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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民進黨政府翻修勞基法，理由是讓「勞資雙方」對於工作時間更有彈性，事實上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是給資方的彈性。整個民進黨的思維邏輯，就是以低工資、長工時的血汗經濟為主，以勞工的鮮血來救已經在生命末期的企業，跟以前的國民黨有何兩樣呢？

張烽益 /勞動與社會政策研究協會 跑步與路跑，是不同的。跑步有可能會是在封閉的田徑場當中，以正式競技規則的方式進行，也有可能只是個人隨意慢跑，跑步是一種強調個人肢體物理性動作的活動。但是路跑，通常意味著在開放的道路或山野，以各種不同任意性的自訂規則，所進行的一種集體性社會參與行為。  【台灣的路跑活動，逐漸走向資本主義化】 台灣全年路跑場次的爆增，網路報名的瘋狂秒殺，路跑商機的無限，這都是路跑資本主義化的結果。基本上，跑步這件事情，被商業化、市場化與資本主義化，雖然有部分學者認為，商業主義剝奪了運動的本質，削弱原本注重的社區與休閒性質，但是也有學者認為商業化是運動發展成一個產業的重要驅動力，會促進國家經濟發展[2]。  ◎從個人身體物理動作到集體性社會行為 筆者認為，路跑的資本主義或許會被銅臭味汙染其單純的運動本質，但如果控制得宜，卻也可能是萌生路跑運動普及化的新契機。商業競爭機制的引進，也可能導入運動管理專業化，強調顧客需求導向可能會吸引更多人投入運動，讓運動更加普及化，而這些正是過去長期以來，台灣路跑運動發展所欠缺的要素。 路跑資本主義化，改變了路跑的刻板印象，透過商業逐利模式的驅動，豐富了其面貌，吸引了新的潛在年青跑者，達到前所未有的參與人潮，使得「跑」不再僅僅是個人身體的物理性動作，而是資本主義商業邏輯的市場焦點，一個價格與利潤的計算標的。 路跑如何從一個單純個人身體的鍛鍊，逐步推向一個產業、一種生意、一種從中賺錢的資本主義化過程，嚴格來說是在最近這五年才突然大爆發的。筆者有幸親身參與並見證了這段發展史，本文將以第一手的觀察與統計資料，來初步探知這段歷程，並嘗試挖掘出其發展的社會脈絡。 ◎民間慢跑俱樂部的聯誼健身時期 筆者在2003年開始，為了與中年危機對抗，開始了以一雙跑鞋就能進行的最省錢運動----路跑。為了督促自己的可能怠惰，因此就報名參加了大台北地區的各式路跑賽，透過報名來砥礪外控自己平日可能疏於練習的惰性，後陸續在2004年完成首場半馬、2005完成全馬。  【筆者為了對抗中年危機，開始透過參加路跑來督促自己】 當時的路跑環境，比較起今日報名網路秒殺盛況，只能說處於一種高度單純跑步、非商業性的質樸狀態，大規模全馬賽事一年只有兩三場，其餘就是一些由各地長跑俱樂部自行辦理的中小型路跑賽，甚至也有少數的全馬賽事。 這些散落在台灣各地的長跑俱樂部，有些是架構在當地體育會之下，有些則是自發性組成，例如早在1963年就成立的北大長跑協會、1990年代左右陸續成立的永和、艋舺、土城等慢跑俱樂部、1992年成立的鳳山慢跑協會以及1995年的台中大腳丫長跑協會等等。這些俱樂部性質的團體，每日清晨或假日都有跑友在固定的場所團練，參與者大多以中高齡為主，其運作類似早覺會或山友隊的休閒、志工聯誼性質，以個人健身為目的。不過在最近台灣興起路跑熱之後，某些組織有轉型為專業路跑承辦單位的趨勢。 以本人居住的台北市為例，當時大多是台北市政府與路跑協會在各行政區舉行，大抵是數百人規模的路跑賽。參加者就自行到圓山中山足球場的路跑協會報名並現場繳費兩百元，然後賽前再來一次去領取號碼牌，整個過程沒有擁擠的人潮，一切以手工作業，沒有網路這回事。 到了路跑賽現場，俱樂部的成員都齊聚一角熱身寒喧，起跑點旁還可以看到一些賣跑鞋等相關跑步用品的小攤，主辦單位也不會驅趕，大家都相安無事，相互尊重，跑者也都會親切前往交談選購。而路跑賽現場，沒有晶片計時，而是以抵達終點領取名次卡，然後現場以點陣列表機列印成績，將長條的紙捲，張貼於公布欄，由跑者自行依照名次卡上的號碼，去對照成績。這是一個沒有宣傳花招、單純，甚至有點簡陋的路跑時期，那是一個單純跑步的時代。 ◎國家政治力動員的開始 國家為何要涉入運動，運動政治學者Barrie Houlihan認為有五種可能面向:一、早期為了維繫特定階級特權(例如狩獵)或基於宗教因素禁止某些殘暴運動。二、對國民健康與公共衛生有益。三、運動做為社會整合的工具，防止階級衝突擴大。四、做為軍事準備的工具。五、運動員的表現與國家在國際間聲望逐漸相關。六、促進經濟發展，使衰敗中的都市區域復活起來[3]。 那台灣呢?筆者認為與台灣民主化所帶來的激烈選舉競爭有關。過去的馬市長，現在的馬總統，就是一個最成功的案例。長期喜愛跑步的馬英九，在僅有行政經歷，毫無選舉經驗之下，靠著小馬哥的清新健康形象於1999年一舉當選台北市長，之後更於2008年當選總統。運動所帶來的選民良好印象與政治邊際效益，馬英九發揮到了極致。 台北市在馬英九擔任市長之後，為了推動市民的運動風氣，開始大力推動了一區一運動中心計畫。2003年，台灣第一座由政府興建的運動中心在中山區完工營運，台北市各區持續興建，2010年台北市第十二座文山運動中心完工，平均每座造價五億元，民眾使用費單次一百元，比起私人健身中心相對平價。根據北市府的統計，每中心每天平均有兩千六百人次使用。一河之隔的新北市，也起而效法，將規劃興建十四座運動中心，2012年底首座新莊運動中心開始營運，截至2014年底為止，已經有六座開始營運。  【國家在路跑風氣成形後，開始介入，例如大量興建運動中心】 資料來源：https://wssc.cyc.org.tw/IISystem/Portal/wssc/ 運動帶來身體健康，讓市民直接感受幸福感的有感政治學，市民的滿意度非常高，直接反映在各縣市排名評比當中之中。馬市長第二任任期的2003年開始，台北市政府在既符合市長清新形象又讓市民感受幸福的運動政治潮流下，在各行政區開始密集地主辦小規模的路跑賽，這是小馬哥邁向總統之路的開始。小馬哥透過路跑賽與市民面對面親密接觸，確立了小馬哥清新健康的形象，後來並成功進軍總統大位。而筆者幾度與馬市長並肩路跑，並與其握手，剛好恭逢其時，趕上這股台灣第一波由政治力發動的路跑潮。 這是一股由上而下，國家政治能量介入啟動的路跑潮，市政府藉此拉近了已經長久存在的民間長跑俱樂部社團，成功藉由路跑為媒介進行政治動員，在台北市各行政區密集地舉辦各區的小規模10K路跑賽，藉此拉攏各區慢跑俱樂部與地區民間社團，這種路跑賽的密度隨著小馬哥要參選2008總統大選的日子的接近而逐漸提高。 後來小馬哥成了馬總統，筆者記得他2008年5月就任總統之後，在七八月間還曾經參加過一次由市政府出發的10K路跑賽，結果筆者親眼目睹，起跑後在仁愛路的數千名擁擠的跑者人群中，馬總統被周圍起碼三十位特勤人員包圍，形成「籠中馬」而動彈不得的慘況，不過，那應該是馬總統最後一次親自參加大型路跑。但是，馬市長開啟的以政治力動員的路跑風潮，已經為下一波真正的路跑狂潮，打下群眾基礎與動員模式。 ◎政治力+商業力的路跑資本主義爆發期 根據台灣最資深的「跑者廣場」網站的統計，2005年每年台灣僅辦理42場路跑賽，2008年首度突破一百場然後逐年提高，2011年開始成長到約150場，到了2014年已經成長到448場。如此多的路跑場次，主版單位大體上可分為四類:一、民間公益團體，藉由路跑倡導公益活動。二、運動或商業品牌商，行銷自有品牌。三、各地鄉鎮公所或縣市政府，為了促進地方繁榮或政策宣導。四、直轄市政府，為了都市行銷，辦理之大型國際馬拉松年度賽事。而這些不同類型的主辦單位，大都委託中華民國路跑協會、地區性長跑俱樂部民間團體或運動公關行銷公司等單位辦理賽事。 圖一、近年路跑活動舉辦場數 資料來源:跑者廣場全國賽事統計(http://www.taipeimarathon.org.tw/contestnew.aspx) 由於台北市長小馬哥的成功經驗，各地方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公所開始紛紛仿效，政治資源的引進，讓承辦活動團體有了龐大商機，從各地舊有的慢跑俱樂部、經驗最豐富的中華民國路跑協會，到雨後春筍紛紛新成立的運動行銷公關公司，紛紛投入這個龐大的商機當中。另外，光是委託辦理網路報名，賺取手續費，也都能成為一種新商機[4]，各種更多元的網路、超商等報名機制的出現，也讓跑者對於參與路跑賽的可親近性大幅提高。 國家機器的動員，導因於台灣政治競爭的激烈，各階層民選首長面臨定期改選的民意考驗，被要求政績表現，被要求媒體曝光，因此如何「被看見」就成了政治力驅動路跑的動力來源。而大型路跑賽，使用既定馬路，可說幾乎不須新增成本，僅有封路與維持交管的成本，比起辦理大型博覽會或展覽等吸引大量人潮的可見行政績而言，辦理路跑簡直是簡易低廉太多，而且舉辦成功，還可額外收取廠商冠名的贊助費用。 因此當首長在數萬名跑者的眼珠注目之下，致詞鳴槍起跑，成績不重要，人潮才重要，因為人潮的效應，帶來眼珠，自然引發廣告商機，因此，如何衝高單位時間與空間之內的最高人數，這種群眾經濟學的盤算，就引發贊助廠商的下場競逐利潤。算人頭的報名費三級跳，逐步提高到超過千元，這是最直接的反應，但是即使如此依然報名秒殺，瞬間額滿。各種精美的贈品，開始精品化，以吸引跑者報名，到後來甚至是為贈品而跑的反客為主的商業消費操作。 根據圖二，從歷年台北國際馬拉松當中，於大會規定時限內完成半馬與全馬的跑者人數來看，2005年僅有5915人，但是到了2009首度突破一萬人達到10475人，2013年更突破兩萬人，達到20176人。以台北國際馬拉松為例，如果再加上9公里競賽組，以及3公里的現場報名趣味組，2014年的台北國際馬拉松，號稱現場超過十萬人的盛況。這一個在一定時間、有限空間內群聚十萬人的潛在經濟規模產值，所帶動的運動相周邊產品的商機效應，絕對是主辦單位向各廠商收取廣告贊助費用的最有利籌碼。 圖二、歷年台北國際馬拉松半馬全馬完賽人數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路跑協會 註:台北馬拉松大會規定時限，半馬為三小時，全馬為五小時三十分。 根據業者的推估，台灣路跑人口約有40萬人，以每年投入衣鞋等裝備再加上參加路跑賽的費用，等於估計每年消費15萬元，等於一年有600億商機。[5]「中華路跑協會祕書長陳華恆也表示，其實彩色路跑和殭屍路跑在國外早就行之有年，反而台灣在最近幾年才搭上這股風潮，原因可能是因為許多廣告公司或行銷公司，發現台灣路跑活動逐漸盛行，嗅到背後商機，便利用大眾喜愛追求流行與新奇事物的心理，經由各式宣傳讓這些有創意的路跑活動變得盛行。[6]」 ◎國家力量的再規範(re-regulation) 當這個以國家資源為底盤，以市場商業邏輯為動力的全民瘋路跑的列車，高速前進之際，國家主體，開始感受到這個路跑資本主義過度發展，所引發的外部成本，必須由整體社會承擔，但民間業者廠商卻從中牟利的社會不公平現象。 在國外以彩色玉米粉噴灑跑者著名的彩色路跑(color run)嘉年華，在台北基隆河濱公園舉辦，賽後引發汙染疑慮，導致高雄場停辦的事件。還有苗栗神奇馬拉松沿途補給嚴重不足，跑者叫苦連天的爭議，太魯閣馬拉松因安全因素臨時停止全馬賽，全數改跑半馬，但卻不退還報名費，還有許多氣溫過高但路跑依然舉行，造成選手中暑危機等等層出不窮事件。這些因為衝高參賽人數，節省成本，過度利潤取向，偏離資本主義倫理。 因此在2014年7月，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協同體育署制定了「路跑活動參與者安全維護及權益保障應注意事項」，要求各地方政府納入自治法規，未來地方政府必須依此注意事項，審查路跑主辦單位所事先送審的實施計畫。這是國家開始進場，重新再規範(re-regulation)已經失序路跑市場的首部曲，這可能也是讓路跑這個資本主義市場，能夠持續發展的開始。 ◎路跑狂潮的社會脈絡 這股台灣有史以來最大的路跑熱潮，所推動的參與主體是誰?從圖三當中，可以看出，在以規模最大，每年在十二月所舉行的台北國際馬拉松為例，其在時限內完成半馬與全馬總人數的年齡分布可以看出，台灣路跑運動，在2010年開始快速年輕化的趨勢。 在2005年，40-49歲佔了29.5%的最大比例，其次是30-39歲的26.1%，再來是20-29歲的23.9%、 50-59歲14.4%。也就是說，大於四十歲與小於四十歲的跑者約各佔50%。但是到了2014年，30-39歲年齡層跑者已經成為主力，達到40.9%，其次為40-49歲的24.2%，再者是20-29歲的23.3%，也就是說，約有65%跑者年齡是四十歲以下的青年。青年大量參與路跑，改變了舊有地區慢跑俱樂部的生態面貌。 網路社群、企業內同事、或既有共同興趣的同好團體自行發動成立的路跑社團，還有針對上班族的自發性揪團夜跑活動，都如雨後春筍，遍地開花。年青人以其熟悉的人際網絡迅速串連，是一個無法抵擋的新趨勢。 圖三、歷年完跑台北馬拉松年齡組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路跑協會 註:此人數為半馬與全馬於大會規定時間內完賽者 不過，台灣急速風起雲湧路跑熱，青年大量注入路跑運動，成為主力成員，必須有特定的社會條件，政治力與商業力才得以動員起來，那其社會脈絡為何?筆者認為，必須從結構面與個體面分析。 首先在社會結構面上，台灣在2008年第三季經歷了全球金融風暴衝擊，九月份失業率一反常態，不降反升，提高到4.27%，然後一路飆升到2009年8月的台灣有史以來最高點6.13%。關廠歇業導致非自願性失業人數大幅增加，各大就業服務站大排長龍領取失業給付，2009年失業給付的初次認定核發件數也達到20.8萬人的歷史新高(2013年約7.4萬人)。 台灣社會在2009年的失業率高峰稍降之後，並沒有讓社會氛圍復甦，由於2009年4月政府為了搶救青年失業，以編列特別預算108億元，實施「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也就是企業雇用畢業青年政府補助2萬2千元，但這個22K方案，卻反而成為勞動力市場市場的破盤價，拉低原有的青年薪資水準。 ◎崩世代降臨與路跑世代崛起 … Continue reading 「路跑」的資本主義：台灣本地的初步觀察 →

鄭志鵬 ／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社會學研究所 不知道大家是否還記得2013年4月在院線上映的《台灣黑狗兄》這部紀錄片，片子內容談的是彰化社頭一個中小型企業規模的織襪業者，在面對全球化市場競爭時拒絕就此走下世界舞台的故事。在片尾，那個將自己的名字以台語發音英譯的台灣音樂創作人林強改編了他23年前的成名作〈向前走〉，以沒有vocal的方式處理，即使tempo放緩，聽來依舊激勵人心。雖然少了他那十足道地親切的台語演唱，但是當音樂前奏響起時，我們的心依然輕易地被帶回1990年台灣那個風起雲湧的年代，政治、經濟、文化與社會的各個層面，所有一切的一切都在改變，而且總認為沒有什麼台灣人做不到的事，只要我們持續「向前走」，就「啥物攏不驚」。 【拼了命的台灣黑狗兄，未來經濟前景在哪裡呢？】 然而20多年過去了，為什麼〈向前走〉這首歌以及《台灣黑狗兄》這部片現在聽來、看來還是如此鼓舞人心？台灣在新自由主義當道的這些年來，偏向財團化的政府政策，使得經濟停滯不前與貧富差距擴大，接踵而來的工作貧窮化與少子女化，更讓社會普遍瀰漫「崩世代」提前來臨的末世氛圍，這也是《台灣黑狗兄》與〈向前走〉能夠獲得許多人共鳴的原因。台灣人從來就不怕挑戰，但這並不是說台灣人就不懂得擔心與害怕，而是在困境中，我們經常愈挫愈勇，那種「打斷手骨顛倒勇」的精神，不正是台灣島民長久以來的最佳寫照。我記得當時有許多名人推薦這部紀錄片，連總統都親自跑到社頭傾聽業者的聲音，想要挽救這個「襪子王國」。 ◎台商生產的遊牧轉進 彰化社頭之所以有襪子王國的封號是因為台灣每生產十雙的襪子當中就有八雙來自社頭，全鄉大約有四百家製襪工廠，全都是中小型企業，而全鄉四萬四千人中有一半左右的人口都是依靠這個產業維生。不僅如此，根據2013年《商業週刊》第1323期的報導，在1990年代初期以前，台灣一直都是全球襪業中輸美金額最大的國家，而這種台灣經濟奇蹟的經驗同樣可以在製鞋、成衣、玩具、眼鏡、雨傘等勞力密集型產業中見到。後來這些原本聚集在中台灣的外銷產業因為勞動與原物料成本的上升而西進中國，再加上加入WTO與做為台灣主要競爭對手的韓國持續不斷累積FTA簽訂數，使得留在國內沒有移動的眾多台灣黑狗兄們必須苦思轉型之道。與此同時，台灣以往的世界工廠地位也讓位給對岸的中國以及鄰近的東南亞國家。 因為便宜的勞動力與寬鬆的環境、土地與勞動法規，使得中小型的台灣製造業者到中國之後搖身一變成為大型甚至巨型企業，例如製鞋業的裕元與電子業的富士康，雇工人數動輒數萬人以上起跳。但是好景不長，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發生與中國調控體制（regulatory regime）的轉變，包括稅制與勞動合同法的出台，再度讓台商深陷經營危機之中，「台商大逃亡」一時之間成為兩岸坊間雜誌的流行用語，彷彿逐低工資而居的游牧民族是專職代工的台商擺脫不了的宿命，而這些游牧台商也已經開始尋找下一個可以成為世界工廠的珠江三角洲。「回家」，是台商其中的一個選項，只是今年的頂新油品事件讓我們擔心返鄉的可能不是鮭魚，而是鯊魚。   【經濟大撤退：東莞某台資電視機製造企業現場，金江波攝】 資料來源：http://vision.xitek.com/famous/200904/21-16945_2.html 只是不管是留在台灣的黑狗兄們還是出外打拼的台商，如果要存活下來，都必須面臨產業轉型升級的挑戰，而這種轉型升級的想法其實是來自於台灣製造業者長期以來都處於全球商品鍊（global commodity chain），也可以稱為全球供應鍊（supply chain）中間端的位置。 ◎作為全球商品鍊一環的台商 全球商品鍊是一個跳脫國家、以個別產業作為分析單位的理論觀點，它論證說明一項商品從上游的設計製造一直到下游的零售行銷過程中，在不同地區負責不同步驟的廠商已經「鍊結 chained」成一個跨地域性、彼此相互依賴的交易網絡（Gereffi and Korzeniewicz 1994）。基本上，這個跨國交易網絡結構依行動者權力關係可以分成生產者驅動（producer-driven）與買者驅動（buyer-driven）這兩種類型。在生產者驅動的商品鍊中，擁有關鍵生產技術的廠商不僅可以控制商品鍊的運轉，也掌握了最多的利潤分配比例，像是資本與技術密集的航太、汽車與半導體產業便是屬於此種類型；相反地，在買者驅動的商品鍊中，掌控商品鍊與最大利潤的是不涉及生產領域、但卻占據設計研發與銷售通路端的品牌商、貿易商與大型零售商，鞋業、成衣、玩具與消費性電子產品等勞力密集型產業便是歸在此類，而擅長OEM代工的台商被鑲嵌入全球分工市場的途徑正是以買者驅動為主的商品鍊類型。 處在商品鍊不同位置的廠商，其利潤獲得的情況都不一樣，以中國鞋業為例，台商的接單價格通常是產品售價的15%-20%，亦即，國際買主擁有售價的80%-85%。例如一雙零售價100美元的鞋子，台商的代工價格是15-20美元，國際買主則擁有80-85美元，而台商拿到的這15-20美元除了支付原物料費用之外，還要負擔龐大的勞動力成本。這些台資鞋廠通常都是數萬人以上的大廠，更不用說全世界最大的鞋廠裕元集團（台灣母公司為寶成）全球雇用員工人數大約40萬人左右，在這種計算公式下，每個工人可以分配到的利益可想而知是少之又少的，因此勞資糾紛也幾乎是可以預見的結果。2014年4月發生在東莞高埗、參與人數高達三至四萬人並且持續將近一個月時間的裕元鞋廠大罷工即是一例，但這將不會是游牧民族台商的最後一個案例。 同時，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台商想要進行產業升級轉型的原因，希望能夠向上提升自己在商品鍊中的位置，將自己推向附加價值高、利潤所得分配豐厚的那一端，於是經營通路或者是自創品牌便是許多台灣製造業者的夢想。不僅大型企業集團如此（例如宏碁的Acer與宏達電的HTC），《台灣黑狗兄》的主角李東林也正在往運動襪的品牌之路邁進。今年底剛接任台灣紡織業拓展會董事長的詹正田在一篇報導中也說：「我們輸，就輸在品牌。」台灣的機能性布料是全世界做的最好的，今年世足賽有10支參賽隊伍穿的都是百分之百台灣製造的環保塑料（PET）球衣，但是沒有品牌等於都是在做代工，是沒有利潤的生意，賺大錢的都是國際品牌，台灣紡織業者只能賺微薄的小錢，永遠走不出去，因此希望由政府主導成立一個台灣服飾品牌，整合產業上中下游，把企業做大，這樣才有辦法與國際品牌競爭。不過，台灣嘗試做品牌的過程一直不是非常順利。   【自創品牌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資料來源：http://buzzorange.com/2014/11/17/taiwanese-textile-industry-need-a-brand/ ◎自創品牌不是台商的唯一出路 我以前也會覺得台灣產業的未來出路一定要做品牌，但是世界品牌能有幾個！而且打品牌的費用也不是台灣的中小企業可以負擔得起的。當然，動用國家資金的挹注是其中一條可以考慮的道路，而且有了品牌還可以替台灣爭取榮耀，但問題是這種因仿效韓國國家扶持、透過挑選贏家（pick winner）的「民族品牌」策略而出線的大型企業，本身的利潤分配不見得有利於一般工人及社會大眾，更不用說台灣的產業結構與韓國有很大的差異，我們依舊仍是以中小企業為主。根據經濟部中小企業處2013年發佈的統計數據顯示，台灣製造業的中小企業家數仍占全部企業的96.9%，雇用人數也占製造業總人口數的73.48%，因此即便現在政府官員的目光全部都落在所謂「高科技」產業這些大型企業身上，台灣的經濟轉型還是應該將為數眾多中小企業的未來發展需求放在優先考慮的對象才是正道。 當然，這並不是說台灣就不能夠做品牌，而是做品牌不應該是台灣產業轉型的唯一出路，因為產業轉型升級路徑的選擇必須鑲嵌於在地的社會結構。而台灣的產業結構既然是以中小企業為主，那我們就必須認真思考什麼樣的發展路徑對中小企業的未來是有利的，一昧迷信大企業的光環，有可能會破壞台灣原先具有的比較制度優勢。因此回顧歷史是重要的，它可以幫助我們釐清未來轉型的利基（niche）所在。 根據國內學者的研究，台灣中小企業的發展模式一直被認為是一種「小而美」的網絡式組織型態，它所擁有的生產彈性與效率，更是台灣的中小型廠商之所以能夠在多變的國際分工市場上取得利基的重要因素。其中廠商之間因為長期人際互動所發展出來的信任關係，促成台灣製造業者不論是在訂單的轉包、人才資訊的流動與買主趕工的要求等各方面，都能夠相互協助，發揮「魚幫水，水幫魚」的競爭優勢，不被其他後進的發展中國家追上。雖然這種發展模式後來因為1980年代中期以後台商的南進與西進而遭受到挑戰，但是中小企業聚集的大台中地區仍是台灣一個重要的出口基地，像是工具機、自行車與薩克斯風產業等。況且許多研究也進一步指出，從事製造的中小企業不僅可以提供大量的就業機會，而且也可以維持較為均等的所得分配，並且是許多技術創新的主要來源之一（Piore and Sabel 1984; Saxenian 1996; Herrigel 2010）。 換句話說，如果我們要找一個台灣未來經濟發展可以參考的典範，以大型企業主導的經濟體系，例如我們長期以來的出口市場美國與競爭對手韓國，可能就不是那麼適合。然而同樣也是以中小企業為經濟發展主體的德國，或許是台灣可以學習借鏡的對象，而這幾年在西方管理學界引領風潮的「隱形冠軍」製造業模式便是以德國當作是討論分析的範本。 ◎隱形冠軍的可能性 在Hermann Simon（2009）的研究中，所謂的隱形冠軍指的是一群專精於特定技術並且鮮為人知的中小企業（當然每個國家對於企業規模的定義並不相同，這本書是以《財星》五百大企業作為比較標準），員工人數並不多，但市占率高。如果以地區來區分，德國的隱形冠軍所占比率最高，達48%，亦即，在全球2734個隱形冠軍中，有1307間企業來自德國，對Simon來說，是這些中小企業而不是大型企業，使得德國能夠在後國際金融危機時期依舊維持強勁的出口競爭力，員工的生活與福利不至於受到太大的衝擊。而這些分布在世界各地的隱形冠軍之所以鮮為人知是因為它們生產的並不是終端的產品，而是關鍵性的零組件與專業性的配件，所以我們很容易會忽略它們的存在。   【台灣以網絡為主的生產體系，是否該走追求隱形冠軍的模式？】 Simon在書裡面提及隱形冠軍企業的競爭力秘訣在於「持續專注在正確的事物上，每天在一些不起眼的小地方做出改進。」從經濟社會學的角度出發，我們便會想要知道是什麼樣的制度與結構，使得這些中小企業能夠持續專注在特定事物上，並且追求技術深化這種漸進式的創新（incremental innovation）。答案在於資本主義的多樣性（varieties of capitalism）。 資本主義多樣性這個理論觀點起源自一群政治經濟學者認為一個國家的經濟成長無法完全由技術、勞力與資金等因素所決定，與生產相關的制度環境對國家經濟表現的貢獻同等重要（North 1990; Hollingsworth and Boyer 1997），因此，我們有必要瞭解網絡、協會、工會與國家等這些行動者交織而成的制度環境對企業生產與交換過程產生的影響。而在資本主義多樣性觀點中（Hall … Continue reading 台灣黑狗兄的經濟未來：隱形冠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