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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婚姻制度都是歷史偶然:解構反同婚神話

王宏仁 /中山大學社會學系 反對同志婚姻的團體,最喜歡講保衛傳統家庭價值了,例如最近副總統陳建仁在接見反同團體後,接受訪問時說:「我們必須在台灣文化和對家庭、婚姻價值的理念脈絡下去考量同性婚姻。」大法官釋字第 554 號「婚姻具有維護人倫秩序、男女平等、養育子女等社會性功能」。但是,什麼是台灣文化的家庭、婚姻價值呢?什麼是「人倫秩序」呢?難道是反同婚團體說:「一男一女的婚姻具有自然生育與教養子女的功能,使得社會一代又一代地延續下去」嗎? 這種訴諸「傳統、自然」的說法,其實就是羅蘭‧巴特說的神話論述:「神話的任務就是讓歷史的意圖,得到自然的正當性,讓偶成的事件看起來像是永恆的事物」。反同團體目前的歷史意圖,就是讓大家相信:婚姻本來就是一男一女的,家庭有「自然的」生育跟教養功能,透過這樣的論述,讓偶成的一夫一妻制度、自然生育養育的神話,成為永恆。 【中國人是兩個同性男人的子孫???好可怕的神話啊!】 資料來源:http://www.plurk.com/p/e595vo 大家都知道一夫一妻根本不是台灣的傳統,三妻四妾多的是,童養媳、過繼習慣也滿地是,沒有什麼「自然」生育跟「養育」的事情,例如才不過70年前的日治時期戶口登記,「妾」可以是合法的婚姻,另外還有許多我們現代人無法理解的家族關係登記,例如螟蛉子、養女、私生子、庶子、媳婦仔、從兄、從兄違、、、,這些多元家庭的故事,就留給其他作者來說。 這裡我們要講的是「自由結婚、自由戀愛」。透過百年前,一些衛道人士論述「自由結婚與戀愛」的報章文章,來看看當時「正常的、自然的、傳統的家庭價值」是什麼?也看看當年「從古至今不變的家庭價值」,如何在1970年代的短短十年間崩解,甚至我們都已經忘記,台灣曾經歷過很長的「奉父母之命,憑媒妁之言」年代。 ◎你們竟然要自由結婚,跟禽獸不是一樣嗎? 傳統台灣漢人的男女婚姻,不論是成年男女、童養媳或招贅婚,基本上都是兩個家庭的結合,男女雙方的婚姻締結是取決於雙方的父母。日本殖民台灣之後,仍保留這樣的慣習。台灣總督府法院在1908年的判例說:「依據(台灣)舊慣,婚姻或離婚非僅依當事人之意思即可成立,尚須遵從尊親屬(一般是父母)之意思。」也因為有這種習慣,才會出現不經過父母同意而雙方「私奔」這種字眼。還有,夫妻要離婚,也不是隨便就OK的,還必須父母同意才可以,這種奉父母之命的異性戀婚姻,可是維繫了好幾百年的傳統啊! 此外,日治時代民法規定,男子30歲、女子25歲以下,如果要結婚,必須經過「戶長」的同意。也因為如此,即使有自由戀愛,但父母仍然掌握了關鍵的否決權,以自由戀愛為基礎的婚姻,在當時可以說根本不存在。 那麼婚姻的意義,在當時是如何看待呢?在明治40年(1907)七月十六日,台灣日日新報的一篇「議論」,發表有關於「自由結婚辯」,一開頭就寫「有人來問我關於婚姻的事情,如果不是父母的命令或媒妁之言而結婚的,以前的人就鄙視之,稱做『野合』(不是打野砲的意思喔,是指跟野獸一樣的交合),但是現今卻說是自由、文明。、、、那麼婚姻到底是為了什麼呢?它不單只是為了男女兩個人,而是為了子孫延續、為了社會成立、為了國家保存、為了造化自然。如果僅僅只是為了男女『一時情緒的偏差』而結婚,那實在非常偏頗。、、、如果忘記上述的原因,就會變成『無紀律之民、無秩序之世』,跟禽獸有何差別呢?」 這種看法,跟一個世紀以後的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反對同婚說法,一模一樣。在「台灣基督長老同性婚姻議題牧函」一開頭就寫道:「婚姻與家庭是人類社會最重要的制度之一。婚姻是指一男一女成人自願的結合,以共同生活為目的,並獲得社會和法律認可的獨特關係。在婚姻關係中,經由夫妻性行為,就有自然生育子女的可能性,因此婚姻關係可能發展成為父母與子女的家庭關係。因為婚姻具有生育與教養子女的功能,而生育與教養子女使得社會一代又一代地延續下去,所以全世界各國皆立法保障一男一女的婚姻關係。」 它一開始就先下定義什麼才是「自然的」,所謂的「自然」,就是一夫一妻制度,而且要「自然生育」。不過這個定義,不僅一點都不符合台灣的傳統(一夫多妻妾),也忽視過去半世紀來生殖科技為人類帶來的影響,例如試管嬰兒一開始也被視為「違背自然」,因為沒有夫妻之間的性行為,但現在還有人會說使用試管嬰兒生小孩的人不自然嗎?此外,該論述也訴諸「自然一代又一代延續下去」,跟百年前反對自由婚姻的說法,是不是一樣?百年前只有聽爸媽的話,人類才可以一代又一代的延續下去,現在則是要聽基督長老的話,人類才不會滅亡。 你還會相信這種神(ㄍㄨㄟˇ)話嗎? ◎自由戀愛的兩人,跟娼妓嫖客有何兩樣! 那麼現在社會所讚賞的自由戀愛,當年的社會是如何看待呢? 1926年的台灣日日新報作者楊鐘鈺寫道:「如果婚姻不聽父母的話,也不問對方的階級跟德行,而號稱是自由戀愛,這樣子的兩個人,跟嫖客、娼妓,有何不同呢?我還沒看過嫖客跟娼妓會孝養其父母舅姑的!」這種將「不符合社會期待的愛情」,貼上「娼妓、嫖客」的標籤,跟現在反同論述,把同志愛情貼上「愛滋傳染、性濫交」標籤,是不是很類似?反正反對的一方,一定要把非常規的愛情,跟非常規的性行為,扯在一起就是了。 另外一則自由戀愛的新聞標題是:「女子絞殺剛出生的嬰兒,丟棄在廁所,自由戀愛的悲劇」,描述一位18歲女性與23歲情人未婚生子,因為擔心養父母發現,而絞殺剛出生的嬰兒。仔細看報導內容,關鍵在於養父母要求23歲的男子必須給聘金600圓才肯讓他們結婚,在1917年的公學校教員,一個月的薪水才17圓;在1930年代,一個月20圓即可溫飽。因此家長跟男方要求600圓的聘金,根本就是故意阻撓,這名男子拿不出來,因此女孩就被養父母關在房間不得出門。悲劇是來自於自由戀愛還是父母? 當時的報章報導「自由戀愛」或「自由結婚」時,有兩個特點:首先、幾乎都是一面倒負面消息,就蒐集到的50則新聞中,只有一則新聞是比較正面地報導「自由戀愛」,其他的新聞如「高工學生被退學,中自由戀愛毒」、「自由戀愛,產下一女,男竟娶他女」、「便所內捉姦,青年自由戀愛」、「離婚多是自由結婚者」、「高雄市內一對青年男女,自由結婚不成,投西子灣而死」、、、等。自由戀愛被看成是「中毒」、悲劇人生的開始,或只能在廁所偷偷摸摸的進行。 第二個特點就是,如果出現悲劇的情節,幾乎都是一個模式:蠢女人跟壞男人,這個蠢女人可能是被「市井無賴少年誘拐去」,或者因為高唱自由戀愛的新時代女性,但「見識不足」,悲劇收場,例如報導一例為:「自由戀愛結婚未久,便惹起離異訴訟,見識不足少女極宜鑒戒」,描述一位在台銀桃園支店工作的女性,被「打扮的光鮮亮麗的青年簡慢居所迷惑,膽敢違背父母之命,把這麼好的工作辭掉,以達成她的自由戀愛願望。但是她卻不知道,這個男子根本就是遊手好閒、揮霍之徒。唉,青年的見識不足,只為了一時之間的愛情,不考慮將來的結果,造成今日這種後果,真一失足成千古恨也!」 ◎所有的婚姻制度,都是歷史的偶然 由此可見,在1945年之前的台灣社會,所謂的「傳統」且「自然」的婚姻,就是要聽爸爸媽媽的話,透過媒人婆,找到階級相當的人來結婚。如果膽敢高唱「自由戀愛、自由結婚」,那就會「嚴重影響家庭價值、社會文化、倫理道德、教育、兒童福祉、社會和諧,甚至是人民的身心健康!」(套用反同人士的話語!)好可怕啊~~難怪許多家長都被嚇得要去學校抗議性別平等教材。 但是那些反對自由結婚、自由戀愛的衛道人士,大概無法想像,才幾年的光景,他們的玻璃心就碎滿地了。根據2001年的台灣社會變遷調查資料統計,在1950年以前出生者,仍有高達47%是相親或媒人介紹,有8%是父母安排或介紹,這兩者加總起來就高達55%了,自己互相認識而結婚的才16%。但是才不過十年的光景,隨著台灣經濟在1965年之後快速發展,城鄉移民快速增加,傳統的媒人或父母介紹的比例,急速降低到17%,自己互相認識的比例急速增加到44%。1950~59出生的人,20歲的時候就是1970~79年,也是台灣城鄉移民跟經濟發展最急速的時候,整個婚配過程也急速變化,透過父母介紹跟媒妁之言而認識結婚的比例從此再也沒有回升過了。 台灣社會從此進入這些衛道人士所擔心的恐怖世界:「無紀律之民、無秩序之世」,再也回不去了,好悲慘啊! 【不同年齡層,結婚雙方的認識方式】   「先自由戀愛而結婚」的意識形態跟實作,是非常晚近的事情,它是整體社會制度變遷,特別是工業化發展,提供個人可以脫離家庭經濟生活而財務獨立,才可能出現以個人主義為主的自由戀愛跟婚姻,這個現象跟西方、日本的發展相當類似。同樣地,同志婚姻也是在社會變遷過程中,逐步成為新的一種家庭組織形態,它就如試管嬰兒、代理孕母的新現象一樣。目前反對同婚的說法,除了「自然」、「傳統價值」之外,還能拿什麼來說嘴呢?唯一的只有道德式,而且是「唯我獨尊」的三流道德式說法而已,在一個社會已經發展到分眾、多元、龐雜的時代,用單一的道德觀來抵擋歷史的洪流,也是註定被輾壓過去,而且成為未來的笑柄而已! 如此而言,號稱全面執政的民進黨,你們執政的基礎,還是建立在這些三流的道德論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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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性戀常規性下的民調政治:解讀老綠男

陳美華、吳秋園/中山大學社會系 關心同性婚姻立法的朋友今天早上一定都注意到一項由台灣民意基金會董事長游盈隆發表的最近民調報告,結果是有46%贊成,反對的佔45%。這很明顯是個五五波的民調格局。 但接下來我看到的公視午間新聞的畫面中,游盈隆面帶微笑地說出令人震驚的話:「立法院通過(同婚修法)就是個十級的大地震,會對全台灣造成很大的衝擊」「我想我們還沒有ready!」。其它媒體的報導中,游盈隆利用少數強烈反對的聲音把這種五五波的均衡態勢與過往三十年間激烈的統獨爭議對比,並將這五五均勢激化為「令人不可置信的強烈穿透所有不同類別的群體」。 【目前對於同婚的辯論,已經延伸到街頭的抗議】  ◎激化對立的老綠男民調解讀 事實上,這份民調中,比較大的差異出現在性別(女性比男性支持同婚)、教育(高教育程度比較支持)與世代(40歲以下的年青人比較支持)差異,而這些數字怎麼會得出一個同婚議題的對立是「強烈穿透所有不同類別群體」,甚至將引發十級大地震這種近乎召喚性道德恐慌的結論?這個發佈民調的記者會,不論是發佈的時機點、發佈的語調與陣勢,都已經不是在「客觀的」呈現國人對同婚的民意趨向,而是政治性地激化同婚與反同、恐同社會對立,並且在五五波均勢中為反同、恐同勢力加持造勢。 游盈隆這份民調說來其實並無新意。2012年台灣社會變遷調查即已針對同性婚姻的問題做過全國性的社會調查。中研院社會學者鄭雁馨 (Cheng et al., 2016)也針對調查結果,發表了相關的文章,她的研究顯示,教育程度越高越支持同性戀,同時年輕族群比年長者支持同性戀,預期未來隨著人們受教育程度提高、世代替換,台灣整體的同婚支持度也會提升。 民調結果有很多種詮釋的方式,游今天選擇了一個最糟糕的解讀。事實上,此時此刻的民進黨最需要關注的,是長期支持民進黨的年輕選票在這件事情上的態度。目前被追討黨產的國民黨,過去二十年間如果曾經關心年輕人在社會、政治、經濟等課題的需求,以及社會上求改革、求進步的聲音,它就不會淪為今日國會的少數黨。此時此刻的民進黨,如果還以為可以隨意操弄、解讀民調,那麼準備步上國民黨同一條路吧。 政黨、政治人物愛用民調,因為存在著非常彈性、龐大的詮釋空間。事實上,只要當權者不喜歡,再高的民調都可以被理解為「沒有社會共識」,例如馬英九執政時,內政部針對性交易做的民調中,83﹪的民眾同意「政府設置專區管理」,但不敢負政治責任的政府,在府院黨的運作下通過一個既罰娼又罰嫖的社維法;五五波的民調,竟然可以被游解釋為「零共識」,那麼阿扁總統大選2000年的票只有39%,也可以解釋為「零共識」,而讓他當選總統嗎? ◎理性解讀民眾的同婚態度 事實上,即便是五五波的格局,在台灣都不是均質的存在,各區域立委的選區也並非如游所講的都是高度對立的態勢。讓我們用客觀、理性、平穩的語調來呈現我們所知道的台灣民眾態度。 對比游盈隆以電訪進行系統抽樣[1]的調查結果,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性別組2012年時曾經以面訪方式調查台灣民眾對同性婚姻的支持度,為避免各縣市樣本數過低導致標準誤及信賴區間擴大,本文將台灣各縣市編為六大區域,分別是:北北基、桃竹苗、中彰投、雲嘉南、高屏以及宜花東。 【台灣各地區對於同婚的支持比例,幾乎都超過了五成】  資料來源: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2012)性別組 首先,先以地圖對各區域同性婚姻支持度分布,作鳥瞰式的觀察,我們可以發現,北北基區域在同性婚姻的支持度為各區域之首,高達60.4%的北北基民眾支持同性婚姻,即使在考慮抽樣誤差後,信賴區間仍明顯高於五成五以上(95%信賴區間為:56.5%-64.2%)。接著,沿著西部往下,在桃竹苗、中彰投區域可以發現對同性婚姻的支持度雖有微幅下降,但支持度仍保持在五成以上。唯一跌破五成的是雲嘉南地區,支持度僅有44.5%,在該區域中以台南市支持度最低。而高雄、屏東兩縣市支持比例則相當相似,整個高屏地區支持度為56.0%。而雖然地圖上花東地區支持度亦有五成(恰好為50%),但由於該地區在調查中樣本數僅有78人,因而標準誤擴大,不宜進行推論。 整體看來,各區域支持同性婚姻的受訪者佔居多數,且以台灣整體受訪者對同性婚姻支持比例也有55%。由於分析中採用分類為支持、無特定立場、不支持三派意見,因此我們從另一個角度考察,明顯表態不支持同性婚姻的比例為何呢?從調查資料可以得知,這個比例,與支持同性婚姻的比例,呈現相反的趨勢。但值得一提的是,在台灣西部地區,不支持同性婚姻比例從最低的北北基(24.94%)到最高的雲嘉南(42%),在考慮完信賴區間後,沒有任何一個區域不同意比例跨過五成。亦即,台灣西部地區受訪者並未有明顯不支持同性婚姻的趨勢[2]。 【台灣西部地區受訪者並未有明顯不支持同性婚姻的趨勢】  ◎性別化的反同婚態度 以上數據顯示,台灣對同婚並未如游所呈現的那麼高比例的反對。其次,游盈隆並沒有告訴我們,為什麼女性比男性較支持同性婚姻。筆者和王維邦[3]新近的研究恰恰可以回答這個問題。我們的研究也是以2012年社會變遷調查的資料為基礎,同時檢測國人對婚外性行為與同性性行為的性態度,結果顯示,國人對這兩種不同的非常規性實踐(non-confirming sexual practices)態度,呈現顯著的性別化現象。 對婚外性行為而言,男性的支持度顯著的高於女性,但對同性婚姻的支持度而言,女性支持度顯著高於男性。我跟很多朋友談了這個研究結果,大家都表示「一點也不意外啊」,因為「反正男人好色」、「這個社會本來就允許男人在外面搞七捻三」。我的朋友們其實只解釋了異性戀父權社會中,性別階層或男女不平等,如何讓婚姻中的男性享有(外遇、一夜情、買春等)的性特權,但卻沒有解釋為什麼台灣男性比女性反對同性婚姻,而這也正是異性戀常規性(heteronormativity)得以持續的運作、維繫自身於不墜的主要原因。 如同女性主義者 (Ingraham 1994, 2005; Jagose 1996) 所指出的,異性戀常規性的運作建立在三組二元對立的階層劃分之上:(1)在性別的層次,區別「真正的」男人與女人,其餘都是性別偏差;(2)在性的層次,區分異性戀與同性戀,前者是「自然的」、「正常的」,後者「不自然」、「異常」;(3)在家庭組成上,區分「純正的」(genius)家庭和「偽」家庭,前者係基於血緣、法律所保障的家庭,後者是由各種基於友誼、社群網絡建立的家庭。 分析上,這三組二元對立各有其不同的政治,但經驗上,這三個不同範疇常呈現複雜的交織狀態,例如「性」總是性別化的,表現為男人可以、女人不可以,意即異性戀男性相對於異性戀女人而言,享有性特權。此外,人們的性別認同和性實踐緊密關聯,因而我們經常不只是做男人、女人,而是做異性戀-男人、異性戀-女人;這也是人們經常以性別偏差(娘娘腔、男人婆)來嘲諷同性戀,或者藉由羞辱同性戀以圖矯正他/她的性別。在此,異性戀男性的陽剛特質被奉為正典,而男同性戀者被貶抑為根本「不像個男人!」 【男性政治人物享有各式各樣異性戀情慾生活,但對同性戀人權保障則嗤之以鼻】  美國同性戀支持度的研究也顯示,異性戀男性因為較抱持傳統性別角色的關係,而顯著的較反對同性戀,意即異性戀男性相對於同性戀男人而言,他不僅在性的面向上佔居支配者的位置,也是「男人」正典;同時為捍衛「真男人」本色,常不惜攻擊、詆毁同性戀者。從而,異性戀男性在性這件事上,他經常是雙重既得利益者,對比於同性戀是優勢者,在異性戀體制內也是個優勢性別。也無怪乎,不乏男性政治人物,一方面享有各式各樣(外遇、一夜情等)的異性戀情慾生活,但對同性戀人權保障則嗤之以鼻。 ◎性公民權,要保障,不要表決 民調固然可以做為施政的參考,但當我們面對的是基本人權的問題時,它就不是一個好的佐證基礎。英國社會學家Ken Plummer (2003)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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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命,在異性戀霸權下

王宏仁 /中山大學社會系 何謂歧視?就是認為自己的命比別人更值得活下來。 被歧視的人並沒有做什麼事情,只是擁有權力的歧視者,選取任意的某種社會特徵加以標籤,歧視者利用這個標籤,用盡一切手段來保持自己自己的特權,並且不讓別人活命。 是的,我說的是「活命」,因為社會制度存在的歧視,使得許多人無法活命。   【1930年代的美國社會,為了守護白人的下一代,私刑處死黑人】  ◎性別的歧視 大家可能無法相信,在家暴法通過之前的台灣,男性是可以如何粗暴地對待女性。我沒有見過面的姑姑,十幾歲就嫁人了,出嫁之後,經常遭受家暴,有一次傷痕累累地回到娘家,說要離婚,但是我阿公說,你嫁人後再回來後頭厝,人家會看笑話,雖然不忍心,還是要她回去,過了不久,沒有生兒育女的她,就傳來死亡的消息。 那個是1950年代的故事,父權體制底下的性別歧視,讓我的姑姑無法活命。進入1970年代中期,有一位高教育的女性,走入我父親的律師事務所,問「要如何才能夠不被虐待她的老公離掉」。她說,她的老公認識一位小三,因此想盡辦法要跟她離婚,特別是用暴力手段。而這位太太在婚後就辭去工作,帶著幾個小孩,都還沒成人,所以她沒辦法自己獨立生活。她說,有一次她老公發了狠,直接抓住她的左手下半臂,就如折斷筷子那樣,折斷她的手臂。 父權結構下的性別歧視,讓這兩個女人都困難活命。 ◎種族的歧視 當漢人政府把核廢料,以欺瞞的方式,放到蘭嶼達悟族的土地上,這個政策與作法也說明了,政策制定者認為原住民的命,不如漢人重要,所以有害的放射物質可以丟到那個無力抵抗漢人國家的地方,而不需要問當地人的意見。種族歧視,讓當地原住民無法活命。  種族歧視的巔峰之作,當然是希特勒的納粹屠殺猶太人。誰應該被送進去集中營加以毀滅呢?誰可以繼續存活下來呢?判定的標準就是:沒有價值、不值得活下來的人,包含同志、猶太人、身心障礙者、老人、、、。  以下的一張圖片,是一位德國人跟猶太女性有婚外情,被掛上狗牌遊街示眾,上面寫著「我是污染種族的人」(Ich bin ein Rasseschänder)。在納粹的宣傳下,德意志亞利安民族是最強大、優秀的人種,猶太人則是骯髒、齷齪的,會污染純淨的種族。這個論調,跟最近看到萌萌猛傳的「同志婚姻會帶來可怕的社會崩盤」,如出一轍,例如我收到的LINE訊息寫:「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會反對修改法規,不是不接納這樣的人,而是,不可以為了同情尊重少數人,而瓦解了有史以來人類的人倫次序及規則。」運用同樣的造句法,德國納粹會這麼寫:「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會反對猶太人,不是不接納這樣的人,而是,不可以為了同情尊重少數人,而瓦解了有史以來人類的人倫次序及規則。」 【納粹德國時代,因為跟猶太女人有染而遭遊街示眾】  歧視讓幾百萬的猶太人喪命,也同時殺害許多同志。一位住在法國鄉下的男同志Seel,在德國納粹佔領該地區後,被送進Schirmeck集中營,某日早上,納粹召集眾人,準備公開處決某個人,被帶出來的,竟然是他的18歲同志情人。納粹脫光他情人的衣服,在他頭上戴上鐵頭罩,反覆猛烈敲擊他的頭,接著放出幾隻訓練有素的牧羊犬撲上去,將他撕裂咬死。  ◎性傾向的歧視 最近反同基督徒經常出現的一種論調就是:少數同性戀的人,霸凌、歧視多數異性戀的人。那麼我們可以反問一個問題:是否有異性戀者,因為受到同志的歧視而自殺呢?跪在立法院前面的這些號稱充滿愛心的基督徒,你們有被同性戀者歧視過嗎?周遭有人因為如此而無法活命的嗎? 我有一個非常優秀的同班同學,出國念完博士回國後,就埋頭在無窮止盡的工作中。他心中藏著的一個秘密,從來沒有跟人談過,甚至可以說,這個秘密已經造成他日常生活上的無限恐慌。為了掩飾自己的同志傾向,他曾經交過女朋友,假裝喜歡AV女優片。但是這樣子的雙面生活太痛苦了,有一天,他獨自開著車子,開進了高屏溪的河床,在車子裡頭坐了一天,考慮是否就此沈入水中。可惜,他沒有辦法活命到看見同志婚姻法律修改的一天。 另外一個學妹,她說她從國中起,就跟同校的同班同學交往,這個女同學非常man,很受同學的歡迎。她說,她的女伴在國中非常好動、會捉弄人、大聲吵架,但有時候就搞自閉,自己一個躲在操場仰望藍天,不准別人接近。後來這位女同學因為家境關係,去唸了職業學校,兩個人的感情也是on-off-on-off,中間對方還鬧過幾次自殺。一直到我學妹已經28歲的時候,決定要做個了斷,問她是否還要在一起,否則這樣子下去也不是辦法。學妹抱怨,每次要碰觸她的身體的時候,對方就找許多理由不讓她碰觸私處。到通牒決定談判的那一天,對方才把隱藏在心中將近三十年的秘密說出來:其實她有男性的生殖器官。 異性戀霸權的歧視壓迫,造成了多少人喪命呢?20年前的兩位北一女女生戀情,不見容於社會而選擇燒炭自殺,屏東的葉永鋕因為性別氣質不符合異性戀霸權的規訓而身亡,邱妙津的鱷魚手記詳細記錄了每天活在異性戀霸權陰影下的生活,最後也選擇了自殺,這些都是歧視造成很多同志無法活命下來的故事。  ◎放任異性戀霸權繼續殺人 美國麻薩諸塞州在2005年對學生做過一個調查,想了解非異性戀的學生(gay,lesbian,bisexual,簡稱GLB)他們面臨的風險。底下這個表格可以看到,四分之一左右的非異性戀學生,試圖想要自殺,但是其他類別的學生,只有5.7%。佔優勢位置的異性戀者們,應該完全無法體會那種每天面對恐懼、被霸凌的壓力。在一個充滿暴力(包括肉體的與精神的)環境活命下來,這個過程本身就是很殘酷的生命歷程。許多同志說,能夠活到這個年紀,真的是奇蹟!(參考高穎超的文章:給生命邊緣的年輕同志)!  【2005年美國麻州調查非異性戀學生遭遇的風險】  柯文哲說:自由是以不侵犯他人自由為範圍,對於同性婚姻,他沒意見,但若同性戀進入學校教材就要討論了,「因為侵犯到反對者的自由」。他作為一個異性戀的優勢者,從不曾質疑為何人們自出生以來就被各種歌頌異性戀一夫一妻是如何正常、如何的自然、何其偉大的各類文化產品、媒體宣傳以及國家體制所淹没?他完全無視同志學生在這種獨尊異性戀的體制中,所遭受的壓迫與折磨。在美國社會,對於同志婚姻都已經比較容忍了,但是學校的調查都呈現非異性戀的學生必須面對相當高的風險,那麼台灣的情況,不透過教育來改變歧視,那麼就是繼續放任殺人。 是的,社會上,已經多少人因為歧視而喪命了,繼續維持目前的異性戀霸權歧視,也就是容忍這個社會繼續在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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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學知識、生殖科技與少子女化的東亞

黃于玲/成功大學醫學系、吳嘉苓/台灣大學社會學系   前言 東亞是全世界晚婚不婚、少生不生最顯著的區域,各方也在探索理由,思考對策。大部份的社會科學研究,是從社會價值改變、性別分工特性、經濟上的不平等,以及社會福利政策缺失等等來理解此現象(Raymo et al. 2015)。例如,有些研究顯示,即使人生的選擇多樣,東亞對於婚姻與育兒的價值與做法仍然十分傳統,國家仍採取「家族主義的社會福利政策」,照護、教育與住房常需要個別家庭支出,這使得「進入婚姻、養兒育女」的選項,變得十分缺乏吸引力。東亞各國工時過長、職場性別分工僵化、工作的前景堪憂,也讓年輕人在婚姻市場上缺乏心力經營,而經濟弱勢的年輕人更容易處於戀愛與結婚機會的劣勢。不婚不育對於人口老化、勞動力短缺、年金制度運作、社會連結等等都可能有重大影響,東亞各國也陸續提出催婚催生的政策,但顯然成效有限。 除了社會價值變遷與福利政策的討論,新興科學與技術在此議題的介入,也很值得關切。想想,才在數十年前,東亞地區還為人口爆炸的議題而擔憂,施行各類家庭計劃來控制生育。有關人口發展效益的計算、避孕科技的選擇等等都有甚多考量。今日,東亞在短短三十年間,從降低生育率的努力,轉向增產報國的倡議,又開展出哪些科技與社會的議題呢? 本文介紹探究兩個基本問題:在人口科學計算上,低生育率現象有沒有不同的評估方式?只能靠著增產報國來處理嗎?在生殖科技上,管控生育的技術又有何新發展與使用方式? 低生育率現象只能藉由「增產報國」來處理嗎?有沒有其他評估及解釋的面向? 圖片來源:https://goo.gl/Qc5tKh 人口學新概念,重新評估少子女化的影響 近年來政府與媒體時常引用的「少子女化」,指的是育齡婦女生育率降低造成子女數減少的趨勢。台灣的總生育率在1951年戰後嬰兒潮達到高峰(7人)之後,開始逐漸下降。1984年下滑至2.1人的人口替代水準。之後十幾年間,生育率呈現持平狀態,直到2000年前後又開始下降,進入了人口學家稱之為「超低生育率」狀態,這幾年則一直在1人上下徘徊。 台灣人口學家與經濟學家透過統計數字,試圖了解與少子女化趨勢相關的重要因素,特別是初婚年齡與生育年齡延後。根據內政部統計處資料,跟1981年相比,2014年男性初婚平均年齡由27.6歲增為32.1歲,女性則是由24歲延至29.9歲,延後近六歲。晚婚的影響是,同期間女性生育第一胎的平均年齡則由24.3歲延後至30.5歲。20至25歲生母出生嬰兒數逐年大幅減少,另一方面,30-34歲生母的出生嬰兒數則逐年大幅增加。有偶女性生育第一胎年齡往後延,但是生育總數並沒有大幅下降。台大經濟系駱明慶的研究指出(2007),1963-67年出生世代的女性,40歲以前生育總數仍有1.97人,將近2人,與人口替代率相去不遠。因此,有偶女性人數的下降,才是台灣低生育率的主要原因。 政府官員與媒體視少子女化為國安危機,擔心結合人口老化趨勢,會重力衝擊未來的扶養比、勞動力供應、經濟成長、公共財務與生活水準,內政部到地方政府因而推行各式生育津貼與未婚男女聯誼作為因應之道。然而,全球已有一半以上的人口生活在低生育率的國家,而人口結構也與二十世紀截然不同,人口科學社群也開始重新評估低生育率與人口減少對於總體經濟的效應。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經濟人口學家Ronald Lee的研究團隊,在2014年的Science上發表「低生育率真的是個問題嗎?」一文,強調評估人口老化與經濟負擔的新衡量方式:經濟支持比(economic support ratio)。相較於扶養比(14歲以下幼年人口加上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工作年齡人口比例)單純是以年齡區間作為依賴或生產人口的判準,經濟支持比透過國民移轉帳的概念,重新考慮人口結構變動與各年齡層的經濟行為對於資源分配的影響(Lee, Mason, and NTA 2014)。 如果依照傳統「扶養比」的計算方式,台灣在2015年每位15-64歲的生產者要負擔0.35位依賴人口,2060年則會增加至0.97位。但是根據「經濟支持比」的算法,2015到2060則僅會增加0.18位依賴人口,經濟負擔增加的速度較慢。這是因為經濟支持的計算考慮了高齡者也是當代社會財富與資產的擁有者(甚至比青壯年人口更多),在人口老化的同時,社會整體資產也跟著他們的儲蓄、積累投入消費而增加,成為第一種人口轉型的二次人口紅利(林曉嬋2015)。在低生育率社會中父母對於子女教育與人力資本的大量支出,也會轉換成新世代數量少但人力資本高的經濟生產力,則是第二種二次人口紅利(鄭雁馨 即將出版)。 也就是說,從支持比的角度來看少子女化與人口老化,對整體經濟的衝擊程度或許並沒有目前強調扶養比的觀點來得激烈與嚴重,這應該可以讓我們緩穩地思考相關因應政策,而不是一股腦地投入效果有限的一次性現金生育津貼等(尤智儀、李玉春2016)。 除了「經濟支持比」的新衡量方式之外,人口學家也重新思考人口與勞動力推計對經濟發展的影響,特別是女性勞動參與率——過往常被人口學家視為是少子女化的原因之一。既有的勞動力推估以年齡與性別結構為主,可是這樣的資訊較適合評估勞動力的數量,而非勞動力的品質。近年的研究強調將在低生育率社會中增加的人力資本納入勞動力計算,例如中研院社會所鄭雁馨的研究估計,2050年的台灣勞動力將有七成是受過大專以上教育,教育程度低於高中的藍領勞動人口將低於一成。以臺灣目前高學歷女性人數多、低於六成的女性勞參率,相較於瑞典的76%女性勞參率,實有很大的進步空間。若是政府相關單位可以致力於擴大婦女就業,同時維持男性就業率,可以減緩高達兩百萬人的勞動力短缺(Cheng and Loichinger 2015)。 長久以來,人口學概念與知識形塑著我們如何理解人口質量與生育率對於一個國家、社會與家庭的意義。台灣曾在二次大戰後世界人口爆炸的氛圍與國內經濟成長的目標下,由國家主導控制人口成長的大規模家庭計劃。近年來,面對社會變遷下的第二次人口轉型與低生育率所可能產生的經濟面衝擊,部分人口學家針對改變中的人口結構與行為提出新的概念與估算(如經濟支持比與納入教育程度的勞參率),不再受限於既有的人口替代率與扶養比等指標。這些新概念與新知識,也刺激我們重新思考目前以強調拉抬生育率為主的人口與家庭政策是否適切。   生殖科技的新政治 當強調生育作為解決國安問題時,也可能引發的生殖科技使用的新政治議題。 保險套、避孕藥、RU486、人工授精……,當今人類生殖並不只是血肉之軀的運作,經常由科技作為媒介,而不同歷史時期的人口政策也影響了生殖科技的價值、分配與使用。在促進生育的年代,這些生殖科技出現新的關注焦點。 首先,人工流產的規範,有了新的變化; 韓國政府意圖緊縮對於墮胎的使用,就引發了婦女團體的抗議。韓國的人工流產僅限於性侵害、亂倫、嚴重危及婦女健康時等理由可使用,但是自1960年代以來,所謂非法的墮胎仍廣泛使用,也是醫師的重要收入來源。多年來政府以減少人口為政策目標,也傾向於做為子宮內避孕器之外的輔助手段,幾乎很少落實墮胎罪。自2009年開始,南韓政府在生育率過低的情況下,政策大轉彎,多次昭告要積極取締墮胎(Sung 2012)。近日南韓衛福部更推出新作法,表示要強化處罰實行非法墮胎的醫師,最高刑責可能包括吊銷執照一年。韓國的婦女團體長期以來要求將墮胎除罪化,以確保婦女擁有自主決定生育的資源。然而,近年來面對政府鼓吹生育的人口政策,政府不只漠視婦女團體的呼籲,更透過處罰醫師,更加限縮墮胎這項醫療措施的資源。 相較而言,日本與台灣墮胎早已合法化,政府就較難以基於低生育率的理由,重新管控墮胎。以台灣為例,近幾年雖然有思考期、強制諮詢等修法倡議,在婦女團體與醫界主張婦女生育自主權的情況下,這項修法提議目前擱置未行。思考期的辯論沸沸揚揚,而政府對於避孕措施補助的縮減,卻甚少獲得注目。現今如要裝置子宮內避孕器,或是進行結紮,僅有低收入戶以及患有精神疾病、「有礙優生的遺傳性疾病」等民眾,可以獲得節育科技的費用補助。充沛的避孕資源,能減少不必要的懷孕,也有助於降低墮胎的需求,但是政府並沒有從這個思考角度來分配資源(江盛2013)。 使用墮胎與避孕的資源限縮,助孕科技卻獲得前所未有的支持。日本從2004年起,開始部分補助人工協助生殖科技; 南韓從2006年以促進生育為由,開始「不孕夫妻支援事業」,實施助孕科技的補助。台灣則從2015年開始實施,初期對象僅限於中低收入戶。日本千葉縣浦安市與醫院於2016年還推出凍卵補助案,未婚的健康女性只需負責三成的費用,廣獲國際媒體報導。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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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化的種族歧視:後殖民女性主義的觀點(上)

楊佳羚 /高師大性別教育研究所 這是一篇拖延許久的文章,起源於法國查理週報編輯總部被攻擊的事件(結果不小心寫長了)。當時許多台灣人響應「我是查理」運動,反對暴力攻擊及捍衛新聞自由;但也有人討論該案的複雜性,包括西方國家長期以來對穆斯林國家的侵略與壓迫(趙恩潔的在巷口的舊文《看不見的恐怖攻擊》很值得再重新閱讀)、查理週報對穆斯林的仇恨言論與種族歧視(詳見趙恩潔在芭樂人類學的《言論自由與排外歧視的界線》)、或者放在法國歷史脈絡下來理解「查理週刊」的言論自由(參考陳逸淳「嘲諷的自由:查理週刊式的自由是怎麼樣的自由?」) 面對這樣子的種族主義問題,我想在本文進一步探討的,是將查理週報以性別議題為嘲諷主題所涉及的種族歧視,置於西方「性/別化的種族歧視」(gendered/sexualized racism)脈絡中。 【查理週報刊登的穆罕默德畫像不能僅僅以言論自由角度來看待!】 ◎何謂「性/別化的種族歧視」 所謂「性/別化的種族歧視」,概念主要來自Philomena Essed及Avtar Brah提出的「性別化的種族歧視」(gendered racism)。但在內文中我將「性」與「性別」分列卻同時並置在「性/別化的種族歧視」一詞裡,是因為我更想突顯這類種族歧視不只用「性別化」(gendered)或「性化」(sexualized)的方式歧視另一族群,或讓另一族群的男女承擔不同種族歧視的後果;也包括西方國家以特定性別議題或性議題為名,進行種族歧視的現象。 Essed的研究以交織性(intersectionality)的方法檢視美國日常生活的種族歧視,發現黑女人所經歷的種族歧視與性別歧視(sexism)往往密不可分。例如,黑女人遭性騷擾時,常和黑女人在美國黑奴史中的「性欲高張」(hypersexual)形象相連結,主流社會以責備受害者的方式,認為黑女人被騷擾只是「剛好而已」;又如,雇主認為黑女人天生就適合打掃的工作,這也是種族歧視與性別歧視交織的展現。 在Brah的文章裡,「性別化的種族歧視」意指「種族歧視向來是性別化的與性化的現象 (a gendered and sexualized phenomenon)」。例如,被壓迫族群的男性會以「具有女性化的特質」的方式被種族化(像是「東亞病夫」),而被壓迫族群之女性則被再現為具有男性的特質(像是黑女人「太過強勢」、「不像女人」)。而它也不只是歧視,還包括欲望等等矛盾情感:例如西方一方面認為「東方」缺少一切西方所擁有的東西;但另方面,又對「東方」有許多異國情調的愛慕與遐想,包括想窺視阿拉伯閨房(harem)、侵略永遠帶著強烈性暗示(「探索」非洲「處女地」)、或是好萊塢影片裡美麗神秘的東方女間諜(但最後總會因為愛上西方白人男主角而任務失敗),都是這類「又愛慕又貶抑」的矛盾展現。 Martin Barker提出「新種族歧視」(new racism)的概念,認為舊式種族歧視主要基於生理差異,但新種族歧視則用更幽微的形式,以文化之名做為種族歧視的基礎,也就是「文化歧視」(cultural racism)。但Brah認為,新種族歧視也不算「新」,因為殖民帝國早就都聲稱被殖民地的文化野蠻落後,以合理化殖民帝國侵略及統治的必要性。因此,Brah認為西歐的新種族歧視不只一種,而它之所以「新」,乃是在西歐的新自由主義論述中,將文化自然化,並與性/別議題交織。 【種族歧視經常交織著國族主義的語彙在裡頭】 資料來源:CC Flickr: abuaiman/4739468821  ◎以女性解放為名的「性/別化的種族歧視」 早在1980年代,英國黑人女性主義者Hazel Carby挑戰白人女性主義設定的核心議題時就提到,亞裔女孩總被認為是受到「東方家庭」壓迫的受害者,像是受到「大家庭」的壓迫(意思是:只有西方核心家庭才是「現代」又「進步」的家庭形式)、常常行動受限、又被父母安排的婚姻早早嫁掉。如果有看過《我愛貝克漢》這部電影的人,應該對這樣的亞洲女孩形象並不陌生—影片中出身印度家庭的女主角,就是被家裡管得死死的、母親總是看不見她的球技,只在乎她在觀眾面前露大腿、還認為她踢足球讓家族蒙羞;當她在跟足球隊員聊天時,也要強調自己的姊姊是戀愛結婚,不是「相親婚姻」。 當我還沒受後殖民女性主義洗禮之前,常用這部片來談體育與性別,以及女主角的家庭如何用宗教與傳統文化限制女兒的發展。然而,我再重讀黑人女性主義者的著作時,才驚覺自己過去的立場竟然和西方白人女性主義站在一起,透過建構「傳統移民家庭」的形象,來顯示西方社會的「解放與進步」。而這裡的優劣對比還包括下列分屬兩邊方框的一大串: 印度家庭廚房 英國足球場 家族式羈絆 個人式成功 走傳統的路結婚生子的姊姊 選擇遠走高飛圓夢的妹妹 相親婚姻 自由戀愛 抱著被歧視的傷痛自怨自艾的父親 成功融入英國社會的女兒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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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性戀霸權」是什麼?

游美惠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 ◎先搞清楚「霸權」不是「霸氣」 從2011年「真愛聯盟事件[1]」到後來為反對多元成家推動立法的「守護家庭聯盟[2]」,我們常聽到投入相關活動的積極份子狀似無辜地喊冤說,他們不是「異性戀霸權」(heterosexual hegemony),他們只是想溫和地訴求,想要「擁護傳統家庭價值」,希望「救救下一代」,他們宣稱自己不是「霸權」(的擁護者),但問題是:「霸權」如果是一個體系,任何生活在體系之中的個人可以否認它的存在嗎?可以免於受其影響嗎?常常在許多對話交鋒的場合,因為不理解這個理論概念,一再地「望文生義」自作詮釋,說自己不「霸」,殊不知「霸權」跟態度是否霸氣根本無關,這些積極擁護傳統價值的人以訛傳訛,混淆社會大眾之視聽,真是令人憂心! 【在護家盟的世界中,家庭只能是一男一女跟小孩】  資料來源:www.thinkingtaiwan.com/sites/default/files/o_upload/cef7f88038c49c48bd1bff431b03e82e.jpg 一位幼兒心理發展專家曾經在一個性別平等教育主題的學術研討會上公開出示一幅圖像,指出「你(同性戀者)出櫃,我(指異性戀者或反對同性戀者)入櫃」,表面上看起來,這「一出一入」似乎很相似;但是只要我們檢視社會中「異性戀霸權」的現象實況,就可以說明這種說法是完全站不住腳的。同性戀者在「異性戀霸權」的社會之中要冒著被歧視的風險「出櫃」,是大部分的異性戀者很難體會到的感受,「異性戀霸權」的社會讓異性戀不用努力爭取就能享有許多好處與「特權」(privilege),對外表明性身份之後所引發的影響,對於異性戀者與非異性戀者大大不同,如何可以等同視之呢? 所以,我想把「異性戀霸權」這個概念講清楚,真得很重要啊! ◎什麼叫做「霸權」呢? 什麼叫做「霸權」呢?用通俗的話來說,就是一方沒有逼迫另一方做,另一方就自動會去做,就是一種霸權!例如,我們常常會說臺灣就是在美國的文化霸權之下,因為美國政府沒有規定我們要學習美式英文,但是臺灣人還是一直要學美式英文;在臺灣內部也是一樣,譬如居住在高雄和屏東的人可能不知道彼此的地方發生了什麼事,可是大家透過大眾傳播媒體的新聞報導卻都知道臺北市發生什麼事,臺北市長今天又出席了什麼活動,這也是一種「臺北霸權」的展現。另外還有一種我們相當熟悉的「核心家庭霸權」,就是我們每個人心裡都有一個「家庭劇本」,認為「家庭」就是有爸媽、兄弟姊妹等成員。但是真實的世界裡,有很多人不是生活在核心家庭裡(例如單親、大家庭、同志伴侶或是單身等多種可能)。但核心家庭的霸權,透過教科書、大眾傳播媒體與日常生活常民言說的傳布,可能造成不是活在核心家庭中的人一直覺得自己的「家庭不完整」以及「生命是有所缺憾的」。 我們現在要探討的「異性戀霸權」,就跟上述的種種「霸權」一樣,讓非異性戀者一直覺得自己「跟別人不一樣」,甚至是「不正常」,以致於不敢公開自己的性身份,只能躲在「櫃子」之中無法現身(come out)。當一個人沒「出櫃」,我們就預設他/她是個異性戀者;我們預設男人與女人會有親密關係、然後建立家庭,認為這是很理所當然的事情,結果社會傳統、經濟安排與法律結構,都把異性伴侶當作唯一且極為重要的社會單位。所以我們可以說,是社會上的「異性戀霸權」讓LGBT[3]等性少數者面臨「出櫃」的種種難題。 【除了兩性之外,社會還有LGBT不同的性別】  資料來源:fc02.deviantart.net/fs70/i/2012/153/4/7/lgbt_by_keitilen-d522myo.jpg 馬克思主義者葛蘭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在他的《獄中書簡》(Prison Letters)一書中,提出了「霸權」這個概念來解釋統治階級維持權力主宰的方式;他主張統治階級不是透過經濟權威的直接表達,而是積極發揮其知識、道德和意識型態的影響,讓大部分的人被說服,接受其作為統治階級,取得經濟與文化上的正當性。統治階級若要確保與維持霸權地位,就必須把制度、觀念和相關社會實踐和社會裡盛行的「常識」心靈狀態加以接合,讓人們自然而然接受「霸權」為事物的「自然」秩序。所以「霸權」是深刻編織在日常生活紋理當中的,透過教育和宣傳,它不只是會使人們把許多主流文化的假定、信仰和態度視為理所當然,它也同時超越於所謂的政治經濟體制(如國家或市場)之外,在常民生活中形成微妙且無所不包的力量。運用這樣的概念來思考性取向的問題,可以讓我們對於性別壓迫有更深刻的理解。 ◎無所不在的「異性戀霸權」 對於同志議題與同志運動有獨到見解與清晰論證的女性主義哲學家Cheshire Calhoun曾經指出:社會小心的教導著小孩、特別是青春期男女,讓她們準備好進入異性戀的互動方式。社會教的是異性戀的性教育,給予他們許多如何吸引異性的忠告,教他們異性戀的行為規範,也教他們在適當的場合裡(例如舞會與約會的儀式)表現慾望。而這種教育過程就一再地鞏固著「異性戀霸權」。 我們的社會習慣、規範與制度都依著異性戀結構的需求來設計,製造出身體與文化上的兩種性別—陽剛的男人與陰柔的女人—然後慾望才能被異性戀化。男女有別的行為規範、男女有別的交往模式、性別分工以及其他種種,將被畫分成不同身體性別的個人。加工製造為不同文化性別的個人。……社會小心的教導著小孩、特別是青春期男女,讓她們準備好進入異性戀的互動方式。社會教的是異性戀的性教育,給予他們許多如何吸引異性的忠告,教他們異性戀的行為規範,也教他們在適當的場合裡(例如舞會與約會的儀式)表現慾望。成年人的異性戀更是進一步透過情色與色情、異性戀化的笑話、異性戀化的服裝、羅曼史小說等等來支持。異性戀社會認為:男人與女人會有親密關係、然後建立家庭,是很理所當然的。結果社會傳統、經濟安排與法律結構,都把異性伴侶當作唯一且極為重要的社會單位[4]。 【連在廁所的圖案,都是男生女生牽手,而沒有男男女女牽手】  資料來源:socialpopblog.files.wordpress.com/2013/05/bathroom-icons-love1.png?w=290 所以,在台灣的校園之中我們可以看到許多教育工作者常常把異性戀關係當作是唯一的模式來進行親密關係相關主題的教學;許多學校的輔導室(或學生輔導中心)會對學生進行意見調查以瞭解學生想聽什麼主題的演講,結果常常都是想聽「兩性交往」相關主題的人數最多,而想聽「同性戀」議題的學生人數很少,學校依多數決的原則就安排講者來談男女兩性關係相關主題,在這樣的行事邏輯之下,同性戀甚至是多元性別的主題常常很難出現在學校教育的內涵之中。 另外,陳昭如[5]曾以婚姻為例仔細剖析父權機制與異性戀霸權的運作,她指出近年來的法律改革雖然削弱了婚姻之中女性所受到的壓迫;但是婚姻持續的是異性戀者獨享的特權,讓婚姻仍然一直是一個性別不平等的制度,同志做為婚姻的「不適格者」與「破壞者」,永遠享受不到國家福利給已婚者的「補貼」等種種好處,這是不容忽視的不平等啊!所以,我們可以說「男生女生配」的遊戲不只是孩童常玩的一種遊戲,它存在於日常生活的互動模式,以及攸關資源分配的現實政策與法令制訂之中。 「守護家庭聯盟」在其網站上公開發文指出;「同性戀者不是我們的敵人,若站在他們的角度想一想,當被別人用歧視的眼光及不尊重的態度對待時,同性戀者心裏有許多的傷害及憤怒,我們要反對的是『法案』,也反對在背後推動這個運動的勢力及團體(底下簡稱同運團體,同運團體和同性戀者不一樣,同運團體裏的人不一定是同性戀者),我們反對的是沒有全國共識的法案可能會引起的社會混亂及國本動搖,婚姻及家庭制度關係到全國每一個人及下一代的未來…[6]。」這就是一種「異性戀霸權」的展現,當他們指出「沒有全國共識的法案可能會引起的社會混亂及國本動搖」而積極連署與發起群眾運動反對同性婚姻相關立法的推動,事實上就是在鞏固「異性戀霸權」!當他們夸夸其言指出同志應受尊重及基本權益保障,卻積極捍衛「一男一女婚姻之法律定義不應更動」,這樣前後矛盾的訴求與行為,事實上就讓我們發現「異性戀霸權」的無所不在及其頑強運作。 ◎改變的開始:用不同的方式參與社會體系 理論上來說,「霸權」經常處於某種不穩定和脆弱的狀態,不過在許多文化傳統的深層結構當中,「霸權」基本上仍然持續以某種可見的形式恆久存在,「霸權」也經常在政治經濟的面向之外,如家庭、媒體與教育等分析範疇,形構其主導性的框架(framing)作用[7]。但是,誠如文化研究學者Chris Barker所言:「文化是一意義衝突與鬥爭的領域。霸權並非一個靜態的實體,而是由一連串不斷改變的論述與實踐所構成,同時這些論述與實踐不斷地受到社會權力所局限。因為霸權必須被不斷地重製與重新贏得,所以它也開展了挑戰霸權的可能性[8]」。所以我們必須將霸權視為僅是一暫時的穩定狀態,而非固定且永久的具有支配與宰制效果;同時,我們更要積極鬆動或拆解那些讓優勢社會團體的世界觀與權力得以維繫的霸權。 【雖然異性戀霸權無所不在,但是個人仍可能拆除這個違建】  美國社會學家Allan Johnson在其著作《性別打結》一書之中指出:「我們躺在某張床上,不表示床是我們製造的,如果我們還有更好的選擇,我們甚至不會想睡在這張床上」。他用這個例子來說明「參與社會體系」、「迎合且認同這個體系,想要它永存」、「非常有意識地創造體系」,這三者是不同的事情,不能將之混為一談。造就出性別不平等的「父權」和「異性戀霸權」都是一種社會體系,個人參與其中似乎沒有選擇;但是Allan Johnson極力主張,個人作為一個行動者,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參與體系,甚至改變結構。所以,父權體制和異性戀霸權能否改變,其實也關乎參與在其中的個人與團體,是否願意「起而行」做出不一樣的決定,採取不同的行動,拆解體系的配置安排。 延伸閱讀 Allan G. Johnson原著,(1997),成令方、王秀雲、游美惠、邱大昕、吳嘉苓譯,(2008)。《性別打結:拆解父權的承傳》(Gender knot: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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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還在為上公車抗爭:制度歧視與障礙者文化資訊權

◎張恒豪 /台北大學社會學系 這陣子同志成家權利的議題,引發許多論戰。有趣的是,同志成家議題也在障礙者倡議社群中,大量討論,有人為了怕被貼上「護家盟」的標籤,而不敢參加障礙者的文化資訊權遊行,有人為了參加「護家盟」的遊行,而無法參與障礙者的文化資訊權的遊行。同志成家權與障礙者文化資訊權,這兩者在反歧視與維護作為人的基本權利上的相似處,反而被忽略了。 【2013/11/30千障權益行動聯盟為資訊與文化平權,走上街頭】  資料來源:incuaffirmative.blogspot.tw/2013/11/1130-20131130-11302-ncc-2009514121015.html 反對同志成家的論述常圍繞著:「我們不歧視同志,同情同志的處境,但是,家庭倫理不容挑戰」。問題是什麼是歧視?歧視(Discrimination),在教育部的國語辭典網站被定義為「輕視,以不公平的態度相待」。不公平的差別待遇是多層面的,而制度性歧視(institutionalized discrimination)則是常被忽略的議題。所謂制度性歧視指的是「社會上已經存在的習慣性做事方法(包括那些尚未被挑戰的規則、政策和日常慣習),它妨礙了、限制了少數族群的成就,並且造成他們處於次等且不利的位置。」(Ferrante 2008:258)。 換言之,歧視不僅僅是態度上的,也是實質上造成少數團體不公平的差別待遇。同志被剝奪成家的權利,就是一種針對身分差異的差別對待,這就是制度性歧視。 ◎身體損傷不會形成障礙,障礙是社會文化造成的 已故的台灣障礙者權利運動先驅劉俠,在她的回憶錄中就曾提及,1971年,他坐著輪椅要參觀建國60年經濟發展成果特展時,被警衛拒絕入內。負責人說「對不起,因為正好有重要人物參觀,你們這樣進去不好看」,這樣的被歧視經驗促使她投入障礙者權利運動(劉俠2004)。障礙者面臨的不只是這種態度上的歧視,更多時候是被認為理所當然的制度性歧視。台灣的社會文化已經習慣了障礙者因為身體損傷而「不參與」,卻忽略那是因為社會性的障礙,導致障礙者無法參與的制度性歧視。 障礙者經常面臨歧視的修辭,例如:「我們不歧視XXX,只是一般人的@#$%更重要」,「我們不歧視障礙者,只是機車跑進公園、校園怎麼辦?」;「我們不歧視障礙者,只是其他學生的受教權更重要?」;「我們不歧視障礙者,只是其他人的觀感怎麼辦?」 如同性/別研究區分生理性別(sex)和社會性別(gender)(參考廖珮如的[性別101的四堂課]),障礙研究也區分了身體損傷(impairment)和社會障礙(disability)。前者指的是生理上,身體功能的缺損,後者泛指各種社會結構、制度、文化上對個人社會參與上所造成的阻礙。換言之,損傷或是身體功能的差異,不一定會形成障礙,障礙是受各種社會文化因素所影響的。舉例來說,對輪椅使用者而言,有輪椅坡道的公共建築就不對她/他產生障礙,雖然身體損傷依然存在(張恒豪2009)。   【美國Santa Barbara機場的無障礙無性別廁所】   同志運動的成果讓同志身分成功的去醫療化,同樣地,障礙者權利運動也要求去醫療化障礙者。障礙者不是病人,身心障礙基本上是無法治療的狀態,因此社會應該以多元文化的觀點來看待障礙者,而不是將障礙者視為需要被治療、回復健常身體的人(able-bodied)。在這樣的框架下,障礙者的反歧視公民行動要求,任何人不應該因為生理障礙而被剝奪作為一個公民的權利。因此,公共場所障礙者不得而入,是一種歧視,無法取得一般人可以獲得的文化傳播資訊也是一種歧視,無法受到一般國民應有的教育,也是一種歧視。任何一個現代國家,不應該以障礙者身心差異為理由,剝奪障礙者和一般公民同等的權利。 ◎黑人為坐公車前座而抗爭,我們卻是為能上公車而抗爭 美國的障礙者反歧視公民運動,主要受美國黑人民權運動影響。在論述上,他們把障礙者的社會隔離和黑白隔離做類比。以倡議標語為例:「黑人為了要坐公車的前座而抗爭,我們卻為了要能坐上公車而抗爭」(Scotch, 2001),就很清楚的把障礙者的隔離和種族隔離做類比。 1973的復健法案,在法律地位上將視障礙者視為少數族群,其中的第504條的反歧視條款,規定接受聯邦政府經費的所有機關,不得歧視障礙者,而建築物的環境障礙被視為是對障礙者的歧視。1977年卡特政府上台後,認為復健法的第504條要求「所有接受聯邦政府補助的機關、場所,都要有無障礙環境」,將會造成龐大的財政負擔,因此打算修改該法案,而這卻促成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障礙者團體結盟與抗爭。障礙者倡議團體先在華盛頓 D.C 佔領美國健康、教育與福利主席的辦公室 28小時,更在舊金山佔領健康、教育與福利辦公大樓25天。在抗爭的封鎖線內,有些依賴藥物的障礙者,冒著生命危險而進入被封鎖的大樓內,當時美國黑人人權運動的「黑豹黨」對此運動加以聲援,並實際運送物資支援。 【針對504法案,障礙者在舊金山健康、教育與福利辦公室前抗爭】 資料來源:www.wherevertheresafight.com/node/483    這次的抗爭也促成了跨障別障礙文化的興起。在封鎖線內的一次跨障別聚會分享中,某位障礙者談到:「我一直以為我知道我想要什麼。我希望變成美麗,不要有殘障。但是,現在,我是美麗的,我們都感覺自己是美麗的、有力量的,不論我們是智能障礙者、視障者還是聾人。大家走出來,都感覺我們都是美麗的、有力量的、強大的,我們是重要的」(Shapiro, 1994)。此段話,一方面說出了某種無奈,也就是過去的社會希望把障礙者治癒好成為「正常人」的無奈,但同時也是開始重新肯定自己的障礙身分,邁向創造障礙文化的可能。 在1970年代之後,障礙者文化、以障礙者為傲(Disability pride)、障礙藝術(Disability Art)逐漸在世界各地、不同領域中展開。自立生活運動的倡議者Steven Brown更創立障礙文化中心,認為障礙文化是:「障礙者已經形成群體的認同。我們共享受壓迫的歷史以及抵抗的歷史。從我們與障礙共存的生命經驗中,我們產生藝術、音樂、文學,以及其他表現我們的生活方式與文化的展現方式。更重要的是,我們以身為障礙者為榮。我們驕傲的宣稱,障礙是我們認同的一部份。我們知道我們是誰,我們是障礙者」(Brown, 2003)。 【針對504法案,障礙者在舊金山健康、教育與福利辦公室前抗爭】 資料來源:www.sunrisegroup.org/disability-rights-history-supporting-504/ 在障礙文化的框架之下,聾人文化的倡議者指出,聾不是一種障礙,是一種文化,聾人是被壓迫的使用手語的少數族群。1988年美國著名的聾人學校(Gallaudet University)出現聾人治聾校的抗爭,後來學生迫使學校董事會選出聾人校長。美國手語在美國的許多州已經是被正式承認的第二外國語。聾人文化可以說是從多元文化觀點理解障礙文化最成功的例子。障礙者的集結與聯合,也進一步推動了1990年美國障礙國民法(Americans with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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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成家不是核子彈:性別101的四堂課

廖珮如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政府自從2004年頒佈《性別平等教育法》以來,部分基督教人士組成了真愛聯盟,開始連署阻擋教育部實施多元性別教材。近來一些民間性別團體致力於推動民法修正草案,使得部分基督教團體,空前絕後地與部分佛教團體、統一教等不同宗教團體結盟成「護家盟」,該聯盟大動作召開記者會、成立連署網站,將其反同志論述包裝於「家庭價值觀」、「倫理綱常」之下來訴求。 【伴侶盟推動多元成家立法,引起一些宗教團體的反彈,另組護家盟對抗】  然而,「性別」二字之複雜,實非「天生自然」四字可含括的,「性別天生」這一想法,本身就應該被提出來檢討。這裡,我將以課堂上教學之經驗,分成四項課題來進行討論:生理性別、社會性別、性別特質、性慾取向,盼望能為尚未進入性別研究領域,或有興趣了解性別研究的讀者,提供另外一道觀看「性別」的窗口[1]。 ◎第一課   生理性別:XX與XY之外的可能性? 我們從最簡單的「生理性別」(sex)一詞,來討論一個最基本的問題,「人天生下來就只有兩個性別嗎?」這問句包含兩個層次,一個是「天生」,一個是「兩個性別」。 先說句中的「兩個性別」好了,人類分為男性與女性,看似一件理所當然的事情,實則不然。今年六月一則新聞報導,香港一名以男性身分生活了66年的陰陽人腹痛求醫才發現自己是醫學定義上「性別不明」的人。世界上還有一群人被稱為「陰陽人」(intersex),在此我無法給予一個確切的數據說明陰陽人數的多寡,因為醫學上對「性別不明」的定義分類繁多,各種分類所佔比例亦大不相同,關於陰陽人的相關資訊請見《國際陰陽人組織》,亦可從日本漫畫改編的影視作品《IS》下手。 而「天生如此」的這種想法從何而來?這得回溯到「現代醫療」論述產製與「現代國家」的建制過程。醫學研究與醫療科技的發達,使得一名嬰兒在出生之始,便被分派了某個「性別」,前面所說的「陰陽人」,正因其身體狀態不符合醫學知識產製的二元性別特徵,而被視為「不正常」,日後透過手術「矯正」此一不正常狀態的人所佔比例,遠低於原生「陰陽人」。當醫學試圖以「理性的科學」解釋「生理性別」時,便產製了何謂正常、何謂不正常,被劃分至「不正常」類別的人,經常被認為是需經醫療矯治,方能有「正常」人類社會生活的一群人。 【南非女性運動選手Semenya的睾丸激素分泌量是一般女性的3倍,且沒有卵巢】  資料來源:img.sina.com.hk/news/12/2012/0807/1344311402_V7fUt6.jpg 一名嬰兒經醫師分配一種性別後,父母須為她/他填寫表格、報戶口、申請身分證明文件,各式表單上皆會出現一個填寫「性別」的欄位,國家制度預設在此欄位只有兩種選項:非男即女,及至身分證字號出現,也標籤出該名嬰兒的性別身分,以便現代國家實行人口治理。因此,我們自然而然認為性別只有兩種選項。不過,澳洲自2013年7月起正式承認身分證見上的「第三性:X」,此舉撼動長久以來現代國家於人口治理政策上性別二元對立的意識型態,也讓人們開始重視性別不只兩種的可能性。 ◎第二課   社會性別:「男人」就該如此?「女人」就該這般? 第二課的主題是「社會性別」(gender),女性主義者主張,性別是一種社會建構下的產物(Jackson, 2007),經「社會建構」的「性別」便會因歷史、文化、種族、國家等等各種社會因素而有所差異。要如何解釋「建構」這個概念,先來看看中國東漢時期班昭所寫的《女誡》第一章: 古代女孩出生三天後,就開始讓她睡臥在床底下, 她的玩具是織布用的瓦磚,此外,也需將生女一事,祭告宗廟。 讓女嬰睡臥床底下的目的,是要讓她明白,女子應當卑下柔弱,處於下位; 以瓦磚當成她的玩具,是為了讓她明白,女子應不辭辛勞,責任是勤持家務 生女一事須要祭告祖先,是讓她明白,日後當負責夫家祭祀。 自古以來,身為女人,這三件事情便是根本,是禮法的經典教誨。[2] (筆者自譯) 我並非使用此段文字教導學生「好女人」該做些什麼,而是這段文字為我們完美闡述「女人」(與「男人」)的社會內涵與定義,乃社會建構下的產物,而非自然天生。我們可以從這段文字裡面看到,東漢以降,儒家士大夫階級認為「女人」該扮演「卑弱」的角色,一名具有女性性癥的嬰孩出生之後,在社會化過程中,透過教育而成為「女人」,其教育方式如《女誡》各章節所述,明其卑弱地位之外,亦教導其於儒家社會中需勤勞持家、主持夫家祭祀之責、、、等社會義務與責任。 【西蒙波娃說: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人造出來的】  資料來源:addons.books.com.tw/G/ADbanner/2013/09/kw/Sexe1004.jpg 西蒙波娃於《第二性》一書中的名言:「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人造出來的[3]」在此我們便可將「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脫鉤,簡單來說便是,儘管我們生來的身體擁有性癥,然而成為男人或成為女人的過程,其實是受到社會文化因素影響,意即,「男人」或「女人」的內涵,會因文化、歷史、國族、種族、階級等差異而有所不同。 多數人固然於出生後的社會化過程中,「理所當然」地將「生理性別」等同於「社會性別」,就如同古代中國的女嬰,一出生後便需進入將她們「卑弱化」的性別建構過程一樣。但社會上有一群人不這麼想,她/他們認為自己的靈魂裝錯身體,儘管家庭教育、社會教育、學校教育皆試圖將她/他們的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畫上等號,她/他們就是覺得不對勁、不滿意。醫學及學術論述上將他們稱為「跨性別」(Transgender)。 【不屬於二元性別架構下的人,處境艱難,如此片:男孩別哭】  資料來源:pic.pimg.tw/redlove521/1352133440-3466101408.jpg?v=1352133441 前述第一課中提到,現代醫療論述如何「自然化」與「正常化」性別,使生理性別局限於二元對立的有限選擇裡,現代醫療知識自佛洛依德起始,也將「跨性別」視為一種精神疾病(性別認同障礙),這顯示了現代醫療科學建構出的「二元性別」意識型態,凡是無法將「生理性別」等同於「社會性別」的人皆「不正常」。[4]「性別」透過現代醫療論述形成「正常」與「不正常」的類別,這樣的劃分輕則讓那些被視為「不正常」的人,因缺乏支持網絡而感到混亂困惑,重則使他們被置放於高度危險的歧視文化中,例如希拉蕊史旺獲得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女主角的電影《男孩別哭》,討論了在1993年保守的美國中西部,一件跨性別者遭受凌辱殘殺的真人真事。 最後,我想提出另一個思考範疇,難道我們除了「男人」、「女人」之外,不能有「中性人」的選項嗎? ◎第三課  性別特質:妳好「man」、他好「娘」 日前在大學部課堂上,我穿襯衫著褲裝,一隻手肘撐在講桌上,一隻手肘撐在椅背上回答學生的問題,該學生立馬說了,「老師,妳今天好man!」這一點也不陌生的評論讓我想起,過去在小學生的學習場域服務時,我總得遇上無數次的場景。 「老師,妳是男生還是女生?」一群孩子睜著圓圓的大眼睛七嘴八舌拷問我,彷彿這問題絕對能考倒我似的。 「你們覺得呢?」我微笑裝傻反問。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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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媽是怎麼生下我的?母親節的社會學提問

吳嘉苓/台大社會系 我媽是怎麼生下我的?嗯,這個問題起碼一年值得關注兩次,一次是自己的生日,一次是母親節,所以就讓我們在五月的第二個禮拜認真看待這個問題。如果你去問醫學百科,可能會得到這樣的回應:「當子宮收縮的時候,下節子宮便逐漸延伸並變薄,子宮頸亦隨著擴張,於是產道逐漸形成,而胎兒也下降經過骨盆…」。 【小編跟嘉苓的出生過程,是否如醫學課本說的那樣,都一樣嗎?】 於是你查到的資料,可能也適用於小英與阿仁,村上春樹與西蒙波娃。但是這個問題如果問到社會學家,她們通常會把問題變複雜,把簡答題變成申論題,而且還堅持要跟你互動問答。她們強調,生產並非僅是生理過程,而是個社會文化現象,而且每個社會如何組織生產照護的資源,還是個充滿權力糾葛的過程。 三姑六婆來助產 我媽是怎麼生下我的?這得看你生在哪個時代。先假設巷仔口社會學部落格的讀者包括一百歲的人瑞,讓我們從一百年前的台灣社會談起。早年大部分的婦女在生產時,往往由家庭成員來協助在家中進行。很多婦女都是下田到最後一分鐘,痛得到無法忍受,才回家生產。她們可能利用蹲坐跪臥等各種身體姿勢的調整,來減緩陣痛,而有經驗的年長女性,也會參與協助產婦的生產。有時村子裡會有一名特別睿智而有膽識的婦女,自己生過幾個小孩,之前也見習過其他生產,學得一些技藝,就擔任其他婦女的接生人。 日本政府殖民台灣,開啟了新式產婆的訓練,也讓台灣首度以稱之為現代醫學的模式,來進行助產。日本政府在台推行這項新的政策,當成是「科學殖民」的重要策略,希望引進新式的醫學措施,以這種統治的福利,換得民心。當時很多政府官員、公衛專家與醫師,在推行新式產婆時,大力批評台灣傳統產婆如何愚昧無知,造成母嬰的傷害,在許多衛教宣導上,也會把採用舊式產婆,當成是台灣民間的陋習。 【1933年,台北醫院訓練的新式產婆,在現今的台大醫院門口拍畢業照】 (照片來源:台大醫院婦產科百年史料輯錄) 社會學對於這種「新一定比舊好」的說法,總會特別謹慎。這些譴責傳統產婆的說法,主要來自於有書寫能力、能夠將自己意見廣為流傳的政府官僚與知識菁英,他們的說法也可能僅是一家之言,並不能輕易地就當是社會事實。傳統產婆、產婦、鄉里村民這些當事人的經驗與看法,由於較少以書寫的形式來正式記錄,因此常容易被忽略。但是女性主義特別會注意這類邊緣化、甚至被醜化的女性經驗與觀點。社會學家劉仲冬就曾指出,三姑六婆,原來是九種女性的工作,現在卻被扭曲成婦女說長道短的負面說法。三姑是尼姑、道姑、卦姑,六婆為牙婆、媒婆、師婆、虔婆、藥婆、穩婆,而穩婆就是傳統中國社會的接生婆。這些三頭六臂的女性,深受村落鄰里所仰賴,卻可能因為知道很多身體的知識,社會關係的秘密,因此而被打壓。於是近年來一些研究,就特別強調要突破菁英書寫的史料,透過傳統產婆與婦女的口述歷史、民間歌謠如歌仔冊等資料,重新看待傳統產婆的貢獻。 助產的三姑六婆,在晚近的一些研究,有了新的風貌。首先,日治時期常把新生兒破傷風歸於傳統產婆缺乏現代醫學知識,然而當時醫界的實證研究,根本無法輕易判定新生兒死亡是否來自於破傷風,自然破傷風與接生人之間的因果關係也難以輕易成立。再者,口述歷史資料提出,傳統產婆以苧仔絲綁緊臍帶、斷臍後在肚臍塗抹麻油,可能也具有消毒效果[1]。更重要的是,在婦女的口中,這些協助婦女生產的年長女性,能幹、熱心、有膽識、經驗豐富,是大家敬重的長者。在日治時期後期,其實台灣各地都設有新式產婆,仍只有一半的婦女採用,又讓政府官員與醫界大嘆台灣婦女愚昧無知,殊不知這可能是傳統產婆可靠好用,才如此深受民間信賴。 助產士的全盛與凋零 國民政府來到台灣之後,初期國家政策也設定以助產士作為主要的接生人,助產士逐漸成為協助媽媽們生產的主力。從日治時期以來,這些婦女進入現代產婆學校,獲取正式訓練,之後常開設助產所,四處奔波為人接生,堪稱新時代的職業婦女。當初固然是因為男女授受不親的傳統性別規範,才以女性來協助女性生產,而助產士往往要獨立作業、冷靜判斷、處理產家各種狀況,卻也開拓了女性氣質的光譜。 【助產士騎著腳踏車,準備到產婦家中接生】(照片來源:鍾淑姬) 我媽是怎麼生下我的?如果你是五年級中段班,那還有一半以上的人由助產士接生,也許你媽媽開始陣痛時,會請她們來家裡協助,或是自己前去助產所。當時僅有兩成由醫師接生,其他則為所謂的「不合格接生人員」接生。然而,對六年級生而言,醫師接生的比例首度超過了助產士,而且從此一路取代。現今的年輕世代,大概都以為助產士是歷史名詞,沒當成是現在進行式。 如何解釋助產士在台灣的式微?常見的說法是,助產士的衰落似乎是科學知識累進、社會發展所不可避免的趨勢。1996年,衛生署在一份公文就說:「我國因經濟快速發展,國民生活及知識水準相對提升,目前絕大多數之產婦,已習慣於分娩前後,接受婦產科專科醫療院所提供的整體性專業服務。」 這種過於簡化的線性進步史觀,或是現代化的觀點,社會學總是會睜大眼睛、保持存疑。 看看別人、想想自己,是我們常用的存疑起點。世界上有很多國家,比台灣更加「經濟快速發展,國民生活及知識水準相對提升」,卻仍然以助產士作為主要的接生人。英國的產婦們多由社區的助產士進行產檢,七成的英國產婦由助產士接生。荷蘭的媽媽們不只由助產士接生,還有三成在家裡生產。藉由這種跨國比較,也容易讓我們開始反思,解釋台灣助產士的式微,也許需要其他的解釋模型。 一些社會學家提出了更精緻的解釋模型,建議我們要觀察四個行動者-國家、醫師、助產士、消費者-如何在三個面向採取行動:生產照護的福利體系、專業界線、消費者組織動員程度。就台灣而言,在醫學與護理教育都有碩博士學位之際,國家一直未能提升助產教育為高等教育;在公保開辦初期也排除開業助產士在給付範圍、納入後也給予較為低廉的費用。這些教育與社福制度設計都貶抑了助產士。醫師與助產士原本是平行分工,在正常產與異常產上各司其職,卻在提倡裝置樂普(一種子宮內避孕器)的家庭計畫年代,逐漸發展出上下的從屬關係,衛生署甚至違背助產士法,提出「助產士必須在醫師的指導之下才能擔任接生」的行政命令,把法令規定能夠獨立作業的助產士,貶為醫的助手。 隨著「生產很危險」的意識型態加強,民眾傾向進入醫院生產,而助產士也鮮少進入醫院體系,民眾就越來越難以接觸到助產士。相較於其他國家陸續發展出民眾走上街頭,要求「給我助產士」的社會運動,台灣這方面的訴求僅在1990年代,助產士跌到谷底之際,出現了一批要求由助產士居家分娩的行動。這批很不尋常的婦女,從現今主流的醫療體系出走,往往是不滿於當代「過度醫療化」的生產,於是另闢蹊徑。這樣的行動,雖然引發了一些省思,但還沒有撼動主流的生產模式。 你我都是剖腹兒?反思過度醫療化 我媽是怎麼生下我的?如果今日的二十歲左右的年輕人要問,大概有三分之一是透過剖腹產手術而誕生的。昔日有句「生贏雞酒香、生輸四塊板」,意味著生產的風險,而現代醫療科技,像是剖腹手術,也成為救命的資源,但是如果每三個新生兒就有一個需要透過這樣的手術而誕生,顯然不是婦女都不會生產、或是胎兒都變得更加異常,那到底是為什麼? 【時代雜誌於2008年針對亞洲節節升高的剖腹產率,進行探討】   台灣社會在1990年代中期,統計數字開始揭露台灣的高剖腹產率名列前茅之後,大家也紛紛提出原因與對策。其中,譴責婦女又成為最常聽到的說法,包括婦女迷信選時辰、婦女怕痛等等,既然錯在婦女,因此該做的就變成教育婦女。然而,一些本地的研究發現,健康產婦為了選時辰、怕痛而自行要求剖腹產僅是少數案例,大多是事先由醫師表示有狀況,需要剖腹產,婦女才選個好時間。怕痛的擔憂也顯示台灣產科對於非藥物減痛的資源太稀少,搞得產婦十分無助,只得想到求助於剖腹產。真正該探討的,可能在於醫界對於要施行剖腹產的臨床理由太過寬鬆,以及生產過度醫療化的現象。 社會學界所指稱的「醫療化」,指的是一些狀況與行為定義為醫療問題、且需要醫療手段來解決的過程。社會學很關注,一些原先被視為是人生命的自然現象,如生產、性、月經、老化、死亡等等,也逐漸成為醫療事件,往往由醫療模式來做處置。想想一下我們並不陌生的生產畫面:即使是健康的產婦,到了醫院,也一樣換穿病人服,待在病房裡,躺在病房裡,不時吊著點滴,被當為病人處理….。曾有一度,醫院生產又多只重視生產生理上的結果,忽略產婦所需心理上的支持。生產過程中也逐漸以胎兒健康為重心,醫護人員為主導,沒有充分注意到產婦的各種需求。如果像這樣仍將生產定義為一病理現象,且仍以接生人員,而非產婦為生產的主導者,各種醫療介入就容易頻繁地被使用。剖腹手術以及一些醫療措施,有時的確是救命的必要措施,但是非必要性的醫療介入,卻可能帶來不必要的健康危險。 開發多元友善的生產資源 助產士幾已消失、剖腹產居高不下,這樣極端的現象,在過去十五年來,促發了台灣社會各種改革倡議,像是人性化生產、溫柔生產、友善生產等等新型態的生產模式。說法看似不同,目的都是希望能夠提出生產改革的願景,建立一個以產婦為中心的生產照護環境,適當地使用助產資源與科技,支持產婦的需求,讓她們充分發揮自己的能力,達到良好的生產效果。目前這些措施,有些已經得到醫界的認可,有些僅限於少數醫師在施行,有些在政府缺乏相關政策下,仍窒礙難行。 換一個角度來看,缺乏多元的生產模式,仍是台灣目前的生產困境。也就是說,如果要問近年來的新世代要問,「我媽是怎麼生下我的」,從接生人、生產空間、到生產措施,答案可能相當單一。 目前的接生人力主要以婦產科醫師為主,並在偏遠地區有人力不足的問題,醫院醫師與護理界也都有過勞的現象。學理上,如果生產過程中可以提供連續性支持,那麼可以達到比較好的生產品質,而如果須要高品質的陪產與助產措施,那就需要優質的助產人力。在英國,國家即規劃一比一的人力配置,力求達到一對一的照護人力比,台灣的產科人力配置遠低於此。而台灣目前已經有五百多人取得「助產師」(助產士的進階版)資格,以此身份執業的卻僅有四人,明顯浪費優質的助產人力。   【從三姑六婆的消失,反思我們需要那類的生產體系】 目前台灣有七成的生產在醫院進行,三成在診所,僅少數在助產所、或由助產師進行居家分娩。傳統在醫療院所生產,必須與其他病患出入同一空間,而大多數的產婦都是健康的人,並無病痛。待產與生產時,往往要與諸多陌生人共用空間,並無留予親友陪產的空間,很難讓待產與生產成為一家人共享的時光,也有礙產婦透過走動、按摩、使用產球、淋浴等方式來減緩陣痛、舒展身體。更可能因為醫院科層組織層層分工的方式,產婦往往一路要從從檢查室,到待產室、經推床轉到生產室、再經推床轉到恢復室,最後到產後病房,一共要換五個房間,可能換八次床,增加產婦的不便。 經過多年的倡議與討論,過去有些不合宜的例行性措施,例如對於低風險的健康產婦在待產期執行常規性灌腸、剃毛、禁食、點滴給予、人工破水等等,已逐漸被醫界所檢討。然而,還有許多溫柔生產與友善生產的措施,台灣還沒有普遍施行。例如,在許多文獻上提出各種處理待產婦陣痛的措施,包括有人持續的陪伴鼓勵、按摩腰背部和腳部、淋浴、身體的放鬆和視覺想像、調整呼吸節率、下床走動和改變姿勢(側躺、步行、蹲踞、坐姿等)、下床坐生產球等。這些方法都可以增進舒適,促進有效的子宮收縮,有助於產程進展。 在今年的母親節前夕,台灣婦運的龍頭婦女新知基金會,以及立法院幾位女性立委,要求政府提供更多「多元友善的生產資源」的訴求。生產是女性成為母親的重要歷程,也是檢驗一個社會是否尊重母親的重要指標。她們提出,政府在助產人力、生產空間、生產措施的改革上,責無旁貸。在醫院人力配置上,要求增設助產師,並在國家所屬的醫療院所帶頭推行優質的生產環境與生產措施,並透過獎勵措施給予少數具前瞻性的醫師與助產師資源,並在孕產婦手冊以及其他生產推廣的資源上,提出這些國際上行之已久的友善生產理念。這些團體呼籲,與其浮誇地歌頌母親,不如從制度面給予這些婦女友善的生產環境、多元的選擇。 【婦女新知與立委們召開記者會,主張建立多元友善的生產制度】 (照片來源:婦女新知) 書寫生產故事的新頁:兩個媽媽的小毛 小毛問:我媽是怎麼生下我的?小毛剛滿四個月,已經會笑瞇瞇的翻身了,但是她還沒法開口問,我媽是怎麼生下我的。小毛的誕生,反映了台灣生產故事的新頁,特別值得一說。小毛有兩個媽媽,是利用人工生殖科技所生下她的。其中一位媽媽提供卵子、另一位媽媽提供子宮。由於台灣的人工生殖科技僅適用於不孕的已婚夫妻,因此小毛的兩個媽媽要千里迢迢赴及海外,利用精子銀行的精子,以及俗稱「試管嬰兒」的技術,孕育出小毛,經過十月懷胎,在台灣生下了她。 小毛的兩個媽媽是一對相親相愛的女同志,非常渴望生小孩,人工協助科技也供了她們成為媽媽的新興方法,但是台灣法令並不允許,小毛的媽媽們只好出走到提供多元成為媽媽的國度。小毛的誕生,開拓了成為媽媽的新方法,也促發我們反思目前的制度框架。目前全世界針對人工協助生殖科技有法令規範共計53國,僅20國限定已婚夫妻才可使用,其中12國為回教國家,另外8國是亞洲國家,包括台灣。台灣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就主張同志也應享有生育權,呼籲要像許多先進國家一般,享有使用人工協助生殖科技的權利。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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