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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覺得女性對於生育決策有發言權嗎？如果有的話，哪些因素會讓女性在生育決策上的發言權提高呢？在討論女性對於生育決策有沒有發言權之前，我們先來討論女性在家中有沒有發言權這件事。 關於女性在家中有沒有發言權，一直是社會學家及家庭人口學者關注的焦點。其中最熱門的研究議題，莫過於哪些因素影響了家中女性做家事的時間？為什麼要從做家事來談呢？從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Gary Becker的角度來看，婚姻是男女雙方為了極大化兩個人的生活福祉（well-being）所發生的結合。[1]為了極大化兩個人的生活福祉（即「養家活口」和「照顧家庭」），不可避免地要將兩個人的人力資本或其他資源進行理性、有效率地分配。由於在1960-1980年代的西方社會，男性所擁有的人力資本（如教育程度、年資等）通常較其女性配偶高。所以一般常見的分工方式就是男性出門賺錢養家，女性在家裡負責家事，或是照顧小孩及其他家中成員。在這樣的家務分工之下，大多數已婚男性皆為家中經濟的掌權者，所以他們在家中講話也可以比較大聲。相反地，女性由於在當時的人力資本較低，在勞動市場中較難取得優勢（如錄用或升遷）。因此，已婚女性在家中的發言權也較低，被分配到的家庭角色往往是處理家務、照顧小孩或其他家中成員。然而，許多文獻觀察到的一個現象是，若已婚女性在家中的經濟地位有所提升，那麼她做家事的時間也會下降。此即所謂的「相對資源論」（relative resources theory）。

日治時期，原住民姓名雖被登錄為日文音譯，但仍能保留傳統姓名。直到國民黨來台後，原住民被強迫改用漢名，不能在戶口名簿、學校或身分證上登錄自己的名字。這樣的規定長達幾十年。直到1990年代，隨著台灣民主化與原住民運動興起，政府才開放原民姓名登錄。到今天，約有5%的原住民在身分證上正式使用原民姓名。對許多原住民而言，這樣的改變，不只是形式上的，更代表一種「重新認同自己」的行動。那麼，對隨著家庭遷移到都市居住的原住民青少年來說，他們在學校也能使用原民姓名，又能講自己的族語，這些族群認同的表現，會正向的提高他們的自我概念，有助於與漢人同學相處、適應以漢人學生的需求所設計的學校嗎？就讀於以漢人為主的學校的經驗，他們因此所發展出來的，與漢人關係的適應方式又是什麼？ 我們於2018年在北台灣（台北、新北、宜蘭）隨機抽取39個高中，共有1,144名年齡在16-19歲之間的原住民學生，進行結構式問卷的調查。這些資料之所以重要，乃因這是首次有較大規模的都市原住民青少年接受社會學者所進行的調查，讓我們得以提出經驗性的證據，回答前段的關鍵性問題。

隨著人口結構加劇老化，台灣年金體系的財政平衡每況愈下，許多改革計畫陸續被排上政治議程。有別於過去聚焦在年金體系的建立與再制度化、積極開拓未納入保障對象的涵蓋率，以及現代化既有制度的立法工作，自2010年代之後，我國主要年金方案逐漸感受到沉重的財政負擔。不過，也是因為馬英九政府內部行政官僚的意見之爭，才意外為緊縮改革打開機會之窗，成為年金從擴張走向刪減的轉捩點。 十多年前，甫成功連任大位的總統馬英九展現強勢的改革決心：「我身為總統，不能坐視不管，把問題留給下任總統，就算再困難，年金改革也一定要做；我們要為彼此的未來而改革、為台灣而改革、為下一代的安全而改革」，並隨後一口氣推出勞工保險、軍公教職業退休金等四大改革計畫。雖然內容未跳脫「多繳、少領、晚退」的基本原則，也就是學理上所稱的參數改革（parametric reform），不涉及制度結構的根本改變，但由於改革對象溯及既往，仍引起利害關係人的不滿，排山倒海的壓力倒向站在民意前線的執政黨立法委員，時任立法委員王惠美批評行政部門強推年金改革，讓他們承受民眾責難，「我們的票是一票一票拜來的，你們卻是一桶一桶倒掉」，反映出對選票流失的焦慮，同時馬英九政府先前才調整退休軍公教族群及國營事業人員的年終慰問金，許多中國國民黨籍立法委員紛紛收到來自軍公教選民的抗議。於是，四大年金改革法案在立法院的審查過程卡關，軍公教退休撫卹草案僅完成逐條審查，而《勞工保險條例》修正草案則是連審議程序都未啟動。國會凍結法案形同否決，最後馬英九政府於2013年推動的年金改革，淹沒在黨內反彈聲浪之下無疾而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