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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城惡魔:誰是白色力量城市中的惡魔? - 現代性城市的發展與都市公共性的建立

董建宏/中興大學景觀與遊憩碩士學位學程   (2013/8/3 凱道萬人送仲丘-廢除軍檢還原真相活動 引自youtube) 2013年8月,超過25萬多數彼此不相識的身著白衫的群眾,走上台北凱道,最後形成「白色聖十字」,為一位遭受到國家軍事體制不當凌虐,而不幸身故的義務役下士洪仲丘,聲討保守反動的軍事體系與國家機器。最終,不但迫使政府道歉,也敲下了國民黨與馬英九政權的第一聲喪鐘。一年後,號稱「白色力量」所支持的「白色巨塔」中的異類醫師,成為十六年來,首位「天龍國」非國民黨籍的市長。這樣一股建立於社會與城市集體公共利益的人民力量,被視為是台灣這幾年邁向民主深化的進步城市象徵。 但是,與這股進步的白色力量同時共存的,卻是一連串的隨機無差別殺人殺童事件引發的集體恐慌,自2014年台北捷運發生鄭捷無差別殺人事件之後,(2015龔重安北投文化國小女童割喉血案、以及最近不幸慘遭王景玉隨機殺害的女童事件)。這些隨機無差別殺人事件,其實早自2009年的黃富康隨機殺人案之後,就不斷成為城市生活中的不定時炸彈。於是,一個幽靈 ─ 恐懼「惡魔」的幽靈 ─ 在這個號稱白色進步力量的城市遊盪。所有看似不同的進步與反動的力量,因為恐懼「惡魔」而團結起來了!眾人們開始進行獵巫的行動,希望可以讓這個籠罩著白色城市的惡靈,消失在這個號稱進步的城市!而2016年5月10日,只剩不到十天就要卸任的法務部長,簽署了最後一份的死刑執行令,將人人皆曰可殺的鄭捷,快速執行死刑判決,更讓這個白城惡魔,以及他所召喚的各種恐懼的幽靈,迅速的籠罩著這個看似進步的白色力量城市。   如何看待惡魔引起的恐慌? 那麼,從社會學的角度來思考,我們要如何看待這樣一個進步城市發展下,無差別殺人「惡魔」的出現?以及,這樣的「惡魔」,為何掀起城市集體的恐慌? (The Devil in The White City  引自http://goo.gl/ZVO58D) 2003年,Erik Larson,美國著名作家,發表了一本有趣的歷史小說:The Devil in the White City(台灣翻譯為:白城魔鬼)。在這本小說中,Larson以1893年前後那場改變芝加哥城市命運的「芝加哥世界博覽會」為背景,描述了1871年芝加哥大火之後,在資本主義的狂野發展下,快速成長且意圖浴火重生的當代美國城市的發展史。故事背景的城市芝加哥,是當時美國中西部最重要的城市,因為水利之便,與中西部的農業發展,這個城市主導了美國中西部的發展,當地的製造業與商業活動在19世紀成為美國中西部主宰的經濟力量。在日後因為農產品榖物等的交易繁榮,而成為美國、乃至後來世界主要期貨的交易中心。1871年的那一場大火,非但沒有打擊芝加哥城市發展的企圖,反而在資本主義與國族主義的交互激勵下,決定爭取哥倫布紀念博覽會(World’s Columbian Exposition),來證明芝加哥的榮耀與進步。之後由Daniel H. Burnham與Frederick Law Olmsted等建築師,以景觀環境設計與主體建物合一,將自然環境元素與人工科技術的巧奪天工之建築整合,創造優美的生活環境,作為規劃設計的準則。他們認為,博覽會的目的,不僅僅在展現當代科技技術的進步,更重要的是展現一個現代性的城市的風貌,同時洗刷芝加哥在19世紀時惡名昭彰的都市環境。因此,他們將博覽會會場的主要建物統一漆成白色,而讓芝加哥由原本漆黑的工業城市,轉型成為城市美化的白色城市(White City)。這場藉著博覽會這個結合國族主義與工業資本主義而興起的城市美化運動(City Beautiful Movement),讓芝加哥的城市風貌得以煥然一新,並以此進步的空間象徵,進入現代城市之林。 但是,與這個進步的現代性白色城市興起的同時,當舉城的人瘋狂的參與並慶祝著博覽會的開幕舉辦之際,一位名為賀姆斯(H. H. Holmes)的連續殺人犯,正透過他過人的商業頭腦與殘酷的手法,在博覽會場的附近興建了一棟如城堡般的旅館,讓許多懷抱著夢想、希望一睹芝加哥博覽會風光的女性入住。在誘惑她們入住之後,賀姆斯再以殘酷的手法殺害她們。而這個凶殘的連續殺人兇手,在外貌看起來,卻是一個與芝加哥博覽會主辦者,建築師Daniel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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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比較與因果:從遮打革命與太陽花運動的比較談起

湯志傑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隨著香港佔中爭真普選的運動演變為西方媒體所稱的遮打革命,不少國內外的觀察家紛紛將這與人們記憶猶新的,台灣的318運動相較,評論其異同。在為數眾多的意見中,潘建志先生的比較及其引發的一些回應,特別引起我的興趣,故趁此機會藉題發揮一下,討論現時分析的見與不見。我的用意在強調「歷史地思考」的重要,順便向大家推銷一下歷史社會學的觀點,藉此實例顯示,如果我們分析時把時間也考慮在內的話,可以多看到些什麼原本沒看到的東西。 【香港遮打運動,如何跟台灣的太陽花學運做比較?】 為尊重智慧財產財及避免曲解作者的原意,請容我先全文照引。9月30日時,擔任柯文哲競選總部發言人的潘醫師說︰「我在地圖上研究香港占中,相比318學運,發現有幾點很有意思:1.不只占領中環,群眾聚集地有六七處。 2.他們不死守,放催淚瓦斯驅離就先跑,等等再回來。3.不進設施,主要占馬路,難以封鎖。4.不需要帶頭者,黃之鋒周永康被抓走時群眾沒有退。5.不搭臺子,不舉旗,沒宣傳車,消耗資源少。這種去中心化的,會復發的,黏膠式的非暴力抗爭,執政當局很難對付。真能撐下去的話,香港人民還是有贏的機會。」 坦白說,就作為對運動策略的檢討與思考來說,我認為這是很有意思、頗富洞見的觀察。我猜也是因為這樣,寥寥數語卻能在網路上引發眾多回響,進而為主流媒體所引用。由於我既非研究社會運動的專家,亦非活躍的社運組織者,而是如多數人一樣不過是個旁觀者,所以我不想,也沒有能力品評兩個運動在組織與策略上孰優孰劣,而只是想指出,即便像如此深刻的觀察,始終還是立基於一個它自己看不到,卻讓它變得有觀察能力的盲點。在此,我特別想討論的,是關於現時分析的盲點,也就是因為忽略時間而來的問題。 潘醫師短短的幾點敘述,其實預設了許多未在文中明言的前提,最起碼也最簡單的,就是台、港兩地相繼發生的社會運動的進程,同時更預設了讀者對此有一定程度的了解。雖然潘醫師的立論實際上係立基於對兩個運動歷史的理解,是個有時間縱深的觀察,但他的敘述在字面上所呈現的,卻近乎一種橫剖面的靜態觀察,像是停格分析一般。當作為理解與判斷基礎的歷史理解並未一併書面化,進到前台時,沒有相關背景的讀者在接收這種去脈絡化的敘述時,很自然會以最直接的字面方式,同時卻也是某種斷章取義的方式來讀。換句話說,讀者(或甚至作者潘醫師本人)可能根本就沒想過要問「運動為什麼能形成或興起」的問題,而直接就他們當下看到的現象做論斷。結果,由於他們把運動得以形成的歷史剔除在視野之外,很容易便會得出與從頭觀察整個運動發展的觀察家不同的判斷。因為,站在不同的立足點上,觀察的時間縱深不同,看到的東西就是不一樣,判斷自然也就有所不同。 這種現時的判斷與分析當然很有意義,也能讓我們看到、學到許多重要的東西,但它也可能常隱涵了一些有問題的理解與推論。以下,便是我根據所看到的一些網路反應而來的發揮,毫無究責於潘醫師的意思,因為光靠上述的文字證據,我無從判斷潘醫師的立場為何。 ◎「去中心化」不等同於「去組織化」 一種我覺得頗有疑義的理解是,過度詮釋「不需要帶頭者」的意義,把「去中心化」幾等同於「去組織化」。就我們透過媒體所能理解到的,香港的運動從學生罷課、佔中一路發展到遍地開花的遮打革命的那幾天來說,這種短期的即時觀察好像也說得通。這也是香港群眾的自發性值得我們敬佩、學習之處。 儘管如此,這樣的發展並非憑空而來,仍有其之所以成為可能的條件。我們不妨做個簡單的反事實的思想實驗︰如果沒有學民思潮、學聯及佔中組織等先前的努力與經營,香港會有這樣一場運動嗎?甚至,如果沒有自回歸中國前後以來各式各樣的社會運動,可能一夕之間就有這麼多的香港公民自發地走上街頭,抗議港府不當鎮壓,以及向北京政府要求真正的普選嗎?只因為時間點對了,任由誰來組織爭真普選的運動,就都可以搞成現在這樣的規模與局面嗎? 退一步來說,在黃之鋒、周永康被抓走後,運動就真的完全沒有組織與領導了嗎?還是不斷能有後繼者如岑敖暉等,以及更多檯面下媒體不會報導的組織者在穩住局面?群眾的堅持當然很重要,就像黃之鋒被釋後坦承的,後來的局面已不是原來的發起者所能指揮、掌控,運動能有此重大突破需感謝公民群眾的自主性。在這裡,我看到一位年輕社運組織者十足成熟的一面。但同時,這番誠實告白不正反映出當他們發起運動時,並未預料到能有後來那般的聲勢嗎?同樣地,學聯會發布若港警真以武力清場,籲請群眾先撤離保留實力的訊息 – 雖然這中間不乏有心者造謠的痕跡 – ,不也顯示他們估計多數群眾傾向撤退嗎?所以,群眾的重要性是無庸置疑的,他們會影響,甚或督促發起者與組織者不能懈怠與輕易妥協。但反過來說,如果群眾的抗爭意識不夠堅定,數量又有限的話,領導者就算有再好的策略,敢用再激進的方式達成突破,也只會枉然。運動的發展與走向毋寧是組織者、群眾以及被抗議的香港與中國統治當局三方互動的結果,不能因為群眾的優異表現便否定組織的重要,率而推斷「不需要帶頭者」。沒有任何帶頭或組織者而終能獲得成功的群眾運動,歷史上恐怕並不多見。 【社會運動的發展,受到多方角力的影響】  我們不妨把時序再往前推一些,當學生無預警佔領後,佔中三子隨即宣布佔中正式啟動,從而引發有無劫持、收割學生運動成果的爭議,如果不是各方組織者夠成熟大度,願在共同目標下一致合作,還可能有後來西方媒體藉雨傘的意象所稱的遮打革命嗎?如果佔中沒馬上跟進,如果學生與推動佔中的社運組織起了內鬨,整個運動的發展與局面勢必有所不同,而這都跟運動的組織與領導的問題有關,同時也都涉及何者在先,何者在後的前因後果的問題。 與此類似,如果我們把時間點往後跳,如果不是港警動用催淚彈、橡膠子彈,進行不必要的驅離及鎮壓,香港街頭會突然冒出這麼多自覺有責任站出來保護學生的示威抗議者嗎?這時,或許值得對比一下台灣318運動的進程,如果不是有最初充滿爭議的324佔領行政院的行動,引發國民黨統治當局的殘暴鎮壓,令台灣一下倒退回戒嚴時代,330可能有50萬的黑潮上街嗎?我不確定這個相似性是否跟台灣與香港基本上同屬華人社會的特殊文化脈絡有關,還是有更大、更普遍的適用範圍。我比較有把握的是,在號召及動員群眾參與上,抽象的理想與理念,效果通常應不如藉影象傳達的,對生活方式遭到威脅甚或退倒的直接感知。 ◎放在特定社會歷史脈絡中來理解社會運動 這個異中的同,帶出我想進一步討論的比較的問題。嚴格來說,所有的東西幾乎都是不可比較的,因為天底下沒有那兩件事或那兩個東西是近似完全相同,從而得以在近乎受控制的狀況下,僅比較某單一變數,而不致受到其他變數與更為複雜的交互作用影響或干擾。但原則上,任何東西又都是可比較的︰只要觀察者能找到一個比較的基準點,說清楚比較的基礎為何,了解其適用的脈絡為何,我們始終可以透過比較學到東西。因為,一方面,透過比較,我們往往才能找到、學到超越個案的,適用範圍更大,更為有效的觀察與知識。另一方面,藉由比較,我們也才能更清楚地掌握到討論的個案的特殊性,以及了解到它所鑲嵌的脈絡起的作用。 依此,香港的遮打革命與台灣的太陽花運動當然也是可比較的,它們不但時序上相近,更都表現了抗拒中國的面向。就像潘醫師的文章一樣,我們當然也可就兩者社會運動的策略來做比較。不過,這種抽離脈絡的比較會出現類似拿掉歷史所造成的問題。對日後的社運組織者及社運研究者來說,這種超乎脈絡之外的知識模式是有參考、學習及研究價值的。但是對理解及評價所欲了解的個案來說,這種脫離脈絡的觀察卻可能導致原本可以看到,卻因為採取了特定的觀察角度以致看不到的盲點。 例如,潘醫師在比較兩地運動後,似乎主張「不進設施」、「不死守」是較為合宜、有效的策略,這樣的論斷對一般的佔領運動或許成立,至少對日後的各種佔領運動是有啟發性的,可是如果把這個論斷(如果不是批評的話)放回到318運動當時的脈絡來理解的話,就未必這麼適當。如果對318運動的歷史背景有些了解,便會知道早在今年318之前,便有許多的個人與社運團體持續關心與中國簽定服貿協議的議題。如果不是這些行動者的堅持、努力、監督與施壓,服貿協議可能早在反對黨棄守下通過了。而且,在318之前,這股力量早嘗試過諸多的可能性,但卻一直無法喚醒社會大眾的關心。當318半分忠違法偷渡成功後,這些學生與社運工作者的心情恐怕是交織著強烈的義憤與絕望,毋寧是在認清當前的代議體制無法真正保護一般人民的利益,試圖盡盡最後人事的心態促使下,才會有318衝進立法院的舉動。若非他們湊巧成功攻佔國會議事殿堂,這個前所未有的激進行動成功吸引到媒體的目光,並透過網路媒介即時傳送自己的聲音,根本就不會有後來所謂的太陽花運動。所以,擺回到運動興起的脈絡來看,「不進設施」根本就沒這場運動。甚至,如果佔領的不是國會而是其他任何地方,他們都很可能會變成朝野兩黨共同的箭靶而迅速遭到鎮壓,自然也不會發展出什麼「太陽花學運」。 ◎結構與歷史因果分析同樣重要 歷史的進程總是這樣一環扣一環,而其中常充滿不可預料的偶然與意外,儘管我們從事後回顧的角度來看,往往能找到有別於此的因果解釋,提出另外一種非常具有說服力的分析,例如,如果我們把太陽花運動與野百合運動相較,我們可以分析得到,兩個運動的形成,都獲益於統治集團內部分裂所造成的政治機會。不過,就我個人的了解,在衝進立法院的當下,大概沒有一個行動者曾把馬、王的政治鬥爭計算在內。一如潘醫師的比較,這種事後諸葛亮的智慧是相當有用及有益的。只是,這種結構分析所發現的原因,跟行動者在事件歷程中感受到及創造出的「前因後果」,是兩回事或兩個不同的面向。過去,社會學往往偏好結構分析,而忽略了前因後果的重要性,以致在現實的掌握上不夠充分。 【社會學也應該分析行動者在運動中的角色】  一如香港回歸後的情形,馬政府上台後諸多的不當作為,以及日益惡化的貧富差距等結構因素,固然製造、累積了許多的抗議潛能,使得抗議行動似乎隨時可能發生,但事實上,沒有人能正確預測何時才會大爆發。因為儘管從結構面來看,憾動結構的抗議的發生機率似乎很高,但它也可能一直沒爆發 ― 就像今日中共治下的中國。何況,如果不是事先有各種人為的努力與經營,就算出現了鬆動結構的機會,行動者也未必把握的住。太陽花的難能可貴之處,我覺得在於行動者透過自身的能動性成功打開了一個新局面 ― 如果我們先不以結果來論斷其成敗的話。 因為行動者雖然有能動性,也還是得面對結構限制、可能性條件與歷史等問題。318的運動會發展成有明顯領導核心與決策階序的模式,除了跟攻佔國會這個相對封閉的空間、同時也是大家注意力的焦點有關外,也跟發起的學生核心成員多數曾參與過野草莓學運,經歷過去中心化的組織模式,並在事後認為這是需反省、檢討的失敗經驗有關(有興趣的人請參見林傳凱〈二○一四年「反服貿」抗爭中的權力、民主、與異質實踐〉)。這麼說沒有為任何人辯解的意思,而只是要指出,就理解一場社會運動為何是這樣而非那樣發展來說,了解其前因後果始終是個必要的面向。很可能這些積極份子依然抱持直接民主的理想,但過往的經驗與當前的情境要求卻讓他們「自然地」選擇了有違自己信念的組織、決策模式。 ◎太陽花在要求民主鞏固,遮打在對抗威權政治 與香港的情形相較的話,有人或許會認為說,這是因為台灣群眾的自主性較低的緣故。對於這樣的判斷,我比較傾向保留。因為事實上,在立法院的周邊,不但可看到群眾各式各樣的自發創意發揮,更可聽到許多不同的聲音。這同時就又回頭觸及台灣與香港的兩個運動究竟可不可以比較,應當如何比較的問題。如果不把各自的脈絡考慮進來,儘管看似有道理,卻有可能是過於簡化而不恰當的比較。 一個清楚鮮明到不需要再說,卻必須在此提醒的差異是,香港尚未確立基本的民主體制,特首可謂是中共官派的,不同於台灣有自己的民選總統與國會。這個重要背景大家都知道,可是在討論與分析時卻常會忘掉,或把它抽離掉。像群眾自主性的高低這個看似不相干的問題,我覺得便深受此體制與脈絡因素影響。社會學的許多研究告訴我們,在威權體制下,形形色色的不滿多半傾向歸咎於威權統治,從而很容易便可匯聚到以威權統治者為統一的抗議對象。以香港的情形來說,這次爭的是特首的真正民主普選,反對中共控制、篩選提名人選的假民主方案,所以整個抗爭的軸線是民主相對於威權或假民主。在這樣的架構下,訴求變得單一而明確。那些先後站出來的人,不管有怎樣的動機或理由,像是支持民主的普選,還是不滿生活品質變差,又或是單純討厭梁振英,或者就是不喜歡大陸人的惡形惡狀,還是想保護學生,或是對鎮壓反彈,抑或希望繼續保有自由的生活方式,全都可被統一詮釋為支持佔中,支持爭取真正的特首普選。同樣地,不管參與的群眾有何自發表現,基本上皆可納入爭民主的大架構下,因此很容易就被確認為有自主性。 【香港遮打運動跟台灣的太陽花學運,面對著完全不一樣的政治結構】 反過來,在形式民主的體制基本上已確立的台灣,卻是個多元的社會,比較難再出現那種普天同慶或普世皆惡的情況。遺憾的是,這幾年來我們竟要透過示威抗議的方式來再次確認我們認為早已穩固的共識。在50萬的黑潮裡,我想幾乎毋庸置疑的是,人人皆反黑箱,希望捍衛民主的價值與機制。我的判斷是,正因為執政的馬、江政府違背了台灣社會所有的這個基本民主共識,才會有318運動的形成。同時,我覺得是324的戲劇轉折才惹出如斯壯觀的黑潮,所以我傾向認為,50萬人中的大多數視暴力鎮壓為倒退,並為了捍衛自由民主體制而走出來。 可是,對於多數人是否也支持反服貿,我就不是那麼有信心。我想,這也是為什麼反黑箱可以喊得震天響,但在提到反服貿時,就無法同樣地理直氣壯,因為服貿背後牽涉到複雜的利益分配問題,有的產業、階級、地區、人口獲利,有的受害。妥善地解決這個問題需要非常複雜細膩的制度設制,而很難用社會運動場上簡潔有力的二分口號來處理。教過政治學的江宜樺院長當然懂得這個道理,所以他在回應立委質詢比較台港兩個運動時,很聰明地批評太陽花沒有核心訴求,完全不提整合分歧的社會利益本是掌握一切資源的執政者的責任,而非社會運動者的義務,我們怎可隨之起舞? 儘管多元、分歧已是台灣社會的常態,因此同時也是台灣的社會運動的常態,但我們不能因此便認定太陽花運動時的群眾欠缺自主性。相反地,我認為多元、分歧正構成群眾自主性的基礎。依我自己觀察所得,許多人並非被動等待領導與指揮,而是以自己的方式主動配合運動的推展,反應的毋寧是台灣公民社會整體的成熟。若是因為某些主張與訴求逸出主軸之外,與運動或有扞挌,便認為群眾自主性低,顯然是射錯了箭靶。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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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來「學運」?太陽花學運靜坐參與者的基本人口圖象

陳婉琪 /台北大學社會系 今年春天,由318佔領立法院行動所引爆的太陽花學運,延續超過三週。初期,連學生運動領袖自己也沒有想到會演變成如此聲勢浩大的公民運動。這段時間,全台無數青年心靈飽受衝擊激盪,社群網路爆發出大量的精彩對話與反思,抗爭行動同時也激起各式各樣、偶有對立的意見態度。 公民言論當中,有部分文章涉及運動參與者人口組成的觀察與揣測。譬如,有文章強調:「抗爭學生英文好到可以直接出國,為何要在這裡幫你維護權益?」。又如,由於學運期間全台數個社會學系確實帶給外界強烈的社運色彩,使得有人提出「以後不要我的孩子念社會系」這樣的說法,難免製造出「社會系只會社會抗爭」或「社運參與者都是社會系」的刻板印象,對社會系的專業造成不小的傷害。直到最近,也有文章基於類似的邏輯,主張學運參與者就是「憤青」,很「難搞」,且通常不是自然領域的學生。 【318學運的參與者,都是些什麼人?】 然而,以上說法,每一項都符合事實嗎?這波學運的參與者究竟都是些什麼人?有多少學生?多少社會人士?就讀些什麼學校科系領域?來自哪些行業?花多少時間來?停留多久?獲得資訊的主要管道為何?動員管道又是如何?等等以上這些問題,或許有不少人想知道答案。 所幸,學運期間,本系師生同心合力做了一件事……… ◎突發的調查研究計畫 太陽花學運期間,約在佔領行動一週之後,本系(台北大學社會學系)於3月25日至29日之間(主要集中於26、27兩日)在立法院四周進行了一個問卷調查計畫。此調查起源於本系黃樹仁老師的提議及初步構想,由於事發突然,整個執行過程完全倚賴系上的志願參與師生(也包括熱心的系友),不僅問卷設計倉促,調查進行時,深夜時段的支援人力也較為短缺。 本調查之抽樣方式採系統抽樣。每天從清晨六點開始,區分六個時段,一個時段四個小時。立法院內外區分四個區塊:濟南路、青島東路大門東側、青島東路大門西側及立院圍牆內(顧及研究倫理及可行性等問題,於26日十時起放棄院內此區塊,並於27日新增林森南路8巷及鎮江街兩個小區域)。每個區塊於每個時段派出訪員二至三人,每16人抽取一人(註:16此數字乃事先以預計得到一千份樣本來推估),對抽出樣本進行一對一面訪,邀請對方填寫簡短問卷。進行至3月29日深夜,結束為期四天的抽樣調查,共抽出樣本1005人,16人拒訪,實際完成份數為989份,完訪率98.4%。1.6%的低拒訪率在調查研究中實屬難得!不過,如前所述,由於立院圍牆內樣本不多,樣本代表性僅能推論至「立法院圍牆外的靜坐參與者」,不宜將核心行動者包括在內。 【台北大學社會系持續在三鶯地區做社會調查】   ◎學運參與者的基本人口圖象  1. 學生身份、性別與年齡 全部樣本當中,56%是學生(554人),其餘不具學生身分之社會人士有44%。訪問時段與學生比例有關。半夜的學生比例較高 (71%),白天會有較高的社會人士比例(從早上十點至晚上十點,學生比例逐時段而減少,下班後時間為社會人士參與之高峰,學生比例只有45%)。由於深夜至凌晨(2-6點)此時段之人力調度或邀請受訪者填答的困難度皆較高,本調查短少一個深夜時段。因此,56%此數值應是輕微低估了學生比例。 性別的分佈還算平均。整體來說,女性占全部樣本的51.8%。深夜時段的女性比例會稍微低一些(48%)。年齡方面,全部樣本當中,年齡最高的是83歲,最小的是10歲。平均年齡28歲,學生樣本的平均年齡為22歲,社會人士則為35歲。每十歲分成一組的話,「20-29歲」這一組所占比例最高,有66.8%。每五歲分成一組的話, 「20-24歲」這組占44.5%,為數最眾;「25-29歲」占22.3%,次高。  2. 教育層級、學校、年級 554位學生樣本當中,93%為專科以上學生。其中,專科占學生樣本的2.2%,大學占73%,碩士班占17.2%,博士班占0.7%。403位大學生樣本當中,年級越高,參與比例越高。大四占30.2%,大三27.0%,大二22.4%,大一15.9%。至於社會人士參與者,平均教育程度亦頗高——76%有大學學位或更高的學歷(見圖一)。 學生樣本當中,扣掉高中以下及少數國外學校的學生,大約510位有學校資訊可搭配高等教育統計做比較。這510位當中,56.7%來自公立大專院校。與總體統計相比(教育部統計資料顯示,全台灣大專院校學生裡,公立大學學生占32.4%)可得知,公立大學學生的學運參與率遠高於私立大學。(不過,學校的公私立不見得是最重要因素,也可能是因為技職性大學的學生參與度較低,且此類大學大多為私立。) 這群學生樣本當中,比例最高的是台大學生(占9.4%),其次為政大及輔大學生(各都是5.1%)。由於全台灣學生數最多的大專院校為台大(占總學生數的2.4%),表一將樣本中超過2.4%的學校依序列出,共九所大學。但需留意的是,這種排行榜列法會讓人以為抗議學生集中於某些學校,但事實上,五百多位學生來自96所不同的大專院校,分布的廣泛程度相當驚人。 此外,社會人士當中,台大校友所占比例亦奪冠——在專科以上學歷的社會人士當中,台大校友占9.4%以上;其次為文化大學(4.2%)及東吳大學(3.9%)。另有5%為國外高等教育學歷。 3. 科系領域分布 學生當中,有508位為國內專科以上且有詳細科系資料。以教育部所採用的23種學門來分類,其領域分佈如圖二所示——來自人文學門的學生占15.6%,來自工程學門的占15.2%,商管學門11.2%,藝術學門9.3%,社會及行為科學學門7.3%,醫藥衛生學門6.9%,法律學門5.7%(其餘省略)。   從以上數據看起來,這波學運的參與者來自各種學科領域,且人文、工程、商管等領域的人數頗眾。不過,如果某學門屬於「大」領域,出現該學門學生的機率當然就高。因此,若要比較誰有更高的參與機率,必須對照全台灣高等教育之學門比例。 在計算本學年度的教育部學生人數統計之後,表二列出參與者與全台學生的比較結果:藝術、人文、社會及行為科學、傳播、法律等是樣本學門比例顯著高於實際學門比例的領域 (p< .05);商管、電算機、工程、民生等是樣本學門比例顯著低於實際學門比例的領域;而其餘有相當多的學門(包括教育、設計、生命科學、自然科學、數學及統計、建築與都市規劃、農業科學、獸醫、社會服務、運輸服務、環境保護),在樣本中的比例與實際學門比例並沒有顯著差異。 以上比較結果,用白話文來說是什麼意思呢?我挑出幾點來做詮釋: 1、前述某些文章作者的猜測並不符合事實——「農業科學學門」的學生雖沒有「更可能」出現在立法院四周,但也並非都走入山林療癒去了,他/她們的參與機率與整體學生差不多。 2、初步來看,參與率較低的領域(商管、電算機、工程)似乎都是較實用取向的學科。這有幾個可能性:可能這群學生真的沒興趣參與,可能這些科系功課較重,但也非常可能是因為這幾個領域有相當高的技職大學(或私立大學)比例,而技職體系的學生參與程度較低。 3、以醫藥衛生學門為例,可以說明以上第二點猜測。此學門的整體參與率顯著較低,但若進入更細的領域分類(158個學類)來看,會發現:樣本當中,醫學學類比例遠高於期望值(樣本當中有16個醫學院學生),但技職居多的護理學類比例則顯著較低。 4. 社會人士的職業分布 不具學生身分的社會人士當中,扣掉家管、正在服役、職業缺失或少數答案過於含糊的樣本後,共有356人有職業資訊。從職業分佈來看,參與者來自製造業的比例(16.3%)比整體勞動力中的製造業來得低,絕大多數來自服務業,這樣的分佈似乎反應出這波社會運動的起因——這是與服務業貿易協定有關的爭議。(但也有可能是製造業離台北市較遠,時間彈性較小。) 屬於服務業的參與者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音樂藝術創作者、出版業及文字工作者的人數相當多(39人,11%);而許多人宣稱將從服貿協議中得利的金融服務業,也占有相當比例(金融服務業15人,保險業5人,房仲業2人),來自金融領域的參與者,分別有襄理、副理、經理、交易員、私部門金融研究員,及投資公司負責人等職位。此外,來自公部門的參與者(軍警、公務員、各層級之教師、公立醫院或媒體)也不在少數,約占13%。 ◎靜坐支持者之參與狀況、原因及訊息管道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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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學運處於哪個歷史時點?抗爭週期.歷史路線與經驗

劉華真 /台灣大學社會系 這幾年下來,社會抗爭不斷出現, 2012 年有文林苑、南鐵、紹興、華隆,2013有華光、大埔、反核、關廠工人,到現在的佔領立法院佔領行政院。2014 年三月到四月我們所目睹的大型的社會抗爭,這些行動或者說318處於抗爭週期的什麼位置?上升、高峰還是下降期? 大家可能對抗爭週期這個字眼不熟悉,我來解釋一下。大家看看這張圖的曲線,底下時間軸的單位可能是月、也可能是年,縱軸是社會抗爭的次數,這個看似常態分配的曲線圖,先是曲線往上增加達到峰頂然後快速下降,這樣的波動指的是抗爭事件的總次數與抗爭強度隨著時間挪移而發生的變化。   ◎抗爭週期不同階段的特色 抗爭週期可以怎麼觀察?先看前半段,上升期到高峰期間。首先我們會觀察抗爭總量,平均每月或每年的抗爭次數是否變多?整個社會中的抗爭氣氛是不是升高?第二個,在抗爭上升期間,社會抗爭會有明顯的擴張現象,而且是在好幾層意義上的擴張。首先是議題的擴張,現在只是反服貿、反迫遷,然後抗議風潮會往過去沒有抗議活動的議題擴散。再者是社會群體的擴散,過去沒有從事抗爭的人群會出來抗爭,例如中產階級的婦女或眷村。最後是空間的擴張,抗爭行動不只侷限在特定地點,不只集中在台北市或總統府周邊,而是在全島蔓延。整個抗爭週期最前期,會有一些打頭陣的組織或運動,但是達到高峰不一定是由這些議題和運動站在最重要的位置,可能起頭的組織在抗爭風潮進行到一半就掛掉了,但是會有其他組織和運動不斷填補進去。 抗爭上升期我們還會觀察以下兩件事:新抗爭手法的出現。路過、佔領現在變成流行的抗爭劇碼,雖然佔領 (occupancy) 不新,但是佔領立法院是頭一遭。再者,新的抗爭構框 (framing)也會出現,抗爭行動之後要有新的詮釋,像是美國在六O年代會出現新的架構,以權利(rights)做為各類運動訴求的基本,民權、婦女、同性戀,以權利為基礎進行新的抗爭。如果台灣八O年代的抗議風潮的構框是反獨裁爭民主,那這21世紀台灣這波新的抗爭風潮的意義構框和內涵是什麼,這是值得進一步思考的。 接下來到了抗爭高峰期,也就是抗爭白熱化的時期,抗議行動的溫度被拉得很高,有人稱之為瘋狂時點(moment of madness),什麼都有可能的一段時間。但是始終維持在這個階段是不可能的,經歷短暫的高峰期,抗爭的溫度就會下降。 那麼下降期會發生什麼事?在抗爭下降期中,政治菁英會把胡蘿蔔跟棒子拿出來:一方面承諾改革另方面又極力分化鎮壓。所以抗爭方就面臨制度化跟基進化的選擇,是接受政治菁英的改革方案呢,還是用更基進的手段得到更確實的改變。在抗爭下降期,運動跟運動組織之間資源競爭的問題、運動內部派系的問題,會讓已經逐漸降溫的問題變得更加棘手。當然路線問題像溫和改革還是直接行動,這種爭論在抗爭上升期也會出現,但是那時外在情勢尚佳,政治菁英還不知道如何應對突然襲來的抗爭行動,不同的運動路線在此時還有彼此掩護的效果,但是在抗爭下滑的時候,路線的爭執有可能加速整體抗爭的下滑。   ◎如何解釋抗爭週期的下降? 在社會運動研究裡面,我們會如何解釋抗爭週期的下降?一般來說我們分成三個層次來看:組織、運動、抗爭週期三個層面,這三個層次其實是彼此關連的。 組織的問題 從組織層次來看,組織結構絕對會影響一個團體如何因應抗爭週期裡變動的環境,這裡我們來看兩個美國六O年代學運跟反戰運動的例子,一個是 SDS (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基本上這是開放式的組織,設立全國總部,在各校有分部,公開招收成員的學生組織,對比成全國所有大學學生會的聯盟可能並不合適,因為SDS不是學生自治組織。SDS以去中心化、強調參與式民主的架構組成;但是參與式民主的架構,在組織人很少的時候運作還 OK,但是後來 SDS取得全國性的聲名,各式各樣的新成員湧入要加入這個團體,結果這個參與式民主的組織架構無法負擔這些新成員,很多人加入之後不知道要做什麼,開冗長的會,參加會議變成誰能在會場撐得久就會贏,所以組織內部生態變得非常奇怪。當SDS這個組織變得很成功,理應是讓人高興的事,但它的成功卻壓垮這個組織,因為組織結構無法隨之跟著調整。 另外一個同樣是學運組織的個案, Weatherman Underground(氣象人地下組織),SDS 比較溫和,但是氣象人宣稱要以暴力手段推翻美國政治體制,他們學習做炸彈,以公社的方式集體生活並行動,成員切斷與家庭友人的社會連帶,甚至因為製作炸彈技術太爛而炸死了自己成員。氣象人是封閉式的組織:要有認識的人、有共同的運動信仰才能進來,同樣是有全國總部跟分部,但是這個封閉性團體碰到的問題是招不到新成員,組織的領導階層不被替換,採取的抗爭策略也沒有取得成效,逐漸變得越來越封閉,最後遭受聯邦跟地方政府的強力鎮壓,沒有很好的結局。 【運動一定出現路線之爭,體制內?體制外?】 這兩種組織型態,像 SDS 是對外開放的組織,最大的弱點是沒有辦法承擔情治跟警察機關的滲透行動,甚至後來有 FBI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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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社會學的無知,正反映台灣社會對不公義的無感

黃敏原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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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社會學所學何事?論社會學者的價值自由與價值關聯

顧忠華 /政治大學社會學系 最近台灣的社會學界很忙碌,一方面自從318的太陽花學運興起後,不少學運幹部被發現都是社會學系所的學生,而在「罷課」行動中,率先響應的也以各校社會系所居多,成了輿論注目焦點。另一方面,這個現象引起國民黨立法委員蘇清泉的質疑,利用在立法院質詢官員的場合,語氣輕蔑地脫口而出:「不知道社會系、社會學研究所都在研究什麼?」,於是社會學家們又紛紛得為他上一堂「入門課」,順便為招生打打廣告。 【社會學界是否應該感謝蘇清泉,讓社會系名聲大噪?】 這樣看起來,太陽花學運對於台灣的社會學發展會有一定貢獻,一九六八年學生運動如火如荼在歐洲、美國蔓延,當時就大大提高了社會學的能見度,也吸引到年青世代選擇進入社會學領域。不過,本文並不想討論台灣的社會學系所應該如何善用這個機會,好好調整課程結構及內涵,更用心地培養這批懷抱著理想志向的青年人,深刻認識台灣社會的體質和運作機制,俾便他們未來能夠不再感嘆所學與本土社會嚴重脫節。 ◎ 讀社會學所學何事? 相反地,我想觸及到比較抽象的層次,和社會學界同仁交換一下「讀社會學所學何事?」的更深層問題。這個問話的格式,很容易便會聯想到「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答案通常就是非常儒家、充滿道德性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張載語)。難道現代人學習社會學,也是要沿著這種道德義務來成就某種「教化」使命嗎? 每一位受過學術專業訓練、從事社會學研究教學的同仁們,相信大部份不會認同如此「泛道德式」的訴求,因為社會學作為現代社會科學的基礎學門,恰恰是與「前科學」的形上學或倫理學有著明顯的斷裂,無論是研究任何一個社會學分支學科,總是強調社會學的知識是立基於經驗事實之上。我們的分析不能憑藉玄想、臆測,即使是社會學理論領域,也是溯自古典三大家──馬克斯、韋伯、涂爾幹──開始,西方啟蒙運動之前的種種學說,很難脫離濃濃的哲學味,都只能歸到「社會思想史」的範疇中,遑論各大宗教教義和傳統道德的訓誡了。 三大家中,我必須特別為韋伯說幾句公道話,他的方法論經常被以訛傳訛的引用,其中最為廣泛的便是「價值中立」一詞。這個概念向來指涉一種「科學研究不宜表現價值偏好」的態度,確實一定程度反映了科學家在觀察事物或現象時,應該就事論事、進行「事實判斷」,而非受限於自己主觀的「價值判斷」,避免陷入以價值偏好包裝科學真理的謬誤。這樣的一種「研究倫理」多少已成為現代科學社群普遍接受的共識,所以之前我個人也約定俗成地使用「價值中立」來翻譯韋伯原文的Werturteilsfreiheit(有時簡稱為Wertfreiheit)。 ◎台灣社會學會是否可以發表有關學運的聲明? 但在年歲稍長,對於韋伯的理解較深後,我愈來愈發現:所謂的「價值中立」(或「價值無涉」、「價值超然」等等同義詞),其實根本離韋伯原用的德文Werturteilsfreiheit(「免於價值判斷的自由」)或Wertfreiheit(「價值自由」)有一段距離,更讓我們無法精確掌握價值問題的本質。於是,2013年我重新出版《韋伯學說當代新詮》一書,便將以前用過「價值中立」的地方,全部改成「價值自由」,也以一篇專文〈以「價值自由」捍衛「學術自由」──韋伯方法論的正解〉來論證「價值中立」與「價值自由」兩者間,之所以「差之毫釐、失之千里」的理據。(顧忠華,2013) 【 社會學界內部對於以學會名義發表聲明支持太陽花學運,出現不同意見】 舉例來說,當台灣發生太陽花學運之際,究竟台灣社會學學會能不能發表聲明,表態支持學生佔領國會議場的行動?若是傾向於「價值中立」詞義的想像,很可能就會持保留的態度,因為科學似乎應該保持「客觀」的角色,否則容易被貼上政治立場偏頗的標籤,有傷專業形象。相對地,如果能重新詮釋「價值自由」的原意,那麼社會學作為一門「文化科學」(Kulturwissenschaft),本來就有透過「價值討論」(Wertdiskussion)追問社會現象和歷史事件之「文化意義」(Kulturbedeutung)的任務。所以當整個台灣社會密切注意太陽花學運的動向時,社會學學會身為學術社群的代言人,是可以承擔起集體發聲的功能,這個動作不僅表達社會學界關切公共事務的「價值關聯」(Wertbeziehung),更由於深切意識到太陽花學運關乎台灣未來的民主深化進程,經過適當程序、並基於「責任倫理」(Verantwortungsethik)的體認,社會學學會自然具有發出針對時局聲明的正當性。 ◎韋伯的價值自由、價值偏好與客觀知識 當然,有人會相當疑惑,同一個韋伯,為何可以有截然不同的詮釋?其實韋伯也不見得能夠給出一個簡單的標準答案,他非常清楚:現代社會是一個解除魔咒、價值多神論的世界,所以每個行動者必須面對自己選擇的「魔神」(Daemon),並且真誠地承認自己持有的立場,不迴避現實中的挑戰。換言之,韋伯雖然十分在意社會科學知識的「客觀性」,不容各種「私底下」(!)的價值偏好「偷渡」到學術的殿堂──這是他曾經以「唐吉訶德式」的熱情,不斷批判混淆了意識形態與科學論述之學界同僚的理由;但是他更在乎學術作為一種「志業」,是以「知性的誠實」來承擔「眼下的要求」(Foerderung des Tages),這意味著學者們不是只求獲致自我的清明,也必須回應人類共同走向的「命運」,發掘具有普遍文化意義的因果規則與支配模式(如韋伯自己著作給予後人的啟發)。 【韋伯講的價值自由,不是要人們迴避價值的討論】 至於如何調和這兩者?或許可以說,在知識傳授上,韋伯主張教師們自我克制,包括研究成果能否達到「客觀有效性」的要求,都需要「免於價值判斷的自由」來加以保障。只是韋伯從不將「價值」當成和洗澡水一起潑掉的嬰兒,他十分清楚,我們都是「文化人」,不可能沒有特定的價值立場,譬如在他的「理念型」方法中,便創造了「價值詮釋」(Wertinterpretation)的極大空間,重點在於,這和干擾、扭曲「事實判斷」的「價值判斷」無關,反倒是幫助世人認識事物之間實際關係的思維手段(想像其「支配類型」中的「卡里斯理型支配」)。 亦因此,對「價值」的重視以及精準分析,包括對於「資本主義」、「理性」、「人格」、「精神氣質」(Ethos)等等文化現象的梳理及批判,實可看成是韋伯充分活用「價值自由」,卻不致滑落到(狹隘的)「價值判斷」或「偏見」的成功示範。一言以蔽之,研究者的「價值自由」並不妨礙他光明磊落地展現價值選擇,甚至可以為每個人對「自己行為的終極意義,提供一套交待」。(Weber著,錢永祥等譯,1985,頁145) ◎社會學者不應放棄公民身份參與公共事務 如果進一步推論,韋伯所鼓吹的「價值自由」,不會侷限在研究者個人的研究旨趣上,在現代的公民社會中,建構一個合理的、多元的「公共領域」,屬於落實自由民主制度的重要前提,因此也帶有集體的特性(猶如涂爾幹指稱的「有機連帶」)。社會學界本就懷有比其他學科更強的「社會責任」,所以「讀社會學所學何事?」,我們不需要借助傳統的士大夫道德來加以證成,而是正確解讀韋伯方法論的「幽微之處」後,可以確定:無論個別社會學者、或是集體的社會學社群,都能夠在追求本身專業的「知識客觀性」同時,不放棄「公民身份」,對於公共事務勇於參與、發聲、乃至於集體行動!畢竟,「價值自由」賦予了研究者獨立思考判斷的廣大空間,不必要依附於政經權力或意識形態,這時候,用韋伯的話來說:「學術志業」以及「責任倫理」的「召喚」,正好是實踐「啟人清明、並喚醒其責任感的職責」(Weber著,錢永祥等譯,1985,頁145)。 【台灣社會學界,是否也要來一場大腸花公共論壇?】 資料來源:http://v1c.im.tv/beta/2014/04/ART1404161633-86382-Icon.jpg 最後,我建議台灣社會學學會不妨在學運結束後,開闢一個公共論壇,讓會員們提出對於「社會學」以及「學會」可以在台灣社會扮演何種角色的各種看法。有趣的是,韋伯會觸發寫下有關「價值自由」文章的動機,和他參與「德國社會政策學會」和「德國社會學會」的經驗有密切關係,雖然時空背景不盡相同,但類似的「價值問題」似乎總是纏繞著「非自然科學」,尤其像倒底存不存在「普世價值」?自由、民主、人權是不是「放諸四海而皆準」?又如台灣的歷史課綱爭議,涉及到統獨和國家認同,能不能真正超越主觀的「價值判斷」?看來在在困擾著台灣的人文及社會科學社群,引起迄無休止的論戰。或許只能回到本文一開始的描述,社會學經過太陽花學運的「攪動」與「加持」,已經不會是一門與台灣未來命運無關的學科,台灣人的集體認同、集體行動、集體選擇,應該構成了源源不絕的問題意識,大大地擴展社會學研究的「價值關聯」了! (本文同時刊登在即將出版的「台灣社會學通訊」) 小編註:因蘇清泉委員的踢館而出現的「社會學是什麼」的文章包括以下幾篇: 1、何明修:社會學教你如何批判思考。 2、王宏仁:社會學在衝啥?在照亮黑箱政經結構 3、施怡菱:為什麼社會學重要? 4、陳亮甫:蘇清泉醫師,我告訴你社會學教我什麼 5、葉永文:社會學是一門吃飽太閒的科學嗎? 6、吳典蓉:誰說社會學家只會搞革命       參考文獻: Weber著,錢永祥等譯  《學術與政治:韋伯選集I》,台北:允晨,1985。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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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母則強:母職作為改變社會的場域

梁莉芳 /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 為母則強。妳對這四字箴言的理解是什麼?為母則強,形容女人在成為母親後,充權(empowerment)與身心變得更強壯的過程。有人認為,為母則強,使得女人在面對育兒的辛苦時,即便是在不合理與艱困的環境下,也會具有默默承擔的韌性和克服萬難的毅力。不同於這種「阿信」的解釋,為母則強,我認為是一種育兒的實作,是作為母親的力量,也是愛的力量。為母則強,讓女人願意挺身挑戰社會的不公義,追求一個有未來願景的,更美好的社會。 【 謝謝阿澎,你讓我看見做媽媽的許多可能】 ◎母親的盼望 我是個一歲四個月孩子的媽媽。孩子出生之後,我常看著他臉上的笑容出神,然後想著,十年、二十年後,他的生活會是什麼樣子?笑容還會像現在一樣的無憂無慮嗎?和天下無數的媽媽一樣,希望孩子快樂是我最微小的盼望。但是,這些日子來,面對無能、沒有作為又漠視民意的政府,我經常擔憂這將是個奢侈的想望。 周遭的朋友常問我:「有了小孩後,生活最大的改變是什麼?」成為媽媽後,我看世界的角度,多了孩子的視野和觀點。我開始留心,空間的設計和安排,是不是對孩子不夠友善;我開始關注,媒體所傳遞的訊息和價值,是不是充滿偏見和歧視。成為媽媽後,我對未來的想像裡,有孩子正在成長的身影,我開始思考,我們大人所做的每一個決定,對孩子未來的影響是什麼。從兩岸服務貿易協議、自由經濟示範區到核四廠,這些重大的政策,是否只是服務少數人的利益,但卻讓我們失去長遠、永續的未來? 【「阿母底家,免驚!」支持反服貿媽媽團】 資料來源:twimg.edgesuite.net/images/ReNews/20140325/420_3cc39b592053ce10958b75f598191fec.jpg 從反服貿的太陽花運動到「終結核四還權於民」的全台串聯,在這些自主公民運動中,我看到不同的母親形象與母職實踐。我們可以選擇順從統治者與既得利益階級的價值,把孩子當作不會思考、無知、沒有判斷能力的客體,以愛為名,召喚孩子回家;身為公民與母親的雙重身分,我們也可以選擇以公平和正義的價值教育孩子,尊重和鼓勵他們的社會參與。 我們的價值選擇,決定了我們會養育出什麼樣的孩子;我們的孩子,會影響未來社會的走向。我們,期待自己成為什麼樣的媽媽呢? ◎做媽媽只是家務事? 美國女性主義詩人Adrienne Rich,在《女人所生》(Of Women Born)一書指出母性的雙面刃:母職對女人而言,可以是壓迫、限制和剝奪,也可以是滋養、力量和充權。女性主義批判母職對女人所造成的壓迫,並不是來自女人成為母親後的育兒經驗或是與孩子的親密互動,而是來自母職的建制化(institutional motherhood)。在父權社會脈絡下,「好媽媽」形象是單一且扁平的,強調母性天生和無私的母愛,女人不被鼓勵說出照顧小孩的挫折和疲累,我們也擔心揭露自己的軟弱後,會被貼上「不負責任」或「壞媽媽」的標籤。父權文化規訓「好媽媽」要順從聽話,服膺主流的支配價值,「好媽媽」被要求要善盡份內的家庭責任,不可以擅自跨越公私領域的界線,參與公共事務甚至被視為是一種不當的行為或是失職。 4月27日,反核民眾佔領忠孝西路,28日凌晨,警方開始強制驅離。驅離行動中,有一群父母手抱幼兒,堅持靜坐在現場,表達他們支持廢核與面對國家暴力時的立場。之後,媒體以斗大的標題指責這群家長將兒童當作人肉盾牌,國民黨的立委也呼籲增修正《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禁止「使兒少處於易發生立即危險或傷害的環境中。」陸續,已有兒童工作者以及驅離現場當晚的父母,指出兒童不只是應受保護與照顧的對象,他們更是行使權利的主體,他們的發聲權與社會參與權應受到尊重。批評的聲音,認為這群父母沒有盡到做父母的責任,沒有考量孩子的利益,讓孩子身處危險的環境。衛生福利部甚至代表政府立場發言,呼籲正常作息對孩子的重要。 【給孩子的第一堂民主課程】 資料來源:farm8.staticflickr.com/7077/14078328813_6e86e275a0_m.jpg 父權文化定義的「好媽媽」,得遵從家庭優先的守則,在這個前提下,才能給予孩子無微不至的照顧和呵護。什麼是好的照顧,除了依循以孩子為中心的發展論述,更不能違反常規的期待和標準。母職的實踐不僅是以家庭為場域,更為了鞏固和確保(父權)家庭的運作順暢。因此,在「427不核作運動」後,我們會聽到有人說:「平時我的孩子十點鐘還不睡覺,我就會很焦慮了,更何況還是帶著孩子夜裡在街頭靜坐。」有人主張:「和小孩一起做的活動,不就是唱歌、跳舞、讀故事書嗎?這才是這個年齡的孩子該做的事情。」這些回應,狹義的將育兒規範為私領域進行的活動,是(父)母親和孩子間的親密關係,卻忘記,母職的政治性,以及養育孩子這件事情,從來就無法脫離我們所處的社會、政治、歷史和文化脈絡。 ◎最好的育兒實踐? 當代母職的重要特徵─密集母職(intensive mothering),結合科學論述與資本主義消費,不僅更加強化了父權體系對母職的監督和控制,也為母職實踐畫出嚴密的物質與非物質的界線。 社會學者Sharon Hays指出,密集母職是特定歷史時空與社會建構的產物,影響並形塑現代社會的母職實踐。密集母職強調以孩子為中心的教養方式,專家論述的權威性,以及在育兒過程裡,母親必須投入大量的時間和心力。特別是初為人母者,一方面得面對「做媽媽是女人天性本能」的父權思維,這種論述強調母性的自然,以及母職作為本能,對女人而言應該是簡單輕鬆、迎刃有餘。因此,在遭遇育兒的困難時,我們常常深陷愧疚、焦慮和恐懼失敗的情緒,不斷檢討自己,懷疑自己不是「好媽媽」,也擔心自己的失格會對孩子造成深遠的影響。另一方面,專家論述取代女人和小孩在養育過程中互為主體的經驗,不但被視為是育兒的聖經寶典,也成為用來衡量「好媽媽」的標準。 兒童發展理論強調0到3歲是人生的黃金期,母親在這個階段的付出和投入/投資,幾乎可以決定孩子未來的人格形塑和影響他一生的發展。育兒活動的安排,不再是隨興或漫無目的的打發時間,而是需要更有計畫性的導向特定的訓練內涵和任務指標。給孩子讀什麼書、聽什麼音樂,都是一系列精心的蒐尋、比較和研究後的決定。近年來,市場上出現針對嬰幼兒的游泳學校、音樂律動和體育課程等,這些高度組織化的活動,不僅提供父母(往往是媽媽)一種育兒安排的選擇,也成為許多家庭每週固定的親子行程。這些課程往往強調的不只是好玩,而是訴求計畫性栽培的重要,透過更有系統的刺激和引導,可以激發小孩更大的潛能和發展性。  【育兒活動已經逐漸跟資本主義活動結合在一起】 社會學家Annette Lareau將這種中產階級的養育文化邏輯命名為協作培養(concerted cultivation),指的是父母有計畫、有目的的參與和規劃小孩的(課後)時間安排。Lareau的研究是以育有9歲和10歲小孩的父母為研究對象,不過,我們可以觀察到,協作培養的哲學,早在孩子還更小的時候,就已經滲透在日常的育兒實作。 受到資本主義消費的影響,購買行為成為當代母職實踐重要的管道之一。嬰兒用品的廣告,以「給孩子最好的」,作為商品包裝和行銷的手法,往往能點燃媽媽心中的購買慾望。「愛她,就要給她最好的」,消費成為肯認自己作為好媽媽的指標,購物買的不僅是物品,更是母愛的展現。 這是現代媽媽的焦慮。我們忙著檢視自己、監控孩子的發展;我們不停的在追蹤最新的育兒資訊,搶購所謂的夢幻逸品。這樣的焦慮,不僅讓我們在個別化的育兒關係中心力交瘁,也將育兒實踐的場域圈限在兒童的發展、家庭的日常實作和資本主義的消費行為。我們失去了對育兒的想像,以及看見其他的可能。 ◎只是養小孩?母職作為改變社會的場域  女性主義學者Nancy Chodorow在《母職的再生產》(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一書指出,母職的工作是構成社會不可缺少的部分。小孩藉由母親開始社會化的歷程,學習社會價值、道德準則、性別關係,以及家庭內外的性別分工,因此,女人的母職不僅對家庭而言極為重要,也可以成為改變社會的實踐。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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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在衝啥?在照亮黑箱政經結構

王宏仁 /中山大學社會系 在學運期間,有據說是管理學院的老師寫了一篇文章,說許多社會系的同學擔心畢業即失業,所以都擠著去修他們的課(網路的許多酸民也跟著起鬨~)。前天,屏東的不分區立委蘇清泉說,台大、政大、中山,上街在亂,還說他不知道社會系、社會所在「衝啥」。作為曾經在中興大學管理學院任職過,目前任教中山社會系的我,來給搞不清楚狀況的管院老師與蘇委員上個課:「社會學在衝啥」。 【社會學就是教學生很亂,例如在中山大學的自由之牆?】 ◎社會系是訓練「暴民」的基地嗎? 首先,社會系是社會動盪的來源嗎?如果是的話,那麼社會系師生會感到非常榮耀!但誰才有這麼大的能耐來攪動文風不動的政經結構?一般來說,是那些握有權力者為了己利,破壞既有的社會價值與,才會產生強烈的社會反撥。 實際上,這陣子社會動盪的根源是什麼?是起源於「半分忠」、「黃三條」的黑箱作業;是台北出現了史上最會噴水跟搶人喇叭的男人;是帶著自由主義面具卻下令無情棒棍痛毆人民的學官兩棲院長;是面對黑道橫行無力管制卻只會哭著找媽媽的台北市府;是只為etc財團服務不顧收費員死活的交通部。請問,這些令人憤怒的事情,是社會系鼓動出來的嗎? 那麼,為何社會系一直出「暴民」呢?那是因為當我們發現社會不平等時,老師會教導學生,不要當順民,要當「暴民」。什麼叫做「暴民」,就是當公平正義遭到破壞時,必須要暴怒而成為奮起之民。 【遊行抗議是人民行使政治權利的方式之一】 社會學成為獨立一門學科以來,一直在批判不公不義的社會,包括批判盲目經濟成長對於勞工、環境的剝削;批判社會偏見對於障礙者、少數族群的歧視;批判有權力者對女性、被殖民者的壓迫。早期馬克思對於資本主義階級不公、貧富不均的批判,韋伯對於理性化社會科層體制鐵牢籠對於人性發展的批評,以及涂爾幹強調當代社會所共享的社會意識與道德,都是希望指引我們朝向公平與正義的社會前進。 ◎社會學想的跟你不一樣:學生是在恢復既有的社會秩序 一個社會可以集體共同生活,是因為我們共享著一些基本的社會價值,在當代台灣,這些價值包含:民主不只是人人可投票的形式、自由不只是免於來自國家的威脅、平等不只是形式法律之前而已。但是,台灣許多人還是相信要體制內「投票決定」,忘記形式平等的投票根本就是把少數意見踩在腳下。照這樣子的邏輯,25年前的萬年國會改革也不用做了,反正就讓這些老立委、國代來「公平投票」就好了。而對於政治自由的要求,不僅只是免於國家暴力的威脅(例如利用警察、情治單位恐嚇),還包括積極提供足夠的經濟支持給大眾,以便於大家都有足夠的能力做政治判斷。所謂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不僅是可以用金錢壓死人的郭台銘跟弱勢者都必須面對一樣的法條,也要提供弱勢者實質的幫助,讓弱勢者不會因為經濟、社會的差別而受到法律不當對待。 蘇委員,社會學想的跟你不一樣,就在於它讓我們看透社會的結構,特別是「共犯結構」,兩岸政商關係聯盟、台灣本土的官商利益共同體就是這樣子的結構。兩岸紅頂商人與國民黨官員,雖然每天在台灣講著自由民主與人權,但是為了賺錢,不僅無視中國侵犯人權的事實,還去簽訂可能把台灣中小企業跟勞工農民賣掉的服務業貿易協定。為了防堵反對聲音,立委可以喃喃自語的方式宣布通過一讀,然後行政院立刻發表感謝聲明,完全沒有任何民主素養的概念,接著一些企業在幾天後也跟著配合演出,刊登大幅廣告支持服貿,無視社會憤怒反彈的聲音。 【政經統治者甚至會出動國家暴力機器來鎮壓反對者】 http://queerology.net/wp-content/uploads/2014/03/1780967_10152029779837503_55785171_o-1024×682.jpg 但是當學生民眾以和平方式佔領立法院行政院來抗議這樣的共犯結構時,竟然遭到來自國家撲天蓋地的威脅,除了出動鎮暴警察無差別暴力驅離手無寸鐵民眾外,在後續的日子中,甚至可以光天化日下以便衣刑警上人手銬並且限制人身自由。現在的執政者,對於支持政府的人,他們講什麼都對(例如郭台銘要割闌尾,內政部說最高可捐300萬),對於反抗政府的人,則想盡辦法來入罪他們(例如小額募款的割闌尾活動,內政部說違反政治獻金法)。 你說,我們不該暴怒嗎?當學生佔領立法院後,蜂擁而至的社會支持力量也在立法院外形成保護佔領行動的組織,不僅來自社會系、來自國立大學,更多來自其他科系、私立大專同學們,貢獻自己微薄的力量,來為台灣民主守護。你說這些學生在破壞既有的社會秩序嗎?剛好相反,他們正努力在恢復原有台灣的社會秩序,恢復台灣已經建立起四分之一世紀的多元人權價值。這就是社會學在做的事情。 我們真的要感謝蘇委員,讓大家看到,閃亮亮的社會學如何照亮黑箱政經結構。 (本文修訂自蘋果日報2014/5/8的文章「社會學在衝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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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市場社會,不要市場經濟:  以台灣為主體的發展

蔡明璋 /臺北大學社會系   ◎太陽花 vs. 野百合學運 太陽花學運將台灣社會的民主化推向另一個新階段。它與1990年的野百合運動有許多不同的地方。野百合運動面對的是舊威權尚未消逝、初興的民主化尚未穩固的不安定時期。在制度改革的議題上,野百合專注在台灣威權體制的轉型,訴求解散國民大會,廢除動員戡亂臨時條款,解決憲政體制的危機。而事隔近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後,面對企圖再造新威權的馬政府,太陽花則喊出捍衛民主,明確的要求政府傾聽人民的聲音,確定人民是民主體制的主人。野百合主要參與者是大學學生,公民社會的參與有限。    【太陽花與野百合學運,各自面對不同的政治經濟環境】 太陽花學運令人驚豔的地方是,有效的動員更多校園以外的公民社會以及一般大眾,挑戰國民黨的服貿協議與中國政策,以及背後的寡頭專制。短短數天內,民眾共識迅速凝聚,從二、三百名學生領導318佔領立法院,到330近五十萬人民響應學生號召靜坐凱道,學生組織動員快速,訴求精悍有力。公民不服從的論述,更增強反抗行動的正當性。 ◎尚未實質的民主化 我將太陽花與野百合學運相互對照,最主要的目的是突顯不同時期台灣社會遭遇的急迫危機。野百合學運的貢獻,鞏固台灣的民主化,但是這個民主化是「形式民主化」,政治權力經由合法制的程序(選舉投票方式)分配到政治菁英手中。可惜的是,民主化並沒有再更進一步的向上提升,演進到「實質民主化」的階段,而這是指權力分配更均勻,讓弱勢階級有公平參政的機會,權力的使用受到更具體的理性規範的節制,公共政策決策過程更加開放、透明的境界。 事實上,實質民主尚未在台灣深耕,人民的聲音與集體的利益,尚不是引導公共政策的關鍵力量。太陽花學運裸露了這個令人不堪的事實。服貿協議是一個導火線,尚有接踵而來的政策爭議,特別是「核電廠」這一顆未爆彈,很可能引爆出更大規模的公民不服從運動。 ◎新自由主義與服貿的意識型態 太陽花學運的另一個大爭議,是與中國的服貿協議。這是對政府的經濟政策直接的挑戰,這也是與野百合不同之處。過去二十多年來,台灣為中國的市場轉型,挹注了近1250億美元的投資(1991-2012年),中低階技術與高階技術產業先後移向中國。同一時期,台灣的失業率不斷升高,實質薪資水準倒退了十五年。馬政府選擇使用「新自由經濟主義」,做為調整台灣經濟體質、促進成長的發展模型,一方面放開尚由國家控制的市場、土地(例如國道收費、公地標售),儘量不管制國內資本的進出,放縱資本家任選全球的避稅天堂,這些手段拉攏不少資本階級;同時也開放國內市場給中國資本,後者與中國高層統冶階級有密切的關連。 【過去10多年來的經濟政策,都是以支持資本家發展為主】 資料來源:orzhd.com/briian/2014/01/NO-fetc.gif   服貿協議不遮掩它的新自由主義想法,協議主文開宗明義說:「逐步減少或消除雙方之間涵蓋眾多部門的服務貿易限制性措施,促進雙方服務貿易進一步自由化及便利化。」這個政策論述的邏輯,剖開來看,是一個「三段論法」: 兩個國家之間的商業交流愈多,資金流動愈不受限制,對經濟成長愈有利。 台灣目前的經濟成長停滯,以及諸多的發展困境,收入停滯不前,是因為對中國不夠開放。 因此,加速與中國資金、商業的交流,可以增加台灣經濟成長的動力,提高收入。 第一段的論述根源,來自新古典經濟學的假設。這套說法的缺失、不合時宜,學界早有批判。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如果能夠成功脫胎換骨,絕大部份不是因為實踐新自由主義政策。試想,戰後的日本與亞洲小龍-南韓,新加坡與台灣,在加入「後進工業化」的國家時,哪一個例子是新自由主義的奉行者?這些經濟的成功,主要歸因於特定產業政策有效的介入市場,提升技術,引導工業生產的方向,「市場開放」並不是成長動力的原因。第一段的前提站不住腳,接著來的第二、三段的推論,則誤導最後得到的結論。 ◎資本主義的多樣性 新自由主義在西方世界其實也找不到有力的證據。英國在1980年代柴契爾首相的強勢論述與政策操作之下,一夕間成為「自由市場經濟」的典範。但是這並無法否認新自由主義出現以前,英國工業發展就開始了傲人成就,也不表示採用新自由主義後,它就為英國帶來持續的繁榮。實際上,2007-2012年間,英國進入近代最為蕭條的時期。美國被認為是另一個新自由經濟的典範。一個簡單的反思是,美國加州的矽谷成為近代科技創新的根源地。在20世紀初期,美國聯邦府(海軍)與加州政府及史丹福大學合作,經歷數十年的研發投入與知識累積,成就今日傲世的工業區。矽谷並非是一朝一夕、立即可得的,也不是新自由主義或市場開放這種簡化邏輯能夠完整理解的。 【不同的國家,皆採用不同的經濟政策,而非只有新自由主義】 資料來源:newtomaso.blogspot.tw/2013/02/economis-germanys-economic-model.html 美國、英國的例子說明,即使是邁向高度發展的經濟,在歷史經驗上並非趨同,而是各走自己的道路,呈現獨有的制度面貌。另一個頂尖工業化國家-德國,亦非是新自由主義的實踐者。德國的例子被稱為是「協調型的市場經濟」,成功的關鍵在於生產部門的密切合作,企業內部權力是由經理人與工人分享,工會與資本家不斷協商工資及利潤分配,優先投資於特殊技術,銀行與創投資本耐心的支持有前途的新企業,企業之間發展綿密的合作與協調網絡。 大部分國家的發展模型很難硬套到「自由市場經濟」,或「協調型市場經濟模型」中。許多成功的發展模型,是在顧及特殊的制度演化與社會結構的特殊脈絡,而發展出適合在地的生產制度。因為需要適應、解決在地的特性(使用技術的習慣,或弱勢企業的參與等),而呈現一種混生或混和的發展模型。丹麥的經濟是一個很典型的例證,它與台灣同樣都是小國經濟,因此,很值得我們注意。 丹麥的工業特色是大量使用低階到中階技術的企業,食品、家具、新潮飾品等,很令人訝異的入列成為這個國家的強項商品。他們克服全球化開放市場的壓力,依靠的是高度的生產彈性,快速地接受擴散開來的新技術。技術的發展並不是依賴高額的科研支出,而是強調「經驗」作為基礎的技術。市場開放與國際競爭的確造成失業的增高。丹麥採用「積極勞動市場政策」,雇主可以自由的解雇工人,但是,失業者也能夠獲得有效即時的技術提升訓練,訓練期間亦有相對足夠的保險給付。雇用彈性與就業安全原是對立的,丹麥的公共政策讓兩個「冤家」能結合在一起,就業市場的彈性與就業者能力的提升相輔相成。 丹麥經濟的另一個特色是企業鑲嵌在高密度的社會資本中,企業彼此的信任和合作,降低了學習和合作的交易成本。丹麥作為一個高收入的小型企業國家,在政策上的對台灣的啟示是,即便是小國經濟,面對國內市場有限,對全球經濟波動又特別敏感的先天條件下,成長的政策亦不是僅有市場開放一途。 【跟台灣同為小國的丹麥,採用積極的勞動市場政策】 資料來源:www.itravelqq.com/uploadfile/2010/0322/20100322091617500.jpg ◎要「市場社會」,不要「市場經濟」 馬政府主政六年來,從ECFA到服貿協議的操作,將台灣未來的發展模型押注在新自由主義的單一選項上,在理論上不但站不住腳,在實務上也沒有成功的例子可以援引。以上所舉英國,美國,德國以及丹麥,都不是在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上造就出成功的經濟。這些國家其實有一點共同的特質很值得注意:他們很清楚地營造一個「民族市場社會」(national market society)。 這個模型有幾個重要的特質:(1) 成長政策最優先的對象,是在國內發展的產業,幫助這些產業在技術上升級的同時,也提供所需要資金、人才與基礎結構;(2) 同時,避免產業成為特殊利益團體,靠國家補貼政策肥壯自滿的寄生資本家;(3) 經濟生產剩餘在制度性的勞資協商的機制下,公平合理的分享,構築更紮實的社會凝聚;(4)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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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政治意志堅持非賣品的人生

楊佳羚/高師大性別教育研究所 這次的太陽花學運與公民運動中,出現了「台灣不賣(Taiwan is not for sale)」的標語。不只國家不能賣,人生及社會還有許多非賣品,需要我們堅持。 【不只國家不能賣,人生還有許多非賣品】  資料來源:matchbin-assets.s3.amazonaws.com/public/sites/358/assets/1395462519858820140322002157123_32801.jpg 根據葉高華的整理發現,在「反服貿」的聲音底下,其實包括左翼的「反對任何自由貿易」、右翼的「支持自由貿易,只反對目前糟糕的協議」、以及基於中台兩國敵對關係的考量,「只反對跟中國的自由貿易」。我的這篇文章是要呼應現有許多反對自由貿易的文章,討論政策中的價值選擇與意識型態,以及我們如何要求政府展現政治意志,創造平等的社會。 我在〈不同育兒論述的競逐〉一文所提到,瑞典社會福利國家所揭示的「從搖籃到墳墓的照顧」,強調「人民基本所需,不該成為商品」,而是所有人都能享有的基本社會權利。所謂人民基本所需,包括住、行、教育與醫療照顧。 ◎非賣品之一:居住權 以住的權利而言,荷蘭早在1901年就通過住宅法案,是全球第一個將居住權視為人民基本權利的國家。在此精神下,政府有義務提供品質優良、只租不賣的社會住宅,讓所有人都享有住的權利。與此相似的,我在《台灣女生 瑞典樂活》書裡〈從洗衣房到社會民主〉這篇文章談到,瑞典的住宅政策是:如果我和建設住宅合作社簽約,就能到老死都不需搬家;而且還可以視人生不同階段的需求,到合作社排隊換屋:從學生時代的單人套房、到單身時的studio(套房外加廚房設備)、到與伴侶共養小孩的三房或四房、再到老年時的無障礙老人住宅,讓搬家只為了更適合自己的生活與身體狀況所需,相信很多人不會想要買房。 然而,當土地、房屋成為「商品」,會產生什麼下場呢?就是現在台灣看到的問題:少數有錢人一堆空房、靠著買進賣出炒作房地產、賺進大把鈔票,而一般平民卻因此買不起房。地方政府缺錢時,就開始可怕的「圈地遊戲」,將無法為地方財源貢獻的農地劃為工業區或建地,從中獲得暴利。 【台權會於高雄駁二「家,居住權海報展*紅毛港,勿忘我」邀徐世榮老師演講】   徐世榮在「國土開發與居住正義」的演講中談到,地方稅主要來自地價稅、土地增值稅、房屋稅、契稅及娛樂稅,因此原先不需繳稅的農地變更後,將為地方政府帶進許多稅收,且徵收的土地又會有30%成為地方政府的配餘地可供炒作出售。因此,當大埔農地被徵收成為工業區後,苗栗縣政府至少可賺進20億!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將土地所蘊含的環境的意義、與人情感連結的認同都拔除,只剩政府及有錢人眼中的「投資利益」時,下場就是人民無法享有居住的權利,甚至居住權常受到政府與財團侵害。 ◎非賣品之二:行的權利 當高雄即將興建環狀輕軌電車時,被批評為「繼高雄捷運之後另一賠錢的建設」。然而,以「賺錢與否」來考量公共交通,就是將「行」的權利當成商品的想法。吳音寧曾在《江湖在哪裡》一書提到,在國營客運改為民營後,許多所謂「不賺錢」的路線紛紛停駛,使得許多人沒有公共交通工具可搭乘。 以英國為例,在首相柴契爾夫人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之下,大量將國營事業私有化,嚴重打擊英國福利國家的根基。雖然新自由主義打著「開放市場競爭」、「效率」、「自由選擇」之名,但是私有化的結果卻完全不是如此。例如,英國國鐵私有化後,由於交通運輸根本只有大型資本能投資,完全無法「自由競爭」,因此變成東西線各由一間大公司壟斷。然而,國鐵時代還可以透過國會等民主機制進行監督,但私營後則變成消費者只能任憑壟斷的財團宰割,毫無「選擇」的自由。而且,私有化真的更有效率嗎?以我在英國等火車的經驗往往是否定的:在車站等車時,只知道火車會「晚點」來,但往往都晚到一小時後下一班車來了,那班號稱會「晚點到」的火車還不知道在哪裡。在倫敦錯綜複雜的鐵路系統中,還發生更可笑的事:B公司的電車總是誤點,因為在AB公司電車都會通過、但路權屬於A公司的十字路口,A公司為了保持自家公司的優先通行權,會害B公司要等很久的紅綠燈才輪到它通行。這是所謂的「效率」嗎? 其實,與人民基本生活需求相關,如水電、交通、醫療、教育等等,就應該是國營、或是國家擔負的責任。例如,當我在瑞典隆德生活時,整個南部斯堪那省的交通系統讓人通行無阻:它有使用生質燃料的各市公車、連接各城鎮的鎮間公車、城鎮間的火車系統,全省一票通行到底並享有一小時內免費轉乘優惠。如果是月票或夏日到各地遊玩的夏日卡,則更是優惠,像夏日卡只以約莫與平日單程公車相當的票價,就能在兩小時內搭乘省內火車及各市公車!只要在該省交通網頁鍵入出發地與目的地,就會顯示各種公車/火車接駁及步行時間的資訊,十分便利。而在人口稀少的鄉間,如果無法擔負公車的營運,地方政府則會提供當地居民「搭計程車以公車計價」的福利,不因地處偏僻而失去基本的「行」的權利。 【瑞典提供普遍的行的權利,民眾也習慣以自行車搭配大眾運輸來移動】 在台灣,許多地方政府要突顯政績都是在「造橋舖路」、總想花大把錢徵地蓋高速公路,卻少有擴大公共交通涵蓋率、或諸如「卅分鐘生活圈」這類以公共交通聯繫市中心與郊區的政策。當「行」的權利私有化後,人民得努力買車、卻製造空污,並且在假日出遊時花許多時間塞在路上;這同時也會讓營利公司剝削員工,造成許多公車或客運駕駛超時工作,成為路上的不定時炸彈。 ◎反服貿 不歧視 在這波的反服貿論述,不時也會聽到歧視中國人的言論,像是「我才不希望到充滿中國人的醫院看病」的說法。我認為在反服貿的同時,要小心不要出現歧視的言論。 當我在瑞典時,有許多伴隨「居住權」而來的權利,包括醫療(例如我從產檢到生小孩只花了三天住院費240克朗,約一千元台幣,連掛號費都不用付;小孩從出生就由社區小兒護士負責所有發展檢查、健康諮詢及預防針注射,完全免負)、托育照顧與教育(市政府有義務提供給滿一歲的小孩托育照顧服務)、小孩津貼(我的小孩不是瑞典公民也可以領取)、住宅津貼(因為當孩子的爸回台,我算是低收入的「單親」家庭)、甚至我2010回瑞典參訪時,發現我舊家收到要我參與地方投票的通知。在當前瑞典充滿「排外」的極右論述中,我就是那種「吃垮瑞典福利國家」的「死外國人」。  【我在瑞典生產全靠助產士與看護的幫忙】  因此,反對自由貿易,並不表示「排外」。我們必須檢視在我們台灣境內的外國人,不管是因為婚姻或工作移居台灣,是否受到基本人權的保障、是否不受歧視。例如,我們不讓移住勞工有休假的權利;我們對不同的新移民女性設定成為台灣公民的年限、要求她們放棄母國國籍、要求提出財產證明,這些都是剝奪其基本人權、都是歧視。然而,如同劉紹華〈從中國的發展來談服貿牽動的價值問題〉所言,我們與中國來往需要的是「謹慎」;就像2005年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參訪加拿大,加拿大學者說:「我們國家旁邊有一隻巨獅(指美國),讓我們必須小心」一樣,我們面對在國際上打壓台灣、對台灣有政治企圖、不民主卻強權的中國必須謹慎。世界上許多國家旁邊並不存在著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他們也不用擔心鄰國不承認其主權。我們反對的,是台中兩國1%的由政客與財團所組成的政治經濟網絡,決定99%的人的生存方式,以剝削中台兩國人民與環境的方式獲取暴利。 ◎政治願景與政治意志 政策攸關政治意志與意識型態,有推動再生能源的政治意志,會讓丹麥能源自主的《綠色能源島》成為可能。當台灣之前鄉托倒閉頻傳之際,潮州鄉托不但沒有關閉,其中教保人員還得以不受幼照法影響而保住工作。工人出身的屏東潮州鎮長洪明江說:「別人以為我們潮州特別有錢,但我們鄉托其實入不敷出。但是教育本來就不是營利事業,為了潮州的孩子,賠錢也要繼續開!」這就是努力讓托育照顧與幼兒教育成為基本社會權利、讓人民基本需求不會變成商品的政治意志!   【屏東潮州鎮的鄉村托育,是以社區之力來完成】  資料來源:photo.xuite.net/b7886964/15013183/17.jpg 然而,也有可能因為人民選出不對的政黨與政治人物,而使得政策轉向,就如瑞典社民黨自1980年代開始受到新自由主義影響,到最近兩次大選右翼政府八年執政,瑞典朋友都說:「可以賣的大概都賣了!」瑞典只租不賣的住宅越蓋越少,造成年輕人在大學報到時必須在公園裡搭帳蓬,以抗議住宅成為商品的社會趨勢;國鐵、省市交通開始私有化;原本由市政府負責的老人照顧,開始部分外包給私人營利照顧公司,造成更昂貴的長照支出,老人在照顧機構受虐時有所聞、私營照顧公司的工作者被剝削;原本瑞典藥局為公營,但私有化之後,同樣效果的止痛藥,便宜的下架、只能買到昂貴的。 如何持續非賣品的堅持,成為西方福利國家的重要考驗。台灣只以25年的時間就達到西方國家100年才達到的老化程度,如何建構一個幼有所托、壯有所用、老有所養的台灣福利國成為當務之急。如何創造一個平等、有信任感與幸福感的永續社會,是當前我們缺少看到的政治願景,卻透由這次學運與公民運動,表達出台灣人民的想法。學生與公民團體走出議場,就是民主扎根的開始:我們要深化民主、改變價值、創造不同的生活方式與社會願景,改革稅制及選制。我們還要開創不同的政治參與方式,包括公民憲政會議、公民參與、女性或移民競選里長或民意代表、支持像堅持環境正義、性別正義與世代正義的綠黨、選出對的政黨與政治人物,公民持續監督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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