鴻樟、董姿伶,2009:20。轉引自曾凡慈,2015:17)。而ADHD在世界各地的盛行率在5-12%不等(衛生福利部,2015:15),隨著診斷標準、國別、診斷基礎的不同,某些研究甚至發現注意力缺失的比例可高達17.8%,且在特殊機構中的研究案例中甚至發現注意力缺失或過動者可達24%-56%(Lauth & Schlottke, 2003:30-33)。從上述比率看來,注意力的問題顯然已經是個集體現象。然而弔詭的是,在注意力問題被醫療化的過程中,診斷與研究卻是徹底歸咎於個體的,包括:腦傷(中樞神經受損或控制功能不足)、體質壓力論、神經傳導異常、訊息處理能力不足、前額葉功能缺損(腦皮質活化較低)、腦部構造不同、刺激傳導不足、多巴胺缺乏、過敏(如異位性皮膚炎)、遺傳傾向…等等生理的指標。所有的診斷都將注意力缺失的問題認定為個人的問題,卻從未考慮人們的不專心是否與制度、規範等集體事實有關。   注意力缺失症的弔詭二:藥物治療作為集體卸責的社會處方 面對注意力缺失這個被歸咎於個體的慢性疾病,醫療體系傾向於採用藥物來進行長期治療。已有研究顯示,雖然藥物治療初期有效,然而當藥物治療二十四至三十六個月時,患者的注意力不足的症狀卻惡化了,且用藥者在三年之後的「犯罪得分」更高,這意味著他們更有可能在學校裡以及面對警察時惹出麻煩(Whitaker, 2016: 290; Jensen, 2007)。如上所述,即便藥物治療的長期效果至今存疑,但相較於其他治療方式(如感覺統合治療、認知行為治療),藥物治療卻愈來愈被醫療機構與衛生部門視為治療的重要選項。根據衛福部中央健保署歷年的藥品使用量分析[1],不論是短效的利他能(Ritalin)或長效的專思達(Concerta),過去十年間的使用量皆持續攀升。一般型與緩釋型的派醋甲酯(Methylphenidate,即利他能和專思達的有效成分)的醫令申報總數量,從民國93年到104年成長了四倍有餘(見圖表一)。 圖表一:派醋甲酯(Methylphenidate)之歷年醫令申報量。作者自行整理。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藥品使用量分析》 這是一個十分詭異的現象:無法證實其長期療效的慢性病治療藥物,其使用量何以持續增加?有四個重要的理由,讓藥物治療得以持續躍升為治療注意力缺失的重要工具(Dupanloup, 2004 :299):一、學業因素:注意力不足會導致學校生活的問題,而藥物治療可以讓老師卸責,並減少教學困難的罪惡感。二、家庭因素:注意力不足會導致教養問題,而藥物治療可以讓父母卸責,並減少教養困難的罪惡感。三、自我評價的因素:藥物治療可以讓患者將自己的偏差行為歸咎於生理因素,能將失敗中性化,並減少挫折帶來的罪惡感與責任。四、藥物治療作為一種知識權威的宣示,能夠協助人們辨識、管理與糾正群體之中的個體差異;而就算藥物治療未必有效,也能夠藉此標示出患者的「他者」身份:殘缺者或秩序的威脅者。換言之,長期藥物治療之所以盛行的理由,是因為藥物可以作為一種集體卸責的社會處方,讓老師、家長和患者自己能夠減輕責任感;面對他人不專注時,則可以將之貼上負面的標籤,以疾病之名施以處置。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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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性別平等教育?

戴伯芬/輔仁大學社會系 最近一連串的校園性別事件,引發大眾對於校園性別事件的關注,也讓性別平等教育法(以下簡稱性平法)的修法議題再次浮上檯面。大多數的父母擔心孩子在學校受到性騷擾或性霸凌,期待透過更嚴格的性平法來保護他們;學校的男性基層教師則在性平法的約束下「談性色變」;在性平會組織女性過半的要求下,學校的女性行政人員與基層教師被大量的性平事件壓到喘不過氣來。教育部每年投入不少教育資源來促成性平教育,學校每學期耗費不少經費來進行性平事件調查。到底我們的學生、教師與校方從性平教育中學到了什麼? 某位小學校長提到他所面對的難題:小學一年級男同學們在嘻鬧之間拉下女同學的褲子,校長需不需要通報?如果不通報,小一女同學回家向父母告知此事,校長可能違反性平法第21條24小時內通報原則,行政主管逾時通報的處分與「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他人所犯校園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證據」同罪,可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性平法第36條)。一旦通報,這些還沒有性徵的小朋友就可能因為「違反性平法」的性騷擾而必須接受調查,加諸於身的標籤對於小朋友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原來只是老師要求學生不要玩得過火的日常教導,一旦通報進入性平調查程序之後,造成他們的標籤;通報之後,有時因違反申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的意願,造成學校日後輔導的困擾,行為人也被迫轉班、轉校,形成一場校園的性別風暴。 圖片來源:苦勞網,https://goo.gl/bIJFIj。 一、從保護式父權到校園性別糾察隊 性平法自2004年6月23日立法公布實施以來,已經走過12年,性平法開宗明義點明該法係為了「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消除性別歧視,維護人格尊嚴,厚植並建立性別平等之教育資源與環境而設立」。分為1.總則、2.學習環境與資源、3.課程、教材與教學、4.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之防治、5.申請調查及救濟、6.罰則以及附則等七章,在38條總條文中,有關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之防治,就佔了18條(連同罰則在內),幾近二分之一。性平法在校園中建立一套通報、調查小組組成、調查、行政救濟、以及懲罰程序的「準司法體系」,目的站在保護學生、對付「狼師」。相對而言,有關學習環境與資源、課程、教材與教學等,則被視為次要目的。 性平法第21條規定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訂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者,應於24小時內向學校及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報,各縣市政府亦個別制訂了處理違反性別平等教育法事件處理程序及裁罰基準。自2011年修法之後,校園性別案件數量隨之高升,原因在於為了避免違法而一律通報,造成校方教師以及行政人員沉重的負擔。如果「被害人」不願意提出調查申請時,而學校行政人員以及教師又具通報義務,經常造成未成年情侶的困擾,雙方家長的介入,甚至造成學生為此輕生之悲劇。通報規定的目的原先是為了保護申請人/被害人之權益,基於「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但通報可能違反其意願,為此,教育部特別提出行政解釋[1],說明被害人或其代理人無意提出申請調查時,除師生間的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等涉及重大公益而應由學校循檢舉程序啟動調查外,性平會可就案件做成記錄,請其於顧慮解除後才提出調查申請。 性平會的強制通報原則立意良善,為了保護學生,但是在實務方面卻造成不良結果。國中教師楊嘉宏一針見血地指出:「學校的性騷擾/性侵害事件處理過程,就很明確地展現當前道德結合法律威權的作用下,呈現出表面看似正義,內在卻鞏固傳統性別二分與排除不好的性的效應」(2014,頁26)。1999年修訂的「兩小無猜」條款,即為了來減少對於年輕學子兩情相悅的自發性行為罰則,避免妨害青少年的性自主權,但是仍然無法解決青春期學生之間不符合規範的性互動問題。   二、性平會調查小組的「準司法」權力 在性平會的組成方面,性平法第9條明訂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置委員五人至二十一人,採任期制,以校長為主任委員,其中女性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並得聘具性別平等意識之教師代表、職工代表、家長代表、學生代表及性別平等教育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為委員。這樣的組織原則在中、小學還可以運作,在大學面臨的實際困難是行政職委員的低度參與。中、小學的性別事件,校長往往是主導調查小組者;大多數的大學校長由於公務繁忙,極少親自參加會議,而其他的一級主管也經常缺席,多數委員只能依調查小組片面的調查報告來決斷。不論如何,調查小組的權力過大且缺乏監督機制。 在執行實務面,性別平等教育第30條訂定調查小組的組成,除了女性委員人數二分之一以上之外,規定成員中「具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調查專業素養之專家學者人數比例應佔成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而所謂具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調查專業素養之專家學者,卻只有接受過性別調查講習課程的教師或性別研究相關學者,並非真正法律專業人員,卻成為具有「準司法權」的調查小組成員。 在調查過程中調查小組透過約談申請人、行為人及關係人問訊,來瞭解性別事件的「真相」。作者參與的調查過程中,目賭小組內的法律專家以法官之姿,對於行為人與申請人的直白審問,甚至要求另外一位女性調查委員示範行為人對於申請人侵犯行為。如果性平會管的大多是生對生的案件,對於犯錯學生刑堂式的糾問模式,恐怕已造成兩造的心理恐懼,甚至創傷。 調查小組內的法律專家若以法官之姿進行直白審問,甚至是刑堂式的糾問模式,恐怕易造成形為人及申請人的心理恐懼。 圖片來源:法操,https://goo.gl/gpJKi2。 三、性平法與學生受教權 性平法的另外一個問題在於對從幼稚園到大學不同學生的適法性。依民法12、13條的規定,滿二十歲為成年;未滿七歲之未成年人,無行為能力,滿七歲以上之未成年人,有限制行為能力。另外,刑法第18條對未滿十四歲人之行為不罰,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人之行為得減輕其刑,對於年滿18歲以上者即負完全責任能力。依年齡對於不同行為能力的認定是最重要的法律基準,但是性平法卻是以職業身份——學生,作為一體適用的對象。未區分不同年齡而適用同一套法律,出現許多問題。 從校園性別事件中當事人關係可以看到國中階段「生對生」是性別事件發生最多的時期。就性侵害事件來看,2014年總數有705件(含未成年的合意性交),其中老師對學生的案件有32件,佔總事件4.54%,而學生之間的性侵害則有663件,高達94.04%,而國中生對生達374件,佔 53.0%,而高中生對生也有195件,佔27.7%,而國小生對生也有49件,佔7.0%,總計未成年學生之間的性侵害事件合計佔87.7%,近九成(表1);就性騷擾事件來看,在查證屬實的1,365件案例中,也以生對生最多,有1182件,佔86.6%,而師對生有109件,佔8%,其中國中時期「生對生」案件最多,高達642件,佔 47.0%,其次是高中職案件,佔14.5 %,國小案件佔13.7%,大專佔9.5%(表2);至於性霸凌有39件,也以學生之間為主,國中佔58.3%,國小與高中各佔20.5%(表3)。 整體來看,性平法處理最多的成案案件其實是國中生之間不成熟的男女互動關係,尤其是未成年學生之間的性行為以及性騷擾,這些都是成長必經的學習階段,需要性教育來引導以及抒發學生萌芽中的性意識以及性需求。但是國中基層教師卻指出在性平法的壓力下,為了降低學校基層行政負擔,校園中出現將「性妖魔化」以及讓青少年「去性化」的教育,來控制青少年對性的探索(楊嘉宏,2014,頁27)。   表1  校園性騷侵害件調查屬實統計(合未成年合意)-按當事人關係統計,2014年 資料來源:行政院統計處,性別統計指標彙總性資料,教育環境,https://goo.gl/5Dmk5H。   表2  校園性騷擾事件調查屬實統計-按當事人關係統計,2014年 資料來源:行政院統計處,性別統計指標彙總性資料,教育環境,https://goo.gl/PW17Ty。   表3  校園性霸凌事件調查屬實統計-按當事人關係統計,2014年 資料來源:行政院統計處,性別統計指標彙總性資料,教育環境,https://goo.gl/X7Ard1。   至於已成年的生對生關係,性平會如果介入處理,反而形成對於女同學保護式的父權主義,違反性別教育的精神,也有違前述教育部所為函文意旨。校園中學生之間也出現因感情糾紛而提申訴,一方控告他方行為騷擾,甚至性侵,提出雙方復合才會撤告的要求。作者的實務案例中也碰到過男女學生之間曖昧階段的情愫,由於雙方套用不同的性別腳本演出,最終進入性平會程序,雙方都受到創傷。雖然性平法第30條明文規定性平會調查小組「不受該事件司法程序進行之影響」,是依據「受害者」之後的感受,來認定行為人的犯意與犯行,但單以訪談結果論斷,實不足以就情境或具體事證而給予適當的判定。 此外,雖然性平法第22條明文規定保密原則,但是作者在實務經驗中,就出現一位疑似性騷擾的大一新生因為受不了同儕壓力,在尚未完成調查之前,就已主動休學。至於國中生更易因為性平會調查而被貼上標籤,製造同儕之間互動的問題,也有不少被控性騷擾的學生陷入孤立,被迫轉班、轉學。性平法所製造出來的調查程序原為保護權力弱勢學生而設立,但援用於處理生對生的個案時,反而造成損及學生受教權的非預期結果。   四、性平法與教師勞動權 當前性平法在處理校園中的性侵害以及性騷擾事件,師對生的案件是基於傳統師生倫理規範,適用於十八歲以下的未成年人,當無疑義,但是對於十八歲以上的大學生是否仍適用?在2013年修法時,曾經有性平法專家主張加入禁止「師生戀」條款,引發群眾嘩然,質疑禁止十八歲以上成年人的師生戀,是否違反基本人權?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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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幼兒發展成為母親的風險事業

曾凡慈/輔仁大學社會學系   過去女性主義對於母職的關注,經常以「科學母職」與「醫療化母職」等概念,來檢視兒童健康與發展的科學醫學研究,如何介入母親的育兒知識與行為。這些論述被認為是一種規範和評價母職實踐的體系,經常導致母親的責任加重,甚於提昇她們的能力和自主性。另一方面,長期的歷史研究發現:關於育兒的科學建議不斷與時俱進:19世紀專家以「醫學-衛生學」模型來認識童年身體與建立育兒指南,20 世紀後逐漸轉變為「發展模型」,強調教育與認知刺激;特別是在 90 年代,新的大腦研究將早期童年建構為影響終生發展的關鍵階段,母親被告知五歲以前的早期教育與適當刺激,可強化孩子的大腦能力,左右孩子的未來智力與成就 (Wall, 2004)。 圖1,當代母親們面臨的實際育兒脈絡其實更加複雜。 圖片來源:http://mombaby.tw/article20775.html 然而,相較於疾病及其復原經常有明確可徵的身體狀況,影響幼兒發展的因子非常複雜多樣;個別孩子的發展進度是否符合常規,許多時候也不易判別。但是當代強調密集母職 (intensive mothering) 的意識型態,仍要求「好媽媽」不只應該避免讓孩子在發展里程碑上落後,更必須努力最大化孩子的身心發展。除了外顯的身高體重,以及可供比較的認知、語言或動作能力之外,還包括相當抽象的安全感、信任感、自信心、專注度,以及創造力等等。易言之,醫學意義上的遲緩並非唯一重要的發展風險,直指孩子未來成就的許諾(從「不要輸在起跑點上」開始),同樣強而有力地獲取無數父母的關注。這種關於兒童發展及其風險的科學知識,以及對於母親的道德要求,創造出大量的市場需求,展現在形形色色的育兒書刊雜誌、教材玩具、課程活動當中,不斷挑動家長心中望子成龍、盼女成鳳的傳統欲望。 然而,除了勤勉學習最新知識來做為自己的育兒指南,當代母親們面臨的實際育兒脈絡其實更加複雜。一方面,新手媽媽經常面對眾說紛紜的育兒建議,特別是網絡時代的爆炸資訊難以判斷,另一方面,育兒的實際安排常鑲嵌在家庭的協力網絡中,因此選擇特定育兒實作時往往必須處理家庭連帶的社會關係議題,例如公婆教養價值觀的衝突。此外,對孩子無所不在的發展監看,更使得母親容易落入比過去更容易被究責的困境。   一、「眾口囂囂,不可勝聽」--各說各話的專家建議 當代台灣的育兒知識具有某種晚期現代性特質──舊的傳統與習慣不再被新手父母所信賴,新的知識又日新月異,不足以為育兒實作的安排提供牢靠的指引。正如 Tina Miller 的研究指出,這種充滿不確定性但卻為道德性牢牢支撐的脈絡,會使得母親更加努力尋求並優位化她們認為的專家知識 (2005:47)。然而,「專家」之間對於何謂好的育兒方式其實缺乏共識,甚至會給出南轅北轍的建議。許多新手媽媽們都能明確指出時下流行的育兒指南分為「大人中心」與「兒童中心」兩派,各以《百歲醫師教我的育兒寶典》(林奐均著, 2006)  和《親密育兒百科》(Sears & Sears, 2000) 為聖經(以下簡稱《百歲》與《親密》)。粗略來說,《親密》主張父母應學習辨識與回應寶寶發出的信號(「寶寶哭了就把他抱起來」),哺餵母乳、盡量與寶寶形影不離,晚上也跟寶寶相伴而眠。《百歲》則主張應為寶寶建立作息時間表,切忌一哭鬧就餵就抱,並且訓練寶寶在自己的床上自行入睡,至少六週大時就開始訓練寶寶一覺到天明。 面對諸如此類大相徑庭的建議,新手媽媽們最常用主張者的專業身分以及是否有豐富照顧經驗,來作為聽取與否的初步判準,再依據自身育兒的獨特脈絡來評估專家建議的適用性,包括自己的個性、孩子的氣質、家庭的居住安排、夫妻的工作狀況,以及對育兒與親密關係的個人理念等等。易言之,她們總是「選擇性」地接收與應用知識,並且在真實的個人育兒脈絡中加以考驗。當面對選擇不同育兒方式的其他母親,她們常會以兩種策略來合法化自己的選擇:一是援引書中的科學醫學知識,另一則是以道德理由貶抑其他作法,例如「親密派」會將「百歲育兒」戲稱為「殘忍育兒」,「百歲派」批評實行「親密育兒法」是在「寵壞」、甚至「剝奪孩子的學習能力」。 誠然,各門各派的專家建議,可能作為多樣化的資源,提供不同需求的母親各種理論基礎與實務指南;但是,當一套知識體系被賦予權威地位的同時,往往伴隨著對其他知識的貶損,此時,這種知識的分歧便可能導致母親們相互批評。特別是針對不會說話的嬰幼兒,他們的身心狀況與情緒反應並不容易建立明確的因果性;當社會中永遠存在複數的育兒權威知識與實踐,母親們就更必須為自己的選擇可能影響孩子的福祉而負責。即使她們總是不難找到支持自己的論述,但一旦孩子的發展不如預期「完美」,眾說紛紜的知識場景,可能就會讓她們陷入自我懷疑,甚至自我譴責。 圖2,主張「兒童中心」的《親密育兒百科》一書封面。 圖片來源:博客來 圖2,主張「大人中心」的《百歲醫師教我的育兒寶典》一書封面。 圖片來源:博客來 二、關係網絡中的育兒分工與協商 在台灣,育兒常常不是母親孤身一人與孩子之間的事,而是發生在家庭協力的關係網絡當中。固然母親幾乎總是主要照顧者,但日常生活中的育兒實作,總得有部分時刻得跟孩子的父親分工,或是依賴擴大的家庭網路—例如公婆–例如固定分擔白天的照顧工作,或提供後勤支援,包括接送孩子,填補放學到父母下班間的空檔,在父母需要的時候幫忙暫時照顧等等。也因此,媽媽們是否能徹底執行自己期望的教養方式,往往必須在這種關係網絡中反覆協商。 在許多強調早期發展的論述中,由祖父母進行教養常被視為一種有風險的育兒安排。過去沒有問題的育兒行為,在新的育兒知識當中常蒙上阻礙發展的陰影,例如老一輩認為讓幼兒坐「螃蟹車」比讓他們到處亂爬更安全,新的育兒觀念卻擔心有翻倒的危險性,並且不利於孩子發展平衡感;也有主張長輩較不擅長跟幼兒互動,可能無法提供足夠的刺激,做不到像新的育兒的建議,要求父母多跟孩子說話唱歌講故事唸繪本,還要有充足的活動量,不能一天到晚揹著抱著或限制在家。這樣的要求當然加重了育兒的勞動內容,也使母親們經常以此原則來與其他照顧者分工。例如在我的研究中,就有受訪者認為新生兒的身心需求比較容易滿足,因此託給長輩照顧,自己忙著為兩歲女兒講故事、帶著上親子律動課程,並根據發展階段規畫各種學習或「增加生活經驗」的活動,例如去動物園、搭乘大眾交通工具,到商店練習買東西等等。 而當年輕一輩的父親愈來愈積極參與育兒,這種對幼兒發展刺激的全面要求,也多少會沿著傳統性別角色的分界來分派教養的任務,例如媽媽負責教育孩子的認知,爸爸則增加孩子的運動質量,教孩子騎腳踏車、溜直排輪,或只是帶到戶外讓小孩盡情跑來跑去。這些活動並非因應新的發展知識而出現的新項目,卻被賦予新的科學醫學理由:訓練動作發展、肌肉協調以及平衡能力。 而當照顧網絡的成員間存在歧見,母親們為了一致化育兒網絡中的實作,經常得嘗試努力說服其他成員。她們採用的策略,首先是連結科學醫學的權力基礎,例如祭出「醫生說」,或是買書、摺頁、要求對方閱讀;如果對象是老人家,還會把重要頁面影印放大再用螢光筆畫重點。倘若長輩不相信科學權威,就採取「射人先射馬」的策略,找出對方可接受的權威來源,例如小姑或是其他年長鄰人代為游說。如果這些都沒辦法,媽媽們就會必須取捨──例如到底是「當媽媽的身分重要,還是做媳婦的身分重要」,來決定是要堅持捍衛自己的原則,還是考慮家庭和諧或分工需求而忍受不一致的教養實踐;而無論是哪一種選擇,自然都有相應的代價:或者是社會關係的風險(例如打壞婆媳關係),或者是自己身為母親的認同風險(例如變成無能保護孩子的母親)。也因此,如果經濟能力較寬裕,許多母親寧願選擇花錢顧用保母。畢竟以金錢為基礎的一對一契約關係,母親可以主動尋求理念一致的保母作為育兒協力伙伴;若有不合,也相對容易中止關係而不必付出太高的成本。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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