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咖啡店裡喝著冰滴咖啡，外面響起轟隆的聲音——機車退檔補油聲響猛烈炸開。緊接著，一輛車以極低的傾角貼地切入彎道，引擎與輪胎發出緊繃的嘶叫聲。一旁的追焦手們，舉起長焦鏡頭對準彎心——快門聲連續響起，刷、刷、刷。車影掠過，人群的視線還沒跟上，下一輛已經逼近。這樣的場景，每到假日，總在臺灣各地反覆上演——北部的臺7乙線、北宜公路、中部的市道136號、139號、嘉義臺南的大埔阿婆灣，以及整段被稱為「浪漫臺三線」的連續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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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臺灣青年被制度化地「移動」：從遷移基礎建設看中國的對臺工程
在一個為期十天的交流營中，一群臺灣大學生被帶往中國城市參訪。行程緊湊而精心安排：大型企業、歷史文化景點、校園交流一一串接。學生在社群媒體上的照片以及中方接待單位的宣傳，呈現出一種熟悉的敘事：高樓林立的城市、熱鬧流動的街景、充滿機會與科技的企業與產業園區，以及展示豐富的歷史文物。 這些經驗，常被參與者描述為「開拓視野」、「看看世界」，甚至被視為年輕世代理所當然的跨境流動。也正是這種理所當然，使我們在面對大量臺灣青年到中國從事各類相似活動與交流的現象時，忽略了基本提問：這些移動是怎麼發生的？中共為何要將臺青移到中國？
女同志出國生小孩：跑一場既期待又怕受傷害的跨國人工生殖接力賽
2019 年 5 月，臺灣立法院通過《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臺灣成為亞洲第一個承認同性婚姻的國家。在國際和臺灣社會，這項法律改革都被視為性別平權的重要里程碑：同性戀伴侶終於能享有締結婚姻、組成家庭的權利。然而，對許多希望生養子女的同志朋友而言，同性婚姻合法化並沒有完全解決他們在組成理想家庭時的困境：在臺灣現行法律下，人工生殖醫療仍然只開放給「異性戀不孕已婚夫妻」使用。也就是說，即使兩位同性伴侶已經合法結婚，他們仍然無法在臺灣接受人工生殖療程。
金錢、權力與做性別的雙人舞──夫妻相對收入如何影響生育？
你覺得女性對於生育決策有發言權嗎？如果有的話，哪些因素會讓女性在生育決策上的發言權提高呢？在討論女性對於生育決策有沒有發言權之前，我們先來討論女性在家中有沒有發言權這件事。 關於女性在家中有沒有發言權，一直是社會學家及家庭人口學者關注的焦點。其中最熱門的研究議題，莫過於哪些因素影響了家中女性做家事的時間？為什麼要從做家事來談呢？從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Gary Becker的角度來看，婚姻是男女雙方為了極大化兩個人的生活福祉（well-being）所發生的結合。[1]為了極大化兩個人的生活福祉（即「養家活口」和「照顧家庭」），不可避免地要將兩個人的人力資本或其他資源進行理性、有效率地分配。由於在1960-1980年代的西方社會，男性所擁有的人力資本（如教育程度、年資等）通常較其女性配偶高。所以一般常見的分工方式就是男性出門賺錢養家，女性在家裡負責家事，或是照顧小孩及其他家中成員。在這樣的家務分工之下，大多數已婚男性皆為家中經濟的掌權者，所以他們在家中講話也可以比較大聲。相反地，女性由於在當時的人力資本較低，在勞動市場中較難取得優勢（如錄用或升遷）。因此，已婚女性在家中的發言權也較低，被分配到的家庭角色往往是處理家務、照顧小孩或其他家中成員。然而，許多文獻觀察到的一個現象是，若已婚女性在家中的經濟地位有所提升，那麼她做家事的時間也會下降。此即所謂的「相對資源論」（relative resources theory）。
中國威權銳實力與臺灣社會：青年一代、基層一線與網路滲透
一、前言：第三波威權化與銳實力 近年來，全球民主國家面臨第三波威權化（autocratization）的壓力（Lührmann and Lindberg 2019）。這一波威權化除了來自全球貧富差距、民主國家政治極化等因素外，也緣起於俄羅斯與中國等威權國家的對外擴張。為了說明威權政體如何跨境影響民主政治，國際關係與政策社群提出「威權銳實力」（sharp power）概念。相較於國際關係理論中的「硬實力」（hard power，如軍事與經濟）與「軟實力」（soft power，如社會與文化影響力）（Nye 2004 [1990]），銳實力指威權國家運用資訊戰、媒體滲透、教育、宗教與文化策略，塑造他國輿論與政治議程，以達成其國際與安全利益（Walker and Ludwig 2017）。 然而，威權推廣（autocracy promotion）與銳實力研究也遭到批評。學者提醒，若未釐清主要行動者與海外代理人、行動動機與利益、具體手段與實際效果，便輕率談「輸出威權主義」，容易滑向陰謀論，或高估威權國家對外干預能力（Brownlee 2017; Tolstrup 2015; Way 2015, 2016）。也有研究指出：威權政體彼此扶持、維持政權穩定，比主動推翻他國民主來得常見，因此主張「威權支持」（autocracy support）比「威權推廣」更能貼近現實（Yakouchyk 2019）。在此辯論中，「銳實力」一詞並不預設威權一定能成功輸出，而是聚焦在資訊、文化與組織操作本身，其目的可能是支援友好政權、削弱民主程序，或影響菁英與群眾的認知。 就中國而言，既有研究多著重「一帶一路」等經濟補助如何穩固友好政權（Bader 2015），或描繪中共在海外的組織網絡、媒體投資與科技滲透（Walker 2018; Walker et al. 2020; Hoffman 2021），但對其中的動機、實際運作與社會回應，仍缺乏細緻的社會學分析。臺灣學界的中共研究，多從黨國史料出發，分析對外宣傳與統一戰線（賴名倫、張廖年仲 2019；寇健文 2019）。這些研究雖未必使用「銳實力」概念，卻細緻揭露黨國實作，與國際理論形成互補。
用原民姓名、說族語：對都市原住民青少年的自尊心與適應有幫助嗎？
日治時期，原住民姓名雖被登錄為日文音譯，但仍能保留傳統姓名。直到國民黨來台後，原住民被強迫改用漢名，不能在戶口名簿、學校或身分證上登錄自己的名字。這樣的規定長達幾十年。直到1990年代，隨著台灣民主化與原住民運動興起，政府才開放原民姓名登錄。到今天，約有5%的原住民在身分證上正式使用原民姓名。對許多原住民而言，這樣的改變，不只是形式上的，更代表一種「重新認同自己」的行動。那麼，對隨著家庭遷移到都市居住的原住民青少年來說，他們在學校也能使用原民姓名，又能講自己的族語，這些族群認同的表現，會正向的提高他們的自我概念，有助於與漢人同學相處、適應以漢人學生的需求所設計的學校嗎？就讀於以漢人為主的學校的經驗，他們因此所發展出來的，與漢人關係的適應方式又是什麼？ 我們於2018年在北台灣（台北、新北、宜蘭）隨機抽取39個高中，共有1,144名年齡在16-19歲之間的原住民學生，進行結構式問卷的調查。這些資料之所以重要，乃因這是首次有較大規模的都市原住民青少年接受社會學者所進行的調查，讓我們得以提出經驗性的證據，回答前段的關鍵性問題。
臺灣八年級學生補習的跨國與跨年比較
臺灣學生參與校外補習的情況有多普遍？什麼樣的學生比較傾向去參加校外補習？學生參與校外補習的普及程度有逐年提升嗎？諸如此類的問題，深受學生、家長、教師、補教業者、教育研究者、制定教育政策者及大眾傳播媒體所關心。 補習的普及與分布情形可以反映出升學考試制度對學生學習生活的影響，以及不同背景學生間的學習機會差異，本研究使用2019年「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成就調查」（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 TIMSS）的八年級學生樣本，分析臺灣學生參與數學與自然科學校外補習的普及程度，並進行跨30個國家／地區的比較，以區辨臺灣校外補習現象與其他國家的異同。臺灣八年級學生隨機樣本約4,500份，來自200多所國中。在本文中，校外補習或稱補習，並不包含學校內的課業輔導活動或晚自習。 除了跨國比較補習的普及程度，本研究亦分析學生性別、學校所在城鄉別、家庭社經地位及學科表現等變項與補習參與的關係，藉以釐清補習活動究竟是擴大還是縮小學習機會的不平等，而這也是過去國內外補習研究所側重分析的層面。 此外，本研究分析臺灣2015年與2019年之間補習普及程度的變化趨勢。這項跨年分析有其政策意涵，因為高中「免試入學」政策與「國中教育會考」（簡稱國中會考或會考）於2014年開始實施，旨在降低學生的考試壓力，減少學生參與補習的需要。本研究的跨年分析可以呈現2014年高中入學政策改革之後，學生參與補習的消長。本研究涉及許多面向的分析，包含跨國與跨年的面向，並連結多項個人特質與補習的關係，目的是要多方面呈現臺灣國中學生參與補習的現象，提供較完整的理解。
【公共社會學】陳美華：女性閣員比例為何重要？
本文探討內閣性別比例的問題，或是更廣義的女性政治參與的問題。我們從以下三個角度來談這件事情： 一、為什麼婦女團體一直在倡議一定比例的女性內閣閣員？ 二、為什麼談到女性內閣閣員或是性別比例的時候，就會有人「要看能力不看性別」？到底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三、民主社會中，女性如果要在國會或是在政治席次裡佔一定比例，這樣子對嗎？不是應該自由選舉嗎？有女性加入、性別比例提高了之後社會會更好嗎？
逆風前行還是順水推舟？年金改革的突破與侷限
隨著人口結構加劇老化，台灣年金體系的財政平衡每況愈下，許多改革計畫陸續被排上政治議程。有別於過去聚焦在年金體系的建立與再制度化、積極開拓未納入保障對象的涵蓋率，以及現代化既有制度的立法工作，自2010年代之後，我國主要年金方案逐漸感受到沉重的財政負擔。不過，也是因為馬英九政府內部行政官僚的意見之爭，才意外為緊縮改革打開機會之窗，成為年金從擴張走向刪減的轉捩點。 十多年前，甫成功連任大位的總統馬英九展現強勢的改革決心：「我身為總統，不能坐視不管，把問題留給下任總統，就算再困難，年金改革也一定要做；我們要為彼此的未來而改革、為台灣而改革、為下一代的安全而改革」，並隨後一口氣推出勞工保險、軍公教職業退休金等四大改革計畫。雖然內容未跳脫「多繳、少領、晚退」的基本原則，也就是學理上所稱的參數改革（parametric reform），不涉及制度結構的根本改變，但由於改革對象溯及既往，仍引起利害關係人的不滿，排山倒海的壓力倒向站在民意前線的執政黨立法委員，時任立法委員王惠美批評行政部門強推年金改革，讓他們承受民眾責難，「我們的票是一票一票拜來的，你們卻是一桶一桶倒掉」，反映出對選票流失的焦慮，同時馬英九政府先前才調整退休軍公教族群及國營事業人員的年終慰問金，許多中國國民黨籍立法委員紛紛收到來自軍公教選民的抗議。於是，四大年金改革法案在立法院的審查過程卡關，軍公教退休撫卹草案僅完成逐條審查，而《勞工保險條例》修正草案則是連審議程序都未啟動。國會凍結法案形同否決，最後馬英九政府於2013年推動的年金改革，淹沒在黨內反彈聲浪之下無疾而終。
模擬極化：社群機器人如何攪亂我們的網路世界？
「網路極化」無疑是這幾年最讓人有感的社會現象之一。你可能跟我一樣，滑開 Threads、Facebook或是X等社群媒體時，會發現許多議題──無論是嚴肅的政治與社會公共討論，還是生活中的大小事──討論都彷彿被推向兩端。其中，理性對話的空間越來越窄，取而代之的是劍拔弩張、互不相讓的言論。這種「意見極化」的日常，讓人不禁納悶：究竟是誰在幕後操縱，讓我們的網路世界變得如此壁壘分明？