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幼兒發展成為母親的風險事業

過去女性主義對於母職的關注,經常以「科學母職」與「醫療化母職」等概念,來檢視兒童健康與發展的科學醫學研究,如何介入母親的育兒知識與行為。這些論述被認為是一種規範和評價母職實踐的體系,經常導致母親的責任加重,甚於提昇她們的能力和自主性。另一方面,長期的歷史研究發現:關於育兒的科學建議不斷與時俱進:19世紀專家以「醫學-衛生學」模型來認識童年身體與建立育兒指南,20 世紀後逐漸轉變為「發展模型」,強調教育與認知刺激;特別是在 90 年代,新的大腦研究將早期童年建構為影響終生發展的關鍵階段,母親被告知五歲以前的早期教育與適當刺激,可強化孩子的大腦能力,左右孩子的未來智力與成就 (Wall, 2004)。

你小孩居然留在教室寫這種東西,我們需要談談嗎?談德國小學的學習與生活

我想這是很多社會學者都會遇到的情況,不管自己研究的主題是什麼,只要家裡有小孩,無論到哪一個國家,就會關注和小孩相關的社會現象和制度,並嘗試分析和比較。今年暑假我到德國進行移地研究,申請學校的時候,第一件事就是找到地方可以安置家裡九歲和三歲的小孩,否則移地研究可能馬上變成移地家庭照顧。

為孩子做「最好」的選擇?風險、理性選擇與起跑點上的不平等

梁莉芳 /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 作者按:這是第三次以媽媽的身份為巷仔口寫文,謝謝小編接受我的母親節「卡位」。婚後堅持要做一輩子「梁小姐」的我,已經記不得有多少次以「澎澎的媽媽」介紹自己。這不是宣告梁小姐主體的消逝,而是對現在的我而言,媽媽的身份確實開啟一段嶄新的奇幻旅程。這篇文章的觀察來自我正在進行中的母職研究,以及自己和身邊朋友的經驗。謝謝慷慨和我分享媽媽經的妳們,願我們在愛中保有悠游自在。母親節快樂! 阿澎剛出生沒多久,澎爸就跟我討論「島內移民」的可能性。因為反思自己都市求學的不愉快經驗,他一直很擔心孩子在成長的過程中,會遭遇類似的體制創傷。當時澎爸有個轉換工作的機會,地點就在首先開辦公辦民營中小學的宜蘭。澎爸非常嚮往這類學校創新、尊重孩子受教權、強調家長參與等多元發展的精神,移居宜蘭成為我們育兒路上的第一個重大選擇。之後,常會遇到朋友好奇我們「孟母三遷」的決定。作為社會規範與性別角色期待下的主要兒童照顧者,媽媽被賦予要承擔教養、教育相關安排的責任。我總是會鄭重再三澄清,我們家的版本是「澎爸三遷」。 「澎爸三遷」的故事在朋友圈內獲得相當多的肯定,我們被視為是負責任、為孩子著想的「好爸媽」。相較之下,近來上新聞的「猛男爸爸」,雖然他背著小孩修理紗窗的行為,獲得不少女性顧客與網友的好評,但後續也引發主責社會局的關切,認為小孩沒有獲得適當的照顧,需要社工盡快介入協助。澎爸和猛男爸爸除了挑戰媽媽等於照顧者的刻板性別分工外,不同的育兒安排和相關評價也讓我們重新思考,什麼是兒童的「需要」?「理想」的照顧?新自由主義脈絡下,政治理性的修辭強調個人選擇與風險管理的重要,如何影響我們父/母責任的要求和期待?主流的意識形態又是如何影響我們習慣以「正確」、「最好」等價值來評價親密關係與愛的形式。 【為何猛爸揹小孩在外工作,竟然會引起社會局的關切呢?】 資料來源:news.cts.com.tw/photo/cts/201504/201504301609105_l.jpg ◎家庭/孩子優先、工作第二? 因經濟結構的轉型與全球化的影響,多數男人的薪水無法獨立支持家戶的日常所需和運作,傳統的男性養家模式逐漸式微,雙薪家庭成為現代社會的常態。「職業婦女」(working mother)一詞的出現,不但顯示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受到鬆動,也象徵已婚婦女就業這件事情不再是文化上的絕對禁忌,而是越來越普遍的現象。1980年代之後,台灣已婚婦女勞動參與率的逐漸成長也反映上述的社會變遷。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從從1983年的35.3%上升到2014年的49.76%。雖然婚姻與生育是婦女退出勞動市場的主要因素,回顧過去30年來已婚以及育有18歲以下子女女性的勞動參與率,仍呈現明顯增加的趨勢。以育有年齡未滿六歲子女的女性為例,她們的勞動參與率在1980年為26.43%,遠低於整體的婦女勞動參與率。但到2014年,相同群體的勞動參與率已達62.28%[1]。 相較於80年代,今天更多的女人在有了小孩之後,所要面臨的選擇不再只是「要不要繼續工作」的單選題。美國社會學家Arlie Hochschild(1989)以「第二班」(The second shift)的概念,描述女人從職場下班回到家後,還要面對永無止境的家務工作和育兒照顧[2]。在《第二班》出版了逾二十年的今日,現代職業婦女所面臨的挑戰更加嚴峻。密集母職(intensive mothering)是當代母職的重要特徵,強調以孩子為中心的教養方式,專家論述的權威性,以及在育兒過程裡,母親必須投入大量的時間、勞動、情感和金錢的投資[3]。受到密集母職論述的影響,女人不僅要在工作與家庭之間協商或尋求平衡,更要承擔「家庭/孩子優先」的好媽媽期待。她們得憂慮在工作之餘,是否給予孩子足夠的注意力、陪伴的時間與充分的照顧,同時也必須努力排除工作對家庭生活的干擾。當女人辛苦的在家庭與工作間協商、平衡的同時,加拿大學者Bonnie Fox的研究發現,已婚男人並不需要承擔相同的文化期待,對他們而言工作與家庭的順位排序從來不是個議題[4]。 【女性出外工作的結果是一天有兩班的輪班工作】 資料來源:www.wangyi120.com/fk/201305/23353.html ◎以孩子為中心:守護「脆弱」的心靈 社會學家的親職論述,並進一步指出當中的轉變以及對父母教養觀與實作的影響。1930年代之後,「愛的教育」逐漸成為美國主流的教育哲學,受到全球化的影響,包括留學美國知識份子的回歸、知識的跨界傳播等等,80年代以降的台灣不再獨尊家父長權威式的管教方式,開始強調以兒童為主體的教育,這同時也反映了西方個人主義思維的影響。個人主義對個人自主性(個人有能力選擇他要成為一個什麼樣子的人)的強調,不僅支配我們重視的價值,也影響現代心理治療專業對個人的建議。專家論述主張個人要有自由做選擇的能力,他才能處在最健康的狀態。這種心理治療的取徑對當代的育兒實作產生顯著的影響,父母(特別是母親)的教養態度與方式成為孩子心理健康的關鍵。 我的社群網站經常出現同為媽媽的朋友們分享的親職文章,其中「情緒教養」的討論佔了相當大的比例,這反映了我們面對孩子時的焦慮。這些文章的作者包括專家學者和被視為教養模範的「專業」媽媽(以及少數的爸爸),斗大的標題「父母的必修課」、「高EQ是給孩子一生最好的禮物」等等,都在強調情緒教養的重要性,影響之大包括孩子未來的學習成就、人際關係和社會適應。受到個人主義與兒童心理發展論述的影響,這類文章一方面主張每個兒童氣質的「獨特性」,父母應該走進「孩子的內心世界」、「換個角度看」,才能用接納和等待的態度察覺到孩子「真正」的需要;另一方面則強調父母的責任,「五種父母應該拒絕的教養態度」、「八種讓孩子EQ更差的教養語言」等絕對性的指導態度,主張父母的主動學習可以避免發生「一輩子無法彌補的錯誤」。 【情緒教養是當前討論子女問題時,最常提出來的議題】 資料來源:best.parenting.com.tw/blogger_article.php?w=708 「以孩子為中心」的教養哲學遮蓋了育兒實作的性別議題。女人作為媽媽,不僅被期待為孩子的最佳照顧者,也擔負主要的照顧責任。天真、脆弱、易受傷的心靈,需要媽媽的引導、個別關注與守護。「孩子(需求)優先」的論述,認為稱職的媽媽應該將自己的需求放在孩子之後的次要順位,這也反映在大多親職教養的文章往往聚焦在孩子身上,而不是關切媽媽本身的需要。當討論到媽媽的需求時,總是和孩子的福祉息息相關,「工作與家庭的平衡」強調的也不是女人如何可以同時保有對工作與家庭的責任,而是如何將家庭/孩子擺放在第一。對孩子高度的關照,仰賴的是女人犧牲對自己身心的照顧,我們不僅頌揚以孩子為優先的媽媽,也責備沒有遵守此一絕對標準的媽媽被是「自私」、「不負責任」的。 ◎孩子是我的責任:風險、計畫與個人選擇 在現代社會中,風險是一個重要的概念,我們的日常生活充斥各種不確定性與危險的因應。我們被要求要發展與具備理解、計算和管理風險的能力。母職與育兒實作的也深受風險論述的影響,勝任的母親同時應是個稱職的風險管理者,藉由個人的理性選擇和決定,她們能避免或減少發生在孩子身上的危險。受到密集母職論述的影響,媽媽不只要仔細研究各樣可能的風險,更要參照「專家」意見發展因應的計畫與策略。 在新自由主義脈絡下,我們認為個人有義務要為自己負責:認真工作、積極表現,也包括透過「選擇」來避免可以計算的風險。既有的研究發現,媽媽們透過強調她們在育兒過程中的「選擇」來表現她們對於母職與小孩的獻身和投入,同時建構了好媽媽與壞媽媽的身份認同:好媽媽能藉由「自由選擇」替孩子規避風險;不負責任的壞媽媽則任由孩子的生活充滿失序跟危險。這類環繞在「自由選擇」的語彙修辭,不僅是高度性別化的,也呈現特定階級的優勢。除了媽媽被視為最了解小孩的人,責無旁貸的要負起責任外,我們經常忽略個人的選擇能力是受到所處的社會位置所決定,包括有形的物質條件與無形的各樣資本。 ◎育兒起跑點上的不平等 和許多媽媽一樣,我對所有與孩子相關的「正確」、「最好」總是感到十分焦慮。作為一個兩歲孩子的媽媽,我會擔心自己的「不小心」成為日後影響孩子的傷痛;作為一個女性主義社會學家,我不斷努力的平衡「孩子需求」與「自我需求」的翹翹板。我選擇哺餵母乳,直到孩子自主的斷奶。因為食安風暴,我開始採買有機的食材,減少外食的頻率。想要有更多的時間陪伴孩子,我堅持在五點半之前從保姆家接他回家、回絕晚上與假日的工作會議與應酬。壞脾氣與急性子的我,也常閱讀「專家」文章,反思自己與孩子的互動。 【不同人的母職實踐並非都站在同樣的起跑點上】 資料來源:clickme.net/24509 但我知道這些看似自由的選擇,反映的是我相對優越的社會位置。例如:學術工作時間的彈性(以及擁有自己一個人的辦公室)使得我結束產假重返職場後,可以繼續母乳哺餵。但大多數的職業婦女要面對職場對母乳媽媽的限制與不友善。母職不只是親密情感與愛的表現,也揭露「我們不在同一條起跑線上」的不平等現實。過於強調自由選擇的價值,將孩子的照顧視為媽媽個別的責任,忽略了資源分配的不均,也讓我們難以倡議政府的角色以及照顧公共化的願景。 ---- [1] 資料來源為2014年行政院主計處人力資源統計年報。 [2] Arlie Hochschild (1989) The second shift: Working parents and the revolution at home. New York: Viking. [3] Sharon Hays … Continue reading 為孩子做「最好」的選擇?風險、理性選擇與起跑點上的不平等

育兒津貼與滿大人:韋伯與台灣社會政策之巷口隨談

周怡君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 從德國回到台灣已有數年,如今在台灣的生活經驗和留學前的生活經驗迥然不同,或許是德國的留學生活點亮了腦袋的某個區域,即使從來不是個韋伯專家,但在面對台灣這況土地上發生的大小事件時,仍常不斷想起韋伯在「儒教與道教」論著裡對中國社會結構的相關論述。 如一般社會學界所認知的,韋伯在系列世界宗教研究論述的整體意識,在於分析現代資本主義如何可能。韋伯將世界不同地區的宗教作為文化核心因素進行探討(如儒教與道教、印度宗教、猶太教與基督新教等),分析資本主義萌芽發展所需的「理性」(Vernunft)或「理性化」過程,為何沒有在基督新教以外的宗教文化中成長,而這些世界宗教又存在著哪些核心價值能成為人的生活指引。 【韋伯曾經在海德堡大學任教】 對我來說,他這一系列研究的核心,其實根本在論述「理性化」如何可能,而不僅是將宗教文化與經濟資本主義加以連結。作為一個在當時從未真正親自到中國的學者,韋伯在「儒教與道教」對中國社會運作邏輯與人民生活世界的觀察分析具體而深入。即使當代受中國文化影響的幾個東亞國家,成功地資本主義化,使得韋伯對中國儒教和道教以及資本主義的連結遭到質疑,但我仍認為這仍無礙韋伯對中國文化的精闢分析,直到今天仍然可以在台灣每天的日常生活中得到印證。 韋伯在「儒教與道教」(Konfuzianismus und Taoismus)指出,儒教向來是以「文化地位」方式作為適應世界的手段,強調教育、自我完善、禮貌、家庭倫理、對祖先的敬仰,這些價值結合了長久的封建帝國和官僚體系的統治,就成為壓制「理性化」發展的「傳統」價值。在這些所謂傳統價值中,象徵理性化的個人權利倡議、基於價值和熱情的社會行動、要求具體規範的行為等,經常被貶抑,被稱許的則是順應世界、修養美學、愛護家庭的行為。 以下,我就以我跟官僚打交道的經驗,來深切體驗韋伯對於儒家文化的看法。 ◎領取育兒津貼的艱難 早在十多年前,即有人口學者提出警告,台灣將面臨少子化的人口結構,台灣的政府還是腦袋麻木的渡過了幾年的時間,才開始陸續有縣市政府提出要發放「生育津貼」來鼓勵該行政區域內的生育率。「生育津貼」就是婦女生一個孩子,可以獲得當地縣市政府所發放的一次性現金給付。請注意!是一次性的現金給付,第一次領完生育津貼,下次再領就必須是生第二次孩子才行。真有台灣家庭會為了一次三千元的生育津貼,想要繼續生第二胎嗎?三千元可以幹嘛呢?現在奶粉一罐都要一千多塊。就算某個北部縣市政府發放全台灣最高的三萬元生育津貼,也還是不夠養孩子到足半歲大啊!這種生育津貼政策,很顯然根本無法發揮任何鼓勵生育的功能。 【台灣的生育補貼只夠買三罐奶粉】  生育津貼之後,政府開始陸陸續續的提出育兒津貼、托育津貼,前者就是給在家裡照顧孩子的家庭每月一筆津貼,後者是給把孩子給保母照顧的家庭每月一筆津貼,直到兩歲以前。我在生下第一個孩子時,只領到了生育津貼、還沒有托育津貼。 在托育津貼發放的第一年,我看到當時的請領規定,幼兒的父母薪資合計必須要在台幣120萬以下,才能有資格申請。這種需要類似社會救助的「資產調查」或「所得調查」的「排富條款」,在台灣許多社會福利政策中比比皆是。問題是,這種只看家庭所得收入、卻不看家庭支出與負擔的申請條件,真的是公平的社會福利給付條件嗎?抑或只是要刻意排除一定人數的申請者,目的是減輕國家的負擔呢? 我在生下第二個孩子時,保母給我一張托育津貼申請表,要我自己填寫後送到協助辦理的幼X協會。我看了一下條件,發現條件比我所知道的前一年的要放寬許多,除了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之外,所得稅率在一定比例以下的家庭都可以申請。老實說,作為社會政策研究者,自己從來還沒機會去申請任何給付。因此我填了申請表,送到負責轉送申請的民間協會。 五個月後,我兒子已經半歲了,我沒有看到什麼托育津貼通知。我打電話到協會詢問,接電話的人告訴我,你的申請沒有通過,因為你的所得稅率超過規定。我說,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我才剛剛報過稅,我的稅率明明符合規定。好吧!電話裡的人說,那我們再查查看好了! 又過了半年,我的兒子已經一歲了,我還是沒有看到任何托育津貼,我不再打電話給協會,直接打給地方政府的承辦人。她說所得稅率是指前一年報稅時的所得稅率,意思是我今年申請托育津貼的條件,是要看我去年報稅的所得稅率。但是,去年報稅的稅率其實是根據前年的所得狀況,所以政府是在用我前年的經濟狀況決定我今年的托育津貼。問題是,我前年沒有多生一個孩子,經濟負擔自然不那麼重,所得稅率自然偏高。 ◎托育津貼像是滿大人在玩弄的賄賂把戲 我很困惑的問這位承辦人,為什麼請托育津貼要根據去年報稅的稅率?答案是因為地方政府的權限和電腦設定只能得到去年的資料。所以,要等到地方政府得到我所得稅率符合規定(也就是我小孩出生那年)的時候,而那時我兒子已經三歲了,但這個托育津貼卻只補助到兩歲,其實想一想也真的可以不用申請了。我的第一個問題:這個國家到底有沒有誠意去減輕人民因為生兒育女所產生的經濟負擔?否則為什麼會訂出這種完全看不到有任何合理性的申請條件和流程? 我光火的翻閱所有台灣社會福利政策中所有名字有津貼的政策規定,結果發現,在六歲以前的幼兒政策就是毫無功能的生育津貼、很難申請的托育津貼或育兒津貼,然後接下來就是要等到孩子足五歲以後可以得到一年左右的幼教津貼,公立的幼兒園太少,根本進不去;私立的幼兒園,每年總共補助不超過一萬元。我的第二個問題:請問政府為何認為有兩歲到五歲孩子的家庭,是完全不需要任何支持呢?政府蓋托兒所、推廣保母制度,一般家庭還是負擔沈重,因為可以理解的是,在台灣多數有資產調查的給付政策中,真正受惠的一般家庭絕對有限。想要避免複雜的辦理程序和漫長的等待,最好的辦法就是不要去申請給付,以免自取其辱,一切完全由家庭獨立負擔。而這不正是這複雜且不理性的申請程序所要達到的目的嗎? 【現代台灣的福利政策就如滿大人一樣,只是施予小惠】  再讓我們看看這些二千、三千的生育與幼兒津貼水準,對照動輒近兩萬元的保母費和托兒所費用,以及一學期費用幾乎比私立大學學費還高的私立幼兒園費用,哪裡有幫助到養兒育女的家庭了?這些什麼托兒所的設置、什麼津貼的發放,既無實際促進生育的功能、也沒有真正減輕家庭的育兒負擔,我們的社會福利制度怎樣看都不是理性化的產物,怎樣看都長的像韋伯筆下那群統治階層的仕大夫、滿大人在玩弄的賄賂把戲,只是在現代民主選舉中,過去是小官僚向大官僚的賄賂,變成了這種黨政對選民的小小施惠。 放眼望去,台灣其他針對身心障礙者、甚至老人的政策,不也同樣的具有這些特徵:資產調查加上自力救濟,最終所有的經濟負擔和照顧負擔,還是回歸家庭內。就經濟來說,私有儲蓄和子女奉養始終都還是高居台灣老人的經濟來源項目前幾名。就照顧而言,國家的照顧體系建構喊了快十年,到現在還是看不出什麼有協助家庭照顧的具體效益,否則為什麼隔幾天就有老年照顧者因為受不了照顧成年失能子女的壓力而跳樓、成年子女受不了長年照顧失能老爸媽的壓力選擇自殺、一起離世的新聞上報? ◎期待國家可以理性化地規劃社會政策 韋伯提到儒家從來不曾出現任何一位高舉超俗世界價值的先知,缺乏批判意識、完全認同且接受現存的政治與社會架構。簡言之,如果無法接受或認同現有世界的統治價值,通常就會被歸諸是家庭(教育)的問題。整個中國文化對於「家」的詮釋與強調,事實上也形塑了中國的社會結構與社會制度。「家」如此重要,甚至也負擔起許多原本是國家應該要負擔的責任。 【韋伯對於中國家族的分析仍相當犀利】 這樣的論述分析,如果放在台灣的社會福利制度上來看,絕對是相當接近真實的。傳統社會結構中的台灣家庭,長輩與兒女關係往往深入複雜,長輩辛勤工作、對家庭毫無保留的承諾;而兒女最大的任務就是要好好讀書、好好做人,長大以後盡孝道,盡孝道的意思當然不是只有二十四孝或四書五經說的溫床、奉茶、噓寒問暖、有病照料、講話輕聲細語而已,定時對長輩的經濟奉獻更能發揚光大孝道的意義。亦即,就經濟需求來說,父母賺錢養育照顧子女、子女長大後奉養回饋年老父母,這樣所有的照顧幼兒和老人的一切過程都在家庭內完成,國家只要收稅就可以什麼都不用做。 台灣的社會政策規劃,往往與選舉、政黨有著關鍵連結,理性對話的機會少之又少。今年的縣市長選舉才剛結束,黨國不分的不理性制度,遭受到公民社會的理性選票制裁。希望這股理性的力量在選舉過後仍然能繼續下去,直至影響攸關國民基本生活需求與人性尊嚴保障的社會政策事務對話與規劃。

離婚真的不好嗎?解析「為了孩子不離婚」的迷思

陳婉琪 /台北大學社會系 一樁婚姻裡,夫妻感情若敗壞至有名無實,經常聽到「為了孩子不離婚」的說法。我們的身邊,到底有多少人這麼想? 《臺灣社會變遷調查》的家庭組問卷通常都會包含一系列觀念調查問項,列出各種與家庭、婚姻有關的常見看法,一一詢問受訪者是否同意。2006年的調查中,有一題是「想要離婚的人應等到小孩長大再離婚」,不同意者約占一半,但同意者也不少,超過三分之一(34%)。2011年再次調查相同的問題,仍有近三成(28.1%)的人同意「為了孩子不離婚」的作法。另一題的問法是:「不好的婚姻,還是比離婚來的好」,2006年與2011年的調查結果都差不多:不同意者占六成,而同意這種說法的人占大約三成。 依問法不同、調查時間點不同,贊同者的比例與強度都會受到影響。不過,從以上數據來看,贊同「為了孩子不離婚」這種作法的人,雖不是最多數,但也並不在少數——每十人大約有三人如此認為。 ◎ 惡劣的婚姻品質與子女的心理健康 萬一兩人處不來,感情難以回復,為了孩子而維繫一個空殼婚姻,對孩子來說真的是比較好的選擇嗎?萬一婚姻品質不佳,充斥著冷戰與衝突的家庭環境,長期來說對子女難道不會累積不良的影響嗎?即便不衝突,父母之間終年相敬如「冰」的家庭氣氛,有可能不影響孩子嗎? 在見證了友人一連串惡質的婚姻互動之後,以上提問成為我心中最想解答的問題之一。目睹無辜稚齡幼童長期處於父母之間高張力、頻繁衝突的互動陰影下,我心中的不捨轉化為強烈的研究動機。父或母任一方,一廂情願地「為了孩子不離婚」,真的對孩子好嗎? 要回答這個問題,需要針對兒少成長過程蒐集「長期追蹤」性質的資料,也就是針對相同的受訪者,蒐集至少兩個時間點以上的資料;譬如,抽一群國三學生做一波調查訪問,到了高二再請同一群學生提供後續的近況資訊。近15年來,國內累積了不少品質優良的「長期追蹤資料庫」,要追尋本題答案並不困難。 一般來說,多數人會直覺認定父母離婚、居住安排有變動、雙親變單親等等狀況實在不大可能對子女的心理健康有正面影響。但我提出了一個較複雜的研究假設:父母離婚對子女的影響,並不是單一性的壞影響或好影響;影響是正面是負面,乃視原先婚姻品質而定。如果原先父母的互動品質不佳,或甚至相當惡劣,那麼面對現實,乾乾脆脆地談妥離婚安排,對每一個家庭成員來說,有可能是安心邁向下個階段較好的選擇。 在分析《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之後,我發現資料的確支持我的猜想。圖一呈現了家庭狀況不同的四群青少年,其負面心理症狀(包括做惡夢、情緒低落、感到孤單、想大叫、不想與別人交往……等十種症狀)出現頻率的長期變化。 這張圖至少提供了兩個重要的訊息: 一、父母婚姻品質不好的青少年(在此指填答父母感情不好的國三學生),其負面心理症狀的出現頻率遠高於其他青少年。這一點並不讓人意外(甚至還有點廢話)。 二、若父母原先的婚姻品質不好,四年後,父母仍維持在婚姻狀態內的青少年,其心理焦慮程度高居不下;相較之下,這段時間內經歷父母離婚的青少年,原先的高焦慮傾向消失了,負面心理症狀大幅減少!(見橘色線) 事實上,國外的研究結論也與以上分析結果一致。顯示以上臆測並不因國情、社會文化脈絡之差異而有所不同。 ◎「為了孩子最好不離婚」的迷思來自何處? 那麼,下個問題是,我們周遭那三成相信「為了孩子最好不離婚」的人,這種想法來自何處? 這個問題也不難回答。最主要的原因是大量研究顯示離婚單親家庭與子女福祉之間有負相關,因此,「離婚」與「對子女有不良影響」這兩者在大眾心中形成了牢不可破的連結,當然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不過,腦筋清楚的人都知道「相關不一定等於因果關係」。負相關,必定等同於負影響嗎? 國內外至今所累積的社會科學實證研究已提供不少明確答案。本文整理出較重要的四個解釋「離婚與子女福祉之負相關」的原因。前兩個因素解釋了「為何離婚經常對孩子有負面影響」,後兩個因素則說明了「離婚」與「子女福祉」之間,有很大一部分是「虛假相關」,其背後有更關鍵的真正原因。 一、經濟資源:單親家庭之所以弱勢的第一大主因是經濟因素。最常發生的狀況是,離婚(或喪父)前的家庭分工是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模式,一旦父親無法或拒絕承擔家庭責任,單親母親便陷入就業困難的窘境及獨力養育子女的巨大負擔。這同時也表示,只要離婚後雙親都有意願及能力提供經濟資源,或是單親那一方始終擁有正常的就業能力或穩當的經濟來源,此因素便不會是造成負面影響的原因。 二、家長心理健康:單親家庭之所以弱勢的第二大主因是家長心理健康。不論是離婚或喪偶,單親家長經歷了婚姻瓦解,更同時要面臨獨力養育子女的負擔,因此心理健康不佳的可能性較大;而家長的身心健康可能進而導致教養效能低落。換句話說,要與運作順暢的雙親家庭相比,單親家長要維繫一個讓每個成員身心都健康的家庭,困難度或許較大,但若是與運作不順暢、爭端不斷、氣氛冰冷的家庭相比,哪種選擇較佳?這就沒有絕對的必然性了。 三、家長教育程度或社經地位:不同群體的離婚發生率事實上並不相同。教育程度或社經地位較高者,離婚率較低。近二十年的台灣如此,多數先進國家亦然。但很少人去討論以上這項相關,因此鮮少人知道這個社會現象。換言之,離婚單親家庭之所以弱勢,其中一個原因是這群人在離婚前平均來說已經較弱勢了。(此處指的是平均,當然不表示個別狀況必然是如此。) 四、原先的婚姻衝突: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一對夫妻既然後來選擇離婚,婚姻衝突可能早已持續了一段時間。與其問「離婚是否對子女心理健康造成負面影響」,倒不如將問題調整為:「造成不良影響的關鍵因素,究竟是離婚事件本身,還是離婚前的問題家庭?」一旦將離婚前的夫妻關係考慮進去,實證研究確實發現,父母的長期婚姻衝突對子女所造成的負面影響,經常要比離婚本身來得大。也有些研究指出,來自「離婚前家庭」的孩子,早在父母離異前就展現問題了。換句話說,離婚與否並非重點,背後關鍵因素是「壓力鍋家庭」。 接續以上圖一的發現,我的進階分析「都是為了孩子?父母離婚負面影響之重新評估」發現,父母衝突的確是影響子女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不過,相較於這種不脫常識、眾人皆知的結論,另一個更值得注意的研究發現是,父母之間的劇烈爭吵,對父母沒有離婚的青少年來說,會顯著增加其焦慮傾向,但對父母已離婚的青少年來說 (在此指雖已離婚、分居,但彼此仍劇烈爭吵的父母),竟然沒有什麼負面影響。難道這表示「父母明明感情差卻勉強維持名實不符的婚姻」要比「離了婚還是會爭吵」對青少年造成更大的心理傷害嗎?我們雖無法完全確定這樣的解釋夠準確,但這項分析結論讓我們更瞭解家庭動態如何影響兒少發展,值得我們注意。 ◎ 「離婚與否」並非重點,親密關係的品質才是關鍵 對部分衛道人士來說,本文可能有「鼓吹離婚」、「破壞社會安定」之嫌。不過,希望讀者不要忘了,本文論點最重要的前提是「如果婚姻品質不好」。也就是說,在夫妻互動不佳、關係惡劣的情況下,若堅持不離婚才是對孩子好,這是一種可怕的迷思。 【最高離婚的廣告詞:為什麼?如果分手會更相愛的話?】 資料來源:pic.pimg.tw/rrrrr51138/1371351507-2326037217_n.jpg?v=1371351508 任何人際關係(不限夫妻,尚包括親子、伴侶、手足、家人,或朋友),若缺乏雙方的誠意、努力,及適當的溝通技巧,便不可能有好的關係品質。通常關係越是親密,困難度及需要的努力程度也就越高。一樁出現問題的婚姻、一個面臨挑戰的家庭,要問的問題不是離婚是否萬萬不可,而是,解開糾結的問題根源、回復正常的家人互動、尋回溫暖的家庭氛圍,有無可能?該如何做?如果不能,又該如何?假裝問題不存在,只為了維繫婚姻的形式,卻讓成長中的子女目睹了「無意願正視問題」或「無能力處理問題」的父母,孩子會受到什麼樣的影響呢? ========     註1:這份研究論文原標題為:「都是為了孩子?父母離婚負面影響之重新評估」。台灣社會學刊(2014)第54期,頁31-73。下載連結在此。          

為母則強:母職作為改變社會的場域

梁莉芳 /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 為母則強。妳對這四字箴言的理解是什麼?為母則強,形容女人在成為母親後,充權(empowerment)與身心變得更強壯的過程。有人認為,為母則強,使得女人在面對育兒的辛苦時,即便是在不合理與艱困的環境下,也會具有默默承擔的韌性和克服萬難的毅力。不同於這種「阿信」的解釋,為母則強,我認為是一種育兒的實作,是作為母親的力量,也是愛的力量。為母則強,讓女人願意挺身挑戰社會的不公義,追求一個有未來願景的,更美好的社會。 【 謝謝阿澎,你讓我看見做媽媽的許多可能】 ◎母親的盼望 我是個一歲四個月孩子的媽媽。孩子出生之後,我常看著他臉上的笑容出神,然後想著,十年、二十年後,他的生活會是什麼樣子?笑容還會像現在一樣的無憂無慮嗎?和天下無數的媽媽一樣,希望孩子快樂是我最微小的盼望。但是,這些日子來,面對無能、沒有作為又漠視民意的政府,我經常擔憂這將是個奢侈的想望。 周遭的朋友常問我:「有了小孩後,生活最大的改變是什麼?」成為媽媽後,我看世界的角度,多了孩子的視野和觀點。我開始留心,空間的設計和安排,是不是對孩子不夠友善;我開始關注,媒體所傳遞的訊息和價值,是不是充滿偏見和歧視。成為媽媽後,我對未來的想像裡,有孩子正在成長的身影,我開始思考,我們大人所做的每一個決定,對孩子未來的影響是什麼。從兩岸服務貿易協議、自由經濟示範區到核四廠,這些重大的政策,是否只是服務少數人的利益,但卻讓我們失去長遠、永續的未來? 【「阿母底家,免驚!」支持反服貿媽媽團】 資料來源:twimg.edgesuite.net/images/ReNews/20140325/420_3cc39b592053ce10958b75f598191fec.jpg 從反服貿的太陽花運動到「終結核四還權於民」的全台串聯,在這些自主公民運動中,我看到不同的母親形象與母職實踐。我們可以選擇順從統治者與既得利益階級的價值,把孩子當作不會思考、無知、沒有判斷能力的客體,以愛為名,召喚孩子回家;身為公民與母親的雙重身分,我們也可以選擇以公平和正義的價值教育孩子,尊重和鼓勵他們的社會參與。 我們的價值選擇,決定了我們會養育出什麼樣的孩子;我們的孩子,會影響未來社會的走向。我們,期待自己成為什麼樣的媽媽呢? ◎做媽媽只是家務事? 美國女性主義詩人Adrienne Rich,在《女人所生》(Of Women Born)一書指出母性的雙面刃:母職對女人而言,可以是壓迫、限制和剝奪,也可以是滋養、力量和充權。女性主義批判母職對女人所造成的壓迫,並不是來自女人成為母親後的育兒經驗或是與孩子的親密互動,而是來自母職的建制化(institutional motherhood)。在父權社會脈絡下,「好媽媽」形象是單一且扁平的,強調母性天生和無私的母愛,女人不被鼓勵說出照顧小孩的挫折和疲累,我們也擔心揭露自己的軟弱後,會被貼上「不負責任」或「壞媽媽」的標籤。父權文化規訓「好媽媽」要順從聽話,服膺主流的支配價值,「好媽媽」被要求要善盡份內的家庭責任,不可以擅自跨越公私領域的界線,參與公共事務甚至被視為是一種不當的行為或是失職。 4月27日,反核民眾佔領忠孝西路,28日凌晨,警方開始強制驅離。驅離行動中,有一群父母手抱幼兒,堅持靜坐在現場,表達他們支持廢核與面對國家暴力時的立場。之後,媒體以斗大的標題指責這群家長將兒童當作人肉盾牌,國民黨的立委也呼籲增修正《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禁止「使兒少處於易發生立即危險或傷害的環境中。」陸續,已有兒童工作者以及驅離現場當晚的父母,指出兒童不只是應受保護與照顧的對象,他們更是行使權利的主體,他們的發聲權與社會參與權應受到尊重。批評的聲音,認為這群父母沒有盡到做父母的責任,沒有考量孩子的利益,讓孩子身處危險的環境。衛生福利部甚至代表政府立場發言,呼籲正常作息對孩子的重要。 【給孩子的第一堂民主課程】 資料來源:farm8.staticflickr.com/7077/14078328813_6e86e275a0_m.jpg 父權文化定義的「好媽媽」,得遵從家庭優先的守則,在這個前提下,才能給予孩子無微不至的照顧和呵護。什麼是好的照顧,除了依循以孩子為中心的發展論述,更不能違反常規的期待和標準。母職的實踐不僅是以家庭為場域,更為了鞏固和確保(父權)家庭的運作順暢。因此,在「427不核作運動」後,我們會聽到有人說:「平時我的孩子十點鐘還不睡覺,我就會很焦慮了,更何況還是帶著孩子夜裡在街頭靜坐。」有人主張:「和小孩一起做的活動,不就是唱歌、跳舞、讀故事書嗎?這才是這個年齡的孩子該做的事情。」這些回應,狹義的將育兒規範為私領域進行的活動,是(父)母親和孩子間的親密關係,卻忘記,母職的政治性,以及養育孩子這件事情,從來就無法脫離我們所處的社會、政治、歷史和文化脈絡。 ◎最好的育兒實踐? 當代母職的重要特徵─密集母職(intensive mothering),結合科學論述與資本主義消費,不僅更加強化了父權體系對母職的監督和控制,也為母職實踐畫出嚴密的物質與非物質的界線。 社會學者Sharon Hays指出,密集母職是特定歷史時空與社會建構的產物,影響並形塑現代社會的母職實踐。密集母職強調以孩子為中心的教養方式,專家論述的權威性,以及在育兒過程裡,母親必須投入大量的時間和心力。特別是初為人母者,一方面得面對「做媽媽是女人天性本能」的父權思維,這種論述強調母性的自然,以及母職作為本能,對女人而言應該是簡單輕鬆、迎刃有餘。因此,在遭遇育兒的困難時,我們常常深陷愧疚、焦慮和恐懼失敗的情緒,不斷檢討自己,懷疑自己不是「好媽媽」,也擔心自己的失格會對孩子造成深遠的影響。另一方面,專家論述取代女人和小孩在養育過程中互為主體的經驗,不但被視為是育兒的聖經寶典,也成為用來衡量「好媽媽」的標準。 兒童發展理論強調0到3歲是人生的黃金期,母親在這個階段的付出和投入/投資,幾乎可以決定孩子未來的人格形塑和影響他一生的發展。育兒活動的安排,不再是隨興或漫無目的的打發時間,而是需要更有計畫性的導向特定的訓練內涵和任務指標。給孩子讀什麼書、聽什麼音樂,都是一系列精心的蒐尋、比較和研究後的決定。近年來,市場上出現針對嬰幼兒的游泳學校、音樂律動和體育課程等,這些高度組織化的活動,不僅提供父母(往往是媽媽)一種育兒安排的選擇,也成為許多家庭每週固定的親子行程。這些課程往往強調的不只是好玩,而是訴求計畫性栽培的重要,透過更有系統的刺激和引導,可以激發小孩更大的潛能和發展性。  【育兒活動已經逐漸跟資本主義活動結合在一起】 社會學家Annette Lareau將這種中產階級的養育文化邏輯命名為協作培養(concerted cultivation),指的是父母有計畫、有目的的參與和規劃小孩的(課後)時間安排。Lareau的研究是以育有9歲和10歲小孩的父母為研究對象,不過,我們可以觀察到,協作培養的哲學,早在孩子還更小的時候,就已經滲透在日常的育兒實作。 受到資本主義消費的影響,購買行為成為當代母職實踐重要的管道之一。嬰兒用品的廣告,以「給孩子最好的」,作為商品包裝和行銷的手法,往往能點燃媽媽心中的購買慾望。「愛她,就要給她最好的」,消費成為肯認自己作為好媽媽的指標,購物買的不僅是物品,更是母愛的展現。 這是現代媽媽的焦慮。我們忙著檢視自己、監控孩子的發展;我們不停的在追蹤最新的育兒資訊,搶購所謂的夢幻逸品。這樣的焦慮,不僅讓我們在個別化的育兒關係中心力交瘁,也將育兒實踐的場域圈限在兒童的發展、家庭的日常實作和資本主義的消費行為。我們失去了對育兒的想像,以及看見其他的可能。 ◎只是養小孩?母職作為改變社會的場域  女性主義學者Nancy Chodorow在《母職的再生產》(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一書指出,母職的工作是構成社會不可缺少的部分。小孩藉由母親開始社會化的歷程,學習社會價值、道德準則、性別關係,以及家庭內外的性別分工,因此,女人的母職不僅對家庭而言極為重要,也可以成為改變社會的實踐。 作為媽媽,我們可以決定如何教養孩子。我們可以選擇一條阻力最小的路,遵循既有的社會規範,不去挑戰現存的不合理和壓迫,我們的孩子可能會成為「人生自己負責論」的信仰者,繼續經驗和複製那些我們遭遇過的不公義和痛苦。我們也可以選擇透過母職實踐,質疑和反轉統治者的價值。身為女人,我們的成長經歷許多因為性別造成的歧視和不公平,我們或許保持沉默,或許起身對抗;我們或許覺得傷害,或許飽受痛苦。因為這些深刻的經驗,我們體認到追求公平正義的重要。 作為媽媽,比起現在,我希望我們的孩子,可以成長在一個更符合公平正義原則的社會,機會和資源的分配更加平等。每一天的生活裡沒有恐懼、沒有壓迫,人和人之間能相互尊重、平等對待。他不需要擔心自己是個陰柔的男孩,而會被同儕排擠,不管他愛的是男人還是女人,都會獲得祝福。他的人生,不會因為性別、性傾向、族群和階級,而有歧視和不公平的對待。這是我,作為母親的憂慮,也是作為母親的盼望。如果社會沒有改變,我們的孩子將繼承現在年輕人的煩惱:令人瞠目結舌的高房價、存不了錢的窮忙人生、失靈的代議制度、無法取信於人民的政府…。對於更美好生活的追求,我們不該只是冀望於政府,而是問自己,我們可以為孩子做哪些努力? 【高雄捷運裡面的閱讀活動,展現母親的力量。圖片來自楊佳羚】  全台灣遍地開花的「不核作運動」中,高雄有一群媽媽們發起「我願意為你反核」的活動,他們選擇在捷運車廂內朗讀反核繪本、發放黃絲帶和反核單張。他們帶著孩子,一起實踐作為公民和媽媽的雙重責任,他們不僅以具體的行動支持反核的立場,也透過具體的行動,教導孩子重要的價值和人民的力量。這群媽媽們,也讓我們看見,母職如何作為改變社會的場域。 母職是一種親密關係,是和孩子之間每日每夜的情感累積,天真的童言童語、燦爛無憂的笑容、安穩熟睡的臉龐,都是日常生活裡讓人耽溺的小確幸。母職也是一種政治行動,我們可以將面對不公義的憤怒,匯聚成改變的力量;我們可以將對孩子的愛,轉化為日常生活的社會實踐,追求一個更公平正義的社會,是母愛的體現。 母親節快樂!給每一個正在創造自己的母職實踐的媽媽。 延伸閱讀 Adrienne, R. (1976). Of Woman Born: motherhood as … Continue reading 為母則強:母職作為改變社會的場域

小孩自己帶才不會輸在起跑點?不同育兒論述的競逐

楊佳羚 /高師大性別教育研究所 作者按:要開始寫巷口文時,腦中出現過許多題目──我該接著多元成家不是核子彈:性別101的四堂課,來談「恐同的它者」呢?還是繼續我媽是怎麼生下我的?母親節的社會學提問,來分享瑞典的產檢與生產經驗?如果寫我在瑞典的研究,實在擔心這樣的巷仔口沒有座落在「台灣」;而平時雖然寫著巷仔口人人能懂的專欄文章,卻又煩惱它們不夠「社會學」。最後最後,為了能到巷仔口社會學的麵攤吃到一頓午餐,只好硬著頭皮寫下這篇文章(小編註:請不要再污名化小編了,她沒有這麼斜二啦~)。 ◎挑選幼兒園 這件大事 三年前,帶著快滿四歲的孩子回台灣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找幼兒園。還在瑞典時,才三歲多的路比,已經從媽媽和朋友的對話得知台灣幼兒園的現況,對我千叮萬囑地說:「媽媽,我絕對不要去要寫字的幼兒園!」 【瑞典小孩的天職就是玩】 其實不用她交代,我們選幼兒園只有三大原則:一、不選連鎖式的幼兒園,從《血汗超商》這本書就可以讓人了解,連鎖企業總是肥了大老闆,苦了第一線的員工;二、不選雙語幼兒園,除非它的雙語是母語及官方語言;三、不選要寫功課的幼兒園。 後來我們很幸運地在新竹找到一間私立幼兒園,其中一位老師是地主的女兒、園長自己就是老。那裡的老師平時都用客家話互相聊天。路比回台灣學的第一首歌就是「天公啊,落水哦,阿妹啊~」,讓不認識的人以為她是客家小孩。那裡吸引路比的就是暑假「一三玩沙、二四玩水、星期五做古早味」的課程、游泳池、腳踏車、以及給小孩種菜的菜園[1]。雖然她們還是有美語、MPM數學之類一般私立幼兒園都有的課程,但經我確定「美語都是隨便上,都在玩」之後,就很放心地讓小孩上學去了! 一年後,我找到專任工作,選擇移居高雄的原因之一就是孩子的幼兒園。早在孩子七個月大、我們和瑞典教師一起參訪五甲社區自治幼兒園時,我就向園方登記排隊──雖然當時的我根本不知道何時才能回台灣、也不知回台會落腳何處。這家幼兒園是非營利的私立幼兒園,強調「公民共辦」與「社區參與」。公部門只提供設立時的補助及較便宜的場地提供租用;承辦的民間機構則在運作後自負盈虧。承辦幼兒園的彭婉如基金會,師法自瑞典的「參與式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成立「社區自治委員會」,結合官方(主管機關代表)、民間(包括基金會代表與社區代表)及相關利益團體(在此為幼兒園教師及家長)而組成。課程方面,則完全沒有制式課表、沒有課本或作業。從孩子的經驗發展主題教學,帶孩子到社區認識植物與環境、和社區的人互動、並參與社區公共事務。在社區社福中心活動或是高雄反核遊行中,總有五甲社區自治幼兒園的參與。   【從街頭遊行中,小朋友有十分不同的學習】 我演講分享我的選擇幼兒園經驗時,似乎十分違背一般的主流想法。有些家長說,雖然她認同我的作法,但發現自己和別人不一樣時,仍然備感壓力。別的家長總是努力栽培小孩,別人家的孩子兩歲就會背唐詩、三歲就會認字讀書、無論是ㄅㄆㄇ或加減乘除全都難不倒,還可以表演鋼琴、小提琴、芭蕾舞…,相較之下簡直就讓人覺得自己是「懶惰的父母」。 這就像是梁莉芳在「做媽媽」的社會學觀察中所提到的:「完美媽媽」的規訓。敏感的讀者也會發現,「親職」論述對「父母」的規訓,其實只有針對「媽媽」,因為父親並不被如此期待。只要能像房子與房車廣告裡的爸爸一樣,可以「給」妻子兒女一個窩、能掌握方向盤,在假日「帶」全家出去玩,就是成功的男人、頭頂上有光環的父親;而媽媽只要少做了一件事,不管是沒餵全母乳、沒精讀育兒寶典、沒選購能刺激小孩發展的教具書籍、沒送小孩去學各式才藝,就是「不盡職的媽媽」。 ◎孩子還是要自己帶?台灣與瑞典的育兒論述比較 更有意思的是,無論我如何強調易子而教的好處,大力稱讚瑞典幼兒園老師如何訓練小孩獨立生活與獨處的能力,可以讓當媽的我一派輕鬆,但是當我跟別人講到「我們家小孩一歲又兩週就開始上幼兒園,她把幼兒園當小學念了六年」時,反應從輕微的搖頭到大聲高呼「夭壽!怎麼那麼早」,全都反映了她們的不認同──因為「小孩還是要自己帶」! 然而,正如前面提到的,「親職」論述最後滑到「媽媽」身上,所謂「自己帶」雖然人人會說,但最後帶小孩的責任還是落到女人的肩膀上。從主計處的統計中,可以看到2010年15-64歲已婚女性,最小子女未滿3歲的照顧方式有54.9%由自己照顧。雖然已比1980年的82.75%低,但其實仍遵循「自己照顧」的模式,只是由母親轉為「祖父母或親屬照顧」(此照顧類別的統計數據,從1980年的14.64%提高到2010年的34.74%)。亦即,1980年有97.39%未滿三歲的小孩是在個別家戶中由母親、祖父母或親屬照顧;2010年仍有89.64%。因此,台灣社會強調「小孩還是自己帶最好」的論述與實際育兒安排,在這卅多年來,並沒有太大的變化。 正如我曾在《台灣女生 瑞典樂活》書中寫過〈不同制度 不同母親〉,育兒應如何安排,也深受制度、論述的影響,背後有著不同的意識型態,也會對女性、親子、家庭,以及女性與家庭、勞動市場及國家的關係造成不同的影響。 以我之前生養小孩的國家──瑞典為例,我的小孩之所以那麼早就開始上幼兒園,是因為市政府有責任提供一歲以上小孩托育照顧服務;而且這樣的福利服務不限於瑞典公民才能享有,而是跟隨「居住權」而來,只要住在瑞典的小孩都能享有托育照顧與教育。正因為有480天的有給親職假,供父母在小孩滿七歲之前彈性請領,以及提供給一歲以上小孩的托育照顧服務,才讓父母不用在家庭與工作之間抉擇。2011年,瑞典1-5歲小孩有85%都在幼兒園的托育系統裡;在小學階段,課後照顧也涵蓋了74%的6-9歲小孩及17%的10-12歲小孩。普及的托育服務及支持父母就業與育兒的政策,使得瑞典有著高女性勞動參與率(平均勞參率82%)及高生育率(平均每個女人育有1.9個小孩)。 然而,這樣的情形在瑞典並非向來如此。在1960年代,單薪家庭仍是瑞典社會的常態,父親被認為是家中的經濟支柱,母親則被視為主要照顧者,只有不到2%的小孩在公立幼兒園裡(現今則剛好相反,瑞典的家庭主婦比例只有2%)! 即使當時瑞典社會的主流育兒論述為「小孩自己帶最好」,但社會中也開始出現對兩性「雙重角色」的辯論,認為應該讓兩性同時成為有職工作者與照顧者。這類性別角色的辯論與學術研究讓瑞典親職意識型態出現轉變,而學者也在委員會[2]的研究報告中生產出一套「反對論述」(oppositional discourse),把原先只被當成是「個別家庭」要去安排的照顧需求,轉變為國家政策要認真面對的「國家大事」。 委員會的研究報告指出,如果小孩在家和與外界孤絕的母親相處時間太長,將有害兒童發展。此外,研究報告也認為公共托育的專業教師將成為兒童「愛的資源」,使小孩能在公共托育的環境中成為具有民主素養的個人。研究報告中所援引的教育、兒童需求與兒童心理發展理論,打破了之前認為「小孩最好自己帶」、「應由母親在家中照顧小孩最好」的觀念。 【為了減少父母在親職假期間獨自在家照顧小孩,常有「嬰兒車大隊」相約一起散步郊遊】 除了委員會運用社會科學建立一套新的育兒論述,建議社會政策要協助雙親都能成為有職工作者與照顧者之外,1960-70年代的瑞典社會勞動力短缺及工運、婦運的社會脈絡,也使得全職在家女性成為勞動市場所欲開發的重要勞動力,而讓「女性」的托育照顧需求轉為社會必須承擔的責任。為了讓女性加入勞動市場,瑞典從1970年代開始一連串家庭政策的改變:1974年開始,原本的「母職假」改為「親職假」,讓女性走出家庭的同時,也提供男性回家照顧小孩的管道。1979年,家中有12歲以下小孩的父母,有權只工作六小時。而瑞典從1930年代就宣示的,要提供人民從搖籃到墳墓的照顧的「人民之家」理想,也是到了1970年代開始,才廣設保母與公立幼兒園的托育服務。 ◎代結語:教育是投資,還是權利? 瑞典經歷了這樣的育兒論述競逐,才讓普及的托育服務得以建立。瑞典的托育照顧被認為同時是父母及孩子的權益,一方面使父母可以兼顧工作與家庭;另方面則使兒童能得到良好的照顧與教育。同時,也透過平等的照顧與教育機會,來減少階級差距,以免一再覆製階級凝視下的魯蛇人生。 我曾在大學通識及性別所課堂詢問學生:「教育是投資,還是社會權利?」結果,被爸媽一路「投資」到大學的學生們多數選擇了前者。然而,瑞典主流論述卻認為,教育是人民的社會權利,並希望透過教育消弭社會差距。像前面提到的育兒論述轉變,除了受到與性別平等息息相關的「性別角色論爭」影響,更重要的,乃是瑞典以工人起家的社會民主黨,將托育議題轉變為性別中立的「家庭議題」,以「階級平等」涵蓋「性別平等」。 【圖為歷年社民黨得票率,可看出近來逐漸減少,新自由主義思潮開始影響瑞典】 資料來源:http://en.wikipedia.org/wiki/Swedish_Social_Democratic_Party 近年來瑞典社會福利國家也出現新自由主義的轉向,以所謂「自由選擇」的論述來影響社福政策的改變,其中包括出現教育券鼓勵越區就讀。結果造成瑞典學校內的同質性變高(例如:來自瑞典白人中產家庭的學生在同校,具有移民背景的學生在另一校)、學校之間的差異變大(也就是被認為是「好校」與「壞校」學生的表現逐漸拉大),使得因階級、族群、地域的不平等加劇。不過,目前瑞典的幼兒園仍然維持其「非營利」的堅持,但研究也發現選擇親師合作的私立幼兒園以中產階級父母為主。瑞典福利國家的轉變,值得注意。 從瑞典拉回台灣,社會所盛行的「不讓孩子輸在起跑點」論述,就是將幼兒教育定位為可「投資」的「商品」(而非社會權利),才能讓家長大掏腰包,送小孩到各式才藝營利托育機構,也出現了私立幼兒園佔了七成的社會現象,而國家則是繼續袖手旁觀不涉入托育。 台灣未來的發展會如何呢?先不論揠苗助長的結果會不會讓孩子根本跑不到終點,我們不妨繼續觀察,台灣有沒有不同的育兒論述出現?這些論述對於既有的觀念與制度,會不會造成什麼樣的改變呢? [1] 看了十分心動的新竹讀者,請不要來信詢問我這家幼兒園。由於地主的兒子們聽信炒作農地的仲介公司的話,決定將土地賣掉,也使得持分的姊妹們難排眾議。因此,這家優秀的私立幼兒園已因性別不對等的家庭協商、台灣農地炒作等因素,而無法繼續存在…。 [2] 瑞典的「委員會」,是由政黨代表、利益團體代表、相關行政單位代表及學者專家所組成,這些政策委員會負責研究、提供政府政策建議、或為已實施之政策進行評估與修改建議,其出版的報告由瑞典政府出版為人人可及的SOU系列報告。台灣的「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的設計,就是參考自瑞典參與式民主的委員會制度。 參考書目 王舒芸(2011)。台灣托育公共化之研究。收錄於財團法人台灣智庫(主編)邁向社會投資型國家─就業與安全重大議題(頁63-109)。台北:財團法人台灣智庫。 Fraser, N. (1989). Unruly Practices: Power, Discourse and Gender in Contemporary Social Theor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 Continue reading 小孩自己帶才不會輸在起跑點?不同育兒論述的競逐

我媽生下我之後呢?「做媽媽」的社會學觀察

梁莉芳 /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 作者按:還在請產假的時候,答應巷子口的小編要貢獻一篇居家生產文。孩子生下來後(餵母乳、集乳、把屎把尿、幫寶寶洗澡、準備副食品、規畫玩樂活動、陪玩、唱睡前催眠曲...)的真實生活,不分日夜。懷孕生產後記憶力急速衰退的媽媽,把生產文寫成育兒文,試圖要把自己從「做媽媽」的焦慮和自責中解救出來。給專程來看生產文的人客倌,抱歉啦!生產文就先欠著吧!(謎之聲:妳會還嗎?) 【小編按:我還是會記得催繳梁媽媽積欠的生產文,請大家安耐一下】 「做媽媽」(Doing Mother) 是女人天性嗎? 當代的母職實踐,結合了科學研究和兒童發展理論,不僅強化自然母性,同時召喚女人成為身心完全奉獻的完美母親。母職被當作是女人與生俱來本能的論述,主張女人作為母親是自然的安排,也強調母親是孩子最好的照顧者。 我並不是要貶抑母愛,或是否定育兒經驗可以帶來的甜蜜和力量。相反的,作為母親的我,和孩子一起經歷生命裡的奇特旅程,在每日/每夜身體/心裡的照顧實作中,感受與孩子的連結。但同時,作為女性主義者和社會學家的我,也想要嘗試理解,在為人母的喜悅之外,為什麼還有憂鬱、矛盾、沮喪、挫折和自我懷疑?是我的愛不夠嗎?還是我不懂得「做媽媽」呢? 【貓咪也要讀育兒寶典嗎?】 孩子出生前後,有一段時間,我大量閱讀各家的育兒叢書:親密派、百歲(醫師)派、保母崔西...。當把育兒視為是「工作」之後,從孩子喝奶、睡眠時間到發育狀況,無一不斤斤計較,力求精準完美,甚至上天下海的看遍科學研究、專家說法和當紅部落客媽媽指導的教戰手冊。當我把育兒寶典上用紅筆畫的重點背的滾瓜爛熟之後,寶寶還是在不該哭的時候哇哇大哭,在作息表安排的睡眠時間內醒來。不禁自責,是哪裡做錯了嗎? 若妳/你期待在本文讀到對育兒經驗的歌頌或是讚揚,那妳可以轉台了(大誤)。 有人說,社會學家的專長是潑人冷水、拆台和踢館。這篇看似慶祝母親節的文章,談的不是母愛的偉大和犧牲奉獻,而是呈現藉由每日/每夜的例行工作和互動,母親這個角色如何被定義、規範和成就。身為女性主義社會學家的我,嘗試理解作為媽媽的我,試圖探究父權文化與科學研究、醫療專業和育兒產業等相關行動者的共舞,如何建制我們對「完美媽媽」的期待和規訓。 不再只是妳的身體? 上週在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的演講,聽到英國Lancaster大學社會學博士施麗雯討論產檢實作如何介入與影響女人的懷孕經驗。演講的空檔,與學生分享我的懷孕經驗,和施麗雯田野裡的許多(準)媽媽不同:只做了健保給付的例行產檢,還常跟醫師討價還價更改產檢的時間,擠不出問題在診間詢問醫師,沒有上過一次的媽媽教室......。學生略帶質疑的問:「老師,妳一點都不關心妳的小孩喔?」 我的「非典型」懷孕經驗除了反應現今高等教育工作者的困境外,也間接指出「完美媽媽」的論述早在懷孕前或懷孕初期,就已開始規訓女人的身體和重塑我們的生活方式。在懷孕過程中和許多「用心」的(準)媽媽相較,我顯得漫不經心:老是在出門上班後,才想起又忘記吃孕婦維他命,聽說能幫助胎兒腦部和眼部發育的DHA從來沒有吃過,但被視為是孕婦違禁品的咖啡和甜點卻是吃了不少。身邊朋友對孕婦的關心和提醒,讓我不時的意識到,這,不再只是我的身體。社會學家會問:懷孕過程中,女人的身體如何被客體化? 懷孕女人的身體被視為是提供寶寶養分與健康的重要來源,不僅和寶寶身體大小的成長密切相關,也影響智力的發展,甚至是外表美貌。(準)媽媽們努力蒐集、閱讀相關的資訊,隨著孕期的進展,補充不同的維他命和營養品。在心裡反覆背誦「好食物」和「壞食物」的清單,力行嚴格的飲食控制,深怕造成「一吃錯成千古恨」的遺憾,也期待肚子裡的寶寶不要輸在起跑線上。這個時期,女人的身體不再只是屬於她自己,「為了孩子好」的論述要求著女人節制慾望和規範身體。每次的定期產檢,透過測量(準)媽媽增加的體重和超音波預估寶寶的大小,再一次提醒女人要小心翼翼的控制食量和食物的內涵。  媽媽的全心投入,影響孩子的一生? 前陣子進行研究訪談時,遇到一位有十個小孩的82歲阿嬤。當我大嘆阿嬤好厲害之際,阿嬤好奇的反問我:「妳有幾個小孩?」「一個。」我心裡沒有說出來的是:「光著一個,就已經搞得我們人仰馬翻了。」阿嬤養育十個小孩的哲學,和我們的一定大不相同。古早時代「骯髒吃骯髒大;隨便養隨便大(閩南語)」的育兒智慧,在今天恐怕會被指控為罔顧小孩健康,不夠用心的父母。澎澎出生後有一段時間,我是總是擔心寶寶接受不夠多刺激的媽媽。引經據典的設定每個寶寶活動的任務:跟寶寶說話,這樣孩子會有比較好的語言能力;看黑白卡可以刺激寶寶視覺發展、開發左右腦。在朋友的臉書上,讀到一篇報導提及,對兒童發展的定義和期待並不是普世一致的標準,而有文化的差異:美國重視智力發展,瑞典認為快樂最重要,義大利則看重孩子與他人的關係。社會學家會問:過度強調兒童發展的單一價值,是怎麼產生的呢? 【神奇的黑白卡。不知道是否也能開發成人的腦袋?】 很多女人為了「做媽媽」而有的準備、付出和(身心)勞動,並不是從寶寶誕生那刻才開始。早在得知懷孕時,甚至更早在胚胎著床以前,就精心策劃要給胎兒最好的成長環境和盡早的發展刺激。在追求「完美小孩」的意識形態下,對懷孕女人的身體規訓以及各樣的胎教論述便應運而生,進而是對「完美媽媽」和完全母職的期待。不同於被斥為沒有「科學」根據的民間風俗,例如:孕期不能拿剪刀、釘東西等等,這些在新世代媽媽之間風靡的懷孕知識標榜有醫學研究作為證據的科學正當性。強調懷孕期間與胎兒的互動,不僅能增加孩子的安全感、促進大腦的開發,還能健全未來的人格發展。因此,肩負孩子發展重責大任的(準)媽媽,必須透過密集的情感和身體勞動的付出,確定孩子得到足夠的刺激,從懷孕期間頻繁的和胎兒說話、撫摸肚子,到孩子出生後積極介入的教養方式。例如:在全國第一站ptt的媽寶(babymother)版,不時可以看到媽媽們分享如何透過玩遊戲和新生兒互動,包括唱兒歌、說故事、讀黑白卡、按摩和手腳運動等等。這些安排不只是單純的享受親子時光的愉悅,也具備(兒童)發展的任務目標。 【母職好壞,會影響孩子的大腦發育嗎?】 (出自:優活健康網2012年11月15日) 育兒不只需要時間和心力的投入。媽媽社群之間爭相引用和轉載的科學研究,更強調百分之百的母愛滋養,是寶寶成長的關鍵。斗大的標題指出,「母愛決定了孩子大腦的大小?!」文章引述神經科醫師的說法,主張母親對待孩子的方式不僅影響孩子的情感發展,也影響孩子大腦的大小。不僅再一次強化,在孩子成長過程中,母親無可取代的地位,也提醒女人得日夜鞭策自己對完全母職的信奉和實踐。 不要輸在起跑點上?監管寶寶的發展 我們的孩子澎澎出生時只有2850公克,身高未滿50公分。比起其他以3000公克為基準起跳的寶寶,他在嬰兒界裡算是非常迷你的。滿四個月做兒童健檢時,體重勉強落在百分之十五,身高僅在百分之三。因為體重和身高的發展未成比例,當時醫師還讓門診的護理師再給澎澎量了一次身高,確認無誤後,只好對我們說:「沒關係,下次回診時,我們再看看!」那天之後,個性緊張的澎爸經常趁我不注意的時候,拿著皮尺偷偷丈量澎澎的身高,祈禱一夕之間,澎澎又長高兩公分。ptt的媽寶版上,也常看到跟澎爸一樣擔憂孩子發展落後的媽媽們爭先恐後的發問:「寶寶六個月還不會翻身正常嗎?」「四個月大的嬰兒身高都多高?」「該不該帶寶寶去看小兒復健科?」「我的寶寶是不是發展遲緩呢?」我們對「大隻雞慢啼」已經缺乏等待的耐心,取代的是媽媽們對孩子發展的擔憂以及對自己失職的焦慮。社會學家會問:媽媽們的集體焦慮,是如何產生的? 【兒童健康手冊的內頁】 社會學家曾凡慈的研究探討「發現」遲緩兒童的動態過程。「發展遲緩」的醫療術語和意識形態,如何透過相關人員的協作、科技(物)的應用和醫學監管,對兒童的身體進行全面的治理。被視為兒童理所當然照顧者的母親,往往得面對未盡早發現孩子問題的指責,成為不負責任的媽媽。育兒的喜悅往往得伴隨著焦慮和憂心。「兒童健康手冊」的發行目的,應當是提供新手爸媽照顧孩子的資源。但當兒童發展論述主導育兒的優先價值後,生長曲線和發展量表成為我們觀看寶寶的眼睛,數字和各項指標,取代了我們和孩子之間真實的互動。同時,寶寶成長曲線上的百分比,也變成「完美媽媽」的評分標準。 母乳真的最好嗎? 生小孩之後,身邊朋友關心的開場白常是:「妳餵母乳嗎?」這句話的作用類似古早時期的寒喧用語:「吃飽沒?」問的人語氣通常輕描淡寫,好像預知一定會得到肯定回答的社交問句。小孩一個星期大左右時,來訪的朋友說了個鎮日跑新聞的女記者餵母乳的故事,她藉由這個小故事想傳遞的大啟示是:所以妳一定也能(餵母乳)。我因為奶量不足,向有哺乳經驗的朋友請益時,奶量多到可以製冰、做母乳皂她不經思索的回道:「(奶)怎麼會不夠?」確實有貧乳人存在,我就是啊! 【母乳真的最好嗎?】 網路上總是可以找到許多母乳媽媽的勵志故事,分享她們如何歷經塞奶、乳腺炎、追奶到母奶源源不絕,如何依靠作為母親的堅強意志和對小孩的愛克服萬難,最後總是以向其他媽媽心戰喊話作結:「只要有心,母愛萬歲,妳一定也可以的。」這些媽媽們的「成功」經驗確實激勵了我,上課時必備的咖啡換成了傳聞中的發奶聖品黑麥汁,發奶茶和各樣的湯湯水水也不間斷,下課的空檔是分秒必爭的集乳時間,半夜被鬧鐘聲響叫起來集乳......。但是,我的經驗是個無法分享的「失敗」故事。看見我辛苦製造奶水的伴侶,好幾次建議改餵配方奶也沒什麼不好,在學術工作與做媽媽蠟燭兩頭燒的困境中,餵母乳無疑增添了許多看得見與看不見的工作和情感勞動。社會學家會問:妳(媽媽)到底在堅持什麼呢? 世界衛生組織「建議所有寶寶都應完全哺餵母乳六個月,持續哺餵母乳到兩歲以上」的論述,透過各國政府母乳政策的推動與小兒科醫學會的主張,跨越時間和空間的形塑女人哺餵母乳的知識和經驗。來自哥倫比亞的Natalia,是陽明大學國際衛生學程的碩士班學生,也是小兒科醫師,她分享哥倫比亞的婦女認為餵母乳至少要餵到寶寶六個月,但卻鮮少能說出為什麼是六個月。 在台灣,媽媽的哺育經驗也受到「母乳最好」的專家論述與公共論述的影響。衛生署國健局的母乳哺育政策藉由積極的宣導形成「母乳最好」的公共論述,透過與學術研究和醫療專業合作,介入與影響(準)媽媽的哺育經驗,甚至是「完美媽媽」的內涵。「母乳最好」的論述已經滲透我們的日常生活,普遍存在於一般人的印象中,不管是有無哺育母乳經驗的女人和男人,皆能朗朗上口「餵母乳最好」的口號。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陳毓幃的論文「『母乳最好』?:婦女餵哺母乳的建制民族誌研究」,指出國家政策、醫療專業與媒體等形塑與參與「母乳最好」的建制過程,使得媽媽們哺餵母乳的真實經驗被邊緣化和消聲。 書寫「做媽媽」的經驗,作為療癒 從懷孕到澎澎五個月大的現在,不時會有朋友問我:「妳有考慮請育嬰假嗎?」她們多半會以過來人的經驗告訴我:「小孩的成長只有一次喔!錯過了,就不會再回來了...。」對於這些朋友,我衷心的敬佩。看著澎澎可愛的笑容,也曾經掙扎和猶豫:「我要請育嬰假嗎?」甚至,對自己無法放下工作的決定,有一絲愧疚。 【母親節早上,叫澎澎起床時,他在床上笑的花枝亂顫的模樣】 但是社會學的訓練幫助我試著理解我的「愧疚感」怎麼來的。這不是我個人獨有的經驗,許多和我有類似處境的「工作媽媽」(working mother),甚至也包括全職媽媽,我們都和「完美媽媽」的形象纏鬥著,深怕自己的不完美,造成了小孩成長的遺憾。如果,我們能將母職視為是情感關係,而不是得力求完美的工作,是不是更能單純的品嘗育兒的每一個當下?(當然,更多的男人投入育兒行列的重要性,值得另闢文討論。) 最後,媽媽要趁機告白:「澎澎,我(們)好愛你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