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崇拜幽默的人，曾經努力地想去尋找全世界最幽默的人拜師學藝，找了半天卻遍尋不著。有一天，皇天不負苦心人，當走到鏡子前面時，我終於找到了。 巷仔口社會學已發表的諸多精采文章，把生活世界的眾聲喧嘩和生活百態精準地呈現了出來。然而，街談巷議中，時而插科打諢、時而嘻笑怒罵的聲響，卻不曾進到眾說紛紜的社會學論述社群，這使得社會學想像中的眾生面孔顯得太過道貌岸然或一板正經。真實生活中實際存在的驚聲尖笑之缺席，是被社會學主流思想板塊擠壓覆蓋的結果嗎？讓我試著從孩童談起，來揭露日常生活中的幽默實相吧！
你小孩居然留在教室寫這種東西，我們需要談談嗎？談德國小學的學習與生活
我想這是很多社會學者都會遇到的情況，不管自己研究的主題是什麼，只要家裡有小孩，無論到哪一個國家，就會關注和小孩相關的社會現象和制度，並嘗試分析和比較。今年暑假我到德國進行移地研究，申請學校的時候，第一件事就是找到地方可以安置家裡九歲和三歲的小孩，否則移地研究可能馬上變成移地家庭照顧。
遊戲之外：Pokémon、隱私與國家安全
張耀中 ／澳洲Monash University 犯罪學系 神奇寶貝（Pokémon，現稱「精靈寶可夢」），為任天堂在1996年所推出的一款Game Boy遊戲。此款遊戲在當時風靡一時，而以神奇寶貝為主角的漫畫、卡通以及相關的週邊產品，例如遊戲紙牌，也紛紛被推出。從1998年起迄今，每年均有一部神奇寶貝的劇場版電影推出。而任天堂更於1998年設立精靈寶可夢企業（The Pokémon Company），專門負責神奇寶貝的動漫商品買賣、遊戲企劃開發等內容。 神奇寶貝誕生20週年之際，今（2016）年任天堂與精靈寶可夢企業，結合專門製造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簡稱AR）遊戲的Niantics，創造出讓大眾為之瘋狂的Pokémon GO! 此一手機遊戲在2016年初於日本、澳洲、紐西蘭及美國等國家進行測試，2016年7月初，首先於澳洲與紐西蘭發行，隨即在美國、日本與歐洲等國推出。在臺灣與香港的民眾的引頸期盼下，此遊戲也在七月下旬於香港，而臺灣用戶在八月初也正式加入擔任神奇寶貝訓練員的行列。但也有不少國家，如中國、韓國與伊朗，基於安全理由，不願意開放Pokémon G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BAl0I5M04g 【全民抓寶的景象，跟廟會好像有點類似】 Pokémon GO之所以盛行，主要是結合了神奇寶貝的魅力與擴增實境的功能。玩家可以在現實環境中補抓神奇寶貝，在商場（Pokémon shop）獲取神奇寶貝球與其他寶物，並可以在道場（gyms）中進行神奇寶貝的訓練與對戰。然而Pokémon GO並非是第一個擴增實境遊戲，Niantic Labs在2013年便已開發類似的擴增實境遊戲Ingress。Ingress此一遊戲在推出時並沒有受到大家特別的重視，但它卻為Pokémon GO的順利推行奠定了相當的基礎。Pokémon GO遊戲中的道場與商店（Pokémon shop），均是Ingress 遊戲中的能量塔（Portal）的位置。兩款遊戲的設置，均與Google 地圖緊密結合，也因此這些道場與商店的位置，通常都是處於大家熟悉的地標，例如公園，商店或是觀光景點。不同神奇寶貝出沒的地點，也會配合現地環境，例如在海邊與河邊就比較容易看到水系的神奇寶貝。 ◎Pokémon GO衍生的新現象 Pokémon GO最早引起筆者的注意，是因為澳洲媒體大幅度報導關於澳洲北領地警察局被神奇寶貝訓練者「入侵」的新聞。北領地警察單位更在官方臉書上說，民眾不需要進入警局便可以抓到附近的神奇寶貝「穿山鼠」（Sandshrew），更提醒遊戲者「穿山鼠」不會一下子就跑遠，因此過馬路時應該抬起頭看看兩邊，「安全的抓住所有的神奇寶貝!」（“Stay safe and catch 'em all!”）。 當然，Pokémon GO所出現的新狀況，不只有上述警察局遭「入侵」一樁。短短一個月的時間內，Pokémon GO的玩家已經造成相當多的交通意外。澳洲維多利亞州就曾發生19歲的駕駛因為邊開車邊玩Pokemon GO而導致車禍的事件。該州政府也在此一事件後，設置了將近40個標誌，提醒用路者不要一邊開車一邊抓神奇寶貝 （Don't drive and Pokemon）。此外，遊戲使用者因為專注於Pokémon GO而跌落河裡或水溝的新聞層出不窮。根據英國廣播公司ＢＢＣ的報導， 有年輕人為了抓神奇寶貝而受困於100英呎深的山洞中；在曼徹斯特更有學生因為玩Pokémon GO而被搶劫。在美國、澳洲與英國，出現了犯罪者透過此遊戲的進行，誘拐未成年者進行性侵害。美國紐約州州長更通知紐約州矯正機關，要求他們禁止性侵害案件相關的假釋犯，下載使用Pokémon GO以及其他相類似的擴充實境遊戲，違反者將取消假釋。 有不少宗教單位或機構也紛紛開始禁止Pokémon GO。 例如，美國大屠殺紀念博物館、澳洲雪梨海德公園中的戰爭紀念館，以及日本廣島和平紀念館，均已要求Niantics將位於館內的神奇寶貝以及位於館址的道館與商店移除；同時，他們也要求參觀的民眾不要在館內蒐集神奇寶貝。根據澳洲廣播公司ＡＢＣ的報導，在布里斯本就有兩位年輕人因為在喪禮進行中的教堂蒐集神奇寶貝而被要求離開。 然而，Pokémon GO的盛行也帶來的不少正面的影響。舉例來說，Pokémon GO增加了大多數玩家的運動量。平時不常運動、宅在家中的玩家，為了蒐集神奇寶貝，都因紛紛走出戶外。也有新加坡的玩家在尋找神奇寶貝的過程中，在河邊發現了屍體。而在美國辛辛那提州，有玩家在蒐集神奇寶貝的過程中，發現用藥過量的民眾，而將之緊急送醫而救回了一命。此外，根據美國媒體的報導，Pokémon GO也協助了不少患有自閉症或是亞斯伯格症的走出戶外並與他人互動。 ◎Pokémon GO：Google … Continue reading 遊戲之外：Pokémon、隱私與國家安全
Pokemon GO、擴增實境與遊戲的社會學意義
黃厚銘／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 壹、前言：Pokemon GO、科技與人類天命 Pokemon GO已經是全球六歲到六十歲全民瘋迷的遊戲了，但仍有不少人聽到「遊戲」兩個字的直覺反應是「難登大雅之堂」、「無聊」、「太閒」等等。不過，Pokemon GO的全球轟動，也引起社會各界的重視。 相關專業與學界人士從介面、敘事、乃至於製作團隊Niantic Labs的背景等等，來尋找Pokemon GO一炮而紅的答案。向來藉「壞事傳千里」來引起讀者注意的媒體，偏好報導諸如因沉迷而導致車禍的新聞（連憋尿也要責怪抓寶？）。雖說其間也不乏正面消息的報導，像是花東地區社運團體利用遊戲機制吸引人潮，並藉機宣傳反對193線道拓寬的訴求等等。此外，人潮等於商機，也不乏Pokemon GO專車、或是連鎖便利商店冰咖啡、茶葉蛋、冰棒大放送的消息。至於被Pokemon GO的動態消息洗板的臉友們，也分裂成不屑卻落伍與媚俗而幼稚這兩群人的對立。 有關Pokemon GO的新聞畫面。資料來源：https://is.gd/bq8ngd 面對一個如海嘯般席捲而來的新遊戲（科技）潮流，不管是贊成或反對，都迴避不了其直接或間接的影響。甚至連政府也開始考慮修法取締某些不當的遊戲行為，或至少公告警訊、禁止在某些區域玩Pokemon GO。日前連教育部都得召開會議研商因應對策。雖然像台北市立動物園便充分利用對Pokemon GO遊戲機制的掌握，搶得行銷宣傳的良機。 對我來說，過於簡化的歌頌或貶抑，都是落入了科技決定論的陷阱，彷彿某種科技就註定只會造成一種方向的影響。但反過來以為科技本屬中性，其影響端視人們如何使用的觀點，卻也容易使人輕忽個別科技的特性，錯失藉由細緻的理解，來尋求適切使用該科技的機會。 人們對宇宙秩序之謎的探求，自古即表現在神話裡。神話學（mythology）即是宇宙學（cosmology）。Prometheus與Epimetheus這兩位泰坦巨人兄弟的故事，告訴我們缺乏本能的人類是源自弟弟後知後覺的過失，但哥哥盜火者給予人類的禮物也顯示出，人類雖缺乏本能，卻因此以其有能力使用工具而有別於其他動物。亦即，人類的自我了解與科技脫離不了關係，用哲學家Heidegger的措詞來說，人類與科技（技術）的使用之間是一種本質性的天命關係。而在當代，應該沒有人會反對，最核心、影響力最深遠的技術，即是網路與行動電話等資訊通訊科技。Pokemon GO浪潮的形成也與此密切相關。 正如汽車發展所顯示的，人類對科技風險的認識與因應總是落後於這些技術的發明與推廣。因此，後視鏡的發明遂相應而生，但應該安裝的數量與位置，必然得透過長期研究與經驗累積之修正。接著，也因為視角範圍大小的重要性提昇，駕照考試前的體檢，也就有了新的要求標準。無論如何，影響力越大的人越有義務承受批評，科技也是如此。Pokemon GO以其知名度所招致的批評，當然和其風行有關，任何科技皆有風險，但影響力越大的科技，相應的風險也就越大，引起的疑慮也越大。基於Pekemon GO所引起的熱潮，也基於資訊通訊科技與當代人類的密切關係，對相關現象的紀錄、分析與檢討，將是資訊社會研究等相關領域的學者義不容辭的責任，甚至是年輕的學生們大展身手的機會。 其實不只是Pokemon GO，廣義的資訊社會研究皆有一個特性，那就是年輕世代較有機會做出先前世代所無從介入的經驗研究。這在整個學術領域來說，都幾乎可說是前所未見的。以社會學為例，不論是都市、階層、教育、組織、人口、家庭等等，擺在學生們眼前的不只是長久累積下來的研究成果與大量文獻，即便比較這些領域的具體經驗，年長的老師們總是都有比年輕的學生輩有更多的實際接觸。亦即，不論是在學術研究能力、專業基礎知識，還是實際經驗上，年長世代都有年輕世代所不及的優勢。但在資訊社會研究的領域，或許受限於生涯階段、身分，或是對這些掛網、玩遊戲等「無聊」活動的輕蔑，先前的世代對於這些日新月異的資訊科技應用，幾乎都沒有原生於數位時代的年輕世代那麼熟悉。從而，學生們至少在實際經驗上就佔有了優勢，甚至在相關研究成果方面，也因為現象過於新穎而較少既有的累積。因此，只要年輕世代在學術研究能力方面能虛心向學，很容易就會做出具有參考價值與開創地位的研究成果。隨著Pokemon GO的盛行，我們很快已看到不少有參考價值的分析與評論是出自年輕世代之手，甚至還反嗆出席會議研商對策的所謂學者專家。 筆者雖非神奇寶貝的世代，但在過去將近三年期間，身為Pokemon GO的前身Ingress的玩家與研究者，此刻也投入Pokemon GO的玩耍／研究。所期待的，也是不要僅僅作為一位外在、浮面，只能藉由量化的問卷調查或深度訪談來從事資訊社會研究的研究者。在本文中將應用過去在相關研究領域所引用或發展出來的理論觀點與概念，先從遊戲在人類社會中的（無）意義著手，接著解釋AR遊戲的開創性，最後再藉由與Ingress的比較，來幫助大家更具體細緻地了解Pokemon GO的遊戲機制。也希望能以此認識為基礎，來激發社會大眾對Pokemon GO潛力的想像，或許有助於降低其負面影響，發揮其正面效益。 貳、遊戲的嚴肅性與人類文明進展 遊戲之所以被視為「難登大雅之堂」或「無聊」，是相對於某些「嚴肅」活動的價值標準衡量下之結果。仔細想想，這背後其實是功利理性的利害計算。社會中少數人的玩遊戲行為，或許還比較不會對主流社會形成壓力。但當多數人即對此「無聊」遊戲俯首稱臣時，必然會激起批判性的反彈。但遊戲真的就只是無聊的遊戲而已嗎？閒暇與無聊真的是如此缺乏意義、浪費生命嗎？ 遊戲當然與閒暇密切相關，因為遊戲就是在例行的日常生活之外，切割出一個自成一格、有自身意義脈絡的場域，這可能性需要「有錢有閒」的社會經濟條件。即便奧林匹克運動會也是遊戲，其中的競爭與突破，也擺脫不掉科技研發與背後經濟資本的影響。但遊戲的意義卻也不來自遊戲之外的真實世界及其慣常的利害計算，而只在遊戲場域之內與玩遊戲這件事情本身。脫離這個脈絡，我們就無法理解為何把球踢進球門、投進球籃到底有什麼重要性？但或許大家並不知道，學術（scholar、scholastic）這個英文字的字源，就是閒暇，這令人意外的親近性，打破了學術對意義的追求與遊戲的缺乏現實意義兩者間的區分。進而我們也應該意識到，閒暇與遊戲就如同學術活動一樣，是人類文明進展的重要關鍵之一。事實上，早在一九三零年代，荷蘭學者J. Huizinga就已經寫作《遊戲人》（Homo Ludens）一書，藉由此一概念與智人（Homo Sapiens）和工具人（Homo Faber）的對照，來凸顯遊戲在界定人類本質的重要性。他還主張，文明的進展未必來自孜孜矻矻的功利追求，而往往是在既有的世俗觀點下，看似無意義的行動、思索與提問的結果。 荷蘭學者J. Huizinga的作品《Homo Ludens》。資料來源：https://is.gd/cKjg6x 遊戲、閒暇與學術之間的親近關係，也提醒我們，好的玩家通常都是嚴肅的遊戲者，也就是說，只有當真認真地玩遊戲（play seriously），才真的能夠玩得「進去」、玩「出」名堂來。從經濟與商業的角度，或許無法理解學者在象牙塔裡主張大學不是職業訓練所的堅持。但這反而凸顯出，不論是經濟、政治、學術，其實也都是自成一格的遊戲。如此我們才能理解，何以學者會不齒政客的妥協，而政治人物卻也反過來嘲笑學者的天真。說穿了，不過就是在不同遊戲的遊戲規則下，各自界定出相異的合宜遊戲行為罷了。因此，人生如「戲」──是演戲，也是遊戲，還得要當真入戲。這就是歷史學家Gombrich或社會學家Bourdieu所強調的遊戲嚴肅性。 這些看似無聊、無意義的遊戲，卻也往往由於玩家的投入其中而有了意外的產出。實際上，運作於Android手機與蘋果電腦底層的作業系統，也是遊戲心態的結果。因此，開發Linux作業系統的靈魂人物Linus Torvalds，其傳記書名就是《Just for Fun》──就只是覺得好玩有趣而已。從這角度來看，前述藝術史學者Gombrich會對遊戲這主題有興趣，應該不是巧合。因為藝術、美學的本質也是「無目的的目的性」，就跟遊戲的意義只來自遊戲的脈絡中一樣。但不只是Torvalds個人，整個支持Firefox、甚至挑戰Microsoft獨霸地位，對抗資本主義封閉與限制軟體流通的開放原始碼或自由軟體運動，其背後就是有別於基督新教的工作倫理。亦即黑客（hacker）們「覺得有趣」的自我挑戰、相互較勁心態。法國思想家Baudrillard批評Marx以勞動作為人類的類本質（其實就是Homo Faber），仍是要人有用、成為主體，但這受限於理性視野框架的出路，終究無法顛覆資本主義政經體制。因此，類似於遊戲與閒暇，他提出客體、擺爛這類無用之用的致命策略來與資本主義的工作倫理相抗衡。乃至於，即便一時缺乏有用的功利性產出，投入遊戲本身的意義，也早就足以證成其自身。就跟所有看似無聊、「美國時間」太多的思考或文學藝術創作一樣，都構成文明與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最後，遊戲（game）的字源其實就是人群的聚集（ga-men），一個人自以為是湯姆克魯斯，只是做白日夢。但置身於目睹手機畫面櫻花花瓣如吹雪般漫天飛舞，或聽聞何處抓到了奇珍異寶而瘋狂奔跑追逐的人群中，就變成幻想的交互感應（collusion of illusion），而具有現實的社會建構（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 Continue reading Pokemon GO、擴增實境與遊戲的社會學意義
社子上河圖 －－ 社子島地景敘事體的實驗性建構
康旻杰 ／臺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Once you’re a parent, you’re the ghost of your children’s future. －Interstellar, Christopher Nolan, 2014 1.敘事開展 當我們開始構思社子島的地景敘事，學生率先想到的是島上大廟坤天亭福成圓醮的放水燈儀式。其中一晚是從島頭公園放流的蓮花燈，最末一晚則因潮水走勢而移駕到關渡口施放的水燈排。「水路悠悠迎義魂，燈光熠熠接陰客」，豎燈篙放水燈，乃為邀請陸上及水上魂靈到陽間接受普渡。圓醮之夜，坤天亭廣場早排滿供品普請好兄弟，中壇元帥聖駕前，道士行傳統「禁壇結界」儀典，破穢消災，防制邪崇。廟旁的大姐阿姨們則不斷烹煮料理，隨時提供香客伙食。在神、鬼、人之間，水燈從人世陸地流入蕩蕩河水，再由水體上的漂浮微光引領回返魂魄，穿越真實道路與敘事路徑的邊界，串起島的獨特身世。 當所有關心社子島的焦點都集中在iVoting選項與結果、46年禁限建下的開發延宕、區段徵收的抵價與容積分配等都市計畫議題，除了繞島一圈的腳踏車騎士，很少人真正進入社子島，認識這處台北化外的真實居民與生活。市府的在地溝通，為的都是未來開發重新分配的利益問題，問卷調查大多是冰冷的問答。技術官僚的操作，只關乎刮去重寫的都市計畫圖上空間配置的合理性與可行性，所有的基礎資料，從歷史到人口、從生態到交通，都為服務計畫內容的正當性。過去數十年一談再談的規畫願景，對多數社子島人已趨無感，無論運河或曼哈頓社子，都不如河岸船屋或廟口樹下一壺濃茶實在。但很少看見規畫者真心想坐下來，和居民一起吹河風配口茶或故事。依循規畫流程進行了基地分析，最後卻可能失去田野。 初訪社子島，經常驚於高密度的大小廟宇，其中不乏祭祀無主之魂的陰廟或同祭神鬼的廟寺。位處台北盆地主要河川匯流之感潮與洪泛敏感地帶，順河泊岸的外來「角色」與拓墾深耕的聚落宗族，本就存在著可意識卻不時變動的邊界(border)，不僅是空間的領域區隔，也是時間甚或陰陽的分際。作為城市邊界的社子，實則為一具特定疆域的邊境(borderland)，內含豐富而歧異的棲地/聚落及微觀的社會關係。從更遠的視角審視已成半島但又被城市防洪牆排除在外的社子，既是某種水陸之間的生態交錯群落，也是城與鄉、傳統與現代之間的文化交錯群落(cultural ecotone)。交錯群落伴隨的邊緣效應(edge effect)是由緊臨但相異生態群落交疊碰撞於邊緣地帶所產生的環境效應，通常外顯出更密集的生態多樣性，看似缺乏人為控制秩序的交錯群落，反倒是多元且具有強適應力的物種所集體形塑的地景形式(Odum 1997)。 在社子交錯群落內，聚落生活的民俗本源緊扣著地方傳說、神話、儀式祭典、和水岸農漁活動建構的空間佈局，不僅強化某種可感知的感覺結構，也延展出社子島地景敘事的特殊情節。以坤天亭主祭的中壇元帥三太子李哪吒為例，哪吒之於社子，好比屈原之於河對岸的洲美，將治水神話的傳奇根植於地方的深層潛意識，隱喻河岸聚落居民對臨水的恐懼與渴望。傳說中的哪吒，既是能生波抑浪、擊潰龍王太子的天縱「兒童神」，也是最終剜肉還父、刮骨還母，乃至魂魄脫軀飄蕩的天遣之子。太乙真人雖施予蓮花化身，重塑肉身，但亦如葉俊谷(2005)所述，其「肉身成聖的過程伴隨著不斷的死亡，生與死的辯證，陰與陽的轉化」。他與生俱來的「乾坤」圈、「混天」綾，也暗示了神人「陰陽相生相剋」的「道體」；哪吒，是混沌(chaos)或太極的化身，也是穿梭于陰陽邊界的閾限(liminality)象徵。 自1970年被「士林、北投主要計畫」和「台北地區防洪計畫」指定為「限制發展區」而禁限建的社子島，既是在「懸置」(suspension)及「間界」(in-betweenness)之中自尋生活維續機制的「空間囹泊」(spatial limbo, Kang 2010) 狀態，亦是閾限者(liminal personae, Turner 1969)舊有身分認同溶解、卻依舊等待始終未臨之果陀的曖昧階段。空間向度的邊境或時間維度的閾限，往往相互指涉，勾勒出社子島懸而未決的法外與過渡處境，甚至如哪吒表徵的「陰陽和合」秩序。在都市速度與開發的夾縫中，社子島與都市計畫的理性秩序脫鉤，但持續的每日生活彌補被都市歷史敘事排除的語境，竟又自成道體。地方人之氣味生猛直接，不世故矯飾，對待外人如社之子民。而快速道路外的台北城如何能理解這天生桀驁、卻良善天真的兒童神之域？遑論馴服？ 藉由坤天亭圓醮的蓮花水燈作為魂魄回返的容器，社子島地景敘事出現了一個尚未跨過忘川、隨水燈召喚重返社子的「義魂」。作為一組外來的地景詮釋者角色，我們刻意朝向多元詮釋地方既有的文史素材、複數表意敘事者缺席的文本。每個封閉結局的敘事體 － 無論大歷史或微敘事，勢必涉及被忽略或排除的主體，尤其為深化內部認同而建構的壟斷性歷史，經常在不均等的社會關係中成為穩定權力結構或治理的工具。我們乃嘗試以開放敘事的文本，建構此「義魂」的角色，並徵得當事人R同意，凸顯他在社子島的真實處境。R的母親原是社子人，外嫁後不久成為單親，便帶著孩子回返社子。R從小在社子長大、生活、就學、並成家立業，但一家人始終是無地無殻、向親戚租賃屋殼居住的在地居民。他的三個小孩也都和他一樣在島上富安國小福安國中就學，完全認同自己的社子人角色，但在未來「生態社子島」的規畫，他們一家的居民身分將被地產開發商的地主股份取代。在市府以區段徵收為手段的明日社子島願景，他們數十年來的居住事實不被認可，可能淪為無租購屋能力可返回島上的漂流者。如無主之魂。 鬼魂(ghost)在社子島的民俗並非全然的禁忌。學生提到一部乍似十萬八千里遠的科幻電影星際效應(Interstellar)，影片中的小女孩在房間中發現許多異象，以為鬼魂顯影，末了才理解是她參與外太空計畫的父親從遙不可知的未來穿越可摺疊的蟲洞時空(Einstein Rosen Bridge)，回到地球為她提供拯救人類的線索。這部企圖以物理的多維時空體系整合重力與量子物理的奇幻電影，紮根於親密的父女關係，最終具現了片中父親對女兒所言的一句話：「一旦你為人父母，你終將成為兒女未來的鬼魂」。父女歷經不同物理時空經驗後，以各自進展的歲數重新會面。我們借用星際效應的鬼魂想像，以島上真實人物為關照及觀看地景視角，依此開展一非線性且交織不同敘事向度(包含歷史、記憶、神話、事件、影像、戲劇等)、空間場景、與地方政治的地景敘事體(landscape narrative)。 2.地景敘事體 地景敘事體可以是為地景敘述的一個故事，或是具有敘事涵構的地景。但除了故事(story)內容外，敘事體本身隱含了說故事(telling)的方法、故事的結構、故事呈現的形式、說故事的人、被敘述的主體、和他們之間的關係。地景敘事體含括空間、時間、及地景情節(plot)等軸線，並透過一種可辨識的敘述架構與形式展現。但地景不只是故事的背景，它本身就是不斷變動、充滿事件、衍生故事的過程(Potteiger & Puriton 1998)，也是抽身觀看地方的反身性距離。地景與敘事間的交互作用，讓地景敘事體成為兼具空間維度及敘事性脈絡的載體。 地方歷史書寫的敘事以史實為名，但多少因意識型態或主導權的操控，選擇性刪除了部分紀實材料而摻雜了剪接的痕跡，形成一被捏造過(forged)的敘事文本。但與地景認同息息相關的神話與傳說卻經常藉由虛構敘事的力量，凝聚成某種集體的地方意識。當地景意義最終因此被生產了，虛構與真理之間的界線益顯模糊。而與地景情感最直接而密切相關的個人與集體記憶，亦正處於虛構與真理的曖昧交會處。但當多數敘事體以封閉性結構成就一作品，地景敘事體卻傾向以開放結局的多向文本開展。即令單一地景敘事的詮釋與建構可能被時間與空間的邊界框限為封閉的敘事結構，但地景本身的敘事性是開放且隨時間逐步成形的。每一次地景的詮釋與建構，也僅是地景多向文本中一則被說出的故事。 3.社子上河圖與夜弄土地公桌遊 我們運用敘事「情節」的部署，擬仿清明上河圖的橫向卷軸開展方式，集體製作一份社子上河圖。以散點透視構圖的清明上河圖其實是一個被時間凝結的畫面，如同攝影快門按下捕捉到的奇異時刻，所有可能的故事必須由畫框外的想像填補。我們企圖讓主角R隨水燈上岸，以向玉帝借來的三天三夜人世時間，重新走過他所熟悉的社子島之日常，因此社子上河圖是一人物隨卷軸開展而移動的動態時間進程，如不少島民還頗有印象、可自行在長紙卷編劇繪圖的童年遊戲（圖一）。「上河」自古有許多不同解釋的意義，其中之一為逆河而上，在社子的區位脈絡，逆反的視角也呈現了島與城市的關係。但相較于北宋京城汴梁的繁榮富裕，社子的處境幾乎成了原圖的反諷對照。我們決定採用某種魔幻寫實的敘事方式，透過R的記憶與閾限情境，疊交不同視角組構的流動場景，以文字搭配畫面，由R的第一人稱主觀敘事再現島的章節。 圖一：社子上河圖卷軸部分截圖 社子上河圖是一個不斷擴張的實驗性敘事，我們先由個別的島上經驗和參與式觀察，配合非正式訪談內容與搜集到的文獻，開始拼貼初版的卷軸，再與社子島居民分享，聆聽他們的回饋。當所有外來專業者和市府駐地代表都只與他們討論區段徵收的安置和分配時，這些敘事的情節反而讓社區有感。我們建議最後將地景敘事發展成一套桌遊，讓玩家在遊戲的過程認識社子或重新看見自己的家園。特別關心社子少年環境教育的家長和里長想大力促成，提供了更多敘事線索。雖然我們期待社子地景敘事的開放結局可無限期繁衍，卻必須完成一階段性版本以供參與者長出更多微敘事的枝節。不久後當我們聽到R的故事，又在2016年元宵親炙夜弄土地公的燭火與鞭炮洗禮，社子上河圖卷軸加夜弄土地公桌遊的想法便漸次發酵。 R因為自己是相對弱勢的社子島居民，每每有與自家權益相關的公聽會場合便刻意缺席。他們並非唯一面對迫遷的家戶，據地方議員助理估算，依照市政府認定違建的標準，日後恐將有1/3戶數配不到市府的安置住宅。在未來預計將投資約800億的生態社子島都市計畫實境遊戲，島上現住的居民大多成為被操弄的棋子，惟有他們積極成為規畫設計桌上的玩家，才有機會發展真正屬於咱ㄟ社子島的替選。從島上最重要的無形文化資產「夜弄土地公」開始，社區居民成為玩家的參與過程，可能潛藏更多改變命運的機會。 只要親臨現場，跟隨元宵入夜後溪洲底聚落整晚的夜弄土地公祭儀，從中了解這傳統節慶與聚落歷史百年來不可分割的關係，感受社區不同年齡層無回報的熱烈參與，大概很難不認同它作為台北市最重要的無形文化資產之價值，進而憂心區段徵收手段毀滅式的重新分配將造成聚落社會與空間、連同與此聚落緊緊依附的夜弄土地公祭典全面崩解的結果。以前當河運還承載水肥，連結社子與台北的吞吐關係，島上居民會從保安宮取回大大小小的蠟燭，在元宵當天發送給提著燈籠來家門祝福的老老少少。當蠟燭的需求減低，聚落家戶便改送各式各樣的禮物給來訪的人客，無論是對聚落內的鄰居或島外的陌生人，從基於分享的流水席美食到手持傳統關刀燈籠排隊等禮物的微笑，鄰里間的熱絡往來和對外來者的好客之道全溢於言表。 … Continue reading 社子上河圖 －－ 社子島地景敘事體的實驗性建構
司法改革就是一項政治行動：政黨輪替應有的價值
王金壽 ／成大政治系，中山社會系 蔡英文總統近日提名謝文定、林錦芳為司法院正、副院長，引起軒然大波。許多論者皆以謝文定、林錦芳過去的行事風格、資歷等等來評論這件事，不過這裡我想改以臺灣過去二十年來政黨輪替與司法改革之間關係，來評論這件事。 【提名謝文定、林錦芳為司法院正、副院長，引起軒然大波】 資料來源：黃國昌立委臉書 ◎從基層出發的司法獨立改革 臺灣的司法獨立改革，一開始並不是以制度改革為出發點，而是個別的法官與檢察官透過個案所引發的抗爭行為。一開始是吳蘇案（高新武檢察官），接著是蕭天讚案（彭紹瑾、李子春檢察官），最後是法院的謝說容案（謝說容法官、張國彬法官兼庭長）。這三個案，有一些共同點。首先，所有的改革行動都失敗。二、幾個參與改革行動者，都是相當年輕的檢察官和法官，剛進入司法體系不久，還沒有完全被這體制馴化。三、參與改革行動者後來不是遭受處罰，就是被迫辭職離開司法體系。 台灣司法體系的實質改革，包含司法事務分配、參與人審會、廢除送閱制度、司法預算入憲，係於1993年底才在台中地方法院展開。台灣法院的獨立改革有幾個特色。一、大部分的改革者，都是待在基層地方法院的法官，且相當年輕，當時年紀都小於四十歲。二、幾個改革運動都相當成功。三、不像過去參與抗爭的檢察官被迫辭職，大部分法官有意地繼續留在法院體制內進行改革，即使有政治人物希望這些法官能參與政治，但這些法官認為只有繼續留在法院內，司法改革才能有實質進展。相反的，一些有爭議的法官不是辭職就是被懲處。四、國民黨和司法院面對年輕一代法官的改革運動，並沒有太多的反擊動作。 不過在這一波司法改革趨勢中，卻有另一個意想不到的改革動力，它來自於司法院體制階層的最高點：司法院長施啟揚。臺灣那時的政治和社會改革動力主要來自社會基層，沒有人會想到，在國民黨威權政權下被提拔、且擔任司法權最高位的施啟揚，有可能成為改革動力來源之一。 【國民黨背景的施啟揚，意外成為另外一股司法改革的動力】 施啟揚是民主化之後、司法獨立改革過程中，最受爭議的人士。他在擔任司法院長時，剛好是台灣民主轉型時期，也是體制內基層法官和體制外社會團體要求改革的時期。對於他在司法院內關於司改的評價，卻是完全兩極。改革派尊稱他為「獨立先生」，但民間改革團體不僅質疑施啟揚的司改理念，後來甚至全面抵制施啟揚，施啟揚的下台多少跟民間改革團體的抵制有關。 施啟揚雖然在外部失去政治上的支持，卻在內部得到改革派法官的支持。1997年年中，施啟揚因為書記官調薪案，欲請辭司法院長時，得到過去和司法院採取對抗立場的改革派法官的慰留。至此，改革派法官與司法院的關係由敵對變成合作關係。 ◎改革派法官擔任人事處長帶來制度的衝擊 施啟揚與改革派法官的合作關係，在1998年進入另一個層次：他任命了改革派法官呂太郎擔任人事處長。人事處提供人事案的來源與資料，但最後權力決定機構是人審會。在過去，人事處長經常由現任地方法院院長來擔任。呂太郎就任人事處長，代表改革派法官在人事權上，從過去在人審會被動的把關，轉化為主動進行改革，最明顯的莫過於呂太郎執行「免兼庭長」一事。 雖然當年司法改革會議有決議，庭長需有任期，但此決議並沒有強制性。呂太郎開始執行「免兼庭長」的行動後，導致許多法官的反彈，甚至到監察院去檢舉施啟揚和呂太郎，並提起訴訟。但繼任施啟揚的翁岳生繼續留任呂太郎，繼續執行高院法官免兼庭長。此案一直到2002年大法官做出第539號解釋，指出免兼庭長與憲法第81條法官身份保障之意旨，並無衝突，法理之爭才告一段落。 呂太郎在擔任人事處長三年之後，因他個人自己設下的標準（比照庭長任期），而請辭該職位。接任他的職位是同樣具有改革意識的周占春法官。周占春和呂太郎一樣，同是司訓所24期結訓，也同樣在接任人事處長前並無擔任過任何重要的司法行政職。 呂太郎跟周占春擔任人事處長對於體制的衝擊與作為，遠超過兩位司法院長的預期。例如，施啟揚原只希望免兼庭長出現幾個象徵性的個位數字，但呂太郎一共免兼了50幾位庭長。同樣的，周占春為了執行訴訟金字塔化，而拒絕調任何法官到最高法院，他為了這件事，幾乎與當時整個司法高層翻臉。這兩位對於體制的所造成的衝擊、改革（或是傷害，就看你站在那個角度）是讓許多體制內的法官至今對他們相當不滿的主要理由。 ◎司法體系內部的反撥 雖然以前的改革運動，也曾經成功地汰除某些操守不佳的法官，不過體系內仍有許多相對操守沒問題，但對司法體制與理念較為保守的法官，例如吳啟賓、孫森焱、陳計男法官等人，他們與當時司法院長翁岳生的關係良好、資歷期別不相上下，有許多人跟翁岳生還是學長或同學的關係。由於身分、職務與資歷的特殊性，這些人對於翁岳生發揮了相當大的影響力。當他們站出來反對改革派法官，而後者也無法獲得司法院長更大的支持時，台灣的司法體系內部改革動力就次逐漸消失了。直到2012年，基層法官再度發起改革最高法院，特別是廢除秘密分案，才見到另一波的改革動力。[1] 【翁岳生雖然重用改革派法官，但到了後期逐漸疏遠這群法官】 翁岳生雖然早期也重用改革派法官，但顯然呂太郎、周占春帶給舊體制的衝擊已經不是他能接受的，所以一些改革也開始變化，例如原本要執行的庭長任期制，開了一個後門，讓庭長可以無限制的連任。[2]但最重要的是，在周占春之後不再重用改革派法官，而改用跟過去改革派無關係、但在體制內表現良好的法官擔任人事處長。這位新任人事處長雖然是改革派推薦給翁岳生的，但卻不能忘記，是翁岳生訂下標準讓改革派法官去尋找下一任法官來當人事處長。 新任的人事處長在翁岳生的支持下，作風有很大的轉變。她視法官跟一般公務員沒有太大的差別、重視各種數字績效來決定升遷[3]，當然最大的變化，是最高等法院的人事。過去周占春拒絕推薦任何人上最高法院，而現在變成要到最高法院的法官，必須先經過最高法院庭長會議的同意，這等於是最高法院架空了司法院的人事權，或說的更直接一點，是司法院長翁岳生同意這樣做。如一位法官所說的，翁岳生到他任期後頭，只剩下司法改革口號，另一位法官接著說，翁岳生至少還有口號，接任他的賴英照連口號都沒有。 ◎政黨輪替跟總統的角色 相對於基層檢察官和法官在司法改革扮演關鍵性角色，我們也發現一些重要的缺席者，最重要缺席者，莫過於政治人物。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1990年所召開的國事會議中，完全沒有司法改革的相關議題，而且法官法草案在立法院擱置了多年。民進黨剛成立前後，也曾經有政治人物攻擊和嘗試要改革司法體制，但是並沒有太大的作用，而由美麗島事件辯護律師轉為政治人物的人（例如蘇貞昌、謝長廷、張俊雄）也沒有因此特別關心司法改革。 李登輝任內對於司法改革也沒有太用心，他甚至拒絕由總統出面召開全國司改會議，導致施啟揚下台。第一次政黨輪替，陳水扁上台，並沒有立即更換翁岳生，之後陳水扁任命了一向受國民黨重用的賴英照。第二次政黨輪替時，馬英九也沒有更換由陳水扁任命的賴英照。簡而言之，政黨輪替的影響，在司法院長這個層級並看不出來。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兩大黨似乎並不特別關注司法院長的政治立場與意識型態，特別是翁岳生跟賴英照。翁岳生在國民黨主政下的戒嚴時期，就開始長期擔任大法官，但同時被不同政黨的李登輝與陳水扁任命為司法院長。同樣的，賴英照戒嚴時期開始就受國民黨重用，之後則被陳水扁任命為司法院長。 ◎陷入僵局的體制內司法改革 2003/10-2007/9，翁岳生還在擔任院長，同時間有許宗力、林子儀、許玉秀（三人任期到2011/09）擔任大法官。依照部分學者與律師的看法，這樣組合的大法官或是司法院長，應該是對於司法改革有很大的助力。我相信他們是高估了這些自由派大法官們的影響力。[4]如果這群人有真正根本性改變司法體制的話，那我們現在也就不需要舉辦全國司改會議。 我相信這些自由派大法官對司法改革是有貢獻，但是不大。幾個理由：第一、釋憲制度必須有2/3大法官出席，出席人數的2/3同意，才可以通過釋憲。如果自由派大法官想要透過釋憲來改變司法體制，他們必須先拉到2/3的票數。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工作，如果無法拉到2/3票數，哪等於是維持現狀。第二、大法官是不介入司法院的行政事務，不管是人事調動、行政管考、或是司法政策，這些都是司法院長的權責。說的更直接一點，這些陽春大法官連人審會委員都不是！[5]這些大法官，除了做出釋憲之外，沒有任何權限去影響眾多法官和數以萬計的個案。 臺灣的體制，接近日本的官僚司法體系（bureaucratic judiciary）[6]，透過司法院長、秘書長、各處廳長、以及各法院院長所建立的龐大行政官僚體系，來管理控制法官。[7]如David Law所說，我們對於這樣的司法系統的組織結構所帶來的整體性的影響太過於忽略了，而這些才是司法改革的重點之一。 日本這樣的體系運作，幾乎是全世界最保守的，連大法官釋憲都被這體制影響。該體制最保守的其中一點，是由過去類似我們司法院秘書長，來接任最高裁判所的首席大法官，然後再由她/他來控管、監督整個司法體系。不管我們認不認同現有的制度，但現實上就是，臺灣的司法院長只是大法官會議的主席，如果投票的話，他也只是1/15。他握有權力，也會有更大影響力的地方，是在於整個司法行政的官僚體系。 【體制外來的司法院長，經常被傳統的司法官僚體系包圍困住】 臺灣在這一部份顯然跟日本不太一樣。司法院長很少由司法官僚體系出身，臺灣民主後化的幾個司法院長沒有一個是由司法體系出來的。從施啟陽（政治人物）、翁岳生（學者）、賴英照（技術官僚、學者）、賴浩敏（律師），沒有一個曾經在台灣司法官僚體系待過。如果他們對於整個體系運作不瞭解，那他們要如何管控、監督（如果你高興的話，哪用領導兩字好了）整個司法體系？他們身旁圍繞一群司法官僚，例如朱石炎（施啟揚時期）、楊仁壽（翁岳生時期）、謝在全（賴英照時期）、林錦芳（賴浩敏時期）。照理這些技術性官僚應該只是幕僚或是副手，但事實卻不是這樣，反而這些司法官僚經常主導了人事或是政策。所以，當賴英照因為法官集體貪瀆案而下台，他可能會自認無辜，因為哪些人事不是他主導的，但問題是他授權或是放縱這些司法官僚，才導致這個局面。原本政治任命的司法院長應該是帶著民意與社會期許去改革、領導司法體系，但這幾年的經驗卻是相反，沒有司法體系經驗的外來司法院長，被傳統司法官僚體系包圍困住。 ◎2016政黨輪替後的司改起步 對於司法改革，2016的選舉給很多人不同的期待。蔡英文在政見發表會時，公開宣傳要召開全國司改會議，也提名多位過去參與民間司改會的律師，擔任不區分立委，他們也主打司法改革的旗號來宣傳。蔡英文就任後，不僅在就職演說再次提出司改作為他施政新目標之一，還重用民間司改會的前執行長林峰正，擔任國安委員，感覺是要把司改提升到國安層級。過去兩次因為政黨輪替的司法院長、副院長請辭都被新總統慰留，但這一次跟過去不一樣，司法院長、副院長請辭，都被接受了，似乎是全國司改會議真的要玩真的。 而民間團體，特別是民間司改會，早就為全國司改會議做了各種演練。一反過去全國司改會議出現 律師對抗檢察官、法官的情況，司改會這一次主動釋出善意，公開或私底下，拜會了許多法官和檢察官。雖然司改會強調並無預設立場，但因為過去的恩恩怨怨太過深了，很多法官、檢察官都不相信司改會沒有預設立場，大概只有我這一種非法律人，才會相信司改會的說法。 感覺美好的全國司改會議即將開始之際，突然間一切又都變了。蔡英文提出的司法院長、副院長人選，引起民間很大的反彈。但曾經擔任司改會主要幹部、也被民進黨以司改為由推為不分區的顧立雄，則已經表示肯定這人事案；另一位立委尤美女則保持沈默；擔任國安委員的林峰正，或許因為職位關係，則保持不說話。但我相信現任司改會的幹部是很難過的，看著過去的伙伴，開始改變立場或保持沈默，而他們卻必須接受社會各界的質疑，以後司改會講的話，值得大家相信嗎？ ◎司法改革的本質就是一項政治行動 William C. Prillaman在對拉丁美洲所做的比較研究中，警告我們不應忽略了司法改革的真正本質：司法改革不只是單純的去政治化行政議題，它最基本的本質就是一項政治行動，即使最單純的司法行政管理改革，都可能帶來相當的政治意涵和效果。[8]Tom Ginsburg研究韓國的例子也告訴我們，法律制度的改革，本身就是一個政治過程。[9] 雖然目前司法體制內還有一些改革派的法官和檢察官，但整個體制內部改革動力已經消失了，體制內法官和檢察官的發言與行動，跟過去他們對抗上級不一樣，越來越像利益團體的發言，很多所謂的改革行動，只是為了維持自身團體的利益。[10]舉一個例子，司法人事最重要的人審會跟檢審會，越來越像是法院和檢察署山頭的分贓大會。 【小英就職演說提到要進行司法改革，不過目前的起手勢遭到許多批評】 司法改革跟所有的政治改革一樣，需要有遠見跟視野，也需要有毅力剷除既得利益，這都需要付出政治資本和代價的，最不需要的可能就是安撫。司法改革也不應僅侷限於司法院，舉韓國為例，他們也希望更改法學教育體制，不過這就會引起法官、檢察官和律師的集體反彈。如果臺灣未來要讓法官、檢察官接受民主政治的問責性，其中一個可能作法是廢除終身制。這不僅牽涉到司法院、法務部、考試院，還需牽涉到修憲了。[11] 雖然司法改革前景不能期待於一個優良的司法院長，但司法院長絕對是司法改革不可欠缺一環。韓國盧武鉉總統當年任命一位相對年輕、有改革意識的首席大法官，之後才能進行根本性的改革。[12]政黨輪替對於司法改革的一個重要意義，就是希望透過政黨輪替帶來改革動力，特別是民間的力量與視野帶入體制內，當體制內的改革動力幾乎蕩然不存的情況下，這個改革動力更顯得重要。如果還要仰賴司法舊官僚來進行司法改革，那不僅全國司改會議前景堪憂，也喪失的政黨輪替的意義了。 ＝＝＝＝＝ [1]請見林孟皇，2013，《找回法官失落的審判靈魂》。台北：博雅書屋。 [2]關於施啟揚原先對於免兼庭長一事的看法、呂太郎的政策執行、以及翁岳生立場的轉變，除了筆者的受訪資料之外，請見當年這些被免兼庭長戰友的李相助所寫的回憶錄。李相助（范立達執筆），2013，《現聲說法：一位資深法官的回憶》，台北：博雅書屋。 [3]例如地院法官要升庭長的話，上越多榜的話，就越容易出線。一共有四榜，律師公會的票選、地院法官的票選、原任職法院院長的推薦、上級審院長的推薦。 [4]一般法律學者（特別是公法學者）強調大法官在台灣民主化與司法改革的重要性。筆者不同意此看法，請見王金壽2012，〈台灣司法政治的興起〉，《台灣政治學刊》，十六卷一期：61-119。。 … Continue reading 司法改革就是一項政治行動：政黨輪替應有的價值
子女的成績不該成為媽媽的考績：從家教看母職的實踐
高子壹 /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我曾長期擔任國中生的家庭教師，今日，便想以「家教」為題，來與讀者們討論在此過程中的性別議題，特別是台灣「媽媽」們所承受的「課業壓力」。本文主要討論家教老師如何去分擔「媽媽」的工作，並調和媽媽在（嚴厲的）教育與（慈愛的）養育之間的矛盾。 http://job.web.ym.edu.tw/ezfiles/206/1206/img/673/170442881.jpg 【哪些家庭會幫孩子找家教呢？】 雙薪家庭聘請家教，主要是分擔學校留給家庭的教育工作，但自雇者與家庭主婦，都被認為有時間與心力親自教育孩子。這時媽媽經常需要使用「自己沒有能力」的說詞，來抵擋社會批評。 ◎媽媽沒能力，所以請家教？爸爸呢？ 家庭主婦許媽媽住在新竹南寮，許爸爸的職業是工頭，女兒就讀的國小是個只有數百人的小學校，高職建教合作畢業的許媽媽，也曾試著自己教孩子，但： 我放了那個課本已經二十年了，光是國小的數學算式就完全不一樣啦，我們以前是直接乘，現在他們是漸進式的，建構式數學是不是很占空間？我們以前兩行就出來了，我以前光是教我女兒，我女兒就都是叉叉，因為根本不符合現在的計算方式啊，我說我們老師以前就是這樣教啊，她說我們現在教的跟你們不一樣啊！ 如果媽媽的受教育程度有大學以上，「證明自己沒有能力」會變得更沒說服力，為了賦予「請家教」正當性，媽媽們會把教學指認為一種「專業」。私立大學外文系畢業的施媽媽還是請了英文家教： …我不可能自己去教他，因為我覺得要教她要備課要自己準備東西，而且要有連貫性。 不過高職畢業、自營美髮店的魏媽媽不完全同意這段話： 她們認為說…尋求專業啦…但是我覺得啦…像我們從小沒上過安親班，我覺得至少他們功課都還可以的範圍，我很清楚地了解說，你哪一個部分是ok的，哪一個部分是不行的，你今天單子拿回來我就知道喔你這個部分出狀況了，考不好出狀況，那我針對你這個部分加強就可以了，我不用一題一題從第一單元到第十單元，每一個單元都一題一題這樣子幫你算過，幫你稍微整個run過，我不用這麼累，因為自己從頭到尾都是我自己帶，所以我很清楚你的弱點在哪裡，我只要挑你的弱點，這樣就可以了。 她這段話背後的隱含意思是，尋求專業不能當做媽媽的藉口，只要自己能力夠，能自己教就該自己教。魏媽媽的工作場所與住家在同一棟樓，子女放學後就到店裡做功課，魏媽媽可以邊工作邊看著他們，困擾許多家長的課程改革對魏媽媽來說不是問題，因為她是「跟孩子重頭一起學」，建構式數學與過去不同的計算方式，或是破音字的讀音，魏媽媽都不怕自己教錯。 魏媽媽第一次幫小魏請家教，是小魏小六時，為了要考國中英語資優班，請小魏補習的美語補習班老師來教文法，魏媽媽特別強調：「在這方面我自己沒辦法教他」。 ◎不清楚狀況的爸爸，卻是有否決權的常任理事國 在媽媽承擔大部分家務工作的情況下，爸爸們仍會以「解答問題」的方式參與子女的學業，不過效果不彰。例如曹媽媽是國小校護，她強調自己與丈夫都是採取「愛的教育」，不打小孩，以說理的方式管教。當初為了小曹要不要補習請家教，夫妻倆有許多的討論，在竹科工作的曹爸爸覺得不需要補充教育，有他就行了，但是： …我說好啊，你要教他，你也知道你兒子又這麼懶啊，你下班又那麼晚啊，你每次問你兒子有沒有不會，你兒子又說他都沒有不會，那怎麼教？…因為他又不怕爸爸，所以有時候爸爸講甚麼他又回嘴這樣子，不然就是很不認真啊，爸爸坐在書桌他躺在床上，這樣子在教，我說到底誰是學生啊，爸爸後來受不了。 臺灣有上嫁下娶的婚姻文化，在受訪家庭裡，爸爸的教育程度大都比媽媽高，又因為過去就學時，經歷過教育部「打擊惡補」的言論影響，在概念上，認為一個「優質教育」不需要市場上的補充教育來源，而是透過家庭與學校的密切配合。然而，學業指導要有效，需要長期的教學參與，扮演養家者形象的爸爸，苦於長時間工作之餘，還要配合子女放學、晚餐、做作業的時間，坐在書桌前教學。家教對他們來說，提供了一個方便、穩定、長期的方式，藉由家教費的負擔，外包「教育指導」的責任。 有趣的是，雖然家長可以透過市場外包家庭裡的教學責任，但家長仍然必須扮演管理者及督促者，證明自己不是不負責任。我訪問過的家教老師中，除了單親家庭外，沒有和學生爸爸接洽的例子。甚至有家教教了一年，學生的爸爸還不認識家教老師的，或是從來沒有見過爸爸的。但沒有一個家教老師沒見過學生的媽媽的。 【爸爸在教育跟教養的角色上，經常扮演具否決權的人物】 資料來源：http://mypaper.pchome.com.tw/show/article/miz/A1270890471 許多家教老師都有這樣的經驗，與家教媽媽討論許久的課程內容，因為爸爸的一句話而被全盤推翻。家教老師們這樣形容爸爸與媽媽的教育分工： 爸爸比較有點像幕後黑手，跟我有比較直接聯絡的都是媽媽…… 我覺得媽媽好像是一個執行長，背後理念的是爸爸。決定權好像在爸爸那邊，媽媽一直在忙東忙西的感覺。 大部分來講，在教育這件事情，媽媽是代表一個督促者，爸爸比較像是一個精神代表。 有二十一年家教經驗的夏老師這麼說：「我常形容爸爸就是常任理事國，雖然媽媽比較清楚孩子的狀況，但爸爸有的是否決權，尤其是，很多家庭裡的經濟大權還是掌握在爸爸手上。」夏老師分享了多年前的家教家長曾講過的話：「如果不是我太忙了沒辦法教，哪裡輪得到你來賺這個錢？」 可是，大部分的母親，很難去完成這樣沈重的教育要求。夏老師認為這是「媽媽的困境」： 當一個學生她不想念書的時候，當然這個社會就會給他一個評斷，我們叫審判，就判斷說這個學生他求學是不行的，這個時候我們通常也會把這樣的價值論斷論斷到家長身上去，那家長會怕，他們會怕這樣的論斷，他們會想要逃避這樣的判斷，所以當家長看到學生的成績不行的時候，他們會很緊張，緊張歸緊張，他們沒有能力改變，所以他們就陷入一個困境，就是說，他們只能用他們從小到大、他們的家長他們的老師對待他們的方式去處理，問題是我們會發生一件事是說，我們的社會告訴我們的家長說，你們要愛的教育，但是當問題出現的時候，你要開始從愛的教育變成鐵的紀律的時候，當然就會發生親子關係的衝突，這些衝突往往在小孩子青春期的時候發生，就是說，我到底是要把跟小孩子的關係撕破臉，那逼他去念書，還是說為了維持親子關係的和諧，放棄成績。這個東西並不是一個全有或全無的，只是說他們找不到他們的平衡點…… ◎母職的困境：鐵的紀律還是愛的教育？ 「教育」母職所要求的教學工作，需要諄諄善誘的說理能力，在我的家長受訪者中，只有施媽媽以及呂媽媽能熟練地使用這種文化資本。呂媽媽的職業是國小教師，她很清楚自己在學校的角色跟自己在家庭的角色是有區隔的: 那像家庭教育的話，像通常，我覺得啦，媽媽不應該當老師。我像老大的教育就是，我是她媽媽，我也是她老師，我後來覺得媽媽不應該當老師，媽媽就是媽媽，所以我會花一點錢請外面的老師，就是請家教來教她。...我覺得當你是一個老師的時候，媽媽當老師的時候，你就會用老師的眼光去看孩子，然後妳會把重點放在她的功課上，那我現在我的角色是，我注意她的健康、注意她的生活、注意他的飲食，可是我不太再去看她的功課，我不會看她的功課。 她們請家教的原因，是為了避免教學的文化邏輯與家庭的文化邏輯產生矛盾，以維持慈愛母親的形象。施媽媽也形容自己並沒「教育」子女： 我沒有教育他們啊…我並沒有特別針對她們的功課還是他們的…我並沒有特別去管…我跟我女兒講，妳在學校就是練習團體生活跟大家和睦相處，然後把你們班整個氣氛帶起來大家很和睦很愉快，好玩，那就好了，這是妳國中三年的回憶，那回家的家教就是你的功課，就是把這個做好，那我做的就是…就是媽媽嘛。 [媽媽？] 就是媽媽，弄給他們吃，然後…聽他們說話聽他們唱歌看他們跳舞，幫他們排課程。 所以施媽媽非常清楚，「教育」就留給家教老師以及學校老師，而自己要扮演的是一個撫育性的角色。但這種教育方式之所以可能，來自於說理的能力： 我跟我的孩子真的就像朋友一樣。我們可以打來罵去，我罵她她可以回嘴的這樣，可是回嘴要在合理的，就是你不能講髒話，妳不能…太情緒化的字眼，就是我跟妳講什麼，妳回嘴就是有道理的，而且是我覺得我都可以接受，所以是像朋友這樣子在對話，我待他們也像朋友一樣，並沒有特別，我從小到大好像…不曾打過小孩，並沒有特別去打過他們，那罵的話，像我這樣講話，我也不會開，也不會太大聲去罵小孩啦，所以並沒有，他們其實也沒有做過什麼太…太怎麼樣的事情。 有趣的是，在所有家長受訪者中，只有施媽媽與呂媽媽兩個人，以前的受教育過程中，是沒有被父母體罰過的。回想過去的教育經驗時，被父母及老師體罰的威脅感一直留在媽媽們的記憶裡，有的媽媽因此決定「不打小孩」，有的則是在教改提倡「零體罰」的論述下，希望能適度調整。但過去的經驗讓調整變得困難，因為她們不懂得其他的方法。 http://www.mhmrcv.org/images/root/Punisment_Fotolia_37329439_XS_1.jpg 【新的教育論述是「愛的教育」，但是多少父母可以做到呢？】 陪我去做訪談的鍾媽媽說：「我覺得這[零體罰]根本就是讓老師棄械投降」。因為，在體罰／不體罰的選擇中，隱含的是兩套截然不同的語言模式，鍾媽媽之所以認為「不體罰」等於要父母及老師「棄械投降」是因為，「不體罰」則表示，父母及老師必須使用說理的方式與子女溝通，這不只反映一套更為精緻化的語言符碼，也反映一種更民主的親子關係。但這種親子關係對於從小被體罰長大，或者原生家庭文化資本較低的媽媽來說，是一個需要學習的能力。 小時候，曾被體罰過的媽媽們習慣服從年齡權威，並且將「尊師重道」，看作重要的倫理價值，在傳統的親子相處模式下，互動式的語言可能被視為子女對父母的不尊重，「頂嘴」常常是這一代的父母老師體會很深的世代差異。如何在說理與「禮貌」之間取得平衡，是這一代的父母苦惱的課題。如果諄諄善誘的說理方式需要文化資本作為前提，媽媽們想要學習這樣的模式，就會面臨很多困難，最後可能演變成「放任」。張媽媽與曹媽媽就面臨這樣的情況。 我一進門，張媽媽第一句話就先說：「我都不太嚴，我都很鬆的，所以我都不太會教小孩。」 曹媽媽在工作環境中，吸收了很多教養的新方式，但將她稱之為「愛的教育」的方式使用在小孩身上，也發生了很多難以招架的狀況： …有時候我就覺得我們這種講道理的方式就變成我們在他面前威嚴度不夠，所以你跟他講的話他就不太甩你這樣子啊，你利誘他，他又覺得因為物質欲望又不高，他覺得好像沒有甚麼禁得起好利誘的，所以，利好像對他沒有用，所以有時候也是比較放任。 如果無法勝任說理的教養方式，也不想採取放任式管教的話，家長最後可能會拿起棍子。 值得注意的是，袁媽媽、蕭媽媽與魏媽媽雖然都有打小孩的經驗，但是，訪談過程中，袁媽媽提到自己在參與小袁國小裡的家長團體後，接觸了親職教育的書籍，覺得自己「很對不起小孩」。魏媽媽也不斷強調，雖然自己從小是被打上來的，但是在教育子女的過程中，不斷閱讀與調整，現在採用「讚賞的教育」。蕭媽媽告訴我，她期待家教老師能分擔教育小蕭的過程中，較為嚴厲的角色扮演，讓自己能一直「愛他」就好了。 可見，當媽媽們追求慈母形象時，也引入一套（與自己的受教育經驗不同的）家庭關係結構，無論這樣的家庭關係結構是否落實在受訪者家庭中，當受訪者強調自己採取「愛的教育」、「讚賞教育」，或覺得自己以前的做法「對不起小孩」，其實正凸顯一種教養霸權論述的出現。 從以上的討論，我們已經看到，家教老師是幫忙媽媽進行家庭裡的教育工作，家教老師以老師的身分進入家庭，進行與媽媽之間的教／育分工，以維持媽媽與撫育連結的角色期待。 如此一來，「家教老師」就在父親—母親的教養分工中間，扮演潤滑劑的，讓媽媽看起來好像只管子女的情緒與人格發展、提供食衣住行等撫育工作，而爸爸就能繼續偶爾出現，指導大方向，提供家教費，以維持教／育，養家者／持家者的形象區隔，使人忽略爸爸在子女教育工作中的缺席，以及媽媽必須承擔起教、養大部分工作的事實。 ◎不要把教養失敗的箭靶指向媽媽 在父親與母親的教養分工中，教育原本是被分工給父親的，如果父親因為工作等因素，難以提供固定的教學工作，母親就得同時負擔起養育與教育的責任。但當媽媽同時扮演（本來分工給爸爸的）教育與（慈愛的）養育角色時，容易出現矛盾的情形。尤其當母職教養劇碼已經從「嚴厲」轉為「慈愛」，只有善於說理的媽媽們才能化解「教」與「養」之間的矛盾，否則，媽媽的教養態度不是轉為放任，就是動用體罰。 【孩子的成績壓力，經常轉換成為媽媽的壓力】 資料來源：https://i1.wp.com/www.socialnews.xyz/ … Continue reading 子女的成績不該成為媽媽的考績：從家教看母職的實踐
一個女性主義社會學家的界線思考
張君玫／東吳大學社會學系 比起任何現成的答案，提問的方式是更關鍵的。因為，問題的架構決定了你可能前往的方向。 同時身為社會學家和女性主義者的我可以問：「社會學為什麼需要女性主義？」也可以問：「女性主義為什麼需要社會學？」，或是更脈絡化而具體的探問兩組問題意識之間的關係。無論怎麼問，都只是許多提問方式當中的一種。關於「社會學」和「女性主義」，我們所能提出的問題儘管稱不上無限，卻也很難限定出固定選項。 ◎社會學的誕生：對「新」的體察，對「舊」的批判 社會學作為一門學科，本身就涉及了一種新的提問方式。在十九世紀中歐洲資本主義生產模式和專業化分工社會到達某個危機的高點時，一群思想家開始認為有必要以一種新的方式來探問他們所身處的歷史環境。他們意識到，既存的提問方式，無論是傳統的哲學和史學，以及十七世紀以後蓬勃發展的自然科學，包括生物學、心理學、物理學、化學等，都無法適切處理他們當下所面臨的危機。 （古典社會學三大家） 圖片來源：引用自維基百科 這些人後來被稱為「古典社會學家」，他們之間當然有著各種分歧的意見。然而，歐洲時代處境的共同點讓他們以自身存在去體現當時的歷史斷裂，不僅是人文和自然的斷裂，也包括社會和其他人文領域的斷裂。一方面，人類所創造的人文世界已經膨漲到一定程度，並且產生特殊化的複雜形態與性質，有別於自然世界的構成。另一方面，社會領域的開始展露，並且形成獨特的領域，有別於生理、心理、歷史和哲學等。這樣的歷史處境與認知，可以說是社會學誕生的雙重問題意識，促成了當時的思想轉向新的研究，開始密集討論自然科學的方法是否適用於人文世界，以及社會領域的研究是否需要有別於其他人文領域的獨特研究方法。 社會學雖然和歷史學分道揚鑣，但其學科的建立即包含了非常清晰的歷史意識。社會學作為一門學科的體質，一開始就包含了對「新」的敏感體察，以及對「舊」的批判繼承。所謂的「古典社會學家」當中沒有一個是念社會學系畢業的，因為那時候並沒有這個學科。學科建立之後的體制化卻可能漸漸削弱了社會學的批判力。 或許因此，某些學者認為「古典」和「當代」之分在社會學這門科系當中的意義不大，甚至可能會產生誤導，從而模糊了社會學內在的批判力。因為，每一個社會學家所面對的都是自身的當代處境，也都必須不斷批判地檢驗與繼承過往的知識成果，無論是科系之內或外。 依我之見，社會學內在的當代歷史意識非常值得重視。所有的教條傾向都是源自於遺忘，遺忘了過去和現在的交織、當代和當下的不斷流逝，以及具體社會存在的歷程動態。每個學科的體制化都面對了同樣的危險。在社會學的論述場域中，至少從上個世紀末開始，已經有越來越多人開始進行反思，這個學科為了自我確定而排除其他科學領域和探問方式如何可能為社會學再度注入新的力量。 ◎人文社會自然不同學科，持續跨界發展 在更廣的人文領域中，跨科際的思考也越來越受到重視。畢竟，經過了兩次毀滅性的世界大戰，以及從未停歇過的戰爭、仇殺與奴役，乃至於資本主義膨脹所連帶發生的全球環境惡化，都指向了人類的生存處境並沒有科系之分。唯一真實的是活生生的人類個體和群體如何共同生活，他們對於世界的理解，在世界之中的行動，以及關於未來的想像視域。換言之，人類存在的問題意識。 從二十世紀下半葉至今，社會學以及廣義的人文科學可以說進入了一個重新進行連結的時代。學科界線的持續跨越、重組與流動，不僅是因應新的學術趨勢，更是基於對人類生存處境的全球問題意識。在學科專業化加劇複雜的當代―我們的「當代」，比起十九世紀的「當代」更甚―人文世界和自然世界之間斷裂依然存在，但兩者之間的溝通渠道已經重新受到重視。兩個世界其實是同一個世界。但我們仍然需要更多文化翻譯的工作，在不同的學科、不同的研究取向，以及不同的方法論之間。同樣的，在面對不同的社會群體，不同的文化視域，以及不同的利益衝突時，我們都需要更多跨越學科界線的研究取向。 換言之，社會學家本身的生存處境是關鍵的，其社會物質條件和歷史文化脈絡，乃是進行社會學知識建構的核心立足點。以個人為例，我的知識出發點顯然是我生活在這座島嶼上的當代歷史意識，而這個「我」並不是只有「學者」或「社會學家」的身份，而是交織著許多不同的存在處境與樣貌，包括我的身體、性別、階級、文化等屬性與背景。身為一個社會學家，理論上對於自身所擁有的每一個「身份」都應該具備反思，我必須有能力和意願去思考自身的社會性，如同必須有能力和意願去思考整體社會的結構與過程。 以此而言，社會學內在的當代歷史意識不僅適用於思考者之外的大社會，也同時適用於思考者本身的歷史與社會構成。不過，就在這一點來說，社會學的學科制度內部卻仍顯得不夠重視。詮釋的傳統在社會學理論中是重要的，但在方法論上比較沒有著墨研究者本身的社會存在如何影響他的研究。 ◎女性主義為既有學科帶來新的提問方式 關於知識建構和思考者之間的親密關係，女性主義理論或許提供了更多路徑去探索。女性主義並不是一門學科，也不是一種「主義」，如果主義意味著某種鮮明的主張。關於「主義」一詞的語意陷阱，並不是單純的錯誤，而涉及了我們所身處的世界當中文化與學術翻譯的政治。 身為「非西方」和「非中心」的學術工作者，忽略翻譯政治是會付出慘重代價。事實上，我們的生存處境涉及了多層次的翻譯政治，除了從中心到邊緣的文化及學術翻譯，也包括不同學科界線之間的翻譯，以及日常與學術生活中不同社會文化群體之間的翻譯。 （艾瑪華森 Emma Watson 聯合國兩性平權演講） 影片來源：youtube，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BlnesMpnpo 女性主義這個詞彙所代表的基本上是一組提問的方式，環繞在我們身為性別化的社會存在所持續面臨到的處境。換言之，關於人類性別化存在的問題意識。強調性別化，而不只是性別，也涉及到了思考語言的複雜動態，不僅是字面上的翻譯。「性別化」並不是單一的賦予或取得性別，而涉及了持續而交織的過程，以及相關的權力與資源分配狀態。女性主義的問題意識，雖然表現的形式有千百萬種，彼此之間往往有激烈的爭議，但都還環繞著性別化的正當性和正義問題。 然而，性別化的問題意識除了涉及對於人類的性別區隔之外，也延伸到非人類存在物的階層化分類，包括人文高於自然的預設，以及人類高於動物的姿態。女性主義思潮中對於分類階層化的敏感程度不一，但確實似乎比傳統社會學科更充分意識到被壓迫者的人類和動物連結。 一個人顯然並不是會因為身為或成為「女人」而自動取得一種抵抗的被壓迫者意識，或自動產生欲望想和其他邊緣群體，包括動物和大自然等非人類存在進行結盟。但「女」或woman, female等陰性詞彙在定義上的相對劣勢不僅映照出或對應著社會結構上的劣勢，也相當程度透過種種機制成為那些被歸類到其中者的內在意識。 以學科分界的佈局來說，社會學和女性主義恰好形成一種對比。如前所述，社會學在成為一個學科的鮮明歷史過程中不斷尋求新的探問方式，透過排除其他的領域或方法，來建立一個適於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研究學科。然後，在制度化之後，經過全球社會局勢的變遷，開始重新思考跨科系的可能性。反之，女性主義作為一種問題意識並沒有學科的分界，而是原本在各自專業領域中的思考者把性別化的問題意識帶入他們的學科，同時也把學科的獨特方法帶進入女性主義的論述場域。 ◎看待自身專業，不是狹隘認同，而是具體與動態的處境認知 我身為社會學家和女性主義者的存在問題意識把我帶到了特定的提問方式，去探問我們島嶼所面對的歷史處境，這樣的處境，如同我們個別的存在景況，都是跨科系的。然而，這是否表現界線就此消失呢？這是我們在談論界線流動與跨越時，最常遇見的誤會之一。關於界線消失的假象並非單純的錯誤，而指向了我們的症狀，包括我們對於界線的焦慮，以及脫離身體限制的意識論幻想。種種界線其實從未消失，而是用不同的方式在展露、變形、破裂與滲漏，同時，或許更重要的，進行重組。 回歸到個別的人類思考者，都有著特定的存在處境，以及特殊的學科背景訓練等。一個思考者必須在自身界線上重新組織相關取向或方法之間的關係。在二十一世紀初的現在，我們對於生命要有更深刻而廣博的理解。因此，以生命做為典範，我們可以說，每個學科都如同一個物種，在條件不利的情況下當然也可能滅絕，但在生命個體的鬥爭與努力中也可能幸運的進行動態的演化。這是我看待自身專業的方式，不是狹隘的認同，而是更具體與動態的處境認知。
病理化童年：ADHD與藥物濫用的處遇模式座談會紀實與反思
張盈堃 ／政治大學幼兒教育研究所 一、前言[1] 2013年中國時報開卷版找我寫一篇書評《被出賣的童年》，除媒體再現的性、暴力與過度的消費主義外，關注孩子的精神脫序議題。該書作者一開始就提到美國兒童精神科門診生意興隆有愈來愈多的孩子和青少年很快被貼上憂鬱與衝動的症狀，這跟過去我們認為兒童是開心純真的圖像剛好相反，作者一開始就提到為什麼我們那麼快給孩子貼上生病的標籤？到底由誰來定義兒童的精神脫序？ 這樣的情形也發生在台灣，國小與幼兒園教師常常透過簡易的指標懷疑學童是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或亞斯伯格症，於是要求家長帶學童接受相關的診斷與用藥，除醫療途徑外，是否有其他的可能做法嗎？本座談會從多元的角度重新思考怎樣的兒童行為叫過動症？如何定義過動症？過動症再現的意涵又是什麼？因此，一方面請醫師與特教老師說明現實中決定孩子哪些行為屬於過動的診斷流程，涉及價值判斷的機制；另一方面探討西方文化論述中，常態/偏差的童年與教養的概念如何改變，反思文化與疾病的建構，如常態/偏差的童年與教養的概念如何因文化不同而異。在進入細節之前，本次座談會的核心概念就是「生醫情結」(psy-med complex)的宰制與解構，所謂的生醫情結就是家長服從醫學權威、孩子淹沒在「障礙」與「基因不良」的論述，醫師壟斷知識之門，透過所謂客觀化的量表，把個人問題簡單化與病理化。醫生擁有的知識可以用醫療化診斷來定義此一問題，換言之就是「醫療霸權」。面對ADHD等議題時，醫生、病人或家長之間存在一套文化腳本，醫生擁有技術與知識可以診斷疾病、提供治療，醫療專業不管是在台灣或是美國文化中都具有很高的位階。此外，診斷或是鑑定疾病同時也是文化的防衛機制之一，用來處理家長對於兒童發展不利的焦慮，於是利他被誤用為一種針對弱勢社群兒童的社會控制方式，同時透過病理化的標籤排除教養不利的指責。 二、病理化兒童的多重反思 (一)、醫療霸權的反思 《20 Health Conditions that Mimic ADHD 》 圖片來源：引自globalhealingcenter，by Dr. Edward Group DC, NP, DACBN, DCBCN, DABFMPublished on May 23, 2014 李佳燕醫師提到醫學上可分為診斷與治療兩個面向，ADHD不像慢性疾病一樣容易檢定，醫師會給爸媽、老師填寫量表，看點數是不是符合，有些大醫院透過臨床心理師施測專注力檢測，但有些孩子反映聽不懂醫師在說些什麼，連臨床醫生做檢測時也只是靠一台電腦而已，很難不發生診斷錯誤的情形。舉例來說，在同一個年級7、8月出生的小孩容易被診斷為過動症，因為其發展上較不成熟，表現方式比較幼稚。此外，美國醫師也曾發表「睡眠不足造成孩子出現類似過動兒的症狀」的研究論文，試問現實中台灣有多少孩子可以睡眠充足才去上學？ 至於治療，第一線就是用藥(利他能)，實證醫學證據說明用藥遠比用行為治療的效果佳，許多兒童精神科醫師強調用藥的好處，包括降低頭部創傷、降低意外傷害、降低自殺事件、降低犯罪率，以及降低毒品使用。相反地，如果不使用藥物控制的話，孩子會產生以上這些行為。此外，媒體也常常報導 ADHD的兒童，通常成績較差、學歷不高，容易低自尊。在青少年期會出現情緒憂鬱、焦慮、學習障礙，到了成年期，更容易觸犯法律、藥物濫用、酗酒，墮胎，出車禍等行為，因此成為法院常客，雖然用藥效果比起行為治療來得佳，但是現實上醫師並沒有協助孩子做過行為治療，也鮮少告訴家長如何進行行為治療，也就是醫師擁抱用藥的立場非常地明顯。 李佳燕醫師也強調精神醫學不會只有一種版本。ICD是英國與歐洲主要的診斷依據，而DSM是美國的診斷工具。二者差別在於，雖然是以同樣的症狀來計算數量，但相較於DSM認為以「或/且」來區分三種類型，ICD則堅持要「都有」才算，也就是必須同時包含缺乏注意力與過動的症狀，才符合過動症的診斷標準。儘管精神病學屆對DSM和ICD的質疑層出不窮，但大部分的精神科醫師奉其為圭臬。此外，法國發展出一套專屬的精神疾病分類系統CFTMEA，來抵抗美國DSM的影響。CFTMEA沒有症狀檢核表：雖然會描述相關的生理與心理症狀，但沒有說要達到多少數量的症狀就符合診斷標準。鼓勵醫師將孩子的注意力與過動問題放在更廣的心理與社會脈絡中，醫師有責任去拆解、釐清與處理，鼓勵醫師去思考病因，並且指認那些「與環境相關的因素」，例如「情緒、教育、社會與文化欠缺 (cultural deficiencies)，以及虐待與忽略。」ADHD的診斷也存在著文化差異，每個國家對過動症的診斷不同，鬆緊度也不同，甚至連美國各州診斷也差很多。這樣的處遇模式跟台灣醫師普遍的認知不同，醫師只處理在診間出現的事情，在台灣我們直接認為醫生就是治療疾病跟給藥，沒有其他功能。 當我們將過動症解釋成孩子不乖，過去認為是教育教養的問題，現在則認為孩子生病了。誰擁有決定孩子是不是過動症，是老師嗎？是家長嗎？還是擁有醫療專業知識的醫師？在醫療霸權或生醫情結下，其他與孩子相關的專業與非專業通通被消音，排擠了其它的原因與處理的可能性。只要讓孩子當病人服藥，創造老師、家長與孩子之間的三贏。對老師而言，治療簡單，提供非體罰式的處置方式，孩子不鬧、功課也順利完成；對家長而言，病理化減少罪惡感，不是管教無方，是小孩生病，跟自身的管教成敗無關；對孩子而言，服用乖乖丸或是聰明丸增加學校適應與學習成效。李醫師提醒兒童精神科醫生在呼籲我們不要污名化過動兒小孩之際，我們也需要反思把孩子的行為定義為一種疾病時，是標籤化的開始，也是被污名的起點。 當台灣教育觀念還是認為唯有讀書高時，其實很多孩子不適合讀書，適合做其他事情，但是他們被認為是注意力不足的過動兒。幾年前我參與另類教育的研究計畫，我在全人中學孩子的身上看到很多有潛能，卻被主流學校排擠與貼標籤的小孩，在另類教育中找到許多個人的舞台，那些被老師貼上注意力不集中的小孩，換了環境之後，可以專注在許多社團活動的課程中。我親眼看過15歲的小孩專注於裁縫與打版，做出一件頗有流行款式的獵裝外套，雖然他不見得符合主流學校專注於課業或是書本的要求，在我眼中，哪有注意力缺陷？在裁縫世界中，他比起任何同年齡的小孩更專注。從過動兒的診斷與治療，李醫師提出幾點反思：(1)所謂的過動兒，是在怎樣的社會情境下的產物？-我們是否窄化了『正常』的定義？(2)是該先改變教育教養的環境，還是先改變孩子的腦?-當教育教養有問題時，是使用藥物讓孩子順應?-使用藥物讓孩子變乖是為了誰?是否剝奪了多元發展的可能？是否剝奪了孩子的兒童性?與思想管控何異?-孩子有沒有拒絕服藥變乖的權利?(3) 醫學並非永久不變的，醫學常在犯錯與修改，醫師不只是看到表面症狀，更要看到人與所處環境。 (二)到底是誰的需求？ 特殊教育法規定裡面十三種障礙類別，注意力缺陷小朋友屬於第八項情緒行為障礙，即情緒行為表現異於同年齡或社會文化之常態者。在各縣市政府，都會有為相關教育診斷鑑定人員。張銘庭老師指出以新北市為例，包括期中鑑定(當孩子入學之後，老師發現孩子有這需求並提出)與優先入學鑑定(還沒入學前的新生篩選)兩種。特教診斷的第一步就是觀察學童，但觀察是否客觀仍需打上問號，因為每個人對孩子的觀察都不太一樣，有些時候是家長的觀察，有些時候是學校老師的觀察。負責鑑定的特教老師又稱心評人員，主要利用情境跟教具對孩子進行相關的鑑定。心評人員會再重現一般環境的情境，評估學童的表現的能力。鑑定的依據除標準化測驗(如智力測驗等)外，端視家長、學校老師、醫師對孩子觀察紀錄而定，如此才能判定學童是否具備特殊教育的需求。不是醫療證明就表示孩子有特教需求，只是大家很習慣這兩者相等，很多時候有疾病不代表你無法適應學校生活，孩子真的在學校適應有困難時，我們才會鑑定他有特教需求。 張銘庭老師提到，到底誰需要特教老師的介入？她提到在教育現場，往往是成人決定孩子有沒有需求，往往是普通班老師覺得學生有此需求，就會建議家長，轉介給特教老師；有時候家長說我的孩子有需求，期待老師在學校幫他注意。一般而言，在一般教育的介入後，仍很難改善者，這時候需要轉介給特教老師。什麼是注意力缺陷過動？從特教的觀點來看，在鑑定報告裡面常常會提到的情境包括「不管情境為何，每隔一分鐘都會對老師講話」，或者家長說：「在家裡一直找媽媽說話，不讓媽媽喘口氣」。心評人員會對比二者的情境描述，可能看似相同，但對特教老師而言卻很不相同，涉及到主觀的描述，所謂「一直」因每個人的耐心不同，對於一直講話的定義不同，「一直」到底有多頻繁，需要有數字告知頻繁的常態。張老師提到一個例子，很多家長詢問：「為什麼孩子在家可以看電視看三小時，但老師卻向我反映孩子有注意力不足，說在學校看書只能看十分鐘。」她認為可以回答的是很多文獻指出看電視其實沒有用腦，所以其實並沒有在使用注意力。此外，看書只能看十分鐘這件事情，也不會單純判斷有沒有注意力不足。通常注意力不足的孩子有個最大困難是，有時候不小心會注意到大家沒有注意到的地方。比方說，你家住在機場旁邊，通常一般人可能住久了就會習慣，自動忽略聲音，可是有注意力缺陷的孩子卻沒有辦法忽略它，他會一直注意到這聲音。 我個人一直不相信吃藥可以解決全部的問題(雖然藥物有其必要性)，也高度懷疑鑑定或是診斷的完全正確性，更不懂為什麼家長擔心小孩看三小時的電視，但看書的專注力卻不到十分鐘，因此焦慮小孩有注意力缺陷的問題。天啊！這樣的邏輯下，每個人都是潛在的病人。此外，我認為學習的媒介應該是多元的，不該只有閱讀書本這樣的形式，無聊的書籍當然很難引起共鳴。台灣學校中的大班教學、集體主義、訓規取向和課程進度壓力，使得師長較專注於班級經營和教學進度，對於個別兒童的個殊性和心靈內在層面的問題較少深入瞭解和細緻對待。有些好動活潑、回應緩慢、個性敏感或靈性較強的孩子常常因某些因素而顯得與學校生活和同儕格格不入，就會被歸類到「特殊教育」的「障礙類別」或「病童」的領域中。但這種病理化的處遇模式，往往落入一種「過度簡化歸類」和「標籤化」的迷思？因此，我們需要回到文化的脈絡來理解這個議題。 (三)兒童圖像：純真vs危機 《Naughty boys: Anti-social behavior, ADHD and the role … Continue reading 病理化童年：ADHD與藥物濫用的處遇模式座談會紀實與反思
市場化或公共化？高等教育轉型的第三條路
輔仁大學社會系/戴伯芬 立法院教育委員會朝野立委共同發起的高等教育改革論壇即將展開，開放給關心高教的師生、社會團體及民眾參與，希望提供高教改革建言。7月24日高鳳數位學院是臺灣有史以來高教停辦的首例，永達技術學院則是第一個爆發集體積欠工資而被教育部勒令停招的學校，從屏東開講，反映臺灣高教危機背後城鄉人口轉型的問題。 高等教育改革，近則牽動當前國家財政與資源分配，遠則涉及國家未來對於專業人才養成的藍圖；是臺灣知識菁英面臨的集體勞動危機，涉及國家知識人才的職涯斷裂，也牽動每位學生的學習路徑，影響到個人家庭的階級流動。高等教育沉痾已久，非短時急救即可解決，動刀手術的風險不小，也不易形成共識。本文試圖拋磚引玉，號召群眾關懷參與。 圖1 高等教育改革論壇：迎向大學的挑戰 英國工黨的前車之鑑 1997年，工黨布萊爾以不到44歲之齡成為英國百年多以來最年輕的首相，宣稱以英國當紅社會學家安東尼・紀登斯(Anthony Giddens)為導師，實踐超越左派與右派的「第三條路」。紀登斯提倡一種「社會投資國家」，取代過去福利國家的理念，強調盡可能投資人力資本而不是經濟資助，創造終身教育，除了特殊技能的培訓之外，更重要的是認知與情感能力的培養 (Giddens著，鄭式國譯， 1999)。 布萊爾賦予教育施政優先權，十年執政，「教育、教育、教育」言猶在耳，不過，在引入「市場主導改革」之後，英國教育支出佔國內生產總值比例從1975年的6.7%下降，到1995年僅佔5.2%，高等教育學費逐年攀升，反而出現更大的教育不平等。 臺灣社會對於未來高教改革藍圖仍然混沌不明，不同社會團體之間缺乏共識，甚至涉及利益矛盾與衝突。目前對於高等教育的爭議點不少，公、私立大學管理者對於教育資源的分配各有不同主張，教師工會與學生團體對於勞動權與受教權表述迥然不同，反應了高等教育政策背後根本的政治價值觀與立場之差異，如是否應該持續拔尖頂大計畫的全球競爭？抑或應該滿足社會大眾階級流動的資源分配？教師是否仍要維持長聘制或者要彈性聘任？學費該不該調整？這些問題的根源在於臺灣社會大眾如何定位高等教育，以及高等教育在臺灣未來發展要扮演什麼樣的角色？背後涉及臺灣的政治意識形態，如向左或朝右？社會民主主義或新自由主義？追求秩序、政府效能抑或自由、人權保障？(參見巷仔口社會學，王奕婷，難以對話的兩種民主觀？2014/04/14)。如果沒有進一步釐清高等教育的目的與手段之關係，很難找到解套的療方。 高等教育目的與手段之理念型 臺灣高等教育有兩種實用導向的主張，一是經濟發展主義，人才培育是為了滿足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視高等教育為國家社會的社會投資，目的在服務與滿足國家社會高技術人才需求，也是個人人力資源投資，個人受教的目的是追求勞動市場上的最大利益。目前教育部所談的學用落差，以及執行的各式產學合作計畫，基本上都是經濟發展主義下的思維。為了滿足經濟發展的勞動市場需求，在當前少子女化的人口轉型之際，高等教育需要縮編與分流，才能回應高技術/低技術勞動市場的人力需求。 另外一個高等教育的理想為博雅教育(全人教育)，源於古希臘時期柏拉圖的「七藝」思想，包含文法、修辭、邏輯、算術、幾何、天文、音樂；中國古代也有類似的禮、樂、射、御、書、數六藝；[1]博雅教育為高等教育的理想主義，如紀登斯「社會投資國家」所見，教育是終身的，受教機會不受個人社經地位、才智能力的影響。不過，高等教育不同於初等義務與普及教育，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三條確認人人有受教育之權，對於高等教育修正為「應根據能力，以一切適當方法，特別應逐漸採行免費教育制度，使人人有平等接受機會。」 為了達成博雅教育的理想，國家有兩種不同的教育政策選擇，一是偏向新自由主義的市場機制，以最小政府為原則，主張由市場來提供高等教育服務，決定不同學校、系所的學費，交由個人與家庭選擇是否進行人力資本投資，減稅同時減少公共服務，容許人民在市場自行選擇與購買，之前政府推動的自由經濟示範區政策可為代表。另外一方面則是歐陸社會民主義(左派)的公共化走向，教育為國家提供的公共財，由國家承擔教育的角色，如歐洲(英國以外)的免學費政策，同時依社會發展需要來決定專業人才配置，減少高等教育的家庭與個人負擔，公共化意味著國家必須提高稅收才能支付教育支出。 過去大多數的高教政策討論往往陷於公共化與市場化的意識形態之爭，並未納入教育目的來一併討論。當我們同時考慮高等教育的手段與目的，進行交叉分析，可以獲得圖1。由於現實上的滯礙難行，我們必須排除為了經濟發展的市場制以及以博雅教育為目的的公共化兩個極端的高教發展方向。 市場制認為高等教育目的在促成經濟發展，從臺灣的島國現實來看，高等教育將面臨經濟學蛛網理論（cobweb theory）的不均衡危機。蛛網理論是一種不均衡的供需變動模型，對於生產期長之產品，均衡點會隨時間而變動，從廠商獲知市場狀況而決定改變產量，到產量調整完成的期間太長，經常造成供需失衡。最常見的例子是農產品，例如，豬農因為豬價上升而競相擴大豬舍、增養豬隻，但是在八個月之後所有豬隻一起長大，造成市場上供過於求，即使血本無歸，也只好含淚殺豬。高等教育的受教時間更長，大學4年，研究所2年(碩士)甚至到10年(博士)，如果不能事先規劃人力需求，過剩的人力恐怕會製造無解的社會問題。臺灣當前的博士人才過剩正反映了過去高等教育市場擴張造成知識人才低度就業、學非所用的困境。其次，如果採取新自由主義，只有少數公立大學行情看漲，可能提高學費，但是依筆者之前的估計，以臺大為例，如僅仰賴學費，必須調整100%才能填補教育經費補助的缺口(參見巷仔口社會學，戴伯芬，高教退場–大學轉型正義的思考，2016年5月27日)，最後可能形成公立大學學費過高而學生念不起、私立大學招生不足而無法經營的雙重困境。 另外一個極端則是以公共化來推廣博雅教育的理想，如果保障所有想要進大學的就學者機會平等，那麼高教支出可能必須增加三倍。從2015年臺灣高級中等學校畢業生升學率來看，普通與綜合高中為96%，專業群(職業)科為80%，而高等教育的淨在學率已達71%[2]，顯示臺灣高等教育已經進入Trow(1973)所謂的「大眾普及化階段」。高等教育普及化有幾個嚴重的後果，首先是財政危機，如果私立大學比照公立大學的學費標準，以2016年高教預算812餘億來推估，全面公共化恐怕需要增加預算到2000億以上，直接排擠到中教與初教經費；其次，從英國工黨政府經驗看來，社福的優先性高於高教，臺灣正面臨高齡化社會危機，長照制度的優先性顯然比高教更加急迫；最後，高等教育與產業人才之間脫節，高教過度擴張造成學位通膨，形成高學歷高失業而底層人才缺乏的人力失衡現象。 圖2 高等教育的目的與手段之理念型 高教現實之折衝 因此，只剩下配合經濟發展的公共化以及以市場化來推動博雅教育兩種公私混合的作法。過去臺灣在經濟發展主義掛帥下，教育目的在滿足社會經濟發展的需求，公共化手段可以稱之為「選擇性的公費制」，國家透過公共補貼的手段來培養社會所需人才之不足；例如過去公費制度培養中、小學師資以及公醫制度，滿足偏鄉教師與醫師人力的不足。 目前教育部「重點科別培育公費醫師制度計畫」，即恢復2009年停頓的公醫制度，預計在105~109年之間培養500名公醫，畢業後至偏鄉從事內、外、婦、兒及急診醫學五大科醫療工作。這個政策雖招致部份醫療利益團體培養「醫奴」的批評，但是卻有助於改善城鄉醫療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過去更招非議的是教育部錯誤的技專升格政策，導致臺灣技專教育消失，基礎人力缺乏的嚴重問題，如果可以利用公費增加技專學生的數量，亦有助於補足基礎勞動力缺額。 此外，一些缺乏市場的基礎科學，如基礎的物理、化學、數學等自然科學，以及哲學、人文社會科學，在以實用為導向的招生競爭下，逐漸失去競爭力，如果放任市場機制，基礎學科有人才失衡之餘，不利於學術及產業研發深根發展，也讓國民失去專業教育之外知情達意的能力。表1呈現各國高等教育學生就讀學科之結構比較，臺灣的人才學科分布不均，特別是基礎理科人數(僅佔0.8%)，相較於中國，佔5.6%，日本3.0%，輕忽基礎理學會將造成科技創新基礎能力的衰退；另外，教育人才過少(僅佔0.2%)，顯示臺灣高教擴張下投入教育的人力卻嚴重不足。所以，研究者曾主張補助學生而非補助學校，才能確保重要專業學門的永續發展。 表1 高等教育學生就讀學科之結構 資料來源：教育部，重要教育統計資訊，原始資料來源為日本文部科學省「教育指標之國際比較」，平成25年版。教育統計目前僅分為人文、社會、科技三大類，本表中的其他類太多，需要再確認。 http://www.edu.tw/pages/detail.aspx?Node=4076&Page=20047&Index=5&WID=31d75a44-efff-4c44-a075-15a9eb7aecdf 說明：臺灣資料依96年7月4日分行實施之「中華民國教育程度及學科標準分類(第4次修正)」重新歸類， 理學含「生 命科學」、「自然科學」及「數學及統計」學門，工學含「電算機」、「工程」、「建築及都市規劃」、「運 輸服務」及「環境保護」學門，其他含「民生」、「軍警國 防安全」學門及其他領域，餘均為各領域別資料。 以市場來推動博雅教育，引入市場機制，透過差別化的學費提供學生選擇，一方面改進既有公立學校的官僚體制、低效率；另一方面放寬對於私校的招生員額與學費的重重管制。過去教育部從上而下分配教育資源引發不少批評，公立學校延續舊威權主義，不考慮少子女化的衝擊，大規模投入分部與分校的圈地運動，造就地產經濟主導的學術官僚資本主義(戴伯芬，2015)；而對於私校重重管制的結果，壓抑私校發展的多元可能性。市場機制具有回應勞動市場的彈性，有助於引導學校設立符合市場需求的系所，而大學的好壞決定學費的差別定價，可促成大學之間公平競爭，學生也可依個人偏好來決定進入或不進入大學。 私立學校整體及技術相對平均效率皆高於公立學校，政府補助對於公立學的效率值甚至呈現負相關(林效荷、蘇婉芬，2012)。依日本的經驗，大學法人化的主要目的乃在配合國家的經濟、政治所需，及應付國家財政赤字問題，不得不進行經費縮減及公務員定員削減策略(楊思偉，2005)，臺灣在大學反彈下，採取漸進雙軌制，以減少對於公立大學的衝擊。如果採取市場化的手段，逐步讓公立大學法人化，可透過市場機制改善公立大學的低效率與資源浪費。不過，英國的經驗確實發現，引入市場機制會造成學費高漲，造成貧窮家庭子女的受教權受損，擴大教育不平等。因此，也應配合家戶收入增加的比例，循序緩步調整，以保障弱勢學生入學機會平等。 高等教育：超越公、私雙元體制的社會投資 臺灣長期以學校做為資源分配的單位，製造低學費的雙元體系，一端是沒有效率、缺乏競爭的公立學校，另外一端則是資源短缺而無法改善教學品質的私立學校。如果無法改善公立大學資源運用的低效率，公共投資只是滋養學術官僚資本主義；而低學費又公共補助不足的私校無法提昇教育品質，家庭所得不足的學生雖然進入私立學校，背負學貸卻換取低品質、高通膨的學歷，無力在未來就業市場上回收投入的成本，反而促成階級逆所得分配(張宜君、林宗弘，2015)。 紀登斯將教育視為國家的「積極社會投資」，體現一種公、私合作的夥伴關係。未來高等教育應該走出公共化與市場化的迷思，配合經濟與社會發展需要，轉向公、私立大學的夥伴關係，滿足不同民眾終身學習的需求。在嚴峻的財政危機下，辨明公、私立大學不同的角色，國家教育資源可量力而為地支出，並依不同專業學門而形成差異的學費與補貼政策。讓公立大學扮演鞏固基礎研究以及提供公共服務的角色，投入不具市場利益的基礎科學研發，以及補充公共服務短缺的人力；將具有市場利益的應用學門交付私立學校，轉型發展多元彈性的學程，如短大、職訓以及專業訓練，做為人力資源投資與終身學習機構；另外，考慮按學門的屬性來決定學門的補貼，讓公共資源主要投入基礎科學，強化科技與人文社會基礎，市場機制則用來補充應用學門，透過人力資源投資，滿足多元的市場需求。 如果政府在高教政策上不作為，維持既有的資源分配模式，少子女化之後公立大學與私立大學比例雖可望從現在的0.37上升到0.43。但是勉強維持公立大學的招生員額，又無能力投入相對的高教資源，將導致資源運用低效率及教學品質持續下降。公立大學進一步整併與人事瘦身，縮減招生員額，才能鞏固國家基礎科技能力、發揮培養公共服務人才的功能；相對地，私立大學不論辦學好壞都面對不平等競爭，如果一味壓抑學費又無法提供私校經費補助，只是提供學生低利率學貸，反而製造出學費高、教育品質低的不合理現象。私立學校可以扮演提供市場主要勞動力的角色，透過公開透明的市場資訊，建立公平競爭機制。只有將公共資源投入需要協助的學生，以獎學金來取代學貸，才能確保低社經家庭的學生入學機會平等，並可以獲得同等教育品質，在同樣的起跑點開始職場競爭。 教育和福利已經成為民進黨政府執政的新符咒，用以驅散舊威權政府菁英主義的幽靈。在高教通膨的年代，不應再維持齊頭式平等，紀登斯提出「創生性的平等」(generative model of equality)(2000，頁191)，即讓高等教育選擇權回歸民眾，讓他們透過反身性選擇來決定是否、何時以及為什麼接受高等教育，也不該讓低社經地位學生承擔升學失敗的懲罰，補貼弱勢學生以保障他們的入學機會，以及有立足點平等的學習資源與工作競爭力。國家高等教育的目標與教育資源分配將決定未來高教的走向，這不是左派或右派、公共化或市場化、社會主義或新自由主義的簡單對立，而是考量經濟需求與社會發展、國家財政與公民受教權、家庭與個人投資與階級流動等多重因素的折衝結果。 參考文獻 Giddens, A.著，鄭式國譯，1999，《第三條路：社會民主的更新》。臺北：聯經出版社。 Giddens, … Continue reading 市場化或公共化？高等教育轉型的第三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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